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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士高:“眼歪了”与“眼低了”

作者:尚士高  更新时间:2026-11-21 07:33:03  来源:民族复兴网  责任编辑:复兴网

  赵树理把背着的小布袋放到桌子上,从里面拿出几本书,一一展示给大家:“这是《老母家书》;这是《玉匣记》;这是另外一个版本的《玉匣记》……这就是‘华北文化’。”

  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社华北部的同志们,在一个大院子里正举行着讨论会。

  “咱们的会开了两天了,还在讨论什么是‘华北文化’”,赵树理指着桌子上刚才展示给大家的几本书,接着说,“我看呐,这个才是真正的、群众中压倒优势的‘华北文化’。”

  会场一个人站起来:“老赵呀,我看你啊,还是把那些破烂东西先收起来。”

  “你说它是破烂?它真是破烂?可老百姓看它,比看咱们的宣传文章、文艺作品要多得多”,赵树理说,“你不信,你回去问问你的勤务兵;问问你们身边的人;问问你们的马夫,他们手上拿的斗士这个。我就是从他们手上拿到的。”

  “我以为,看一个新的文艺作品,老百姓喜不喜欢,这不是衡量这个作品的唯一的标准”,又一个同志站起来说,“有很多中外名著,他老百姓,他就是看不懂,是不是?”

  “不对。我认为你说的这个不对”,赵树理反驳道,“一个文艺作品,如果千百万的老百姓,看不懂,不愿意看;听不懂,不愿意听,那它能起到什么社会效果呀?它还能起到什么宣传教育作用啊?”

  据17集电视剧《赵树理》,这是几十年前发生在《新华日报》社华北部真实的一幕。

  先辈们当年争论的问题,今天,我们是否还在面对?还在讨论?还在想办法去很好地解决呢?

  其实,当年赵树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已经诠释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很好的办法。

  廖一萍是赵树理的同事,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洋派”诗人。他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从重庆投奔延安,被安排在《新华日报》社华北部编辑部。在编辑部,廖一萍第一次看到赵树理的诗,认为“不是东西”,坚决反对发表。可是,短短几个月以后,还是在那次讨论会上,在他的发言中,给我们解读了赵树理的实际行动所展示出的文艺大众化的很好的方法。

  “我来说两句吧,我赞成赵树理同志的意见”,廖一萍说,“说实话,一开始啊,我比谁都反对通俗化,甚至当面辱骂过赵树理同志的诗不是东西。可是后来,我在农村的读者当中调查发现,老百姓真的喜欢他的诗和快板。不仅看,而且还抄,还背诵流传。开始呀,我的结论跟大家一样,认为他们的眼低了,是他们不懂真艺术。可是后来,我在《中国人》报上看到,赵树理同志写的一篇讽刺阎锡山的杂文,俨然有鲁迅的文风啊。我发现他不是不会写洋化的东西,而是有意不那么写。”

  这里廖一萍说的“赵树理有意不那么写”,其中的“有意”,包含着怎么的丰富思想内涵呢?

  文艺工作者,在写东西之前;写东西的过程中,心里要始终装着两件事:为什么要写?给什么人看?

  为什么要写?

  解决的是:什么东西非要让人知道,以及为什么要让人知道的问题;也就是文艺作品的创作目的的问题。

  在抗战时期,如果你创作的文艺作品,说的都是诸如“海参有多少种吃法”,“鲍鱼啥时候吃营养价值最高”等,说些与老百姓八杆子打不着的东西,而老百姓真正关心的却一点也没说到,如果是这样,那即使你的创作水平再高,对老百姓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给什么人看?

  解决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要充分了解,他们关注什么、关心什么;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哪些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哪些是与他们毫无关系的。

  另一方面,你创造的东西,如何才能让人看得懂;如何才能让人爱看;如何才能让人更容易接受。

  能做到“有意不那么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他这么做,是不是很容易呢”,廖一萍在讨论会上谈了他的亲身感受,“我也试着用他的方法去写东西。一试才知道啊,用寥寥几句大白话,就说得这么生动、准确,脍炙人口,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于是,我恍然大悟,不是人家眼低了,是自己眼歪了,把事情都看扁了。我追求的是自己的作品孤芳自赏的价值,而老赵追求的是作品在老百姓中的价值;在抗日战斗中的价值。就这一点,就值得我向老赵表示敬意!”

  为什么“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实际上就涉及到,深入老百姓当中,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的问题。

  如果不深入到老百姓当中,不与老百姓打成一片,那么,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你能知道吗?如果连老百姓的喜、怒、哀、乐都不清楚,你创作的东西,老百姓能接受吗?

  如果不深入到老百姓当中,不与老百姓打成一片,那么,老百姓的语言和他们的说话方式,你能熟悉吗?如果不熟悉老百姓的语言和他们的说话方式,用他们不熟悉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你创作的东西,老百姓能喜欢看吗?

  能不能深入到老百姓当中、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依然是今天新大众文艺要面对和解决的首要的问题。好在,几十年前,赵树理同志已经给我们“打了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