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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身上出现的问题,往往映照着他们所处的社会。人并非生来就懂得如何与世界相处;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对待他人,又如何想象未来,都离不开成长环境的塑造。当曾被称作“祖国花朵”的孩子,逐渐成了人们口中的“魔丸”,我们需要追问: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什么样的土壤,种出什么样的花朵。每当学生出了问题,社会总能迅速找到几个方便的解释:孩子太脆弱,家长没教好,老师不负责,手机害了人。仿佛只要处分几个学生、没收几部手机、开几场家长会,一切就能回到正轨。这些解释有一个共同之处:责任停留在个人身上,追问止步于制度门口。
可学生并不是在真空中长大的。一个社会怎样分配机会、定义成功,怎样使用权力、对待弱者,都会在校园里留下痕迹。我们不能一边向土壤里倾倒焦虑、功利与不公,一边要求长出来的孩子纯真、从容、彼此友爱。学生问题,正是社会现实在年轻人身上的显影。而要理解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追问:我们究竟把教育当成了什么?
“学而优则仕”的观念长期影响着人们对读书的理解。当读书被等同于获取地位、接近权力,教育便容易沦为争夺有限机会的工具。到了今天,这种观念仍以不同的形式贯穿升学与就业:成绩好,意味着更好的学校、更体面的工作,也被寄予买车置业、改变命运的期待。学习本身的意义,反而容易被这些期待遮蔽。
我们嘴上说人各有长,实际分配机会时,却常常只认少数几张通行证;嘴上说劳动光荣,谈到孩子的前途,又急着把某些劳动当作失败的去处。孩子听见的道理,与他们看见的生活彼此冲突,最后往往更容易相信后者。当家庭出身、门第关系和学历被用来划分人的高下,“人人都有价值”的道理,又如何让他们信服?
就业的压力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怀疑。当一些大学生发现,多年苦读并不能保证一份稳定的工作,“毕业就失业”便成了他们切身的忧虑。倘若现实中的就业困难,只被“灵活就业”等名目轻轻带过,年轻人的不安也不会因此消失。网络又让校园之外的生活更直接地呈现在他们眼前:成功的叙事之外,还有普通人的困顿和机会的不均。面对承诺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他们难免追问:自己所付出的努力,究竟能通向怎样的未来?
教育的产业化,则让这种压力进一步渗入日常生活。当教育被当作生意,学生就容易被当作资源,家长就容易被当作市场,焦虑就容易被当作利润。教育需要经费,教师应当获得体面的报酬,专业服务也有合理的成本。但这些与把教育的目的改写为盈利,是两回事。教育应当追问的是,一个孩子怎样才能成长得更好;生意优先计算的,却可能是一个家庭还能为此支付多少。
当孩子被视为一项必须增值的家庭资产,教育便越来越像一场追逐回报的投资。家长期待投入兑现为成绩,学校看重升学率,教师承受绩效考核的压力。这些期待与考核层层叠加,最终落在学生身上。学习的价值被压缩为分数和排名,成长中的好奇、兴趣与感受则被挤到一旁。社会以金钱和地位衡量价值的习惯,也由此进入了校园。
与此同时,以服从和统一标准为重的管理方式,也在不断压缩学生自主成长的空间。日程被安排得密不透风,规则以高压执行,质疑容易被视为不听话,探索则让位于反复训练。当学习的目的只剩下完成任务、通过考试,学生便越来越像流水线上的产品。原本应当帮助他们理解世界的知识,也成了必须按时交付的成绩。
校园里的这种处境,同样映照着社会中的劳动生活。当工作不断侵占休息时间,人的需要一再向效率和收益让步,对服从的要求又压过了对合理诉求的倾听,年轻人看到的未来便很难令人向往。他们在学校里被要求承受压力,走出校门后,又可能继续面对相似的要求。这样的经历,会怎样影响他们对努力、合作与责任的理解?
因此,讨论学生问题,不能只把目光停留在某个孩子是否听话、某个家庭是否尽责。教育领域的私有化与产业化倾向,以及社会对效率和收益的过度追逐,都值得被认真审视。当以人为本逐渐让位于利益计算,学生的困惑、焦虑乃至消极退缩,就有了更深的社会根源。
什么样的土壤,就会孕育什么样的果实。如果我们一面要求年轻人相信未来,一面又不断压缩他们能够选择的生活,那么,一些人以“躺平”回应期待,也就不难理解。要让他们重新愿意投入生活,就需要让教育关注人的成长,让努力与机会之间建立更可信的联系。一个社会若只顾追逐效率和收益,却让承载未来的年轻人失去希望,又将驶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