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儒生叔孙通说，礼者因时世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意思是说礼不是死的规矩而是根据时世和人情来制定的，可以灵活变通，但必须有。叔孙通将遗留下来的礼仪文献(主要是夏商周的)拼凑起来，然后根据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一条一条地改，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像裁缝做衣服一样量着汉朝的身材来裁剪，这就是礼制的减损增益。这是叔孙通在当时做法，然而在大众时代，这种做法还可行吗?

　　叔孙通的因时世：礼制必须符合当下的社会环境。礼制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这是事实，但真的就必须符合当下的社会环境吗?一个文明在发展中难免会走一段曲折的道路，如果为了阶级统治的改变而将礼也改变，那么有些文明的传承不就断了吗?这种随波逐流，本质上是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无知，有时候需要以不变应万变，同时一定要将礼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去对待。打着改革的旗号胡作非为，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已经上演过无数次了。礼可以小修小补，但绝不可轻易进行根本性的颠覆，除非发生整个世界的阶级革命，才需要将旧礼制进行彻底的推倒重来。我们对待礼，一方面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即去芜存菁。另一方面，也要敢于质疑，敢于批判，尤其是敢于造反。总之，我们要做好礼的传承和革命。

　　叔孙通的因人情(顺应人性)：礼的制定必须合乎人类的正常情感与伦理道德。这在小事上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在触及礼的根本立场的大事上还要顺应所谓的人性吗?还要合乎所谓的人情吗?所谓的人性到底是真正的人性，还是打着人性幌子的兽性呢?所谓的人情到底是真正的人情，还是阶级关系的利益往来?是达官显贵的人情还是平民百姓的人情?讲所谓的人性或人情，到底是谁最终受益?礼的真正作用不是为了顺应人性或合乎人情而设定的，而是为了传承文化和造福人类的!都说中国是个人性复杂且人情低效的社会，但是真正简洁高效的人性和人情得符合公平正义与自由民主才行。儒家所讲的人性或人情无非是为了徇私而已，而墨家所讲的天下为公、天下兼爱、天下非攻的人性或人情才是真正的人性或人情。显然，徇私的人性或人情在本质上和儒家的“明哲保身、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识时务者为俊杰、见风使舵、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利己思想如出一辙。我们要用行动去带动腐朽的大脑，先服务人民大众，然后再改造自己的思想觉悟，即让礼为人民服务。

　　叔孙通的节文(节制与文饰)：“节”是限制与约束，防止人的欲望和行为超出底线;“文”是文饰与美化，让人们的交往变得优雅、有秩序。“节和文”只是一种方式或手段，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才是“节”和“文”的对象?很显然，这里儒家所指的“节”的主要对象只能是人民大众，尤其是底层的劳动人民。而剥削统治阶级是不可能真正被限制与约束的，因为他们是礼制的制定者，给自己的“节”只能是礼的一些不痛不痒的面子工程，是做给老百姓看的。而这里儒家所指的“文”的主要对象根本就不可能是人民大众，因为他们之间的阶级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严重对立。这种所谓的文饰与美化会天然地向剥削精英阶级所倾斜，不是人民大众不能够文饰与美化，而是人民大众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下根本没有其他过多的精力进行。因为他们是劳动者，是被剥削和压迫的劳动者，他们是为了生计而被迫劳动的，而这种劳动已经占据了他们绝大数的生存发展空间。如果单就“节和文”来讲，普通老百姓是无法去和掌握社会优质资源的精英阶级去公开竞争的，这就造成了精英阶级在表面形象上越来越自律、规范、优雅、智慧和自信，甚至有迷人的气质!反观，人民大众则显得更加任性、散乱、粗俗、愚昧和自卑。实际上那些剥削统治阶级的精英们往往是不劳而获的，甚至对人民大众敲骨吸髓或吃人不吐骨头，以此满足他们的穷奢极欲、骄奢淫逸的那种物欲肉欲横流的兽性生活。因此，所谓的“节和文”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根基，而是剥削精英阶级在精神思想上对人民大众进行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所以在礼的实施手段上，我们要对精英阶级进行“节”，对人民大众进行“文”，也就是说，精英阶级“文”与否不重要，人民大众“节”与否也不重要。

　　所以说，在私有制社会里绝大部分的“礼”最终都是为剥削精英阶级而服务的，而那些极少数为人民大众而服务的“礼”，反而早已被剥削统治阶级扫进垃圾堆里了。在公有制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里，我们不能讲礼的“因时世”、“因人情”、“节文”，而应该讲礼的“因传承与革命”、“因人民而服务”、“对精英阶级进行节，对人民大众进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