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人民日报的恶毒文章已丧尽天良

张宏良：人民日报的恶毒文章已丧尽天良

 

　　司马平邦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此前我们多次批判人民日报的政治乱伦现象，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没有想到人民日报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人民日报的文章会丧心病狂到这种程度！
　　人民日报发文指出，邓小平的伟大是因为家庭圆满、儿孙兴旺，毛泽东的孤独（其实是暗喻所谓晚年错误）是因为身边缺少亲人。
　大家知道，毛主席晚年身边缺少亲人，是因为六位亲人贡献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唯留下的几个亲人，文革后又尽数遭到迫害，或者被审查或者被投入监獄，无一人有邓家人的舒适安逸，至今想起来都令人心如刀绞、双目蕴泪。
　　可是在人民日报看来，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献出亲人的至圣至伟至亲至善，反倒成了缺点错误，而邓小平没有为中国革命献出亲人，反倒成了伟大的依据。人民日报之所以敢公开如此堕落，就在于30年来他们所宣传的一种邪恶价值观: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不可能爱他人，一个不爱家庭的人不可能爱国家。按照这个邪恶价值观，叛徒蒲志高是可爱的，因为他热爱自己的生命；烈士江姐是可恶的，因为她宁死不屈。邓小平全家一个不少地活着，所以邓小平是伟大的；毛泽东的亲人为革命为人民献出了生命，所以是有问题的。这就是人民日报说宣扬的叛徒逻辑，叛徒哲学。按照人民日报这个叛徒哲学、叛徒逻辑来衡量，所有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百分之百地通通全是罪犯。
　　在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今天，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公然宣扬这种叛徒哲学，并且用这种叛徒哲学来恶毒攻击毛主席，攻击为中华民族献身的所有革命先烈，真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不仅丧失了共产党人的基本党性，甚至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人性，是名副其实的丧尽天良。
人民日报的恶毒行为已突破了道德底线，希望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能够关注一下人民日报丧失党性、灭绝人性的问题。不要让人民日报也变成苏联的真理报，最终把党和国家推上亡党亡国的道路。
　　关联阅读（一）：

《蝶恋花•答李淑一》（1957年5月11日）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关联阅读（二）

林觉民　《与妻书》译文

来源：商都网

林觉民妻子陈意映

        《与妻书》译文：

　　意映爱妻如见：我现在用这封信跟你永远分别了!我写这封信时，还是人世间一个人;你看这封信时，我已经成为阴间一鬼了。我写这封信，泪珠和笔墨一齐落下，不能够写完信就想放下笔，又怕你不体察我的心思，说我忍心抛弃你去死，说我不知道你不想让我死，所以就强忍着悲痛给你说这些话。

　　我非常爱你，也就是爱你的这一意念，促使我勇敢地去死呀。我自从结识你以来，常希望天下的有情人都能结为夫妇;然而遍地血腥阴云，满街凶狼恶犬，有几家能称心满意呢?江州司马同情琵琶女的遭遇而泪湿青衫，我不能学习那种思想境界高的圣人而忘掉感情啊。古语说：仁爱的人“尊敬自己的老人，从而推及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儿女，从而推及爱护别人的儿女”。我扩充我爱你的心情，帮助天下人爱他们所爱的人，所以我才敢在你之前死而不顾你呀。你能体谅我这种心情，在哭泣之后，也把天下的人作为自己思念的人，应该也乐意牺牲我一生和你一生的福利，替天下人谋求永久的幸福了。你不要悲伤啊!

　　你还记得不?四五年前的一个晚上，我曾经对你说：“与其让我先死，不如让你先死。”你刚听这话就很生气，后来经过我委婉的解释，你虽然不说我的话是对的，但也无话可答。我的意思是说凭你的瘦弱身体，一定经受不住失去我的悲痛，我先死，把痛苦留给你，我内心不忍，所以宁愿希望你先死，让我来承担悲痛吧。唉!谁知道我终究比你先死呢?我实在是不能忘记你啊!回忆后街我们的家，进入大门，穿过走廊，经过前厅和后厅，又转三四个弯，有一个小厅，小厅旁有一间房，那是我和你共同居住的地方。刚结婚三四个月，正赶上冬月十五日前后，窗外稀疏的梅枝筛下月影遮掩映衬;好我和你并肩携手，低声私语，什么事不说?什么感情不倾诉呢?到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只剩下泪痕。又回忆起六七年前，我背着家里人出走又回到家时，你小声哭着告诉我：“希望今后要远走，一定把这事告诉我，我愿随着你远行。”我也已经答应你了。十几天前回家，就想顺便把这次远行的事告诉你，等到跟你面对时，又不开口，况且因你怀孕了，更怕你不能承受悲伤，所以只天天要酒求得一醉。唉!当时我内心的悲痛，是不能用笔墨来形容的。

　　我确实愿意和你相依为命直到老死，但根据现在的局势来看，天灾可以使人死亡，盗贼可以使人死亡，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候可以使人死亡，贪官污吏虐待百姓可以使人死亡，我们这辈人生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内无时无地不可以使人死亡。到那时让我眼睁睁看你死，或者让你眼睁睁看我死，我能够这样做呢?还是你能这样做呢?即使能不死，但是夫妻离别分散不能相见，白白地使我们两地双眼望穿，尸骨化为石头，试问自古以来什么时候曾见过破镜能重圆的?那么这种离散比死要痛苦啊，这将怎么办呢?今天我和你幸好双双健在，天下的不应当死却死了和不愿意分离却分离了的人，不能用数字来计算，像我们这样爱情专一的人，能忍受这种事情吗?这是我敢于索性去死而不顾你的缘故啊!我现在死去没有什么遗憾，国家大事成功与不成功自有同志们在继续奋斗。依新已经五岁了，转眼之间就要长大成人了，希望你好好地抚养他，使他像我。你腹中的胎儿，我猜她是个女孩，是女孩一定像你，我心里非常欣慰。或许又是个男孩，你就也教育他以父亲的志向作为志向，那么我死后还有两个意洞在呀。太高兴啦，太高兴啦!我们家以后的生活该会很贫困，但贫困没有什么痛苦，清清静静过日子罢了。

　　我现在跟你再没有什么话说了。我在九泉之下远远地听到你的哭声，应当也用哭声相应和。我平时不相信有鬼，现在却又希望它真有。现在又有人说心电感应有道，我也希望这话是真的。那么我死了，我的灵魂还能依依不舍地伴着你，你不必因为失去伴侣而悲伤了。

　　我平素不曾把我的志向告诉你，这是我的不对的地方;可是告诉你，又怕你天天为我担忧。我为国牺牲，死一百次也不推辞，可是让你担忧，的确不是我能忍受的。我爱你到了极点，所以替你打算的事情只怕不周全。你有幸嫁给了我，可又为什么不幸生在今天的中国!我有幸娶到你，可又为什么不幸生在今天的中国!我终究不忍心只完善自己。唉!方巾短小情义深长，没有写完的心里话，还有成千上万，你可以凭方巾领会没写完的话。我现在不能见到你了，你又不能忘掉我，大概你会在梦中梦到我吧!写到这里太悲痛了!辛未年三月二十六日深夜四更，意洞亲笔写。

　　家中各位伯母、叔母都通晓文字，有不理解的地方，希望请她们指教。应当完全理解我的心意是好。

        关联图：

关联阅读(三）
 

 

 

为毛、邓辩并致奴才们
司马平邦

        奴才们吹捧邓，甚至觉得吹捧邓个人还不够，干脆吹捧起邓的家庭，后又觉得吹捧邓的家庭还不够，干脆把毛的家庭拉来给邓垫被，人民日报上发表作者张建星文章《读一位政治家，也读一位父亲－－重读〈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笔记》（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4-08/27/nw.D110000renmrb_20140827_1-24.htm）。
这个姓张的作者，和发这篇文章的媒体人民日报，用心太坏。
文中关于毛家庭与邓家庭的对比的文字如下：
　　我们往往习惯于仅从一种政治的轨道上去解释一个政治家、一个革命者的命运。其实，成就一个政治家或摧毁一个政治家的原因有时要复杂得多。在这里，或许感情、家庭这些因素尤其是不能回避的。我们知道，同是这个时代的伟人毛泽东是在不断地失去亲人的过程中走完他的革命征程的。毛泽东病危的时候（大概是逝世前十天），他的女儿李敏经中央同意，到病榻前看望她的父亲。这时的毛泽东微睁双眼，看清了是自己的女儿，便紧握住李敏的手，闭目不语。毛泽东去世后，我们看到的他更多的是被当作一位伟人，一位党的伟大领袖被悼念。而邓小平不仅如此。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除了他身上的党旗、身旁的鲜花外，离他最近的，最后拥吻他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孙儿。
　　许多公开的资料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证明并描述了毛泽东的孤独，特别是晚年的孤独。而邓小平不是。无论是他“文革”被打倒，还是再次被打倒，他始终没有失去妻子，失去家人，失去亲情，失去无比温暖的亲人之爱和天伦之乐。
政治家就一定是离群索居或彻底的独行者吗？毛毛说：“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什么，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邓小平的确没有陷入过这种不仅他不能忍受，大多数人（姑且说）也难以忍受的孤独。无论“文革”开始初被打倒，还是“批邓”“反右”，政治上的风暴所以没能最终掀翻邓小平，除了他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胸怀和坚强品质外，还因为邓小平拥有一个好妻子、好家庭，拥有从未与他“划清界限”的依恋着他爱着他的儿女。邓家不简单。能够以一个家庭的力量共同抵御几乎是灭顶之灾的政治风浪的，实在太少有也太难得了。1976年，当政治的灾难和自然的灾难几乎同时从天而降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的邓小平的夜晚是这样度过的：“到了晚上，全家人挤到这个大大的棚子里。父亲在灯下看书，妈妈和奶奶钻在蚊帐里扇着扇子聊天儿，眠眠和萌萌打打闹闹，而我们呢，有人看电视，有人则把麻将和扑克牌都拿了出来，摆在床上打。全家人住在这个大棚子下，不像在抗震，倒像在过儿童‘夏令营’。”
　　不知为什么，经人民日报这么一说，我忽然想到其实比邓更不具有“孤独感”的是1975年死在台湾的蒋，虽然蒋在1949年丢掉中国带着国民党跑到台湾，他这样的人生大风波是否比邓经历的那三起三落更大呢？但你看人蒋死的时候，一样更是儿辈成器，孙辈绕膝，而且就在他死后不久，长子小蒋还升任“中华民国总统”－－依张建星和人民日报的标准，是不是可以证明蒋比邓更有人情味，更不孤独呢？
　　这篇丧绝良知的文章，试图用一种抖机灵的方式，抽取孤例，以邓羞毛，既然奴才们拉出毛、邓二人的家庭做比较，那就不如做一个更为全面和对称的比较吧：
首先，说毛死时更孤独，但是不是该问问他孤独的原因呢？
在1949年之前，毛的亲人里有5位为中国革命牺牲，包括他的弟弟泽民、泽覃，他的堂妹泽建，他的妻子杨开慧，他的侄子楚雄；即使就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反击美帝，毛仍然把自己的长子岸英送上战场，致最后牺牲在异国－－
　　邓，即使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也非常出色的政治家，他的家庭如何能与毛相比，又有何资本与毛相比？就凭长子朴方在文革时受的那次重伤吗？
其实，虽然毛的家人里有6位为中国革命牺牲，然而从这个意思上说，毛仍然不算最为孤独者，贺龙元帅的家族里有数千人因为贺龙参加革命和直接为中国革命牺牲，而与贺龙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元勋将帅里还有许多人的家人因为他们参加革命，或者因为跟着他们参加革命而牺牲，甚至全族被灭。
呜呼！昨日！
呜呼！今日！
　　真想不到所谓的家庭的温暖（家族的存亡）居然成了毛、邓被做身后评价的证据，试想，若果当初这些革命的先烈们前辈顾及于此，谁还会去革命？包括邓在内，所以说，张建星此文明为捧邓，实为辱邓。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的最高机关报，今天发表如此邪恶的黑毛捧邓文章，名为捧邓，实为将邓生生踹到毛的对立面，将邓的家庭生生踹到毛的家庭的对立面，更是将邓和邓的家庭生生踹到一个与中国革命的正逻辑完全相反的轨道上，因为脑袋进屎，所以满嘴皆糞。
其实，我还想再说的是，谁说毛是孤独的？
1976年9月9日毛去世，1997年2月17日邓去世，想必张建星和人民日报诸位当时也是“在场”的，你们长眼长耳都可以知道，在毛去世后和邓去世后，他谁更令当时的中国人民更为悲痛、恸哭的人群更多、更伤心呢？
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民主吗？难道那些来自中国人民真诚的泪水和悲痛不是民主吗？
我查了一下，毛死后，联合国主动为毛降半旗，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机构主动为毛举行悼念活动，至于邓死后发生此方面的诸事，我想，还是最好不要提的－－我只是想问问张建星和人民日报，毛和邓业已升的灵魂－－如果他们真有灵魂，相比之下谁是更孤独的一位？
　　其实，我特别想说的，还有一件事，即在毛死后和邓死后，他们的家人的现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中，邓所谓的“温暖的家庭”成为了一种美化的证据，但我相信，这种证据他只能引用文革年代邓受政治打压时的那些状况，而绝然不敢拿邓死后至现在邓的家人的生活状况当邓更不孤独而毛更孤独的证据。
想问问，为什么不用眼下邓家人的财产状况和毛家人的财产状况比较一下，比如同时做一个财富排行榜的东西，再来证明一下邓比毛更具人情味呢？
因此，我也想借用这篇文章中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拥有邓小平这样一位父亲，是儿女后代的大幸。
拥有毛泽东这样一位父亲，是儿女后代的大幸。
同时：再警告一下张建星和人民日报，邓公在世时从来没有出任过中共的领袖，你们文中那句“拥有这样一位领袖，是一个政党的大幸”，或者只是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或者你们是把想邓公重新拉出来再架到火上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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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人民日报原文：

《读一位政治家，也读一位父亲》
——重读《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笔记
张建星
《 人民日报 》（2014年08月27日24 版）

一
毛毛（邓榕）将她这本40万字的作品，不称传记，也不肯命名为个人回忆录，她更愿意把这本书称为“感情流水账”。读过，再读过，直到眼睛有些潮湿的时候，才深深感到作者的解释是准确而有理由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本书披露的“文革”期间，邓小平写给毛泽东、汪东兴的信件。这些极为珍贵的历史信件，不仅再现了一位伟大政治家对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无限忧虑，而且字里行间体现出作为一位父亲对他的儿女、对他所有家人至真至朴至深的感情。这些信件，虽然不能和三卷《邓小平文选》相提并论，虽然不能和一位杰出政治家治党治国治军博大精深的宏言伟论相提并论，但这些信件的分量并不轻。正是这些信件使我们通过读一位父亲，读一位父亲极其真实的感情，更深地去体会去解读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其实，历史从来不会忽略或撇下个人的感情（哪怕是细枝末节的感情）去评价一位时代人物的。而且，往往正是这些个人的感情才使我们有可能解开许多难以解开的历史谜团。
二
如果忍耐是邓小平一笔巨大的财富的话，那么家庭和亲情也是他的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读了毛毛的作品，读了邓小平的“文革”岁月，感到邓小平的忍耐，既是个人的忍耐，也是一个家庭的忍耐。正是因此，邓小平的忍耐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忍耐。
三
我们往往习惯于仅从一种政治的轨道上去解释一个政治家、一个革命者的命运。其实，成就一个政治家或摧毁一个政治家的原因有时要复杂得多。在这里，或许感情、家庭这些因素尤其是不能回避的。我们知道，同是这个时代的伟人毛泽东是在不断地失去亲人的过程中走完他的革命征程的。毛泽东病危的时候（大概是逝世前十天），他的女儿李敏经中央同意，到病榻前看望她的父亲。这时的毛泽东微睁双眼，看清了是自己的女儿，便紧握住李敏的手，闭目不语。毛泽东去世后，我们看到的他更多的是被当作一位伟人，一位党的伟大领袖被悼念。而邓小平不仅如此。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除了他身上的党旗、身旁的鲜花外，离他最近的，最后拥吻他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孙儿。
许多公开的资料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证明并描述了毛泽东的孤独，特别是晚年的孤独。而邓小平不是。无论是他“文革”被打倒，还是再次被打倒，他始终没有失去妻子，失去家人，失去亲情，失去无比温暖的亲人之爱和天伦之乐。
政治家就一定是离群索居或彻底的独行者吗？毛毛说：“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什么，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邓小平的确没有陷入过这种不仅他不能忍受，大多数人（姑且说）也难以忍受的孤独。无论“文革”开始初被打倒，还是“批邓”“反右”，政治上的风暴所以没能最终掀翻邓小平，除了他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胸怀和坚强品质外，还因为邓小平拥有一个好妻子、好家庭，拥有从未与他“划清界限”的依恋着他爱着他的儿女。邓家不简单。能够以一个家庭的力量共同抵御几乎是灭顶之灾的政治风浪的，实在太少有也太难得了。1976年，当政治的灾难和自然的灾难几乎同时从天而降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的邓小平的夜晚是这样度过的：“到了晚上，全家人挤到这个大大的棚子里。父亲在灯下看书，妈妈和奶奶钻在蚊帐里扇着扇子聊天儿，眠眠和萌萌打打闹闹，而我们呢，有人看电视，有人则把麻将和扑克牌都拿了出来，摆在床上打。全家人住在这个大棚子下，不像在抗震，倒像在过儿童‘夏令营’。”
“这就是家，一个温暖幸福的家，一个惊涛骇浪之中的心灵之家。”
很难想象，也不应当作这样的假想，假如邓小平没有这样一个家，没有这些爱着他并簇拥着他的亲人，没有他的妻子的陪伴，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命运又该如何？他的那些改变中国的史诗般的伟大规划和梦想又能走多远？实现多少？事实是，邓小平不仅再次精神矍铄地复出，不仅以93岁的高龄辞世，而且在生命岁月最后的十几年中他还以惊人的力量和智慧改变了我们这个国家、甚至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四
也许的确不该做这样的比较，读这本“感情流水账”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两个人，一个是刘少奇，一个是顾准。前者在被打倒的同时，他的妻子被抓进监狱，这位前国家主席显然是在极端孤独和痛苦中故去的。可以作这样的推想，如果刘少奇能够被允许始终与妻子相伴，如果他不但有妻子相伴，也有江西步校那样一个允许孤独也允许思想的院落，他或许不会那样早、那样痛苦地逝去。而顾准呢？1974年，在顾准心里，那一定是一个很寒冷很寒冷的冬天。生命垂危的顾准，临终前几乎是乞求见一下与他“划清界线”的子女，见一下他近在咫尺的老母亲，但终未如愿。原因很简单，那时顾准身上的符号只有两个字，不是父亲，也不是儿子，而是“右派”。所以，想最后看一下儿子的母亲被劝阻，应该向父亲作最后告别的儿女没有来。不敢想象顾准临终前那种被掏空一切的绝望和痛苦。不敢想。想一遍就会流一遍泪。抑制不住的热泪。这一段段让人泪如雨下的历史章节总会让人作这样的思索：这究竟是历史的不幸，还是个人的不幸？这究竟是时代的悲剧，还是个人的悲剧？或者说，我们能简单地、清晰地将这两者轻松地分开吗？我想很难。因为，悲剧可能是历史的，但泪水一定是个人的。
五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政治的追求当然是难以放弃、不能割舍的。因为这里有一个政治家的全部人生价值和人生梦想。但亲情呢？家庭呢？或许还应该有这些政治家的爱情。失去这些，或者所有这些又极其不完整呢？这对政治家的命运又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甚至对政治家的政治判断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甚至相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极其值得研究的题目。这个题目不仅是读者需要的，也是政治家需要的；不仅是政治家个人需要的，也是政治化了的历史需要的。
六
无情未必真豪杰。
无论读此书，还是读三卷本《邓小平文选》，或是读邓小平无比生动也感人的生平图片，伟人的大智大勇、治国方略当然动人心魄，但常常让我动情落泪的还是一个政治家对民族对人民的深情、对亲人的深情。阅读邓小平的生平图片，觉得越到晚年，邓小平的目光、笑容，越能让人在感受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的同时，感受一个普通父亲，一个普通丈夫，一个普通老人经过沧桑岁月磨砺之后的至真之情。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总共收选了邓的15封信件，这些信件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写给毛泽东或汪东兴的。这些信里，虽然也涉及党事国事，但更多的，或者说大量的都是家庭琐事、亲人之事。有关于妻子卓琳的血压；有关于邓林“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有很详尽的十分拮据的二百多元生活费的分配；有关于朴方病情的情况，并“只能要求你的帮助（指汪东兴），要求党的帮助”。对此，作者毛毛的评价是：“可以看到，‘文革’当中，父亲写信往往都是为家庭的‘琐事’。父亲这个人，向来行事简约。在工作中，讲话不写讲稿，写报告也总是言简意赅，从不赘言。在生活中，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就连与他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妈妈，也从未见过他因家事写信。而在‘文革’中间，在家庭处于困境之时，在他的家人子女需要得到关怀和帮助时，作为一家之长，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写信，而且是不厌其详地写信。‘文革’中，他总是觉得家人和孩子们是因为他才受到这么多的委屈和不幸，他总想尽他的能力，尽一切可能，为家人和孩子们多做点再多做点。他从不要求孩子们为他做什么。他付出了对家人子女的全部的爱，却不要求任何回报。这是人世间最朴素的爱。估算一下，‘文革’十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80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七
“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
这是写于1971年2月的一封短信的开头。这就是邓小平，很真实，很感人。
我只能说：
拥有这样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国家的大幸；
拥有这样一位领袖，是一个政党的大幸；
拥有这样一位丈夫，是一个妻子的大幸；
拥有这样一位父亲，是儿女后代的大幸。
20世纪拥有了邓小平这样一位世纪伟人，应该说这也是历史和民族的大幸！
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