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湾青年的自述

　　2019-11-08 03:17

　　我是一个客家人，出生在台中的一个普通家庭。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正好遇到陈水扁执政上台。当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陈水扁到了台中市东势工业高级中学访问以后，在学校掀起了以讲闽南语“爱台湾”作为分类和成群结党的现象，数学老师转用闽南语讲课。彼时懵懂的我不随潮流，带有抵抗地自学简体字，在大陆网上学习科学知识，认识了神舟系列的航天设备，也因此被同学扣上了“共匪”“匪谍”等称呼。

　　2008年，我第一次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我从澳门拱北口岸到广州时，看到正在修筑的广州塔。我又到河南省博物馆中领略了我们中国历史浩瀚的内涵，当时有朋友跟我说，你们客家人正是从这里出发，最后有一些分支血脉到了台湾。首都北京也令我十分惊讶，我们中国人竟然能够有那么大的城区，比起来，我在台湾成长的经历一切都是那么的微小。

　　我在大陆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欣欣向荣，大家奋力求发展，一切都是为了经济建设，为了繁荣富强。我对祖国的发展由衷地认同和称赞。2008年祖国早就已经发展繁荣了，而身边的台湾青年却还活在梦里，活在想象中的自豪和傲娇里。

　　回到台湾后，我的思想得到真正的解放。我看到真实的大陆不是台湾宣传的那样，而是繁荣富强的开始。于是，我在台南和台中办起了读书会，学习中国近代史和社会主义。

　　当时看到正在向下沉沦的台湾和腾飞的大陆，我决心要认识更多，于是考取了金门大学的大陆研究所，追寻着当年惊鸿一瞥的北京。从一个学自动控制的理工男转行学习文科，没有领路人指引我，我只能心向着祖国，缓慢地匍匐前进，摸索着道路。看如今许多台湾青年，大学就能到大陆学习，是多么的幸福啊。

　　在金门大学学习期间，我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逐渐认识到台湾的政治制度正是制约台湾发展的障碍。也是从那时候起，在台湾统派还是一片蓝旗的情况下，我成了又红又专、坚定的祖国派。

　　2013年，我离开台北的政治圈，独自一个人住到了深圳的城中村。在这一年，我以深圳为中心，断断续续地背包走过红军的长征路，中途还到北大参加申请博士考试。我用半年的时间，花了人民币6000多元，从福建出发走到四川甘孜又走到陕西延安。

　　走完长征路考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我思考解决台湾问题的落脚点和再出发点。到北大学习以后，我静下心来，不只是以台湾政治运动参与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北京，我认识到了一个广阔的台湾，而扬弃了短视近利、只有当下眼前政治利益的台湾。

　　解决台湾问题关键在大陆，但在当代我们爱国台胞能做什么?我寻找到的答案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在2015年的时候我参加了团中央组织的西部计划支教项目，成为北大支教团的一员，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去支教。实践祖国统一的道路上还有不少可爱的台湾同胞，在2015年后王裕庆同学也走上这条认同祖国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我们在北京大学一起组织台湾同胞学习党史。

　　从2016年民进党执政以来，台湾当局使坏的程度变本加厉。取消复旦卢丽安教授的台湾户籍、用调查局强行搜索的方式限制了王炳忠和新党朋友以及统促党朋友进出台湾的人身自由，处罚在厦门担任社区助理的台湾同胞，纵容“台独”势力在台湾猖狂活动，台湾“陆委会”直接点名恐吓在大陆学习愿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台湾青年，用刑法来处罚爱国的、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反台独”人士。

　　我看到的台湾早就是没有言论自由，更加没有民主的台湾，所谓的台湾价值就是谁大声谁有理，披着假民主外衣的民粹霸道横行，最后的结果是台湾同胞集体被台湾当局控制的媒体裹挟不敢怒不敢言。沉默螺旋下的台湾青年，最终失去表达自己主张、意见的权利。笔者见过很多被“台独”围剿的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青年，在互联网上遭受“台独”网民的各种羞辱式人身攻击以及人肉曝光搜索。但是，我们更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同胞，不惧台湾当局的恐吓和打压，来表达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这显示了台湾爱国同胞的力量正在复苏和觉醒。

　　新时代的台湾青年，要勇敢地、坚定地宣传爱国理念，哪怕台湾当局要用“国安五法”“六法”“七法”对笔者罚款，让笔者坐牢，笔者都要说清楚，我是出生在台湾的客家人，我是中国人，而台湾是中国的土地，台湾和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作者是台湾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