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原罪是怎样一风吹了？

　　（张宏良同志复兴网微信群聊天摘录）

　　此前我们曾经讲过，由于原罪一风吹，结果是监狱排成了两个长队，一个是犯有原罪的老板排队等着平反出狱，另一个是被抓贪官排队等着换装入狱。那些排队等着出狱的老板中有许多人，就是被排队等着换装入狱中那些官员抓进去的。现在他们之间出现了戏剧性的互换，应该进去的现在进去了，不该出来的现在出来了。正在出来的这些人赶上了改革以来第二次平反“冤假错”案。

　　第一次是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把所有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所有诸如犯有贪污受贿，玩弄妇女，奸淫下属妻女等罪行的官员和知识精英，全部平反昭雪，鹞子翻身成了人上人。其中有些人一看“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又回来了”，于是又干起了坑蒙拐骗，黄赌毒黑，盗窃国有资源，抢劫百姓的各种罪恶勾当，由此形成了当今中国特有的原罪现象。原罪是指通过犯罪手段获取财富的一种野蛮积累。

　　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按照当时法律属于犯罪，按照现在法律则不属于犯罪，比如过去的金融诈骗现在变成了金融创新，过去的强奸幼女罪现在变成了嫖宿幼女错误等等;另一种是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还是现在的法律都有罪，但是按照现在的说法“老板入狱会造成企业破产，工人失业，所以能不抓的就不抓，能不判的就不判”，这就像此前宪法中取消罢工自由的理由一样“罢工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所以禁止工人罢工”。

　　中国的原罪在下几个方面最为突出：一是在价格双轨制过程中，一些人利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巨大差额，一夜之间暴富起来，非法攫取了国家大量财富;二是在企业改制过程中，300万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一夜之间变成私人企业，数万亿国有资产通过权钱交换落入个人腰包，造成数千万工人下岗，上百万妇女逼良为娼，惨烈程度远远超过英国的“羊吃人”运动;三是房地产市场，400万亿市值的房地产全都是用人民的土地，人民的存款，人民的劳动建成的，最终却以高价卖给人民，由此形成的天文数字巨额财富流入了个人腰包;四是股票等金融市场，采取包括中国法律在内的全世界任何法律都严禁的犯罪手段，将几十万亿国家特别是老百姓的资产装入个人腰包，仅最近大小非减持中少数人就捞取了6000多亿，超过企业募集资金三倍，股市就是这样天天都在创造亿万富豪。

　　上述几个领域的欺诈犯罪行为，使中国富豪增长速度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每年增长数量超过全世界增长数量的总和。但是这些人却很少遭到法律惩处，包括那些民愤民怨民恨极大的公开罪犯，也很少有被惩处的。所惩处的一些人所共知的著名罪犯，也往往不是单纯因为他们的经济犯罪——虽然他们经济犯罪特别严重——而是因为其它问题，在其它问题上踩了红线，以及在权钱交换时没有处理好权钱之间的分配问题。真正因为经济犯罪而被惩处的人比例很小，估计连应该惩处罪犯的1%都不到。虽然因原罪而遭到法律惩处的人不多，但是这个罪恶却压在许多老板心上挥之不去，多年来他们通过豢养的极右经济学家和法律党，一直呼吁应该划个时间界限取消原罪，以某年某月某日为限，此前犯罪的一律赦免，此后犯罪的严加追究。

　　当时左翼爱国力量就坚决反对这个做法。道理很简单，只要赦免以前的犯罪，就会为以后的犯罪打开口子，也留下一个赦免的希望，犯罪就永远不会终止。极右势力也顾忌到这一点，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悬在那里没有解决。可是去年，让那些负有原罪的企业老板喜出望外的是，他们日夜担心的原罪问题居然被公检法一风吹了，特别让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原罪不但没有了，甚至还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功劳！消息传来，这些经常为原罪做噩梦的老板就如同解放初的工人那样一片兴奋，欢呼几十年的原罪问题终于解决了。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多年来极右势力和资本集团一只想解决而就是解决不了的原罪问题，为什么现在能够轻而易举地一风吹？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种结果？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没有变，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没有变，党的决策层比以前更强调社会主义了，代表极右势力的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成了全社会批判的对象，这种形势本应该追究清算原罪，给人民群众一个公正交代才对，怎么反倒一风吹了?究竟是什么因素变化造成的这个结果?

　　就是一个因素造成的——左派变了，左派内部发生了叛变，从而为右派起到了开疆辟土的作用。就像文革结束后那样，那些“正统左派”背叛了毛主席背叛了人民，他们打着对文革“拨乱反正”，给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的旗号，否定和清算毛主席，彻底铲除了文革派，为后来中国极右势力卷土重来创造了条件。当时左派手里最致命和最恐怖的帽子，就是“文革余孽”。而今开那些再次背叛了人民的左派或者说是左派中的政治叛徒，手里也有一个最致命最恐怖的帽子，就是“反某某”，谁不同意赦免原罪等做法，他们就给谁扣上这个帽子，尽管被他们扣上帽子的这些人，根本就不存在“反某某”的问题。可他们就是用这个杀手锏，扼杀了左派以往那种抵抗私有化改革的强大舆论力量。

　　40年来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吃亏，是吃亏在文革后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正统左派手上。如果老百姓还会第二次吃亏的话，肯定仍然会再次吃亏在今天那些只宣传毛泽东而不捍卫毛泽东的左派手上。这些人打着宣传毛泽东的旗号为自己染色，染上红色后就去打击那些捍卫毛泽东的人。只宣传毛泽东而不捍卫毛泽东，并且采用各种手段打击、陷害、诽谤、搞臭那些捍卫毛泽东的人，进而把左派再次变成反动派，就是这些人最根本的特点和最反动的作用。中国左翼这种背叛的后果十分严重，不仅仅是原罪一风吹，包括取消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全面放开药品市场价格和食盐市场化，全面放开金融外资控股限制等等，都与左派内部发生背叛有关。

　　不过目前左派内部这种背叛现象，并非是哪些人个人品质造成的，也不是哪些力量预谋的结果，而是当今中国左派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一方面，中国道德伦理体系的崩溃，是全方位的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的，既然一缸水都是脏的，左派也不可能幸免，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官员退休后纷纷进入左派，在物质利益满足后又来寻找精神感觉，必然会把一些腐朽的官场作风带到左派中来。另一方面，左派只有信仰没有组织，无法进行思想整风，无法利用组织力量克服各种不良现象，客观上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一旦遇上“官员加牛二”的组合模式，马上就会形成是非不分的乌烟瘴气。要克服上述两个方面的现象，不是任何人能够做到的，只有通过一场革命风暴，才能筛选掉那些官员和牛二式的左派，焕发左翼力量的青春和强大。

    中国左翼爱国力量是中国最先进的政治力量，连这个最先进的政治力量都堕落成这个样子，要恢复整个社会健康该是何等艰难！一个社会的病态程度和拯救希望主要是看两个标志，一是看政治上的进步力量如何，二是看精神上的宗教状态如何。只要这两部分人是高尚的干净的，那么无论这个社会表面看上去多么糟糕，都没有太大问题。相反，一旦连这两部分人也变成了堕落的肮脏的，那么无论这个社会表面看上去多么繁荣，都已经病入膏肓，挽救起来极其困难，风险极大。所以，当今中国也需要一场当年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通过这三大运动，先洗清那些要洗清社会的革命者，先洗清那些要洗清人们灵魂的宗教者，然后才有希望洗清整个社会。

     （原标题：是什么力量把原罪一风吹了）

        2019年10月27日

　　张宏良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3

　　张宏良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l010

　　关联阅读：

服过刑的中国首富逐一被平反，中央释放什么信号？

作者：北纬财经社

　　5月30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民营企业家座谈会。最高法方表示，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有力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极大提振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对涉及民营企业的不平等规定一律予以废止.

　　【导语】比起以往任何时刻，今天的中国都更需要市场化的力量，需要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来对抗国内外的剧烈变化。于是，这才有了“自己人”的故事。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很可能会迎来一波为民企大佬平反的小高潮!

　　01

　　那些正在或曾在监狱服刑的首富们，很可能会排着队“复出”。

　　这几天，“过气”的国美前老总黄光裕，其百度关注指数突然爬坡蹿升，出现了罕见的峰值。

　　自十年前锒铛入狱后，他已退出“新闻封面”许久。谁曾想，11月4日和18日，这位潮汕帮大佬的关注指数竟然飞到了159万、141万。

　　民间的暗流涌动，很可能来源于这个月初一场规格极高的座谈会。

　　4月1日，中央请来一大帮民营企业家，像对待自家人一样，掏着心窝侃大山。高层在会上掷地有声：

　　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话音刚落，黄光裕就强势回归众人的视野。连带着，股市都产生了微妙的回应。据中国经营报报道，4月16日，中关村股价从每股7.84元一路涨停至8.62元，而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恰好就是国美。

　　看来，还是有很多人忘不了这位曾经的中国首富啊。

　　不单单是黄光裕，科龙电器原董事长顾雏军也有了“好消息”。4月7日，他向外界透露说，佛山市中院终于受理了自己的巨额索赔案件。

　　时间点之微妙，实在是耐人寻味。

　　这位曾经在中国制冷业叱咤风云的人物，即使入狱七年中也从未认罪。最近一年，他一直奔波在“伸冤”的道路上，头戴“草民完全无罪”的纸糊高帽，发放了长达27页的举报信，状告证监会......他的案件再现破冰之机，今天终于改判，除顾雏军被轻判5年之外(执行完毕)，其他涉案人员都被判无罪。

　　02

　　事实上，在去年企业家群体焦虑的期间，中央已经提前释放出了信号。

　　2018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宣判，再审撤销了物美创始人张文中原审判决，改判无罪，之前已被追缴的财产，依法予以返还。蒙冤12年后，这位商界的聂树斌得以昭雪。

　　2018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提审南德集团前董事长牟其中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这个节点，正是“民营经济离场论”热传的时候。　　现在，最高层已表明了国家立场，底下的相关部门自然是纷纷出动，以提高政治站位——　　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表态，“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侵害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行为。”　　隔天，最高检察院就很默契的迅速跟牌，强调要“集中办理、总结一批侵害民营经济发展的案件”。

　　17日，公安部也终于发声了。其一把手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并发表讲话，其中有三句值得好好品味。

　　1、要准确认定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性质，坚决防止刑事执法介入经济纠纷，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作为犯罪处理;

　　2、严格依法准确适用刑事强制措施，发现错拘错捕等执法问题的，必须在第一时间依法纠错;

　　3、对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但仍在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依法慎重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众所周知，经济纠纷的犯罪化，很容易造成企业家被关在冰冷的铁栅栏之后，无法插手公司事务。可商业江湖可等不了人，时间一长就树倒猢狲散;过度使用查封、扣押和冻结，也容易造成公司资金链断裂，进而破产倒闭。这些粗暴的做法，是横亘在民营企业家心中多年的阴影。

　　在那次关系千千万万民营企业家命运的座谈会上，最高层说：我多次强调要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最近人民法院依法重审了几个典型案例，社会反映很好。

　　接下来，公检法可能会加速启动纠错机制，集中处理一批争议极大的历史旧案。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很可能会迎来一波为民企大佬平反的小高潮。

　　03

　　在中国，民营企业家要做到首富的位置，需要历经万千考验。

　　一要处理好与权力的关系。

　　二时刻做足功课，读懂政治。

　　三押上全部身家，赌对国运。

　　第一项考验人心，第二项考验智慧，最后一项考验运气。哪一项都不能出错。

　　不久前，功守道大师宣告退休。这位曾经说过“中国首富有好下场不多”的浙商，在壮年之际选择全身而退，本身就意味深长。

　　过去40年里，“转型中国”可谓混沌不清。后计划经济的烙印遍布社会的每一寸肌理。有些时候，权力肯开道，资本才能搭桥，两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民营企业家赚的每一个铜板，身上都带有时代的特征。所以这个“原罪”问题，就犹如达克摩斯之剑，不知道什么会落下来。

　　而且你历经千辛万苦，翻越了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之后，终成一方霸业，可能也会遭到更多觊觎的眼光。一旦处理不慎，就可能是一副手铐，一纸诉状，几十年的商业帝国崩塌离析。

　　这样的悲情故事，历史不是没有发生过。

　　今天，中国的经济逻辑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不可能永远靠着权力的主导，来主宰经济周期的兴衰起伏。该来的，总是要来的。用大投资、大基建、大房产来拉动经济的旧模式，走不通了。

　　比起以往任何时刻，今天的中国都更需要市场化的力量，需要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来对抗国内外的剧烈变化。于是，这才有了“自己人”的故事。

　　张文中、牟其中、顾雏军、黄光裕，一个个昔日的商业大佬，当年之所以能够一路传奇，成为时代的弄潮儿，都是因为在过去那段波澜壮阔的转型岁月里，抓住了历史的机遇。如今，又因为历史进程的突然转折，他们可能又将迎来命运的拐点。

　　成者为王败者寇，个体命运的背后都是国家命运啊!这一次，权力与资本共克时艰，又将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所有制问题，绕不过去的坎

在民营经济发展研讨会上发言

徐景安

2019年3月30日

　　徐建是我1987年来深圳任体改委主任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大约20年前，他就发表了“一人为私、二人为公”的高论，不过没有探讨下去。经过40年改革，所有制问题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越来越突出，是绕不过去的。为此，我写了《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吗?》《关于修改宪法‘社会主义公有制’条款的建议》。

　　传统社会主义将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改革中将计划经济改为了市场经济，对公有制问题在理论上依然沿袭了传统理念，为了改革的需要只是作了策略上的调整。

　　现行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体集体所有制。”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改革40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理论产生于实践，要解释现象、指导未来，逻辑自洽。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论断，在理论上解释不了现象，逻辑上经不起追问。第一、所有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解体，就是贫穷。第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把非公经济排除在外，导致非公经济的发展必然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结论。第三、40年改革中，非公经济在产值、税收、就业等都大幅超过了公有经济，中国综合国力大大提升。第四、这违背了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是否背离了社会主义?第五、如今倡导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会使公有制比例进一步下降，这构成进一步违宪。第六、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否取消非公经济再回到“一大而公”?

　　目前经济下滑，非公经济萎缩，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作了一些安抚，但不在理论上讨论清楚社会主义与所有制的关系，尤其是视宪法而不顾，难以深化改革，顺心服众。

　　现在有两种极端，一是认为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发展，是背离社会主义，要求国进民退，遏制以至消灭非公经济：一是认为改革就是抛弃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推进私有化。两种主张的共同点都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归根到底，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没有正本清源，莫衷一是。

　　社会主义是为了反对资本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而诞生的，社会主义倡导的价值目标与价值理念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拉丁文SOCILIS，意思就是公共的、集体的、社会的。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部落利益至上、奴隶主利益至上、贵族利益至上、资本利益至上的社会，还没出现过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永远没有过时。

　　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提出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劳动价值论等，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和方法，共产党人不能照搬，而是探索。这就需要改革。对于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能要求200多年前的马克思提供只要照搬、不用探索的目标、路径和方法，不能因为路径和方法需要修正，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照搬已被实践证明过时的方法论。

　　但必须指出，马克思提出消灭私有制，但从来没有提建立公有制，而是“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公有制是斯大林的苏联模式，表述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共同特点都是否定了“个人所有制”。我国完全照搬了苏联模式，改革之初只是以初级阶段为由，在公有制为主导的原则下，为非公经济发展开了一个窗。谁也没有料到，40年的改革中，非公经济的迅猛发展突破了公有制为主导。这就造成了今天的尴尬局面。为了发展经济的实际需要，必须鼓励非公经济，但是在理论上说不通，还有悖于宪法。

　　今天要深化改革，一定要理论上有所突破。

　　如果将社会主义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对此没有异义的话，所有对社会主义的混乱认识都可以一扫而清。凡是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都是社会主义：凡是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都在改革之列。

　　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首先要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所以小平同志強调“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又进一步提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作为标准。这样，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就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所有制。《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就是说生产资料私有制能夠带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社会主义为什么一定要排斥呢?但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于是产生了股份制，受到马克思的肯定和重视，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后退到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城市都是国营企业，连澡堂、饭店、修鞋都是如此，带来的结果是国贫民穷。农村改革实行包产到户，城市改革国有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包括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实践证明，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和方法，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是不是应该抛弃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呢?社会公共利益需要而其它经济形式没有能力，或者不适合投资的，比如关系国家安全、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军事工业、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应该由国家投资。原则上，凡是靠市场资源能夠也合适投资的，国家就不应该投。因此，以国有形式的公有制必然存在，但把国家投资的公有制形式泛化为所有领域的传统模式必须改革。目前，国有经济的范围依然太广，应该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政府应该干好政府应该的职能，商业领域应该让给商人。

　　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在发展经济基础上要搞好分配，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不等于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在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同时，必然优胜劣汰、两极分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政府就应该运用看得见的手，通过财政分配，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公共福利制度，并且向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倾斜。

　　改革之初，强调发展第一，是正确的。但由此也产生了重发展、轻分配，重效率、轻公平，重建没、轻民生的问题，尤其是财政分配实行逆问调节，东西部向东部倾斜，城乡间向城市倾斜，户籍与非户籍向非户籍倾斜，高学历与低学历向高学历倾斜，总之越有保障的越多保障，越需保障的越少保障。社会保障的不公平、不合理，加剧了贫富差别。这是今天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一、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外来务工人员、非户籍居民，获得的社会保障少，带来居民消费率低仅39%，大大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导致拉动经济的动力不足而下滑。

　　第二、贫富悬殊，带来各种社会问题，政府与民众的冲突与不同群体的冲突频发。　　第三、质疑改革、不满政府的譽论泛滥，影响党的执政基础。

　　第四、社会不公，带来社会道德水平下降。

　　第五、损害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

　　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体现在所有制上，而是剩余价值的分配。不管什么所有制，能促进经济发展、财富增加，就是好的所有制。政府通过税收取得财政收入的再分配，是倾向少数人，一部分人或特殊群体，还是绝大多数人、弱势群体才体现一个社会的性质。

　　所谓所有制，最终体现在剩余价值归谁所有。名为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但剩余价值却为少部分人占有，这是借公有为名，行私有之实。这是假公有制。私有制创造的剩余价值，一部分通过税收再分配全体民众，这可称为简接公有制。如华为每年交税400亿以上，这样的民营企业，怎么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呢?

　　改革之初，北京一个亏损的国有门店卖掉，有些老同志掉眼泪，说是私有化了。在原教旨的传统社会主义者看来，只要是挂着国营的牌子，不管是亏、还是赢，盈利给谁拿走了，就是社会主义。要是挂的是民营的牌子，既不用国家投，亏了也不用国家管，盈利了就收税，这就成了资本主义?他们将公有制作为图腾一样崇拜。

　　一句话，今天的中国不是所有制出了问题，而分配不公成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诸领域问题的症结所在。

　　现在回到徐建的“一人为私、二人为公”的概念。这对打破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推进所有制改革开阔了思路。一人为私，就是个体工商户，二人以上统统是公有，只是公有程度不同而已。只要社会公共需要，可以发展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彻底打破了所有制迷信。政府根据社会公共需要保留必要的国有企业，在关系国家命脉的某些领域禁止其他经济成分，尤其是外资进入，或者不能控股。政府对有重大创新意义的企业，采取鼓励政策。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是人口大国，搞好分配，提高居民消费率，就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这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为全体国民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提高人民的幸福感，这是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

　　习总书记考察深圳时提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体现。

　　景柱：审计部门对民营股东追根式问责 让人毛骨悚然

 

　　【导语】本文为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时发表的演讲，他认为建立市场竞争中立需要四个顶层创新，即党的理论创新、国家法治创新、所有制理论创新以及营商环境创新。

　　今年两会，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营、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这是国家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竞争中性原则，建立市场竞争中性需要党的理论、国家法制、所有制理论和营商环境四个顶层创新。

　　景柱认为，第一，建立市场竞争中性需要党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一直在逐步提升，实际上也是市场竞争中性原则的逐步体现.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资本的国家属性和民族属性都是一致的，最终都是奉献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如果不从根本上给予民营企业认可，民营企业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发展，一旦发展预期悲观，必然造成大量民资外移、外迁，因此解决民营企业的根本问题就是需要党的理论创新，为民营企业发展设计终极路线，让民营企业与社会主义道路共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命运同与共，从根本上稳定发展预，并将市场竞争中性作为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原则。

　　“当前世界百年大变局之计，很有必要把‘民营企业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一精辟论断写入党章，从而让中国民营企业心无旁鹜，在新时代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立新功”，景柱表示。

　　第二，建立市场竞争中性需要国家法治创新。“当前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长期无法打破，重要原因是在于国家法治创新落后于国家发展需要，国家法统和民族道统未能高度统一”，他说到。

　　景柱举例称，一是民营企业的法体长期得不到证明。《公司法》规定公司分为股份有限和责任有限两种法体形式，但长期以来的主流说法将民营企业、非公企业等单列另类而不按法体分类，带有明显的所有制色彩。当前推进混合所有制的目的，就是让各种所有制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竞争中性原则。因此建议各种所有制按行业、规模、特色等分类。

　　二是现行刑法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刑法任务、犯罪概念入罪界限、量刑等方面存在着厚公薄私的规定，比如国有资产流失沿用刑法，必是追责抓人，而民营资产流失用民法，往往归于企业管理问题，甚至于以企业稳定社会为理由息事宁人，又比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国有资产，构成挪用公款罪，最高刑期是无期徒刑，如果侵占的是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仅构成挪用资金罪，法定最高刑是十年有期徒刑，如此等等。

　　三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当家人虽然都被称为企业家，但是政治地位相差悬殊。民营企业家是商人，转型后还是商人，体现的是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国有企业家是企业高管，转型后可以是政府高官，体现的是体制性、政治性、官方性。

　　四是审计部门对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审计常常延伸到民营股东，刻意对民营股东追根式问责，显微式体检，让人细思极恐，毛骨悚然。

　　综上所述，建立市场竞争中性原则，要消除所有制歧视，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优化偏好国有企业，歧视民营企业的法治性障碍，使民企和国企获得平等的法统保障。

　　第三，建立市场竞争中性需要所有制理论创新，在所有制理论方面公有制为主体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经常是冲突的。　　　　景柱表示，2006年国家权威部门下文要求国有企业在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股，在九大产业保持较强控制，因此国务院2005年公布的非公经济36条和2010年公布的非公经济新36条并未全面得到落地。原因如下：一是国企与民企目前形成了分包关系;二是国企与民企目前已经形成了上下游关系;三是国企与民企已经形成了体制内外关系;四是国企与民企目前形成了主从关系。“国家有关部门对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的管理常常是先决定了经理层，公司后召开董事会配合任免执行”。

　　“以上四个方面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多年积累的历史问题，不是简单混改能解决的，建议少数确实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保障的国有企业回归国营企业，不参与市场竞争，其他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混合之所有企业应该回归现代企业制度，在同一负面清单下和监管底线之上全面参与市场竞争”，他表示。

　　第四，建立市场竞争中性需要营商环境创新，景柱认为，所谓竞争中性通俗的讲就是让所有的商业主体在经营活动中都能获得公平竞争的权利。

　　此外，景柱认为，政府要深化“放管服”综合改革，全面推行负面管理清单，彻底贯彻统一的底线监管原则，将法定非禁区和监管底线之上的广阔空间留给市场主体，所谓无为而治就是政府有为不管，有为就是多服务、多关心，不为就是不管就是对各类市场主体明确负面清单和监管底线后少干预、少垄断。同时政府对已经看准的东西，必须开负面、设底线、多服务的有为，对看不准的东西边创新、边观察、边试点的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