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也讲过，仁的本意是尚古，为什么尚古?不就是古人有德嘛。而古人的德最重要的就是诚信。哪怕就从现代西方契约精神来看，儒家对诚信的态度确实也表现出强烈的“弹性”和“双标”。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诚信(信)并非至高无上，而是从属于“仁”和“义”。当诚信与更高的伦理原则(如亲情、长幼尊卑)发生冲突时，诚信往往需要让位。

　　例如，在《论语·子路》中，叶公对孔子说：“我们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去告发了。”孔子却认为这并不正直，反而主张“父子相隐”——即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在对外人时要求“言而有信”;但在涉及家庭核心利益时，“诚实”的义务被天然豁免，亲情高于法律与诚信。孔子曾被路人围困，被迫发誓不去卫国。获释后，他立刻去了卫国。当子贡问孔子什么是治国之道(足食、足兵、民信)时，孔子表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先去掉兵器，其次去掉粮食，但“民信”(民众对国家的信任)绝对不能丢。孔子主张“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意思是交朋友要真诚守信，但只能和那些在道德和学识上与自己差不多或者比自己好的人交朋友。这种对交往对象的甄别和筛选，意味着儒家的诚信主要是对“君子”、“朋友”或“同道中人”而言，对于社会底层或道不同者，诚信的标准往往会打折扣。孔子认为，“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意思是说话必须守信，做事必须有结果，往往是固执浅薄，不知权变的小人。孟子认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意思就是，只要符合大义，统治者不必拘泥于小节的承诺。所以，儒家伪辞，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你觉得对，就可以不遵守任何的诺言。诚信的标准绝不能由个人来决定，也不能由当事人来决定，也不能单由人民大众来决定，而只能由“天人合一”来决定。因为诚信是人与天地沟通的神圣行为，首先是要符合天道正义，其次是要符合天理人伦，最后是要符合民心民意。实际上哪怕是先秦诸子百家的某些思想著作中都不敢让人表露真意，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猜忌、相互设防?不就是不敢做一个真正有诚信的人吗?尤其是君王，不能让人轻易看出他的意图，可是君王号称是最有德的人啊?最有德的人，为什么变成那个样子?根本就在于一个私字!诚信是德之始!诚信出问题了，德就会一溃千里。

　　儒家认为所有的道德(包括诚信)都是为了实现“仁”。儒家一开始提出的是仁、义、礼、智、圣，后来逐渐发展为仁、义、礼、智、信。信，排在了最后!从这也可以看出，儒家只是将诚信视为自私自利的工具而已。而根据清华简五纪篇记载，墨家的五常(五种标志性的行为)：礼、义、爱、信、忠，则把礼排在了第一位!如果尚古，那么就要将诚信视为德最重要的部分。而儒家却非要德拆开、打散、弱化乃至异化，凭空造出所谓的仁和义。对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你可以失德，但不可以拿所谓的仁和义来标榜自己有德或粉饰自己所谓的“德”!

　　儒家最早是搞民间丧葬的，这样的文化骨子里、基因里就先天不足。回顾整个中华文明，儒家文化统治的两千年来，文明衰落，文化萎靡，底层老百姓积贫积弱，而权贵阶级却盛极一时。而墨家思想兴盛的时代(包括上古时代、先秦时代、毛主席时期的新中国)则是文明昌盛，文化璀璨，天下兼爱!尤其是新中国的wh大革命，人民大众第一次真正当家做主，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现在看来，仁和义应该包含在礼里面才对。仁和义不应该成为自私自利的工具，而应该成为礼在文化上的一种强制工具。不好的仁，不好的义，那是礼的问题，即坏礼这个环境所造成的。礼可以用来教化民众，仁和义也可以用来教化民众，但德是不可以用来教化民众的。所以，将仁义放在德里面并用来教化民众，是最愚蠢的事情。孔子将私学向人民大众普及，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弄巧成拙，甚至本末倒置。即使后来儒家登上了庙堂，并逐步获得了思想文化上的垄断，也没有将上古及先秦时代官学的核心思想传承下来，虽然有所创新且对个人道德的约束方面有一定的历史贡献，但从后期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上来看，就是数典忘祖，遗珠于夷，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只有修好了德，才有可能产生好的礼。丢了德的根本，将德搞得乌烟瘴气，这个时候再去追求古人的礼，是极其荒诞滑稽的。儒家的文化其实就是等级的文化，儒家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官民分等、嫡庶分等、男女分等、士农工商也要分等，建立血缘为核心的尊亲体制和三纲五常体系。大兴儒学的结果只会使得官员们越来越腐败，人民生活越来越贫困，朝不保夕!对权贵阶级来说，儒家文化就是最好的护身符!

　　所以说，将“仁和义”合理的部分归为礼里面，是当今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