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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勋章、奖章史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勋章奖章

作者:姜廷玉  更新时间:2017-06-19 21:30:05  来源:央广军事  责任编辑:石头

 

  勋章、奖章、纪念章等军事证章,是军人用热血与生命铸就的崇高荣誉。勋章、奖章、纪念章等军事证章的历史,是人民解放军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不同侧面见证和反映了人民解放军建设和作战的历史。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勋章奖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发勋章、奖章等军事证章,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勋章和奖章是红旗勋章和红星奖章。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发的红旗勋章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设立了最高荣誉章——红旗勋章,嘉奖为苏维埃政权英勇奋斗而作出突出贡献的红军指战员。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方志敏、徐向前等8人红旗勋章,以表彰他们在革命战争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和功绩。

红旗勋章

  方志敏于授勋16个月后才收到的红旗勋章

  方志敏,赣东北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领导恢复中共赣东北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建立农民革命团,召开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5县中共党员会议,成立中共5县工作委员会,任书记。1928年1月,与邵式平、黄道等领导弋横起义,率军在磨盘山区开展游击战争,连续粉碎国民党军四次“进剿”,并在信江流域创建了赣东北苏区。1930年,领导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1931年3月,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兼任红10军代理政治委员。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方志敏因工作忙未能参加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方志敏红旗勋章一枚。11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信方志敏:

  “方志敏同志: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你勋章一枚,并授红十军全体战士奖旗一面,以嘉奖为苏维埃政权而艰苦奋斗的英雄战士。”

  因战事紧张,直到1933年3月方志敏才收到中央政府的信和红旗勋章。

  1933年3月18日,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葛源召开。方志敏向大会作了《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报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给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发来贺电,并派出中央苏区代表参观团、中央红军参观团前来参加大会。代表大会选举方志敏继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3月23日,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举行了授勋仪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委派刘畴西带来了中央政府授予方志敏的勋章和给红10军的奖旗。刘畴西在会上宣读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致方志敏的信,并将红旗勋章佩戴在方志敏胸前。方志敏佩带着红旗勋章,十分激动。会议代表们也异常兴奋,热烈鼓掌,许多代表激动得流出了晶莹的泪花。人们回想起从土地革命以来的6年多时间里,方志敏和他的战友为开创闽浙赣苏区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历尽了多少艰难曲折、倾注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啊!闽浙赣人民由衷地崇敬他,爱戴他。人民认为他无愧于这种褒奖,并衷心为他庆贺。但方志敏却不自矝有功,他将一切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

  在3月23日授予红旗勋章仪式上,方志敏致答词说:

  “同志们!闽浙赣苏区90万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坚决不动摇的斗争,结果推翻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创建了很大一片的苏区,在全国苏维埃运动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目前已成为全国六大苏区之一,是中央苏区一个有力的右翼,而且已成为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争取更大的胜利,以至全国胜利的一个有力的苏区。这一苏区的创造,很明显的是由于全省工农群众与全体红色战士艰苦奋斗与共产党坚强正确领导,尤其是1931年中央苏维族政府成立后有力的领导结果。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授给我的勋章,不仅是奖励我个人,而且是奖励全省工农群众与红色战士的光荣斗争。我接受勋章以后,更加坚决地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作坚决的斗争,目前我更要尽我个人所有的力量,努力工作,尤其是对这次大会决议要特别尽力执行,并号召广大工农群众一致武装起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为建立苏维埃的新中国而斗争到底!”

  方志敏在答词中表达了他对党、对毛泽东主持的中央苏维埃政府深厚而真挚的感情,也表达了他为苏维埃、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决心。

方志敏

  宁都起义领导人董振堂、赵博生荣获红旗勋章

  1931年春,国民党第26路军被蒋介石调至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一步步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国民党第26路军官兵绝大多数是北方人。他们感到了深重的民族危机,一致要求停止与红军作战,返回北方去抗击日寇,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并派重兵堵住第26路军北上的道路,引起第26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

  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第26路军秘密工作的特别支部因势利导,加紧进行兵运活动,先后发展了参谋长赵博生等近20名党员,并争取了该部第25师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等转向革命。董振堂、季振同与赵博生一样,虽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但有着热爱祖国、不恋高官厚禄的一腔热血,他们看到“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满。11月底,中共第26路军特别支部在南昌的接头关系被国民党破坏,部分电文被查抄。蒋介石立即向26路军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严令查拿缉捕军中共产党员。这份电报落在当时主持军务的赵博生手里。赵博生与中共特别支部成员紧急商讨应急办法,一面发出“遵令即办”的电报敷衍蒋介石;一面派人到中央苏区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报告准备发动起义有关事宜。中革军委批准了起义计划,并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到宁都城东南的固厚圩就近联络指导;同时部署部队策应起义。

  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按计划指派部队控制电台、指挥机构等要害部门和通往苏区的交通要道,加强城内城郊的警戒。当晚,赵博生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在总指挥部开会,说明形势和第26路军的处境及出路后,宣布起义加入红军。全军1.7万余人携带武器2万余件参加起义。

  15日,赵博生、董振堂等带领起义部队开赴中央苏区,受到中革军委代表和苏区军民的热情接待。16日,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授予起义部队以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的番号,任命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部队分别编为第13、第14、第15军。宁都起义,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增强了红军力量,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起了重要作用。

  为表彰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董振堂、赵博生,中革军委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决定,于1932年12月4日发布通令:“给予领导宁暴的董振堂、赵博生两同志以全苏大会所制定最荣誉的红旗章”,同时,“给领导宁暴的各干部以革命书籍多种,给参加宁暴的红五军团全体战士以其他的慰勉与奖励。”通令指出:“宁都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一个最伟大的士兵暴动。它表示了在反对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广大士兵的走向革命;表示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在日前革命日益发展情势下的更加崩溃与瓦解。同时,增加了一批强大的武装力量到革命方面来,成为红五军团,这是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荣的一页。”“通令”号召红军各部队将“宁暴”的伟大革命意义联系到目前政治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做广大鼓动宣传,兴奋起我红色战士为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战斗,为消灭白军与瓦解白军士兵而战斗的勇气,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

董振堂

 

赵博生

  毛泽东长征途中为徐向前颁发红旗勋章

  为了策应和迎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入四川,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指挥所部渡过嘉陵江,随后开始长征。

  1935年5月下旬,党中央率中央红军越过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宝兴一线走向川北。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其他领导人即派红30军政委李先念率一部兵力,翻越海拔4000米高的红桥山,进占懋功、达维,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6月12日,徐向前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亲笔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信。信中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我态势,表示红四方面军以及川西北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为确保万无一失,徐向前亲自交代警卫员带一个班战士送去懋功,并嘱咐“一定把信送到毛主席手里!”

  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徐向前因忙于指挥作战,直到7月中旬,才在芦花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徐向前过去未和毛泽东见过面。在藏民区的一个简陋的房子里,徐向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既高兴又有些拘谨。毛泽东握着徐向前的手说:“向前同志,你辛苦了!”徐向前说:“毛主席,我很想见到你!”毛泽东说:“我也是一样啊!”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把一枚红旗勋章授予徐向前,并说明这枚勋章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授予的。因为徐向前没能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枚勋章一直保存着。徐向前十分激动地接过勋章。授勋仪式虽然没有在苏区那么隆重,但在长征途中授勋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毛泽东对徐向前在创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斗争中,指挥红四方面军作战屡建战功,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你指挥的红四方面军这些年成绩很大,创造了两个大苏区,打了好多大胜仗!

  这次授勋,给徐向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道:“这不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的高度评价和褒奖。”

徐向前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红星奖章

  1933年“八一”建军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红星奖章,以表彰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红星奖章分为三等:一等红星奖章,奖给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者;二等红星奖章,奖给在某一战役当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者;三等红星奖章,奖给经常表现英勇坚决者。

  一、二、三等红星奖章

  1933年“八一”建军节,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的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有张云逸、陈毅、罗瑞卿、肖克、何长工、程子华、罗炳辉、毕占云、滕代远、彭绍辉、王诤等34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的有王震等53人。

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周恩来荣获的编号为第9号的一等红星奖章

红军时期的朱德

朱德荣获的编号为第6号的一等红星奖章

  彭绍辉负伤在医院里被授予红星奖章

  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5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企图一举歼灭中央红军。1933年3月,国民党调集5个师直扑广昌。时任红3军团第1师师长的彭绍辉奉命率部担任草台岗战斗的主攻任务。3月21日,他带领1师主力向草台岗的制高点霹雳山之敌发起猛烈进攻。在攻击作战中,彭绍辉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他刚冲到半山腰,敌人的两颗子弹射中他的左臂,击碎了骨头。他咬紧牙关,用绷带扎住伤口,继续率部追击。后被送进红军医院。他的伤势很重,医护人员千方百计给他做了三次手术,都没有成功,最后决定截去他的左臂。他在医院一边养伤治伤,一边学习,还以惊人的毅力为重返前线进行顽强的锻炼。

  1933年“八一”那天,中革军委派人到医院,授予彭绍辉二等红星奖章,表彰他在反“围剿”作战中的功勋。彭绍辉十分激动,他一直将红星奖章珍藏在一个小盒子里,带着它南征北战。彭绍辉的二等红星奖章编号为35号。

彭绍辉

彭绍辉荣获的编号为35号的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八一”纪念日,中革军委再次颁发红星奖章,表彰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有特殊功绩的红军指战员。此次被授予红星奖章的82人,授予陈毅、符竹庭、洪超、钟赤兵、易荡平、寻淮洲、乐少华、王永瑞、夏忠兴等8人二等红星奖章。授予三等红星奖章的74人。长征途中,中革军委还向战斗英雄颁发了红星奖章。

  长征中强渡乌江英雄毛振华荣获红星奖章

  1934年秋,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战略指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长征。在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战火纷飞艰苦的条件下,中革军委对在长征途中抢险飞渡、斩关夺隘、作战勇敢、战绩突出的红军指战员仍坚持颁发红星奖章,以激励其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强渡乌江》(油画 魏传义 作)

  1935年1月初,国民党军凭借乌江天险,企图阻止红军北渡乌江、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中革军委为了打破敌人的企图,命令红军部队迅速强渡乌江,向贵州遵义地区前进。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1军团第1师第1团、第2师第4团为前卫,分别从回龙场渡口、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1月1日,在江界河渡口,红2师4团团长耿飙、政治委员杨成武决定由第3连连长毛振华率7位水性好的战士采取泅渡的方式强渡乌江,时值寒冬,水冷刺骨,他们潜入江中,拉着一根长绳,奋力向对岸游去,不料被敌人发现,绳子被打断,毛振华等被迫返回。深夜,红4团又组织毛振华等18位勇士乘竹筏偷渡,偷渡过程中,只有以毛振华率领的5名勇士所乘的竹筏划向对岸,其余两只竹筏都被急流卷了回来。上岸后,毛振华和4名战士潜伏在岩洞里。1月2日,红4团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紧急动员,绑扎了60个竹筏,组织强渡。突击队乘坐竹筏,在炮火掩护下,奋勇前进,在竹筏接近对岸时,在对岸岩洞里潜伏了一夜的毛振华等5名勇士,突然冲入敌人的战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压制了敌人前方火力,接应强渡的部队登岸,打跨了守敌。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后,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授予红4团3连连长毛振华红星奖章1枚,授予第4团第1营营长罗有保、机枪连连长林玉式、2连连长杨尚坤、2连指导员王海云、2连青年干事钟锦友、班长江大标和孙明、王家福、王友才、唐占钦、赖采份、羽辉明、曾传林、刘昌洪、钟家通、朱光宣、林文来、刘福炳、罗家平、丁胜心、温赞元为战斗英雄,并奖给每人军服一套。

  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关于红军强渡乌江事迹的报道。

  毛振华是强渡乌江唯一荣获红星奖章者,这是一个崇高的荣誉。1935年9月,红军途经腊子口,17日夜间,毛振华带领全连战士,松下绑腿拧成绳子,攀上了腊子口东南侧的悬崖,神兵天降般出现在敌人的背后,在攻克腊子口战斗中又立了大功。

  1935年10月14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行至甘肃省环县洪德城。在消灭地主武装的战斗中,毛振华壮烈牺牲,年仅25岁。5天后,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结束了长征,毛振华却没能看到这一天。杨成武同志悲痛欲绝地说:“我们失去了一员虎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旗勋章、红星奖章等军事证章的颁发,激励着红军广大指战员在反“围剿”作战中浴血杀敌、英勇顽强;在长征路上,斩关夺隘,抢险飞渡,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文章来源:CNR国防时空 策划《廷玉说军史》栏目)

  作者简介:

  吉林省公主岭市人。1951年7月18日出生。1969年1月入伍。大学本科毕业。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编辑研究处处长兼馆学术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研究员,专业技术4级、文职2级。获解放军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岗位津贴。

  全军军史专家库首席军史专家之一,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聂荣臻研究会副会长,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特约军史专家。

  长期从事军事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华民族抗战精神永存》、《多视角下的长征》、《中国军校发展史》、《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解读红色见证》、《外军名校与名将》、《跨世纪的辉煌》、《军事证章史话》、《新中国十四次国庆大阅兵》、《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60年》、《解读抗美援朝战争》、《台湾五十年军事史》、《党史军史研究文集》、《解读抗日战争》、《红军不怕远征难》等20余部。其中多部获国家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曾主持完成《中国军校发展史》、《台湾五十年军事史》等全军军事科研课题。被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聘为《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历代军事人物”、“中国古代战争史”、“古代兵器”三个学科副主编。

  曾被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聘请为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专家组专家。全军军事图书、军事期刊评审专家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