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当今中国摆脱危难的历史选择

张宏良：当今中国摆脱危难的历史选择

　　崛起还是解体，和谐统一还是动荡分裂，成为强大国家还是成为肥大国家，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不可避免的历史选择。处于历史交叉路口的中国已不可能再沿着原有道路继续发展下去了，当今中国几乎所有政治力量都认为目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都在纷纷为即将到来的巨变做准备，准备按照本阶级的利益和愿望重新改造中国。中国正在进入政治转型期的巨变前夕，正在进入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历史前夜。与中国正在进入政治转型期的同时，世界正在进入文化转型期，所以不仅是中国，包括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也同样认为目前状况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今年春季美欧等西方国家爆发的反资本主义大游行，就是历史转型期大变革的反映。如果说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是中华民族崛起前的最后一场大决战，那么美欧等西方国家爆发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则是世界由精英时代进入大众时代的第一场大决战。并且这两场大决战是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社会主义复兴运动需要世界人民的支持，世界反资本主义的文化转型运动，则需要中国政治文明的引导。
　　由电脑网络、基因技术和股票带动形成的新兴产业，正在把人类社会由以往的精英时代送入大众政治时代，由于以往的政治文化都属于精英时代的政治文化，必然会与崭新的大众政治时代形成尖锐冲突，并让反对精英统治的世界人民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人民感到迷惘，今年欧美国家反资本主义大游行的模糊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行的”，就反映了进入新的陌生历史时代人民的迷惘。其实，欧美人民所讲的另一个世界，就是社会主义世界，西方人民之所以不敢再公开提出坚持了数百年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代之以十分模糊的“另一个世界”，就在于前苏联东欧的官僚社会主义垮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把社会主义弄脏了，从而造成了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历史迷惘。但是，西方国家的人民大众在迷惘的同时，之所以又十分坚定地相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行的”，就在于在世界的东方，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创造出了与大众政治时代相适应的另外一种先进的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大众政治、大众经济和大众文化。并且这种先进的大众政治文明已经成为当今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进步因素，所以人们才会在否定现有世界的同时，坚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行的”。世界才会再次掀起毛泽东热，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今世界先进政治文明的集大成者，胡锦涛主席那句话：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加伟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仅从表面现象来看，许多人可能很难理解在世界转型期过程中，中国在先进政治文明方面的引导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对大众政治充满恐惧和仇恨的中国精英集团，持续30多年的妖魔化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当今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大崩溃之中，因而很难想象一个陷入道德大崩溃的国家怎么可能会引导世界先进政治文明的发展。不过辩证地看待就会发现，上述两个方面不仅不会形成对中国引导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否定，相反，恰恰证明了当今世界文化转型期的发展道路就在中国。一方面，在当今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当中，唯独中国精英集团对本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对本国人民的革命探索，在进行疯狂否定和恶毒诅咒，在当今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的精英集团会如此彻底地否定本国本民族独立发展的历史，为什么唯独中国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唯独中国产生了取代精英政治的大众政治制度，所以才激起了中国精英集团空前的恐惧、仇恨和诅咒。另一方面，私有制的两大社会毒瘤——权力统治和资本统治——所形成的所有罪恶，全部集中在了当今中国，罪恶集中在中国，矛盾集中在中国，解决矛盾的途径和方法自然也就在中国，矛盾集中在哪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就在哪里。当今中国是权力和资本的邪恶到了无以复加的时期，权力和资本的胡作非为超越了以往人们关于罪恶的最大胆想象。高俅是权倾朝野的国防部长，却费尽周折也难以整死林冲一个普通教官，而今天随便一个处长就能够十分轻松地把人置于死地；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是资本血腥的代表，所圈占的也不过是自己的土地，而今天扒房子圈地抢占企业的“现代圈地运动”，所圈占的却都是他人财产；当初被镇压的黄世仁如果活到今天，即使按照剧情中的事实，也肯定会成为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正是因为当今中国权力和资本的罪恶达到了极端，中国才有可能彻底解决权力和资本的罪恶，正是因为全世界权力和资本的罪恶都在流向中国，全世界的目光才会再次转向中国，中国才会再次成为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中心，中国的崛起才会对世界产生积极意义。在此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历史背后那巨大的宿命力量：把私有制积聚数千年、资本主义积聚数百年的罪恶集中在中国爆发，由中国来消除这些罪恶产生的根源，引领世界政治文明的转型，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幸运的选择，因为对于当今世界而言，唯有创造了辉煌东方文明的中国，才有能力实现东西方文明的历史整合，才有能力消除权力和资本的双重罪恶，为人类社会开辟出一条崭新发展新路，引领世界完成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历史转型。
　　可见，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与整个世界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转变的文化转型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内容和本质，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则是历史发展的形式是途径。虽然这一形式和途径将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就目前而言，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应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一、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建设五有社会，实行四大自由；坚持以人为本，废除丛林法则；建立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大众政治制度，把中国建设成为拥有先进政治文明和人伦法则的社会主义强大国家。
　　建设五有社会，实行四大自由，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可突破的基本原则和文明底线。人类社会生产应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需要，此外任何其它生产目的都是对人类基本权利和尊严的剥夺和践踏，是违背人类文明的犯罪行为。根据这个生产目的来衡量现有生产能力，当今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实现“居者有其屋，劳者有其作，善者有其医，幼者有其学，老者有其养“的物质基础，必须按照五有社会的原则对整个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使五有社会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五有社会是人民不可剥夺的基本经济权利，那么，四大自由则是人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政治权利。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不是要取消或者替代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的新闻出版等自由权利（右派就是这样污蔑和妖魔化四大自由的），而是要把原来只由少数精英享有的自由权利扩大到全体人民，特别是扩大到没有条件享有新闻出版自由的劳动人民。把自由权利纳入只有少数精英才有条件享有的特定渠道，实际上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劳动群众的政治专制，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自由权利的彻底剥夺。30年来，中国精英集团就是通过这种特定渠道，把广大中国人民排除在自由之外的。没有四大自由，人民大众就没有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渠道，所谓的自由民主，就只能成为少数精英欺压人民的自由，剥夺人民的民主，这就是中国官僚买办集团反对四大自由等大民主的政治目的和历史本质。况且，如同目前生产能力已经具备了实现五有社会的物质基础一样，互联网的高度发展也具备了实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物质基础。网络已经形成了现代大字报制度，恢复宪法中人民拥有的四大自由权利，只不过是顺应人民意愿、顺应历史潮流而已。目前，包括那些疯狂反对四大自由的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也无一不是在使用这一现代大字报的形式。他们反对四大自由的目的，不过是要继续维持其对传统媒体和舆论的垄断地位而已。网络时代已突破了传统媒体对人民大众自由权利的限制，试图通过妖魔化四大自由的方法，把人民大众继续排除在自由民主之外、继续把自由民主作为少数精英享有的政治特权，不仅是十分反动的，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以往那种通过垄断传统媒体而把人民大众排除在自由民主之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历史的复辟和倒退无论多么疯狂，都只能是短暂破灭的政治泡沫，绝对不可能挡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无论反动派如何叫嚣和反对，以四大自由为代表的人民政治权利的历史回归，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

　　坚持以人为本，废除丛林法则，是保障五有社会和四大自由的根本原则，是拥有先进政治文明和人伦法则的根本条件。人类社会应该以人为本，实行人伦法则，而以往社会悲剧的根源，就在于以官为本、以资为本。也就是以官人为本、以富人为本、以洋人为本，把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强加于社会，按照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低等动物的竞争法则组织社会生活，把中国社会降低到了低等动物的生存法则之中。包括狮豹虎狼等高等动物在同类之间都不会实行弱肉强食，可中国精英集团却打着增加社会活力的旗号，把13亿中国人强行纳入了低等动物的竞争状态。结果把一个充满雷锋精神的理想主义国家，变成了一个道德崩溃、人伦尽失的魔兽世界，变成了一个由殖民经济、官僚政治、太监民主和兽性文化等病态因素组成的历史怪胎。所以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废除强加于中国社会的丛林法则，按照以人为本的人伦法则重新组建社会生活，济贫助弱、除暴安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符合人道、天道、公道的人类社会，而不再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逼死人的社会，不再是逼迫男人当牲口，逼迫女人当娼妓的社会。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无论有多么漂亮的借口，只要是逼迫女人出卖肉体的社会，就是最野蛮、最残暴、最邪恶、最下流、最肮脏的社会，就是不配称其为人类社会的社会，就是妖魔鬼怪统治的社会。马克思之所以把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此前历史，称为是人类的“史前史”，就是在强调这种逼
迫男人出卖劳力、逼迫女人出卖肉体，并且相互杀戮的历史，不应该属于人类历史，只能属于“史前史”。自然界连脊椎动物等高等动物都不会自相残杀，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无论如何都绝不应该降低到脊椎动物的道德水平之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还有一个女人依靠出卖肉体为生，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不配称为是人类社会，更谈不上是什么文明社会。把女人逼为娼妓，是对人类尊严最野蛮的践踏，是对天理人伦最无耻的背叛，是对基本人权最彻底的否定。任何一个还没有完全丧尽天良的人，都绝不会把一个逼良为娼的社会，歌颂为是自由民主的文明社会，歌颂为是人类理想的宪政社会。
　　正是鉴于人类社会和兽类社会的本质区别，所以我们把废除丛林法则，铲除兽性文化，恢复人类尊严，实行人伦法则，看作是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首要任务。首先必须回归人类社会，然后才谈得上不同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的选择。


　　二、建立人民享有自由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以什么方式实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民主权利，已成为当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成为中国人民最为关心的政治问题，也是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的核心内容。虽然西方宪政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最为先进的政治制度，但仍然是精英集团内部的权利分配制度，本质上是资本集团控制权力和控制社会的一种政治方式，是对权力集团和人民大众的双向约束。与以往封建社会相比，人民大众除了对资本筛选出来的政府候选人进行四年一次的投票之外，没有增加任何实质性权力，并且无论是赞成票还是反对派，都仅限于资本筛选出来的候选人之间。特别是人民大众这种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选举权绝不是“免费午餐”，而是以牺牲实际权利换取的，是以绝对服从顶头上司和老板为代价的。
　　对于一个遭受老板侵害的民工或者遭受老板侮辱的女工来讲，任何形式的直接反抗都属于“非理性的非法行为或者是邪恶的暴力行为”，唯一的合法行为就是盼望四年以后出现一个关心自己的总统先生。至于西方宪政社会中人民大众拥有的其它一些权力，那完全是在暴力均衡基础上实行政治妥协和政治和解的结果，以及吸收社会主义因素的结果，与西方宪政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即便抛开人民大众的自由民主权利不论，目前中国也不具备西方宪政制度所必须的强大资本力量和暴力均衡基础。精英集团内部的分权制衡只能产生两个结果：要么像百年前那样军阀混战，要么像最近30年来那样精英集团联合起来欺压百姓。中国30年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分权的过程，结果不仅没有形成什么权利制衡，反倒形成了“官学商铁三角”，联合起来欺压民众。就拿拆迁来说，被认为是专制集大成者的希特勒都不敢强行扒德国老百姓的房子，可是中国随便一个开发商就可以带着流氓强行扒老百姓的房子；官员不仅不保护老百姓，反倒派武警和法官一起跟着扒房；媒体和法学家不仅不替百姓鸣冤，反倒共同声讨那些哭爹叫娘的“钉子户”。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法学界就会看到，那些倡导西方宪政的人，无一不是赞成扒房子圈地抢企业，以及赞成把妇女变成娼妓的人：并且在类似吃老百姓肉、喝老百姓血的问题上，还无一不是理直气壮的人。这就是我们不赞成套搬西方宪政，而主张建立大众政治，实行大众民主的原因。社会是大家的社会，国家是大家的国家，父精母血，十月怀胎，人人生而平等，同样拥有自由民主的权利。贫穷对于穷人来说本来就是一种经济上的不公，如果再以贫穷为借口剥夺穷人的政治权利，则是一种更大的不公。由资本主导的西方宪政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更大的不公。
　　我们所倡导的大众政治体制，就目前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以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
　　大众民主是包括全体人民的民主，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权享有的民主，是不能以任何借口和形式剥夺的民主，而以往的精英民主则通过各种借口和形式把广大人民特别是把底层劳动人民排除在民主之外。要恢复人民的民主权利就必须做到：
　　第一，以直免方式的民主取代单纯直选方式的民主。直免方式是指人民有权直接免除各级官员，直选方式就是目前西方国家实行的人民直接选举地方和国家最高领导。直选方式无法实现人民民主权力的弊端在于：一是候选人是由资本筛选出来的，人民只能在资本筛选出来的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人民无法通过选举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如美国人民只能在两个资本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这就如同一个妇女在两个流氓之间选择丈夫一样，表面来看她有充分的民主自由，而实际上她只有在两个流氓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而没有不选择流氓的自由。二是西方直选方式仅仅局限于对最高行政官员的选择，而把直接决定老百姓利益的顶头上司等各级官员排除在选举之外，老百姓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可见，西方的直选民主实际上是资本对权力和对民众控制的双向手段，在这种直选民主中，人民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而能够同时表达人民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的，只能是直免方式的大众民主。在直免方式的民主中，无论是以什么方式采用什么手段上台的官员，都只能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否则，就会随时被人民所罢免。因而任何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都不可能发生。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创造大民主的伟大历史意义就在于此，中国官权阶级、资产阶级和反动文人组成的精
英集团，无比仇恨毛泽东的根源也在于此。
　　第二，建立能够让所有人民直接表达各自诉求的自由渠道，让其不再受传统媒体等特定渠道的限制。这是大众民主区别于精英民主的一个本质特点。精英民主，无论是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还是目前中国的党内民主，其主要弊端就是只能通过专门设立的民主渠道，才能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而所有这些民主渠道都设有很高的知识门槛、资本门槛以及权力门槛，一般人很难跨越，这就在实际上剥夺了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比如通过新闻出版等传统媒体来表达政治诉求，就把没有条件发表论文著作的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了自由民主之外。这绝大多数民众便如同被掐住脖子的公鸡一样，丧失了最起码的打鸣权利。可见，精英民主的所谓平等权利，仅限于在跨越知识门槛和资本门槛之后少数精英之间的平等，而对被挡在知识和资本门槛之外的绝大多数民众而言，则没有任何平等、自由、民主的权利。要想和少数精英享有同样的自由民主，就必须先和少数精英一样跨越知识和资本的门槛，能够跨过去的就有权享有自由民主，不能跨过去的就不能享有自由民主。由于绝大多数人都不能跨越这两道门槛，所以绝大多数人也就无权享有自由民主，这在精英看来的确十分公平，但是站在大众立场上看，却毫无公平可言。所以，大众民主就是要彻底拆除把普通民众排除民主在外的所有门槛，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民主表达方式，能够使用什么方式就选择什么方式，不受传统媒体等特定渠道的限制，让普通民众和精英一样能够没有任何障碍地自由表达各自的政治诉求。
　　就目前而言，建立大众民主的渠道主要包括：一是发展和完善现有的传统媒体表达渠道，传统媒体渠道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社会精英以最大限度地自由表达空间；二是发展和保护网络媒体的表达渠道，给普通民众自由表达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的舆论空间，废除目前由少数人把持的网络管理制度，作为大众媒体的网络管理权，必须交还给人民大众；三是允许和保护还不能使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那些弱势群体选择适合自己的民主表达方式，比如传统的大字报、大辩论等。当初毛泽东坚持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写入共和国宪法，就是为了保障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第三，实行“人民即法”的法律原则，废除精英立法制度。“人民即法”原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并且是对当今世界发展方向影响最大的政治原则。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美国共同诉讼制度，就是成功吸收和继承中国“人民即法”原则的结果。虽然受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美国共同诉讼制度仍然带有明显的资本印记，但它却是中国六十年代创立的“人民即法”原则在当今世界结成的唯一硕果。所谓“人民即法”，是指人民意愿就是最高法律，人民是天然的立法者，是社会唯一的立法主体、司法主体和执法主体，所有法律官员和法学人士，只能成为贯彻“人民即法”原则的附属性工具，无权决定任何法律条款，无权决定任何案件性质。现代社会的法治之法，只能是天理良心组成的自然法，而不能以任何社会法作为法治依据。目前，必须立刻建立己包含在美国共同诉讼制度中的、能够体现“人民即法”原则的三大制度：建立在“富人天然有罪论”基础上的有罪推定制度，建立在“道德至上”基础上的人民陪审团制度，建立在“保护穷人”基础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彻底废除精英立法制度。精英立法本来就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悲剧，如果再由无恶不作的精英立法，则更是悲剧中的悲剧，30年来中国就不幸成为了这悲剧中的悲剧。当今中国由作恶的精英立法，也就是我们此前所说的“西门庆立法”，可以说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历史现象，是当今中国老百姓独有的历史灾难。
　　2．恢复共和国国体的人民性质，恢复共和国政体的原有功能，建立民权主导的社会主义分权体系。
　　中国买办汉奸势力为了解体中华民族，保护其海外财产和亲属，总是把瓦解和推翻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作为改革目标，但是，如果不带任何偏见地认真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在当今世界各国政体的制度框架中，由毛泽东创建的当代中国政体的制度框架是最合理最先进的。统一的政党领导制度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利益的统一，否则人民只能是一盘散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立法和决策只能服从人民利益；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保证了各界有识之士能够充分施展治国安邦的才能；人民政府制度加上后来的革命委员会制度，保证了政府官员只能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完善的一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框架，比之西方国家的参众两院制度不知道要先进多少倍。
　　既然如此，那么当今中国的各种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主要是出自于原有制度功能的扭曲，而不是出自于这个制度框架本身。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变成了官权集团的统一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变成了官员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变成了明星俱乐部、老年俱乐部和社会宠物乐园；人民政府制度，变成了黑道衙门制度。正是所有这些制度功能的扭曲，造成了中国官权泛滥、资本泛滥、黑道泛滥、色情泛滥、汉奸泛滥等无所不在的罪恶泛滥现象。要消除这些罪恶现象，只需要‘恢复原有的制度功能就可以，根本不需要改变整个社会制度，我们和那些极端右翼势力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我们和人民内部那些激进力量的分歧也在这里。是把整个制度推倒重来，还是恢复原有制度的基本功能，实际上也是一个是不是真的信仰毛泽东的问题，是不是相信毛泽东创立的这个基本制度属于先进制度的问题。可以说，中国之所以还没有拆掉社会主义这块牌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如以人为本、共享发展成果等）【还能够成为世界反资本主义大游行的口号，中国左翼力量之所以还能够像“打不死的吴琼华那样活在人间”，中华民族之所以还有崛起的希望，就是有赖于毛泽东生前创造的这个制度框架。并且，未来的大众政治制度也只有在整个框架基础上才能形成。
　　通过恢复毛泽东创造的原有制度功能，可以形成民权主导的社会主义分权体系和现代权利制衡机制，保证整个社会按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进行运转。首先，恢复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共产党只能成为一个理想主义集团，而不能成为一个利益集团，这是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前提条件。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共产党有权也有责任选拔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和优秀人士担任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党选干部的原则不能动摇。其次，为了保证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够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建立各级人民监督委员会，人民监督委员会有权独立罢免各级领导干部。实行党选干部和民免干部相结合。第三，政治协商会议只能成为政治家俱乐部，主要任务和职能就是提供各种治国安邦的政治方案，必须由具有远大政治理想和战略眼光的优秀人士组成，不受其政治立场和思想派别的限制。第四，恢复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代表性质，严禁任何官员进入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是选择方案，而不是制订方案，因此不受文化和专业知识的限制，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可以成为人大代表。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立法权，对政府工作规划拥有决策权和咨询权，但是不拥有对政府各级干部的罢免权。第五，各级人民政府只拥有执行权，并且置于执政党、人民监督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全方位的控制监督之下，从而能够彻底解决中国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官权泛滥现象。在这个民权主导的社会主义分权体系当中，由执政党
选拔干部，人民监督委员会罢免干部，人民代表大会决策和审查政府工作，政治协商会议咨询和批评政府工作，这就彻底消除了现在这种由权利滋生权利、用权利牟取私利的制度基础，也就有可能彻底杜绝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解决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没有解决的腐败问题。
　　3．由党政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转变，恢复党的阶级性质。
　　鉴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历史地位，当前中国政治领域所有争论的焦点几乎全部集中到了共产党身上，如何实现对执政党的监督，已成为包括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面对铁板一块的中国人民，中国精英集团也发生了不可调和的重大分歧，政治精英坚持实行党内民主的监督模式，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则坚持实行西方国家的多党制衡。各路精英彼此之间吵得一塌糊涂，唯独把中国社会的主体人民大众抛在了一边，仿佛中国老百姓如同鸡鸭狗兔一样与此完全没有关系。其实，无论是政治精英坚持的党内监督，还是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坚持的多党制衡，完全是精英集团内部的权利分赃游戏，其共同特点就是把作为社会主体的老百姓排除在监督之外。而我们所要实行的恰恰是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监督。
　　首先，就党内监督来说，共产党能否通过自我监督保持其先进性？这是毛泽东建党路线与刘邓建党路线的本质区别。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后，毛泽东始终认为，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外部监督，才能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质。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发动党外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到文革发动群众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在探索人民群众直接监督执政党的有效形式。而后者则认为，保持共产党先进性的最好方法就是加强自身修养，巩固共产党地位的最好方法就是镇压群众。暂且不论这种方法的善恶性质，至少30年来中国愈演愈烈的政治腐败，以及道德崩溃、伦理尽失的空前悲剧，证明了党内监督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
　　其次，就多党制衡来说，与党内监督相比较，多党制衡的确十分有效。但是，多党制衡比较成功的国家必须具有两个前提：一是具有能够完全控制社会的强大资本力量，政党不过是资本控制社会的工具，多党竞争可以更加有利于资本的统治，如同多名员工竞争更加有利于老板的统治一样。在强大资本的统一支配下，无论政党竞争如何激烈，都绝不会演变成为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二是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集团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无论所在国家是强大国家还是落后国家，精英集团都同样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美国和印度就是典型，尽管他们彼此发展水平相差悬殊，但是两个国家精英集团的爱国主义精神却难分高下、一样强烈。在由爱国主义精英集团组成的多党竞争中，多党竞争只是表现为如何更加有效地捍卫和实现国家利益，而不可能彼此竞相损害国家利益。不仅不会损害国家利益，甚至各个政司斗争的主要内容，就是互相指责对方没有能够有效地捍卫国家利益。可以说，利用多党竞争捍卫国家利益，是西方国家十分成功的政治制度。最近的俄罗斯就是一个典型，普京武力收复车臣、攻打格鲁吉亚，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刺杀别维年科等，这些事情哪怕是有任何一件放到中国，肯定会引起天下大哗。可是，俄罗斯上千个政党却没有任何异议，西方国家一看俄罗斯国内众多政党都没有反映，也就只能不了了之。
　　为什么没有任何反映？就是因为符合国家利益。
　　显然，中国并不具备西方国家多党制衡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目前中国没有强大的资本力量或者没有其它政治力量能够控制中国，维持国家统一的唯一力量就是中央集权这一政治力量，离开政党的统一领导，中国就会立刻天下大乱、割据混战，这是中国历史特别是1840年以来历史的基本经验。当初大清王朝垮台后的军阀混战，造成了国破家亡、民不聊生，老百姓才奋起支持国民党北伐、重新统一中国，只是国民党不争气，统一不了中国，老百姓才转而支持共产党，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在中国，多党竞争已经成为军阀割据的代名词。二是中国没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精英集团，这是中国多党制必然造成军阀割据的根本原因。大家看一下当今世界，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其它国家的精英集团，是在疯狂讨伐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在疯狂歌颂和积极投靠外来侵略势力，这种现象唯独发生在中国。这也是20世纪初中国推翻封建王朝后，不仅没有建成强大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反倒陷入军阀混战，几乎亡国灭种的主要原因。20世纪初中国实行多党制后，各个政党纷纷投靠西方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效法吴三桂，各自寻找西方主子作为靠山，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彼此之间混战不休，直到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可以说，精英集团卖国并且是争先恐后地卖国，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最大的国情差别。作为法国精英集团代表的萨科奇，凭借“绝不让法国超市落入外国手中”这句激进的民族主义口号，赢得了法国大选；可是中国大学生只是在法国超市家乐福门前搞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抗议示威，就遭受到中国精英集团的齐声痛骂，什么爱国贼、民粹分子、义和团暴徒等，不一而足。当时，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所有中国主流媒体，对抗议家乐福的中国大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讨伐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搞多党制，等于是让西方国家公开瓜分中国。

　　所以，目前中国还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这是中国历史特别是1840年以来历史做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屡次遭受亡国灭种大祸后的基本经验总结，也是中华民族避免被西方国家肢解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未来崛起的需要。如果没有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强大政党的统一领导，中国就只能是任人宰割的一头羔羊，是任人随意践踏的一盘散沙。所以，虽然需要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但是监督的目的是为了使执政党能廉洁，使国家能强大，而不是相反，是为了把执政党推翻，把国家变成一盘散沙。并且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对执政党的监督，并非只有党内民主的自我监督和外部多党监督（本质是资本监督）两种形式，还有第三种形式，就是群众监督，接受人民大众的监督。以党群一体化对执政党进行有效监督，恢复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保持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正确途径。
实现党群一体化化的转变,还能够在特殊时期发动群众应对和战胜西方颠覆势力的策划的大规模动乱,摆脱目前这种极其危险的军警维稳模式.事实证明，用国民党的军警维稳模式取代毛泽东的兵民维稳模式，把中国重新纳入军警镇压时代，是老爷子留给中国的一大祸患，这是最近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颠覆活动愈演愈烈、国内各种分裂势力曰益嚣张的一个根本原因。环顾当今世界就会发现，依靠军警维稳成功的国家无一先例，前苏联的军警力量天下无双，并没有阻挡住前苏联的土崩瓦解。美国中央情报局等西方颠覆势力，在前苏联东欧、中亚等地发动颜色革命能够成功，所依靠的是当地人民群众；后来在俄罗斯、伊朗发动颜色革命遭受失败，同样失败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站在了当地政府一边；可见，无论成功失败，军警都不起决定作用。当今中国之所以坐在火山口上，随便一个外来力量就能够威胁中国稳定，就在于党和政府已经丢掉了群众。目前，能否实现党群一体化的转变，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安危，同时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安危，关系到13亿中国人民的生死安危。最近两届达沃斯论坛及其它几个方面的信息显示，中国正在被推向社会动荡、环境大崩溃、人民大流血的灾难边缘，如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能团结起来避免这一空前灾难，历时2000多年的统一中国就有可能在无边血泊中永久分裂，这就是目前我们特别强调党群关系，把党群关系看作是国家和人民生死关系的根本原因。
　　4．目前挽救国家危亡、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和人民生活幸福的根本政治原则，就是扩大百姓民权、加强中央集权、剥夺地方官权、限制外来洋权。
　　这是2000多年中国历史的基本经验，是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的基本经验，也是建国以来前后两个30年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的基本经
验。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三分之一的分裂动荡时期，就是根源于官权泛滥；1840年以来中国占世界GDP比重超过当今美国，而被西方列强活活瓜分的根本原因，同样是根源于官权泛滥；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西方国家，都能够十分轻松地打败中国，也是因为官权泛滥；当初慈禧太后在向西方列强宣战后竟然调不动一兵一卒，不得不孤家寡人逃亡他乡，还是因为官权泛滥；当今中国外贸比重达到GDP的四分之三，举国上下为西方国家白干，在自己人民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情况下，把相当于全国总产值一半的财产“借”给美国，也还是因为官权泛滥；在全国人民泪眼盼望能够把中国庞大生产能力用于发展民生时，达沃斯论坛却宣布“中美国”发展模式绝不改变，公开向全国人民宣战，根源仍然是官权泛滥：把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建设五有社会的民生政策和“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强国政策，变成一张废纸，致使中国由一个曾经独自打败过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的强大国家，沦落为今天遭受周边亚洲小国欺辱而不敢反抗的肥大国家，追根溯源仍然是官权泛滥。官权泛滥加洋权至上，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苦难最深厚的根源，也是当今中国各种问题最深厚的根源。
　　但是，由于30年来思想文化领域一直把剥夺百姓民权、削弱中央集权、无限放纵官权、全面迎合洋权，确定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只要一提政治体制改革，所有官员就会立刻众口一词地要求更大限度地独立行使权力，以至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完全成为放纵官权的代名词。3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无限放纵官权、无限扩大洋权、不断削弱集权、全面剥夺民权的过程。中国之所以会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国家越来越软弱，老百姓生活越来越艰难，就是这种权力分配的结果。西方国家能够不费一枪一弹地攫取中国绝大部分财富，就是依靠这种权力结构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惜以武力支持和捍卫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这就是西方国家和中国买办汉奸高喊改革绝不能逆转的根本原因。因为只要沿着这条道路继续改革下去，中国的解体就肯定会成为不可避免的时间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逆转，必须要逆转，不逆转，中华民族就没有希望。
　　可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的困难不仅来自于官权阶级的阻力，同时还来自于左翼内部一些人的错误认识。虽然这些人在政治立场上与那些买办汉奸坚决对立，但是在对待中央集权的客观立场上却与那些买办汉奸完全一致，都是要彻底消灭中央集权，与当初汪精卫的理由差不多：因为蒋介石反人民，所以要联合日本人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以后再救中国，所以称为“曲线救国”。即使其中有些人没有像汪精卫那样直接与日本人合作，也是和日本人分工打击蒋介石，日本人在前面打蒋介石，他们在后面打击蒋介石，最终获利的仍然是日本人。虽然如同禅宗公案中的任何类比都有悖原意一样，举出蒋介石和日本人这个例子，并不完全适合当前所针对的问题，但是其道理却是完全相同的。最近我在贵州演讲时还在说，当初30万工农红军被蒋介石杀得只剩下2万人，可是2万工农红军提出的口号不是打倒蒋介石报仇雪恨，而是北上抗日。就在那一刻，国民党和共产党已经完成了天下的转换，余下的那14年时间不过是国共两党之间履行历史交割手续而已。民族利益第一，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国家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特点，作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益是通过民族利益实现的，没有民族利益，就没有人民利益。这就是我们要加强中央集权的根本原因。
　　要扩大民权、加强集权、剥夺官权、限制洋权的首要原则和基础，就是要扩大民权。扩大民权是建立大众政治制度的核心。扩大民权不仅要像前面提到的那样，要实行民免干部，实行人民即法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实行民权至上原则，建立劳动特权制度，把劳动看作是超越一切权利之上的最神圣权利，劳力是超越权力和财力的最神圣力量，把被权力和金钱颠倒了的社会，重新颠倒过来，彻底废除现有社会的权力特权和金钱特权制度。权力特权制度和金钱特权制度的典型表现，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同样一件事情，运用权力去做不是犯罪，运用金钱去做也不是犯罪，唯独运用体力去做才是犯罪。这种“穷人天然就是罪犯”的制度必须彻底废除。加强集权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必要条件。在中国解除周边军事包围之前，在实现中华民族崛起之前，中央集权只能巩固，不能削弱。中央统一的政治领导不容挑战，中央统一的军事领导不容挑战，中央统一的外交政策不容挑战，中央统一的财政制度不容挑战，中央统一的资源调配不容挑战，中央统一的民生政策不容挑战。等到将来中华民族崛起了，世界一体化了，那时的国家关系怎么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怎么处理，再根据那时的情况进行调整。剥夺官权是大众政治制度的基本要求。对官权的剥夺，一方面是要剥夺官员任免官员的权利，另一方面是要摧毁官权制度的庞大权力体系，比如应试教育制度，干部文凭制度，以权划分的福利保障制度，公车公费制度等。对官权的剥夺最终要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即国家公务员完全如同教师医生那样，仅仅是优秀的专业人士而已，此外没有任何社会权利和社会光环。限制洋权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必然要求。就目前而言，限制洋权，一是要废除所有在华外国人的特权，取消所有外资企业的特殊优惠：二是要废除30年来新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解除中国在所有国际组织中承担的不平等义务。仿效美国和俄罗斯的原则，根据国家利益需要，重新审查和签署所有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义务。

　　5．恢复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建立人民自由信仰制度，重建社会道德体系和伦理价值体系。
　　前面讲过，思想统治是最牢固的统治，思想牢笼是最大的牢笼。中国由一个朝气蓬勃的理想主义国家，堕落成为一个道德沦丧、伦理崩溃的物欲泛滥国家；由一个奉行为人民服务和雷锋精神、拥有最先进政治文明的国家，堕落成为一个奉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动物法则的国家；由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家，变成为一个妇女不敢走夜路、孩子不敢单独上学的人人自危的国家由世界上第一个建成了穷人价格体系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唯一实行富人价格体系的国家；住房、医疗、教育等这些本来属于人民免费享有的基本保障，变成了掠夺人民财富的暴利工具；上千万父母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变成了权贵富人泄欲的工具；包括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在内的人民基本政治权利，在民主法治的旗号下被剥夺一空；等所有这些，都是在人民默许下发生的，期间没有任何反抗。
　　回顾这一段历史就会发现，精英还乡团能够成功地把毛泽东带给人民的一切再次抢走的手段很简单，就是无限美化改革和无限妖魔化文革。无论是政治剥夺还是经济抢劫，只要竖起改革的旗号，老百姓就会立刻成为顺驯的羔羊。无论老百姓有什么不满和要求，只要一戴上文革的帽子，老百姓就会立刻放弃全部要求。文革已成为剥夺老百姓权利、抢劫老百姓财产、淫弄老百姓妻女的最大魔咒，如同当年日本人嘴里的“你是八路”，只要“八路”的帽子落到谁的头上，谁就会立刻成为堂而皇之杀戮的对象。而美化改革和妖魔化文革的人格化代表，就是老爷子和毛泽东。这就是中国腐败势力、买办势力和汉奸势力，持续30多年美化老爷子和妖魔化毛泽东的根本原因。人民的信仰被倭化、被丑化、被妖魔化，以及被肆意蹂躏和践踏，在信仰和人格上把人民踩在脚下，这才是中国人民“失乐园”的悲剧根源，才是中国老百姓权利被剥夺、财产被抢劫、妻女被淫弄而没有反抗的悲剧根源。这就是为什么30年后的今天，中国大地上再次掀起毛泽东热，人民含着眼泪把毛泽东捧上神坛的原因。中国人民终于在苦难中成熟了，懂得了制度变质、道德崩溃、权利丧失的真正根源。所以，未来中国怎么办，人民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和选择：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建立人民信仰自由制度。
　　人民的信仰自由、人格独立和神圣尊严，是保障人民权利不被剥夺不会丧失的根本条件，这是中国人民从历史反复中获取的一条基本经验，这是数千万工人被逼下岗、数百万妇女被逼良为娼换取的一条基本经验。没有人民的信仰自由，即使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也照样会丢掉。为什么英法等国家触动一点儿老百姓福利就会立刻爆发全国性抗议浪潮，就在于人民的信仰自由和造反精神，这是西方国家的人民从中国毛泽东时代吸取的最成功经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也是要打造中国人民的信仰自由和造反精神。所以，必须把人民信仰自由和造反精神列为共和国宪法的根本，建立人民信仰自由制度，设立《人民信仰自由法》，立法保护人民信仰自由，凡是侮辱人民信仰的行为，一律作为违宪重罪。只要具备了这一条，其它所有违背人民意愿、侵犯人民利益的问题，就统统能够加以解决，根本无需另外立法。毛泽东时代能够两法治天下——宏观社会一部《刑法》，微观家庭一部《婚姻法》，就是因为人民拥有信仰自由和造反精神。凡是违背人民利益的事情，人民随时随地就能够自己解决好，一般情况下根本无需动用国家机器。文革结束后，精英集团打着所谓法治建设的幌子，不仅彻底剥夺了人民信仰自由，还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整套侮辱人民信仰的法律。侮辱人民信仰法律体系的核心条款，就是把咒骂一个人列为是违法行为，而把咒骂一群人列为是言论自由。这套法律体系完全把人民踩了精英脚下，成为精英随意侮辱的对象，任何一个精英都可以随意咒骂毛泽东，侮辱人民信仰，而人民任何形式的反抗——哪怕是像对方一样地回骂一句——都会成为违法犯罪行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丧尽天良的法律体系。在美国，不会立法保护对耶稣的侮辱；在英国，不会立法保护对女王的侮辱；在日本，不会立法保护对天皇的侮辱；在俄罗斯，不会立法保护对圣母的侮辱；在阿拉伯国家，不会立法保护对穆罕默德的侮辱；唯独在中国，却立法保护对毛泽东的侮辱，立法保护对人民信仰的侮辱。本来，信仰自由的前提就是不能侮辱他人信仰，更不能侮辱众人信仰，更不能侮辱人民信仰。这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的基本规则和文明底线。可是现在那些打着自由民主等宪政旗号的人，干的却是超越历史上任何法西斯专制的事，立法侮辱人民信仰，这是古往今来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罕见罪行。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坏人当道、好人受欺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腐败泛滥、买办猖獗、汉奸嚣张的现象？就是因为有这套保护坏人、惩罚好人、保护精英、惩罚大众的法律体系。
　　有了《人民信仰自由法》，那些侮辱人民信仰的人就会遭受到人民的惩罚，人民的信仰和精神追求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社会道德体系和伦理价值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恢复起来，相互扶助的人性法则自然就会取代弱肉强食的兽性法则，成为社会管理的根本法则。置于一些人所喋喋不休的什么舆论自由、社团民主、防止腐败等具体问题，在人民即法和人民信仰自由的环境中，则根本就不会成为问题。
　　上述5个方面就是建立大众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人民主权。有些人总是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其实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只要求要把老百姓当人看，当成社会主体的人来看，按照人性法则组织人类社会生活。社会主义就这么简单。
　　三、建立社会占有制为基础的大众经济制度。
　　如同电脑网络的发展奠定了大众政治的基础一样，以股票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发展同样奠定了大众经济的基础。这是推动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转变最根本的物质力量。美国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大众经济要求结束精英占有时代的历史反映，是大众经济与精英占有之间不可克服矛盾的结果。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有的经济活动（除了毛泽东极其短暂的探索之外），都是少数精英集团剥削和压迫绝大多数人的活动，都是奴役和剥夺绝大多数人的过程，都是把绝大多数人当作牲口的过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前人类社会还没有从整体上摆脱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而生产的历史阶段。而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已经使人类社会从整体上跨越了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而生产的历史阶段，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还存在贫困以及由贫困造成的死亡，完全是由统治世界的精英制度造成的。在精英统治的模式下，无论社会经济怎样发展，都绝不可能解决劳动人民的贫困问题，因为绝大多数人的贫困，恰恰是这个制度运转的必要条件。所以历史才提出了以大众经济取代精英经济，恢复经济活动为人类服务的本来功能。那些已经彻底丧失了基本同情心的反革命右派，总是喋喋不休地辩解说什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民已摆脱了贫困，其实，美国等发达国家人民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贫困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头上，当今中国在经济高速长、财富空前喷涌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民却陷入买不起房、看不起
的贫困状态，就是一个典型。大概正是因为目前中国具有精英时代的型特征，所以才会爆发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建立满足人民需要的大众经济这一辉煌的历史重任，才会落到中国肩上。
　　目前中国完全具备了建立大众经济的历史条件。让经济发展服务于人民，有利于国家，恢复民族经济的自主发展，按照有利于国家利益而不是出卖国家利益的原则加入世界一体化进程。是目前中国建立大众经济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1．坚决摆脱“中美国”之间的殖民经济循环圈，恢复自主发展的民族经济，把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用于满足中国人民的生活需要，按照“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的原则重建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把中国财富用于中国人民生活。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只能是满足人民大众生活的需要，而不能只是满足官僚的需要，或只是满足资本的需要。而中国精英集团却把只满足官僚需要的官僚经济和只满足资本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结合在一起，起了个名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这就使当今中国人民遭受到封建官僚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双重历史压迫，左肩上扛着官僚阶级，右肩上扛着资产阶级，后来随着“中美国”殖民经济循环圈的形成，头顶又压上了最沉重的西方列强。如此一来，左肩扛着官僚，右肩扛着老板，头上又顶着西方列强的中国人民，无论创造多少财富，都无法满足这三张血盆大口的贪婪吞噬。
　　特别是西方列强这张血盆大口，吞噬掉了中国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致使外贸占到了中国GDP（总产值）的四分之三，也就是说，中国总产值的四分之三是用来满足西方发达国家的需要，而用来满足国内需要的部分不到四分之一。如果再扣除商业服务业等重复计算部分，估计用来满足国内需要的总产值不会超过10%，13亿中国人民完全是为西方发达国家白干，经济增长与中国老百姓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现在，不仅是中国商品在白白送给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连中国财政资金也开始直接划拨给美国财政使用，眼下中国的出口退税和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就是中国对美国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典型方式，是“中美国”内部实行“劫中济美”的再分配典型。
　　为了保证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价格足够低廉，中国对出口企业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即用中国老百姓的财政资金补贴出口企业（其中三分之二是外资企业），这就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比中国国内还要便宜的原因，这就是美国人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感情远远超过中国人民的原因。而美国则规定对中国商品实行高额关税，如轮胎关税达到35%，把中国政府补贴给出口企业的财政资金，转眼间变成了美国的财政收入。出口企业变成了中美两国之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工具，中国把财政资金支付给出口企业，出口企业转身再把这些钱交给美国财政。结果形成了统一的“中美国”财政体系，在这个统一的“中美国”财政体系中，美国人的钱是美国的，中国人的钱也是美国的。最让中国老百姓感到悲愤难耐的是，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唯一理由，就是中国工人工资太低，中国商品具有不合理的低价竞争优势，所以美国要把中国实际工资低于正常工资水平之间的差额，以关税形式拿走，变成美国的财政收入。这实际上是中美两国政府在联手强迫中国工人向美国政府高额纳税，而且纳税数额之高，超出了人类的文明底线和伦理底线。中国实际工资占商品价格比重大约15%左右，却要被迫向美国政府缴纳相当于自己工资二倍多的高额税收！如此作践中国人民，简直是天理难容！这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财富火山般喷涌30多年，资源大规模变现30多年，而中国老百姓却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的真正根源。这种变相的跨国征税制度，也反映了“中美国”正在由现在的经济一体化，向着财政一体化、行政一体化和法律一体化的方向转变，并且就其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方面结合得紧密程度而言，甚至已远远超过了美国联邦政府与许多地方洲政府的关系。
　　多年来究竟有多少中国财富，通过“中美国”这个殖民经济循环圈循环到了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无法进行精确统计，不过仅仅从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就可推算出至少有上千万亿（人民币）商品被送往了西方发达国家，包括中国主流媒体在内的所有西方国家都承认，西方发达国家大约10亿人口人均4万亿美元的高消费生活，是建立在中国廉价商品基础上的，离开中国廉价商品，西方发达国家任何一个家庭都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由此可见，当今中国生产能力已经增长到了何等庞大程度，西方发达国家大约10亿人口的高消费都有赖于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既然如此，解决中国人民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的问题，也就变得十分简单了：把中国经济的财富喷口调转过来，由向西方国家喷涌财富转为向国内人民喷涌财富，由外需经济转为内需经济，由官需经济转为民需经济。生产目的只为满足国内人民生活需要，不再为赚取美元纸币。既然美国指责中国工资太低，那就提高中国工资；如果担心工资高了商品价高在美国不好卖，那就正好卖给工资已经提高了的中国老百姓，生产本来就是为满足本国人民需要的，商品在其它国家好不好卖，能不能很好地满足其它国家需要，应该是在满足本国人民需要以后再去考虑的事情，而绝不应该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这是连希特勒、东条英机都懂得的道理，更是当今世界所有其它国家都懂得的道理，可是唯独当今中国不懂得这个道理，坚持把商品出口美欧等西方国家，满足西方国家的需要，作为唯一生产目的。为此不惜从贫困的本国人民兜里掏钱，去补贴美欧等发达国家。只要中国也懂得了这个道理，只需要进行一下简单调整，
十七大提出的“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有所养、劳有所得”的和谐社会，就会立刻成为中国的基本现实。如同我们在前面多次提到的一样，目前中国已完全具备了实现“五有社会”的物质基础，现在妨碍实现“五有社会”的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水平问题，而是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只要消除了这些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一个人人有住房、人人有工作、人人人有医疗、人人有学上、人人有养老的和谐社会，将会立刻展现在国人民面前。


　　这也是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在历史上已经成熟的一个经济标志。
　　2．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重建社会主义分配体制，彻底铲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拿人不当人并使绝大多数人不成其为人的社会经济基础，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经济制度。
　　公有制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经济制度，是自由民主最坚实的经济基础，是人类社会消灭欺压、杀戮、战争和各种罪恶最终走向大同的根本途径。没有公有制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只能是极少数精英欺压掠夺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是极少数精英剥削奴役绝大多数人的自由，是极少数精英玩弄绝大多数老百姓妻女的自由，这是近30年来中国老百姓最痛苦的切身体验。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没有任何时候比在今天更加感到马克思那个核心论断的伟大意义了： “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私有制以及与私有制相联系的资本世袭制，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罪恶的根源，它与封建社会权利世袭制的罪恶完全相同，就是把人生来就分为富人和穷人；生来就分为奴役他人的人和遭受他人奴役的人；生来就分为有权玩弄他人妻女的人和妻女注定要被他人玩弄的人；富人生来就是逍遥快活的神仙，穷人生来就是遭受吆喝的牲口；把人类社会变成了生物世界中唯一互相奴役互相残杀的生物群体。社会主义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要求，这是恢复人类社会本来面貌的唯一途径。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追求，是以人人生而平等这一根本理念为基础上的，人人生而平等，首先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上的平等，是要平等地占有和支配社会生产资料，如同生命的平等首先是要平等地呼吸空气一样。不能平等地呼吸空气，就不可能形成任何意义上的生命平等，同样，不能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就不可能形成人与人之间具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平等权利。当前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由传统私有制向着国有化和社会化方面转变，就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类在平等自由民主等方面所有美好的追求，都会不可避免地异化为一种罪恶泡沫，因而人类社会开始以各种方式告别私有制，形成了对私有制的第二次否定，无论否定的方式有多大差别，但毕竟是一种历史否定。
　　一谈到公有制，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就容易想起官有制的种种弊端和罪行，把官有制的弊端和罪行强加到公有制头上，由此得出了对公有制的否定结论。用官有制的罪行来讨伐和否定公有制，已经成为中国精英集团强占企业、扒房子圈地、股市抢钱等抢劫式私有化的一个重要改革理论。所以，一定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明白，公有制和官有制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所有制，公有制是广大人民群众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形式，而官有制则是少数官员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形式。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在官有制条件下和在私有制条件下完全相同，与生产资料没有任何关系，所有资产完全归单位官员所支配，各个单位官员对管辖范围内的资产，在市场化的旗号下可以随心所欲地任意挥霍，而老百姓哪怕是获取其中一分钱，都会被视为罪犯。可见官有制的根本特点，就是生产资料完全归官员所有，既不归人民群众所有，也不归任何私人所有，只归官有。今天是官，今天就拥有，明天不再是官，明天就不再拥有。当今中国人人痛恨官僚体制而又人人想当官，当官后更是拼命维护和巩固官僚体制的根源，就在于此。官有制不仅不是公有制，它甚至是比私有制更加落后、更加反动的一种生产关系，因为官有制的特点是肆意挥霍，私有制的特点是血汗积累（尽管是工人的血汗），所以私有制的确比官有制具有相对进步的历史作用，这也是西方私有制能够打败前苏联东欧官僚集团占有制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官有制是比私有制更加落后的一种生产关系，所以那些私有化精英才故意把官有制和公有制混为一谈，一方面利用人们对官有制的愤怒大肆抢劫，为私有化辩护；另一方面又把官有制的弊端说成是公有制的弊端，竭力妖魔化公有制，以此来加深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公有制的误解，阻挠人民走上平等发展的经济道路。
　　把公有制和官有制混为一谈，不仅成为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抢劫的工具，也成为一些左翼人士屡战屡败的悲剧根源。一些左翼人士同样误以为官有制就是公有制，在反对私有化、捍卫国有化的过程中，客观上不自觉地站到了官有制的立场上，被官权阶级利用来为自己辩护，从而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失去了人民群众。前些年新自由主义精英不可一世的辉煌和嚣张，就与一些左翼人士在官有制问题上的缺陷有很大关系。只是这种缺陷是历史必然形成的缺陷，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缺陷。因为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确是公有制，后来老爷子先把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变成前苏联那样的官有制，然后再在官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私有化，这就在主张公有制的左派和主张私有制的右派之间，设置了一个不易察觉的两难陷阱：左派在反对私有化时，在客观上会成为捍卫官有制的政治力量；右派在反对官有制时，会坚决推进私有化改革。如此一来，中国左右两派便不自觉地同时变成了任由老爷子支配的政治力量。由此也反映出在毛泽东逝世后，老爷子的确具有无人能比的政治智慧。后来老爷子之所以毅然抛弃他亲自打造的“三驾马车”而启用朱镕基，就在于那“三驾马车”只知道大张旗鼓地一味搞私有化，而不知道采用官有制和私有制两条腿走路：用官有制来巩固统治和攫取财富，用私有制再把攫取的财富分配到各家所有。朱镕基则不负邓望，一如其名地彻底融化掉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基础。在所谓“抓大放小”的旗号下，把原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变成了官有制和私有制：具有垄断性的超大型国有企业变成了官有制；一般性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则变成了私有制。为外资全面进入和控制中国产业，创造了相应的经济环境。同时又提出了举世震惊的“与国际接轨”口号，彻底清除外资进入中国的所有法律和行政障碍，把“招商引资”作为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将地方政府置于了外资的绝对控制之下，事实上成为了外资的驻华办事处。接下来的事情更是水到渠成，在国内外所有右翼势力众望所归的“普世价值”领导下，官有化和私有化迅速发展成为外资化和殖民化，形成了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所有制结构：官有制经济、外资经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以及日渐普及的家庭和个人投资活动。
　　在目前中国所有制结构中，官有经济和外资经济是主体，民营经济是依附性经济，个体经济是人民生活密切相连的半独立经济，广大民众的家庭和个人投资活动，则是官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剥夺对象和经营资源。
　　虽然表面上看，官有经济和外资经济占GDP比重不是很高，两者加起来也不到一半，但是官有经济控制着社会所有垄断性行业，外资经济控制着中国外贸的三分之二，他们双方实际上起着“收租”的作用，即把整个社会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收归己有，或者准确地说，是外资经济起着“收获”的作用，官有经济起着“收租”的作用。官有经济控制的国有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超过50万亿——还不包括60万亿金融资产以及那些可以随时变现的资源性资产，这天文数字的庞大资产专供那些机关干部、事业单位领导和国企老板挥霍之用，只要他们不违背“游戏规则”把资产转入个人账户，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吃遍天下玩遍天下。并且其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正在成为家族资产，迅速向世界各国主要是向发达国家转移。官有制经济已成为产生官僚买办的最深厚的经济根源。与控制着整个社会垄断行业的官有经济相比较，拥有十多万亿资产规模的外资经济，则控制着中国绝大部分非垄断行业，通过投资、技术、品牌、知识产权等有形手段和无形手段，攫取了这些产业绝大部分利润，如同官有经济成为“天然收租者”一样，他们成为了中国经济的“天然收获者”，中国创造的绝大部分商品，就是通过他们送往西方发达国家的。他们与官有制一起，共同决定了中国经济属于官人经济加洋人经济的基本性质。
　　而创造全国总产值超过一半以上的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则享受不到官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的丰硕成果，处于同官权、外资和工人相矛盾的夹板之中，日子不像官有经济和外资经济那么好过。其中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又具有不同性质，由于绝大部分民营经济都负有原罪，都是权钱交换甚至权钱直接结合的产物，其中有许多是通过国企或集体企业改制发展起来的，是在抢劫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对权力具有天然依附性，而不像西方资本那样对权力具有制约性。由于是依靠权钱交换、依靠抢劫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依靠市场发展起来的，所以对市场以及与市场相联系的国家民族等不感兴趣，并且对被抢劫的人民充满恐慌戒惧心理，所以不仅对权力，甚至是对外资对外国同样充满天然依附性。这就是中国民营经济不爱国家不爱民族，致使中国只有民营经济而没有民族经济、只有民营资本而没有民族资本的根本原因。对于那些在创造总产值中贡献最大的个体经济来说，他们处于各种经济成分的最底层，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他们的经营活动至少受到超过十多个部门以上的官员以及大量临时执法人员的随便干预，其中任何一个部门中任何一个官员的任何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关门停业、破产倒闭，所以只能算是半独立经营，要经常向那些阎王、小鬼纳贡送钱才能维持基本经营，并
且这种纳贡送钱已经形成了一种“管理制度”，在个体经营成本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虽然他们也雇佣少量工人，有着与工人相矛盾的方面，但是由于同样遭受到贪官污吏的敲诈，同样遭受到流氓恶霸的欺压，同样遭受到官有垄断企业的掠夺，同样遭受到外资的挤压，因而在反腐败、反卖国、反专制等基本立场上，与其他的广大劳动群众是一致的。
　　除上述传统经济形式之外，随着大众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家庭和个人投资活动在整个社会投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居民的房产和金融资产已经超过一百万亿元，超过社会总产值的三倍，这部分资产已成为贪官、买办、奸商和外资勾结起来洗劫的对象。通过人为制造房市、股市等市场的巨大波动来洗劫百姓财产，是虚拟经济时代精英集团掠夺百姓的重要手段，这也是精英统治和大众经济之间不可克服矛盾的重要反映。虽然这个问题在中国表现得特别邪恶，中国市场监管人员特别无法无天，但却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是大众经济时代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除了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具有部分约束功能之外，世界各国都没有找到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个重大历史课题同样交给了中国，需要中国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能够提供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为世界大众经济和虚拟经济开辟一条健康发展道路。
　　根据上述私有制结构的基本状况，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任 义务和原则就是，对占据垄断地位的官有制经济实行公有化，对控制重要产业的外资经济实行国有化，对一般民营经济实行社会化，对大量个体经济实行自主化，对家庭和个人投资活动实行监管大众化。
　　其中最为首要和关键的，就是对异化为官有制的经济重新公有化。只是这里的公有化不是简单恢复原有公有制形式，而是在虚拟经济基础上建立人民群众直接占有的新型公有制形式。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独立运动形式，为广大社会公众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提供了现实途径，并且预期调节把原有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优点结合起来，同时克服了两者的缺陷，能够形成完善的计划调节方式，再加上虚拟经济能够消除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边界，具有把整个社会连接成为利益共同体的双赢性质，从而已基本具备了当初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社会占有制的历史条件。可以说，以往公有制的悲剧并不在于公有制本身，而在于社会并不具备人民大众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历史形式，所以只能通过政府官员代表人民行使生产资料所有权，而这些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权的政府官员不仅背叛了人民，反倒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把原本是主人的人民大众变成了随便役使的奴隶。现在伴随着大众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社会已经具备了人民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历史形式，公有制已经如同汽车电视一样成为了切实可用的现实产品。所以，当今中国爆发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绝不像反革命右派所妖魔化的那样，是什么左派煽动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
　　当前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不仅找到了实现公有制的历史形式，同样找到了公有制企业的管理方式，这就是毛泽东创立的、被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普遍采用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中国发明的并在世界普遍推广的这一国有企业管理方式，将是未来大众经济时代公有制企业主要的管理方式。有了这套民主管理方式，自然就不会形成诸如天文数字的高管薪酬、“金降落伞计划”等连美国总统都忍不住破口大骂的邪恶制度。
　　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中国精英对毛泽东时代的背叛，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背叛，同时也是对世界文明的背叛。所以，今天中国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表面看上去才会表现为是向世界文明的回归。
　　中国所有制改造另外一个需要特别强调的重要任务，就是在推动民营资本社会化发展的同时，要对民营经济实行民族化改造，彻底铲除民营经济依附于权力和外资的制度基础，推动民营经济走上独立发展道路，把中国的民营经济改造成为民族经济，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打造成为爱国主义力量。只要解决好官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以及民营经济向民族经济的转变，也就具备了解决好其它经济形式的根本基础，其它经济形式自然就会进入正常发展轨道。
　　3．恢复公共资源的公共性质，重建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建立人人有保障的社会主义文明社会。
　　公共资源和公共产业必须由社会公众享有，这是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共同遵守的文明底线。无论是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都没有把公共资源和公共产业作为谋利工具，更没有作为掠夺社会公众的工具。然而，在改革教猫论指导下，中国公共资源和公共产业，第一次成为世界历史上掠夺社会公众的暴利工具。凭借暴力强占公共资源设卡收费，这是连黄世仁、南霸天都没有敢干的事情，是连强盗劫匪都要蒙面才敢干的事情，可是中国却打着市场化的旗号，由政府干起了如此黑道生意。所有名山大川、交通要道，尽数成为地方政府收费的工具，把黑社会的功能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功能，政府黑道化、官员劫匪化，成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本来，人们养育政府是用来对付黑社会的，结果当今中国地方政府本身变成了黑社会，接过了历史上黑社会绝大部分黑道生意，如果说高速公路设卡收费还可以用投资来辩解的话，那么在名山大川设卡收费则完全是一种黑道犯罪行为，因为名山大川并不是当地政府修建的。把有史以来社会公众免费享有的公共资源变成获取暴利的商业资源，最能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性质，就是通过掠夺社会公众而增长，而不是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经济增长是为社会公众服务。
　　如果说暴力霸占公共资源强行收费，属于直接掠夺社会公众的黑道抢劫，那么把原本同样免费的公共产业变成暴利产业，则属于绑架社会公众的黑道敲诈。生活于现代社会，人离不开住房，人离不开看病，人离不开教育，人离不开养老，所以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便逐步建立起了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免费养老等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带动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走上了不断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道路。不断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已经成为超越社会政治制度的人类文明最基本的原则。可是，中国改革教却打着提高效益的旗号，彻底摧毁了中国的福利保障制度，把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产业变成了最大的暴利产业，所依据的基本理论就是“只有老百姓彻底失去福利保障，才会更加拼命地干活，才会接受低工资，才能提高效益，少数人才能更好地享乐”。其它方面是非对错暂且不论，在全世界其它所有国家都在不断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已成为人类文明底线的情况下，却把中国变成全世界唯一摧毁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国家，就不再是一个改革对与错的问题，而是一种公然的犯罪行为，是一种反人民罪、反人类罪、反文明罪。由此造成了因无钱看病而死在医院外面的老百姓，每年超过4百万人。在把相当于十多万亿的财富借给美国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老百姓却因为无钱看病而死在医院外面，这种悖逆天理人伦的荒谬状况，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所以，必须全面恢复公共资源和公共产业的公共性质，重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人人有福利、人人有保障、人人有明天的社会主义文明社会。
　　首先，彻底废除公共资源的收费制度，全面恢复公共资源的公共性质。公共资源必须由公众享有和由公众管理，任何占有公共资源的谋利行为都属于刑事犯罪，必须坚决打击。公共资源不同于商业资源的最本质特征，就在于是免费享有，任何名义的收费都会改变公共资源的性质，侵害公众利益。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废除所有名山大川、交通要道，以及城市公园的收费制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清理所有具有黑道性质的收费项目，把公共资源交还给社会公众。
　　其次，消除公共行业的产业性质，以及消除公共产业的暴利性质。当初把医疗、教育等公共行业划归产业，实行以赚钱为目的的产业化管理，完全是对人民的历史报复和惩罚，必须坚决加以废除，恢复医疗、教育等公共行业的福利性质，建立对残疾人和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恢复人类社会的基本文明准则。把公共行业当作赚钱产业，实际上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赚钱的对象。特别是在大量外资进入公共行业后，仍然把人民群众当作赚钱的对象，等于是用国家机器强迫本国人民接受外资掠夺。这已经不仅仅是掠夺人民的剥削行为，而是叛国卖国的犯罪行为。在把一部分暴利产业恢复为公共行业的同时，对于那些具有公共性质的基础产业，如水、电、煤、气，公共交通以及城市设施等，则把管理成本和运行成本分开，只按照管理成本进行收费，不考虑运行成本。按照管理成本收费是为了节约管理费用，防止管理上的浪费，管理费用的核算由公共产业管理委员会统一认定。
　　第三，对于住房这个特殊商品，必须采取特殊政策。现代社会的住房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如同当初农民的土地一样，是不可剥夺的最基本人权，必须实行人人有住房的政策，而目前中国已建成的人均房屋已达到30平方米，也完全具备了人人有住房的物质条件。目前老百姓住房难的状况，完全是开发商制度造成的，开发商制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反动最邪恶的罪恶制度，必须立刻废除这个罪恶制度，只要铲除了这个罪恶制度，人人有住房的目标立刻就会实现。所以，“打倒开发商，人人有住房”，就是解决住房问题的基本原则。
　　最后，在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建立公民自由创业制度。把就业保护和鼓励创业结合起来，使每一个人都能既有创业选择又有就业退路，每一个人都能够既有大锅饭铁饭碗做依靠，又能够自己选择铁饭碗里的饭菜种类，形成既有公平保障又有个人自由选择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新型就业创业制度。
　　4．实行符合人民长远利益和国家根本利益的产业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战略产业国有化，资源开采统一化，生态环境优先化，对外贸易平衡化。
　　特别是在对外贸易方面，坚决恢复对外贸易互通有无的本来功能，严禁用本国资源换取纸币的有害贸易。用资源和商品换取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美元纸币，中国所换取的只是美国政府的一种财富承诺，并没有得到哪怕是一分钱的实际价值，表面上看是在把财富赊销给美国或是借给美国，实际上是白白送给美国。这种表面上看似买卖的白送贸易，其实质是美国等话方发达国家在白白耗费中国资源，在白白污染中国环境，在白白毁灭中国生态。这完全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行为，是对中国子孙后代的犯罪行为，必须立刻停止这种祸及子孙的所谓贸易行为。否则，整个中华民族将会因为生态崩溃而最终陷入毁灭之中。中国人民之所以对达沃斯论坛传出的声音感到无比震惊和恐怖，道理就在于此。
　　四、确立保障中华民族崛起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中国买办汉奸势力为了达到改革不可逆转的目的，打着“韬光养晦、绝不出头”的卖国旗号，勾结美国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形成了全面的军事包围，使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受到了东西两面的同时威胁，处在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危险之中。为避免重蹈近代史上屡次成为肥大国家的民族悲剧，把中国建设成为拥有世界先进文明的强大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必须从根本上解除当前包围和肢解中国的内外威胁，恢复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坚决打破美国和北约组织对中国的军事包围以及在资源、技术、航道等方面的各种封锁，坚决捍卫和保证13亿中国人民当前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命安全，坚决捍卫和保证中国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在全面解除对中国军事包围和封锁的基础上，发展同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正常国家关系。以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大国外交原则，取代“韬光养晦、绝不出头”的卖国外交原则，团结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重新构造世界一体化规则。
　　1．根除国内分裂势力，打破美国军事包围，重建安全的周边环境。
　　这是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崛起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这个前提和基础，其它一切都无从谈起，国家的解体，民族的分裂，大规模人口灭绝，将不可避免。毛泽东生前几经搏杀，才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个安全的周边环境。后来中国买办集团为了保护其家族利益，不惜背叛国家和人民，与当初洋务运动时期买办集团把中国置于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下一样，再次把中国置于了美日欧等西方国家的军事包围之中。在外部军事包围的同时，还在中国内部造就了买办汉奸势力和分裂势力，使中国在内外威胁中逐步走向解体。这就决定了中国打破军事包围的基本原则和步骤是：
　　首先，要根除国内分裂势力，清除汉奸势力。美国军事包围中国的目的，并不是要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打击（当然有机会也不排除直接军事打击），而是要以此鼓励和操纵国内分裂势力和买办汉奸势力控制中国和解体中国。近些年来分裂势力和汉奸势力的日益猖獗，根源就在于此。所以，必须首先清除带来军事包围的内应力量，一是坚决打击台独、藏独和疆独等分裂势力，统一台湾，打掉美国封锁中国第一岛链的战略支点，以及美日韩东北亚军事同盟连接东南亚军事同盟的战略枢纽；同时联合伊斯兰清除掉威胁中国西部边陲的美国军事基地，彻底消除藏独、疆独的战略依靠，恢复30年前西部的安全发展环境。二是发起人民除奸运动，彻底清除汉奸势力。针对中国历史上汉奸从未遭到过清算这个特点，对汉奸的清算一定要足够严厉，在清算汉奸问题上，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全盘西化，要全盘照搬美国亚特兰大模式——“让叛国分子一百年以后想起来仍然恐怖发抖”。在清算汉奸问题上，只有实行彻底的全盘西化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其次，收复钓鱼岛和东海领土，恢复已名存实亡的南海九段线边界。在领土问题上，中国绝不做帝国主义，绝不霸占别国一寸土地，但是也绝不允许别国霸占中国领土。钓鱼岛和东海领土必须收复，南海九段线国界必须恢复，在这些中国固有领土问题上不容谈判，只需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常履行职责，对于所有胆敢来犯者，要彻底干净全部消灭，如同普京所说的那样：“在领土问题上没有谈判，只有战争。”目前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侵占中国钓鱼岛和占领中国相当于100万平方公里的东海领土，实际上是日本对中国发起的第三次侵华战争，如同当初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性质完全一样。当初日本占领东北时蒋介石政权不承认中日之间已经爆发战争，结果差点儿亡国灭种；如果今天在日本侵占中国领土和资源总量已远远超过当初东北时，仍然不承认中日之间处于战争状态，等待中国人民的将只能是再次亡国灭种的威胁和再次的南京大屠杀。中国历次亡国灭种大祸无一不是退缩忍让的结果，历史上日本两次侵略中国也无一不是中国退缩忍让的结果，在日本发起的第三次侵华战争面前，中国绝不能再退缩忍让，必须无条件地全部收复钓鱼岛和东海领土。只要中国收复了钓鱼岛和东海领土，恢复了南海九段线边界，驱赶掉西部边陲的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将被彻底粉碎，中国将彻底解除国家安全和民族崛起的外部军事威胁。
　　粉碎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的另一个战略意义，在于可以形成支撑中华民族百年崛起的强大资源基础，中国东海资源蕴藏量超过大陆总和，中国南海资源蕴藏量也超过大陆总和，中国大陆百分之七十的资源在西部，只要实现了国家统一和西部稳定，收复了东海和钓鱼岛，恢复了南海九段线边界，未来中国至少一百年内不会再出现资源瓶颈问题。同时，再将我们丰富的外汇储备投向中亚、非洲等地区，特别是重点投向中亚地区，以新疆为龙头，把中亚建设成为经济热带地区，与国内外的伊斯兰人民一起走上共同富裕道路，形成中华族群和伊斯兰族群的全球性联合，结束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对世界的数百年统治。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民一定要十分清醒，新疆“7.5”事件的目的，是要制造伊斯兰和中华族群之间的矛盾，把西方国家屠杀伊斯兰形成的百年仇恨转嫁到中国头上。当初美国率领西方国家攻打伊拉克和阿富汗，屠杀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时，中国买办集团和汉奸势力突然打起“和中央保持一致”的旗号，运用行政手段强迫国内伊斯兰兄弟“要保持克制”、“要正确看待”美国的反恐行动，现在看来，就是在积极配合美国，把伊斯兰百年燃烧的愤怒大火，吸引到中国人民头上。所以，与伊斯兰人民的团结，已成为关乎中华民族兴亡发展的重大问题，国内汉奸势力之所以坚持妖魔化伊斯兰的目的，就在于此。
　　2．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及在国际组织中承担的一切不合理义务。

　　当今世界进入了规则时代，通过规则实现殖民化掠夺，已成为当
今发达国家统治世界的重要特征。此前我们曾一再指出：农业社会中财富主要是和土地相联系，国家之间主要是争夺土地；工业社会中财富主要是和市场相联系，国家之间主要是争夺市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为争夺市场爆发的；现代社会中财富主要是和规则相联系，国家之间主要争夺的是规则。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是通过各种不平等不合理的规则，把中国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拿走的。所以，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彻底废除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彻底废除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组织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所有不合理义务。这些不平等条约和不合理义务，其中有些是西方国家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如在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上的许多强制条款；有些则是国内买办集团勾结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如WTO中许多中国单方面的义务和美国单方面的权利，以及强制开采中国资源、强制污染中国环境等，都是内外勾结的结果；还有一些不平等条约和不合理义务，则是中国买办集团为讨好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如外资企业在华享有的各种优惠，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各种特权等。
　　在外资企业享有优惠方面，可以说超越了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外资优惠的总和，中国所有地方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变成了外资驻华办事处，把伺候好外资的“招商引资”工作，作为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把所有能够想到的优惠无一遗漏地奉献给外资。如对外资企业实行减税免税，允许外资免费获取中国土地，允许外资低价购买中国股权、低价收购中国企业、低价收购中国银行等，所有这些优惠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没有的现象，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外资通过这些优惠攫取的中国财富究竟有多少，是一个无法估计的天文数字，仅仅中国股权低价转让给外资这一项规定，中国损失的财富就不下10万亿人民币。在外国人享有法外特权方面，更是出现了世界历史上闻所未闻的现象，如河南一些地方政府规定：外国人进公园一律免票，外国人闯红灯不准罚款，外国人嫖娼不得过问，外国人车辆、住宅和公司等不受执法人员检查，甚至向外国人颁发享有特权的“荣誉市民证书”，凭此证书除了刑事案件之外，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媒体报道，上海一个日本人拍着一个中国青年的脑袋得意地说：“小子，认命吧。我揍了你是白揍，你揍了我，不用我们出手，你们政府就会替老子收拾你。”国家沦落到这个地步再不改变，对于老百姓而言，国家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所以必须再次彻底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和不合理义务。这是继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第三次要废除对外不平等条约。
　　3．坚决承担起“秉持公道、伸张正义”这一发展中大国的责任和义务，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重建世界一体化规则。
　　世界正在进入一体化发展的时代，世界一体化发展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是人类实现大同理想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世界一体化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实现人类共同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在此必须要明确的是，虽然世界一体化发展是一个客观自然进程，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步过程，然而当前通行的世界一体化规则，则是历史继承下来的殖民化时代的统治规则，是西方发达国家强加给世界各国人民的不合理规则。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凭借这些不合理规则，在统治世界、掠夺世界和享受世界发展的成果，而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置于永无希望的贫困、饥饿、灾难、危机、战争和杀戮之中，使整个世界两极分化、两级对立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尖锐，所谓“恐怖主义”就是世界两极分化、两级对立的必然产物，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殖民化规则、对弱小国家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东方文明大国，也作为一个遭受世界殖民化规则伤害最深的国家，有责任有义务站出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团结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富有正义感的国家，彻底改变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殖民化规则，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按照符合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原则，重新构建世界一体化规则，消除正在把人类社会推向毁灭的两极分化、两级对立，把世界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实现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共同发展的和谐家园，一个按照人性化原则组织起来的真正的地球村。

　　总之，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不仅是中国摆脱危难、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摆脱殖民化规则、实现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万岁！
　　（2009年8月27日）

　　摘自《张宏良文集》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