“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就是人民大众”

　　文 / 秦明

　　笔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条敖汉旗村民“求雨”的视频，内心五味杂陈：

　　因为传视频不方便，笔者就把村民“祷词”内容记录了下来：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镇永源后村北沟门子全体姓氏弟子，因久旱无雨，禾苗旱死，百草枯根，牛羊吃不饱，叫苦连天，老人小孩乞讨阶前。

　　2023已经过半，至今还(未)曾下透雨和牛羊见，无雨不生，无雨真难，望着黄天一声长叹，万里无云，晴空一片，何时下雨?敢问苍天。这样年景甚是少见。

　　雨露滋润禾苗壮，农民吃饭得靠天。天苍苍野茫茫，玉皇大帝四海龙王，快快降下及时雨，救我黎民早安康，百姓吃饭得靠天，万物生长靠上苍。黎民期盼、百姓渴望，快降甘甜、禾苗生长，姓氏弟子求助上苍。

　　可怜可怜真可怜，农民吃饭全靠天;保佑保佑多保佑，保佑百姓得平安;天地之间传真情，下场透雨行不行?天地之间传真爱，姓氏弟子在等待;天地之间心连心，黎民百姓孝敬您。

　　容貌一致，满桌供香，无数金钱，还有香烟，全体村民跪拜庙前，重修庙宇以表心愿，为求龙王降下甘甜，祈求上苍保佑一方：阖家欢乐、幸福安康、五谷丰登、丰收在望。

　　北沟门子全体姓氏弟子求助上苍

　　公元2023年4月30日

　　不知道村民们真的是因为久旱无雨在“祷告”，还是仅仅是举行一个例行的“风俗仪式”。

　　据笔者所知，长城之外逐水草而居的牧民，自80年代以来就“复活”了“祈雨”的传统。其中，敖汉旗兴隆沟的祈雨祭祖活动还在2018年入选了中国农民丰收节100个乡村文化活动。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对于本文开头所提到的视频，至少在笔者看来是令人不适的。

　　“祷词”中还用到了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中的一句词：“雨露滋润禾苗壮”。假如毛主席在天有灵，看到农民被逼到此种情景，想必也会愤怒的吧。

　　唐代李商隐在《贾谊》一诗中讽刺汉文帝“可怜半夜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过了上千年，一些本该坚持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党员干部，却带头搞起了封建迷信，“不问苍生问鬼神”，有的甚至动辄花大把的钱去咨询请教所谓大师、算命先生，以致上行下效，各种旧事物又复活了过来。

　　这两天，网上关于“水稻上山”的讨论很多，一些人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提出的“人定胜天”的口号，某位大V嘲讽说：“愚公移山，最后不也得靠神仙来帮忙吗?”

　　说这种话的人大概连“老三篇”都没看过，毛主席在《愚公移山》一文中讲道：

　　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天，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被感动了的“上帝”，在毛泽东时代创造了多少人间奇迹?“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创高产的大寨，太行山上凿出“人工天河”的红旗渠，“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沙石峪……短短27年间，八万五千座水库、不计其数的人工渠，相当于1200座三峡工程的土石方量，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被几万万组织起来了的中国农民一锤一镐实干出来，一举改变了数千年来中国农民“靠天吃饭”的历史。而今，“农民吃饭得靠天”的状况怎么又在敖汉旗复现了呢?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里，曾经讲述过家乡农业水利变迁的历史，1958年“大跃进”生产队里挖出的几块微型水库、1975年“农业学大寨”各公社社员记工分修建的宽逾70米的人工渠，让笔者村里的农田全部实现了人工灌溉，旱涝保收。因为大集体的消亡，90年代开始，引水到田的毛细渠率先“失修”;新世纪，在农民翻盖房子的过程中，支渠被不断挖断、侵占，干渠边上的提灌站彻底荒废，在城市化进程中连一根钢管都没有留下……

　　而今种田的是村里留守的389961部队，蔬菜和冬季小麦等旱地作物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夏季种水稻家家户户打井抽地下水——用地下水灌溉水稻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闻所未闻的。遇到持续的干旱，抽地下水都变得不可能，就像去年下半年持续到今年晚春的长达近一年的干旱，迫使很多家庭放弃了水稻育苗。未曾想初夏季节又来了持续一个月的“连阴”，不仅水稻育苗赶不上，本来就因为干旱欠收的麦子还没来得及收就发霉，生产队抢种抢收的会战场面再也见不到。

　　不知道笔者家乡的这种变迁有多大的普遍性?至少远在1200多公里外的敖汉旗，让笔者看到了某些相似性。

　　敖汉旗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南部，地处燕山山脉东段努鲁尔虎山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是典型的贫水区。

　　尽管这里是“红山文化”的发祥地，有着八千年的旱作农业史。但是，新中国成立时，敖汉旗根本没有水利工程，当地的农牧民数千年来的确就是“靠天吃饭”。

　　新中国成立以后，数千年的陈旧传统被彻底打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以后，从当地农民为了生存自发的一户、几户治山治水，到整村的大会战，从以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为单位修筑塘坝、小水库，到动员全旗力量大规模修建山湾子水库，一个个感天动地的故事被当地的劳动人民用自己的汗水书写了出来。

　　1954年，红山水库开始勘探设计，以防洪为主，兼顾灌溉发电养鱼，是国家当初在昭乌达盟兴建的三大工程之一，蓄水量比十三陵水库大24倍。1958年10月，红山水库开工，五万劳动大军齐上阵，战鼓震天、波澜壮阔。开山劈岭的爆破声雷鸣不止，劳动竞赛的红旗在整个工地上迎风招展……

　　在当时极其简陋的技术条件和极其恶劣的施工环境下，218名社员、35名民兵为着水库的兴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962年7月，昭乌达盟连降暴雨，中心雨量达到289.6毫米，洪水因有红山水库蓄拦入库，总水量达到12.4亿立方米，抵御了18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使下游西辽河、营口等地区免遭了洪灾，保护了无数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不过，这场百年难遇的大洪水，却将敖汉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修建的大部分农田水利工程淹淤冲毁。

　　面对灾难和困难，已经觉悟起来的广大社员和各级干部，不再像新中国成立初那样等着国家来帮助，开始参观学习先进地区的水利经验，自力更生兴修农田水利。

　　作为敖汉旗水利建设的样板，长胜公社遍地有水利工程，通过孟克河治理，使10万亩农田成为旱能灌溉、涝能排水的“保险田”，成为全旗各个公社学习的榜样，全旗迅速掀起了以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为中心的冬修水利建设高潮，到1964年就取得了敖汉旗的农业大丰收。

　　到1976年山湾子水库建成，敖汉旗境内形成了14座有国家注册的规模化水库，在全旗农牧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敖汉人民几十年间还坚持不懈地开展了治山治沙运动，让沙漠变绿洲，给荒山披绿装。

　　2002年6月，敖汉旗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的生态环境“全球500佳”称号，成为全国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县级单位，敖汉水利功不可没。

　　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水利工程，让有着古老旱作农业历史的敖汉旗，从过去靠“进口”大米一跃成为大米“出口”基地，实现了“双粮”自给，水稻种植面积从1980年的1.98万亩增加到1990年的6.64万亩。但是，因为基础建设失控，很多水利设施维护不当，敖汉旗的水稻种植在9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时间就开始遭遇很大的困难。(见1993年第5期《内蒙古农业科技》刊登的《发展敖汉旗水稻生产的思考》)

　　敖汉旗境内有国家注册的14座水库，因为年久淤积、设备老化失修，调蓄能力逐年下降，每年汛期来临旗乡村及水库下游群众提心吊胆，水库管理单位一度只能采取空库运行的办法，使农牧业灌溉生产受到很大损失……直到“十一五”期间才开始抢险加固。(见2010年12月13日《赤峰日报》报道《敖汉旗8座老水库“强筋健骨”再现生机》)

　　这几年，国家越来越重视生态治理，敖汉旗水利局也提出了“水利行业强监管、水利工程补短板”的总体要求，确立了“蓄住天上水、用好地表水、治清河湖水、节约地下水、改优人饮水”的“五水”理念，曾经的“弯路”似乎正在被“捋直”。

　　但农业水利工程不能仅仅靠顶层设计，还需要亿万农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一套完整的水利灌溉工程，不仅需要水库、大坝、干渠，还需要纵横密布的支渠、毛细渠，方能把水送到每个村庄、每块农田。正因为这样，本文开头所提到的视频应该得到重视，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官样”的报道。

　　据在毛主席身边做拍摄工作的舒世俊回忆，大跃进期间毛主席到农村调查，面对明显违背农业常识的产量虚报，毛主席严肃地对干部说：“县太爷要为民办事，不能当官做老爷，不深入下层，只坐在家里听汇报，象牙塔里的干部是不了解民情的。”然后，他突然问地方官员：“你们信不信上帝?”大家只是鸦雀无声地呆坐着，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不信，我信!”干部们惊呆了，没人吱声。毛主席望着大家深情地说：“这个上帝是谁?他就是人民!谁惹怒了上帝，上帝是不留情面的……”

　　毛泽东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座座需要被修复好、维护好的水利工程，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组织起来”的历史经验。

　　“组织起来”的亿万人民自己就是真正的上帝，而一盘散沙的人民只能去祈求那个虚无缥缈的“上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