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这段话出自恩格斯。

　　它讨论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恩格斯的回答很明确，革命不是少数人凭空制造出来的。任何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其背后都存在一定的社会要求;当旧制度无法满足这些要求，甚至阻碍它们通过正常方式得到解决时，矛盾就会不断积累，并可能最终发展为剧烈的政治冲突。

　　历史上，每当发生社会动荡，总有人试图把原因归结为几个“煽动者”，把他们的作用夸大成了历史的根本原因。

　　按照这种逻辑，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人挑动群众、制造不满;只要把这些人抓起来，社会就会恢复正常。

　　恩格斯否定的正是这种解释。

　　一个人当然可以宣传一种思想，一个组织也可以发动一次运动，但如果社会本身没有相应的矛盾，这种宣传很难产生广泛影响。所以问题在于不是“谁煽动了群众”，而是为什么这些人的主张能够得到群众响应。

　　如果多数人的基本生活稳定，利益诉求能够通过正常制度得到表达和解决，那么激进的政治主张通常很难获得广泛支持。

　　反过来，如果社会矛盾已经长期积累，而正常的解决渠道又不断失效，那么原本分散的不满就可能逐渐形成共同的政治要求。

　　因此，革命者可以成为历史事件的重要推动者，却不能凭空创造革命的社会基础。

　　这就是为什么，解释革命不能停留在个人动机上，而必须进一步分析经济关系、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

　　恩格斯所说的“社会要求”，并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的具体要求。

　　它可能表现为对土地、就业、工资和生存条件的要求，也可能表现为对政治权利、民族独立或者社会改革的要求。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不同，但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产生于社会现实，而不是产生于某个煽动者的个人意愿。

　　社会不断发展，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和利益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原来的制度如果能够随着社会变化进行调整，就可以通过改革吸收新的要求;如果制度逐渐僵化，只能维护既有利益，而不能解决新的社会问题，那么原本可以通过改革解决的矛盾就会不断积累。

　　所谓“腐朽的制度”，关键并不只是腐败或者效率低下，而是它已经越来越不能解决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同时又阻碍社会要求得到正常表达和满足。

　　到了这种情况下，制度维护自身的方式往往会发生变化，它不再主要依靠解决问题来维持秩序，而越来越依靠限制、压制和强制。

　　于是，矛盾就进入了一个循环：

　　社会要求越强烈，制度越拒绝调整;制度越拒绝调整，矛盾越容易积累。

　　革命的根源，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

　　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了一点，社会要求的出现，并不意味着革命马上发生。

　　一种要求可能最初只存在于少数人之中，后来才逐渐被更多人认识;即使形成了广泛共识，也还需要组织、政治条件和具体事件，才能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行动。

　　所以，社会矛盾存在和革命立即爆发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直接关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压制能够解决问题。

　　如果人们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而制度只是禁止他们表达;如果一个社会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而制度拒绝改革，只依靠强制维持原状，那么产生不满的现实原因依然存在。

　　长期的压制会直接改变人们对制度本身的认识。

　　最初，一个人可能只是对某项政策不满;当他发现正常表达无法产生任何结果时，就可能进一步认为问题不在某一项政策，而在制度本身。

　　因此，压制有时能够暂时消除公开的抗议，却可能使原本分散的不满进一步政治化。

　　这正是恩格斯所谓“用暴力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的含义。

　　这里的“越来越强烈”，并不是说任何镇压都会机械地导致革命，而是说如果产生矛盾的现实条件没有改变，单纯压制表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例如法国大革命前，法国长期存在财政危机、等级特权和税收不平等，旧制度已经越来越难以处理新的社会矛盾。三级会议的召开原本提供了改革的可能，但改革最终未能解决核心冲突，局势迅速走向革命。

　　而俄国1917年的革命，也不是因为某几个革命家突然决定发动革命。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土地问题、工人生活困难以及旧政治制度的危机，共同构成了革命的社会背景。二月革命以后，临时政府继续战争、土地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社会矛盾因而继续发展，最终导致十月政治格局的根本变化。

　　中国近代史同样如此。

　　晚清的财政困境、土地问题、社会贫困、民族危机以及政治制度的衰败，构成了革命发生的重要背景。革命党人的活动当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能够产生影响，本身就说明当时社会已经存在相应的矛盾和变革要求。

　　因此，历史事件中的个人和组织必须放在具体社会条件中理解。

　　偶然事件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时间和方式，政治人物可以改变运动的方向，但它们不能代替社会矛盾本身。

　　从恩格斯的这段话继续往下思考，还可以看到革命与改革之间的关系。

　　社会矛盾出现以后，并不只有革命这一条道路。只要制度仍然具有调整能力，社会要求能够通过改革得到回应，很多矛盾完全可能在制度内部逐步化解。

　　真正危险的是制度失去了调整能力。

　　既得利益者不愿意让渡利益，权力机构不愿意放弃既有权力，而面对社会要求又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于是只能不断把问题推迟，把不满压下去。

　　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短期稳定，却不能保证长期稳定。

　　因为稳定并不等于没有不满的声音。真正稳定的社会，是社会矛盾存在时，有足够的制度空间让这些矛盾被表达、协商和解决。

　　如果所有问题都只能靠压制来处理，那么表面的平静并不能说明矛盾已经消失。

　　这也是恩格斯这段话中想说明的历史规律，当社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而旧制度越来越无法回应这些要求时，二者之间的矛盾就会不断扩大。

　　革命因此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孤立事件，而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政治表现。仅仅把革命归结为少数人的煽动，就只能解释革命的表面现象，而无法解释革命为什么能够发生。

　　革命者可以成为导火索，却不是炸药的制造者;政治口号可以推动事件，却不是社会矛盾的来源。

　　真正推动历史变化的，始终是现实社会内部不断发展的矛盾和要求。

　　而对于一个制度来说，最值得警惕的也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口号，而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原有制度已经无法通过正常方式回应他们的问题。

　　当这种认识逐渐形成，社会革命也就有了真正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