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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社区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生活方式已荡然无存：原来上下班时熙熙攘攘的情景、工作时热火朝天的场面都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破败的厂区、杂乱的社区环境、居民精神上的萎靡。

　　本文节选自吴清军《走向集体贫困：一个单位型社区20年的变迁》。

　　文 | 吴清军

　　序言

　　查理斯沃斯(Simon J Charlesworth)在《工人阶级经验的现象学研究》一书中，描述了随着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日益衰落、工人阶级从公共生活到日常生活全面解体的状况：“工人阶级被拆散了”，“过去所熟悉的生活分崩离析了”;与此同时，在老工业区巨大的物质废墟上，出现了“工人阶级无言的精神的废墟”。书中描述了罗瑟勒姆镇(Rotherham)工人阶级的生活情景：

　　小镇就像一个死城，街道破落杂乱，工人失业，商业萧条，工人无所事事，整日在大街上酗酒，生活没有希望，年轻工人找不到工作，成群在大街上闲逛，犯罪率高升，教育落后，生活贫困，工人精神萎靡。

　　查理斯沃斯描述的是英国一个老工业区在去工业化过程中工人的生活状况，而当笔者调查东北老工业基地C市拖拉机厂社区时，看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该厂一位退休职工在2004年向市领导反映情况的报告中写道：

　　“目前职工的困境：我厂原有职工一万多人，1998年以后，下岗职工4000多人，退休职工3000多人，2002—2003年解除劳动合同的1000多人，退养的500多人，现在岗的300多人。下岗职工能够就业解决生活问题的仅占其人数的20%.退养职工每月只能领到176元，退休职工虽然有‘保命钱’，但很大部分要兼养下岗的儿孙们，尤为艰难的是那些年龄为50～60岁之间的人，他们既要奉老，又要抚幼，可挣钱无路，医疗保障至今尚未落实，一有病痛，十分揪心烦恼。由于生活极为艰难，职工家庭纠纷增多，离婚率不断上升。更为严重的是自1998年以来，因为生活困难而服毒、跳楼、卧轨、自缢、拒医(难承担医药费)导致的不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这是十多年极为罕见的。”

　　在调查中，笔者在社区中还发现一些随处可见的现象：很多职工失业在家，无所事事，为了消磨时问整天打麻将;由于贫穷，生活压力大，这十几年得脑溢血、偏瘫的居民成倍增加;迫于生活压力，有不少下岗失业女工晚上出入色情场所，陪人跳舞或者出卖身体：还有一些下岗失业人员，找不到工作，为了麻痹自己，整天喝着劣质的白酒，浑浑噩噩地生存着。从总体上来说，拖拉机厂社区的居民，不仅在物质生活上遭受着贫困，而且在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上也逐渐走向城市生活的边缘。

　　拖拉机厂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单位型社区，居民都是拖拉机厂原来的职工和家属。回溯到1980年代中期，工厂正处在兴盛时期，社区呈现欣欣向荣景象。一位下岗职工回忆到：

　　“在80年代后期的时候，拖拉机厂效益特别好，在整个c市都是有名的，汽车厂的效益都不如它。其他工厂的职工都羡慕拖拉机厂的职工，很多人想方设法想往里调，这片宿舍楼原来在整个市里都少有，拖拉机厂职工不仅福利待遇好，还有房，工资不愁。我记得过年过节什么都分，家里用大缸装豆油。早上工厂几十辆大车往外开，别人一看车队就知道是拖拉机厂的，特别气派。那时工人按时上下班，到月底就开工资，很少有打麻将的。平时业余时间，工会会组织活动，看电影，等等。工厂还有足球队，在全国都是有名的，还有篮球队。”

　　谁会想到，时隔20年，拖拉机厂社区会从一个人人羡慕的社区逐渐走向了贫民区。在这20年中，社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转变?是什么因素导致它从相对富裕的社区逐步走向城市边缘?又是什么因素导致拖拉机厂职工走向集体贫困?带着这些问题，从2003年开始，笔者先后四次进入社区开展实地调查。并且，从2005年8月到12月，笔者住进了社区，与社区居民广泛地接触，一起体验贫困的生活。本文的资料都来自笔者与居民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笔录。

　　一、背景：拖拉机厂20年变迁史

　　贫困，不仅仅是简单地对人们生活状态的一种表述。从社会整体的视野看，贫困是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反映，背后隐含着深层的社会原因。所以，拖拉机厂社区从相对富裕向贫困的转变，其背后与整个社会结构转型密切相关，是随着8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企改制以及就业制度、分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等制度性转变而逐步加深的。

　　c市拖拉机厂始建于1958年，曾是国家大型农机重点骨干制造企业，是国家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和机械工业100家最大工业企业之一，是该省规模效益最佳企业之一，主要生产轮式拖拉机。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由于职工依托单位，实际生活不平等程度并没有扩大。拖拉机厂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其职工相比于其他工厂的职工在生活与心理上都存有优越感。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工厂为了解决职工配偶与子女就业问题，先后成立了三个厂办大集体企业：拖拉机厂配件厂、劳动服务公司与修建公司。到80年代末期，大部分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是拖拉机厂的职工。

　　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推进，拖拉机厂在80年代中期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1984年拖拉机厂开始产品转型，从制造大型轮式拖拉机转向小型农用四轮拖拉机。由于正赶上农村经济发展迅速时期，小型农用拖拉机市场需求量大而产品紧缺，拖拉机厂的转型，抓住了市场的机遇，结果出现了前文所描述的繁荣景象。

　　好景不长，到90年代初期，拖拉机厂的效益迅速下滑：其一，在1990年与1992年，迫于市政府的压力，兼并了两个即将破产的企业，即c市工程机械厂与Y市柴油机厂，职工人数由原来的七千多人一下增加到一万二千多人，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其二，其他地区制造拖拉机的乡镇企业兴起，挤占了大部分市场。其三，内部管理混乱，经营不善。由于企业效益逐步下滑，工人的福利待遇也慢慢减少，职工生活开始艰难起来。但是，一直到1997年6月，拖拉机厂每月还能开出工资，职工勉强还能维持生活。但从1997年7月开始，工厂再也无法给工人开出工资，一直到1998年9月，拖欠大部分职工13个月的工资。1998年9月25—28日，工人连续三天上街堵马路，要求工厂开工资、整顿拖拉机厂。迫于工人的压力，市政府与拖拉机厂最后做出决定，国营职工每人每月开176元，上班的职工上班一天加六元，但对于集体企业职工，拖拉机厂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政策。

　　进入1999年，下岗分流政策已在全国推行，拖拉机厂也从1999年3月开始执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政策，大批职工被下岗裁员回家。自此，拖拉机厂不再生产拖拉机，而是对外加工零活，需要的职工人数仅仅在一千左右。2002年，工厂成立“拖拉机集团有限公司”，把下岗工人和原来工厂拖欠的债务扔给了拖拉机老厂。有限公司的各个车间实行承包制，在岗工人实行按件计酬的工资制度，一般工人每月工资500元左右。截至到2002年末，拖拉机厂在册职工9592人：下岗职工4946人，在岗职工4646人(工厂在统计的时候把退养的和拿不到下岗补贴的职工——即放长假的职工，全算成在岗职工)。到2002年底，工厂拖欠养老金4500万，拖欠职工工资累计达16个半月、总计4493.3万元。实际上这个统计数据仅仅包括了国有企业，而厂办大集体放长假的职工2000多人未包括进来，这些人既得不到下岗补贴也得不到相应的补助。到2003年，工厂实行买断工龄的方案，分两批把全民所有制合同工全部买断。

　　到2005年5月，拖拉机厂在职职工人数为1836人，退养职工人数为1036人，下岗职工人数为3051人，进入统筹人数为5354人(含退休人员)。其中，在职职工中有管理人员298人，工人为1490人，而这1490名工人都在各个私人承包的车间上班，收入低、工作也不稳定。同时，退养职工和下岗职工四千多人都处在放长假状态，这批职工随着两年下岗政策的结束，每月176元的补助也被取消了，现在就只能等着工厂最后破产，期盼能够得到一笔补偿费。

　　二、贫民区——走向城市边缘的生存状态

　　从拖拉机厂20年的变迁可以看出，拖拉机厂社区一步步走向贫困是与拖拉机厂的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工厂走向破产的时候，社区居民也逐渐走向城市的边缘。对于贫困的现象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描述，本文主要从两大方面进行：物质生活的贫困;文化或生活方式的贫困。

　　1、物质生活的贫困

　　(1)收入低或者没有收入

　　按照社区居民与拖拉机厂的劳动关系，本文把居民分成几类：一是退休人员，一般都有退休金，但用退休职工自己的话，这些退休金还要养活下岗失业的儿孙;二是买断劳动关系的合同工，人数只有近两千人，都是1984年后进入工厂的比较年轻的职工，也正因为年轻，一般还能在市场上实现再就业;三是仍在岗的职工，有1490人，虽然在岗，但是与在市场上就业没有区别，都在私人承包的车间工作，按件计酬，每月工资在300—600元之间;四是国营放长假职工，由于下岗政策被取消，他们出再就业中心之后就没有了生活补助，这批人最多——现在还有四千多人，他们都是1984年之前进入工厂的，年龄大致在四五十岁，再就业比较困难;五是集体放长假职工，从企业经济效益不好开始就放假回家，没有任何补偿与保障，人数有2000多人。

　　在上述五类人员中，只有年轻买断工龄的失业人员，因为年轻还能在市场上实现再就业，生活相对比较宽松，而其他四类人员的生活都比较贫困，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其一，下岗、放长假职工再就业之后工资收入低。

　　由于他们的年龄偏大、文化水平较低，以及缺乏技术，在市场上只能找到一些保洁、力工、打更、看车、保安等技术含量低、工资水平低的工作，或者摆地摊、开修车铺、修鞋铺等个体小买卖。在调查中了解到，他们每月只能挣300—500元。但即便这样的工作，能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也只占他们总人数的20%。

　　一位49岁下岗职工：

　　“我在家实在呆不下去了，太困难了，就扛把钳子到马路上等活，平均下来一天能挣10块钱，有时候一天能挣30多，但是干了几天又要等几天，等的几天就一分钱都没有。”

　　其二，找不到工作，或者工作不稳定，经常没有收入来源。

　　这在社区内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再就业工程一直是东北各级政府主抓的工作，但是考虑到下岗职工的实际情况，能够实现再就业的职工人数并不理想。下岗职工找不到工作，也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来源。另外，由于劳动力市场并不规范，下岗职工再就业后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不仅工资待遇低，更为主要的是工作不稳定，经常被辞退或者被开除，相应地收入来源也不稳定。

　　一位44岁的集体企业放长假职工：

　　“我有两年没找到工作，每天跟我媳妇就吃四五块钱，没什么菜，每顿两个馒头，吃点自己腌的白菜，烟都买不起，我抽自己卷的，买点烟丝就行了。”

　　其三，“老养小”，退休职工用退休金养全家。

　　退休职工虽然有退休金，但这些“保命钱”需要用来养儿孙们不仅要提供下岗放长假的儿女生活费用，而且还要扶养第三代，特别是第三代的教育费用，养老变成了“啃老”。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有退休老人的家庭，家庭基本生活还能维持;而那些没有退休职工，又无生活来源的职工家庭就比较困难。

　　一位每月领1700多元退休金的职工(因为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退休金比较高)：

　　“虽然我每个月有1700多的退休金，但还是要骂政府：我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都在拖拉机厂，全下岗了，还有三个小孩，都指望我这点钱，但这点钱怎么养活这一大家?我有两个女儿也是拖拉机厂下岗的，女儿嘛，就根本顾不上了。”

　　(2)消费水平低

　　随着工厂不开工资，收入来源无保证，大部分家庭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层面都存在困难，食品消费与衣物消费水平比较低，基本维持在温饱水平。按照他们惯用的说法就是：“现在只能维持，要想吃好、穿得体面基本不太可能，反正现在是饿不死，冻不着”。

　　一位49岁的国营退养职工：

　　“现在大家都是维持，吃口饭，要说吃不起饭的人家也不多。就算你能找到工作，孩子的上学费用要花吧，冬天的采暖费要交吧，这几项下来就得几千元，每月就算你能挣500块，也只能维持，想过好点基本上不可能。”

　　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失业工人：

　　“你看到刚才那个女的吧，她是下岗的，她家两个月都没吃过肉，一点都不夸张。我们楼有个穷的，她丈夫死了，没钱买菜，每天到市场上捡点白菜帮子做菜。”

　　一位开小超市的店主：

　　“从你进我家门到现在有两个小时了吧，你看有没有人来买东西，现在大家都没有消费能力，东西卖不动，我这里一天也挣币到20块钱。”

　　(3)有病无钱治

　　医疗、住房、孩子教育，一直是社区居民的三块心病。其中，医疗首当其冲。由于拖拉机厂的职工并没有纳入医疗保险，所以医疗没有任何保障。从计划经济时代到1997年，拖拉机厂的职工都可以在厂职工医院享受公费医疗，家属也可以享受到一定的优惠。但从1997年以后，随着工厂效益低下，医院也开始不景气，大批医生下岗失业，到2002年医院倒闭，再到2005年干脆连地皮、房子和设备都卖给了私人。所以，自1997年以后，拖拉机厂的职工和家属就根本没有享受过医疗保障。当工厂开始实行挂帐政策后，工人看病得先自己垫钱，然后到工厂挂帐，等工厂有钱了才给予报销，但实际上能够报销医药费的职工非常少。

　　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因病致贫的家庭在拖拉机厂社区很普遍，最困难的家庭基本上家中都有重病病人。在社区60多户低保户中，除了户主是残疾人之外，其他的家庭中都有重病病人。在他们每月的申请材料上可以看到：

　　“我和爱人均系拖拉机厂职工，我今年42岁，妻子今年37岁，家中有双胞胎两儿，两岁多。我患有乙肝多年，由于单位效益不好一直硬挺没有治疗。我妻子双耳鼓膜穿孔需做手术，仅手术费一项就需要一万六千余元(不合床位费、检查费、治疗费、药费等其他一切费用)。由于单位效益不好，本人拿不出此项手术费;加上家中双胞胎两个小儿子无人看管，造成有痛不能及时医治，由于耳疾，时常伴有眩晕。希望社区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因为做手术看孩子都需要一笔费用。”

　　“因夫妻双方单位长期不开支，家庭无经济来源，本人身体多病，患有脑血栓、肾结石、前列腺、骨质增生、腰十二椎骨拆过，还要扶养两个孩子上学，加上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每月也要照看几次，所以生活非常困难。”

　　(4)教育负担重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拖拉机厂拥有自己的子弟幼儿园、小学、中学以及职业技术学校，拖拉机厂职工子弟可以免费读书。到了90年代中期，由于企业不景气，这些学校逐渐被推向社会。失去了单位提供的教育福利。面对教育费用一直高涨的大环境.许多下岗失业人员家庭背负了沉重的负担，给社区带来了新的贫困现象：下岗、放长假职工家庭子女辍学率在这十几年明显上升，有的家庭选择教育费用低的学校。

　　一位35岁失业职工：

　　“我儿子现在读二年级，我跟我爱人都有病，没工作，全靠我姐和我妈接济我们。现在就是孩子的教育费用太高，全家也就他花钱最多。原来想把孩子送到好点的学校，但是家里没钱，只能上拖拉机厂小学(现在名称也变了)。你说现在老师也不好好教课，每天到4点就放学了，放学之后交钱的就留下来补课，刚开始的时候全班就我儿子一个人没钱补课，他一放学就一个人走了，而其他的孩子都留下补课。我看着实在不忍心。你说我再穷也不能让孩子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老师也来家里找过我，我把现在的状况说了，老师说也可以理解。后来我用一个大塑料袋把家里所有的硬币和一毛一毛的钱都装去了，总共就200多，说起来心理都难受，那时家里就剩下那点钱了。其他的孩子周六周目都要报这个班那个班的，按道理应该按照他的兴趣报个美术、音乐班的，但是现在条件摆在这里的，报班要花钱，我儿子一个班都没报。”

　　(5)住房紧张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拖拉机厂还实行福利分房，职工按照工龄和职称加权平均记分，排队分房。按照工人的说法，那时总体上还算公平。进入90年代之后，工厂不景气，再也没有盖过职工宿舍，所以大部分50岁以下的职工都没有分到房，有些家庭被安置在临时过渡房(24平方米的平房)或者单身宿舍(2l平方米的楼房)，年轻点的职工随父母一起住(一般退休的职工都分到了房子)。

　　住房最紧张的还是集体企业放长假的职工，在工厂集资建房的时候，并没有把他们算在内，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总厂职工的家属，没有房权，随总厂职工一起住。虽然在1994年的时候，配件厂集资建过两栋楼房，但是80%的集体企业职工住在不到24平米的平房或者和父母住一起。

　　总之，在拖拉机厂社区，由于多年不分房，并且又无力购买商品房。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住房越来越困难。有退休老人的家庭一般还能凑合住，但是没有老人的家庭或者集体企业职工家庭，他们的住房不仅狭小、阴暗，而且在采暖、采光方面都非常差。

　　一位39岁的下岗男职工：

　　“我爸原来也是拖拉机厂的国营职工，后来调到别的单位了，分了这个平房，前几年我爸就过世了。我妈是配件厂的，属于集体企业职工，她没有房权，也没分到房子。我也没分到房子，在工厂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起住。下岗之后我跟我爱人出去租房住了，去年我出车祸，我爱人跟我离婚了，我在外边也租不起房，又搬回来跟我妈一起住了。但是这房子小，就一问房，厨房是公用的，我就在后边搭了个棚。冬天没装暖气，我就用被子捂着睡，碰到冷的天，早上起来头发胡子露在被子外边全白了，那有什么办法。原来没分到房，现在别说买房，就是租房都租不起，就这样将就吧，今年我用塑料纸把棚给捂上了，不透风，到了冬天就会好点。”

　　以上五个方面证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十多年中拖拉机厂社区居民已经从相对富裕走向集体贫困。

　　2.生活方式(文化)的贫困

　　查理斯沃斯在《工人阶级经验的现象学研究》中认为，在去工业化过程中，工人阶级处于经济的边缘和社会的被排斥地位，已经不可能上升到社会的中上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独有文化逐渐消失。在拖拉机厂社区，我们能够看到相似的一幕：社区居民由于经济贫困而导致生活方式的全面贫困，他们所熟悉的20世纪90年代以前那种独有的单位型社区的生活方式已分崩离析，面对的是在市场经济中被抛人城市边缘的生活方式。

　　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拖拉机厂属于大型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在全市首屈一指，职工到月就开工资、工资高、福利待遇好，在生活上是其他工厂职工所羡慕的，工人在心理上也存有相对优越感。随着企业一步步走向破产，原有的生活方式已荡然无存。工人所要面对的不仅是物质上的贫困，还要面对因物资贫困带来的文化的贫困，或者说是生活方式上的边缘化。

　　美国学者刘易斯(Oscar Lewis)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的理论。他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地研究，认为：贫困文化实际上是社会中贫困者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方面相对隔离，因而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处于贫困文化当中的人有其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其文化特质可以表现在个人、家庭和贫困社区等各个层次，这种贫困文化的特点可以通过贫困群体内部的交往而得以在圈内加强，并且可以世代传递。在下文，笔者将描述拖拉机厂社区居民经过20年转变所形成的贫困文化。

　　(1)打麻将成为居民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

　　许多下岗失业、放长假职工找不到工作，在家里无所事事，聚众打麻将成为他们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在调查中了解到，在社区内每两个居民楼就有一家麻将馆。这种麻将馆并非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那种娱乐场所，而是在食杂店内或居民楼内腾出一两间房子，由麻将馆老板提供桌椅与麻将，每打一场收2元。在调查中还发现，大部分打麻将的赌资都在每圈2角或5角，几圈下来也就输赢几块钱。从这么小的赌资可以看出，下岗失业人员打麻将并非是真正赌博，而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

　　(2)家庭纠纷增多、离婚率增高

　　在拖拉机厂社区，夫妻双方都没有工作的家庭不在少数，并且大部分家庭夫妻双方都从拖拉机厂下岗失业。在生活重压下，家庭纠纷明显增多。更为严重的是，最近几年社区内的离婚率大幅度上升。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离婚的家庭都是女方受不了贫穷，抛弃儿女与家庭离开了社区。

　　一位45岁的下岗职工(从1994年就不上班了)：

　　“我94年离的婚，就是没钱，妻子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了.跟人跑了，要是我有钱她也不会走，都是给工厂害的。”

　　一位40多岁的放长假男职工：

　　“我跟我爱人都下岗了，我没有收入，她还好点，不是拖拉机厂的，是药厂的，一个月还给400多块钱。两个人都呆在家里，肯定干仗，没钱，生活发愁，两个人都来气，你看这些家具都是我们打架给摔碎的，电视机也给我摔了，家里的碗筷也是重新买的，两个人心里都憋得难受，看谁不顺眼，就打起来了。”

　　(3)迫于生活压力，部分下岚失业女职工卖淫

　　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迫于生活压力，有些下岗失业女职工经常出没于黄色舞厅、洗浴中心等色情场所。她们在舞厅陪人跳舞，每陪跳一支舞曲可收入15元一20元，在洗浴中心的一般都是出卖身体。对于哪些家庭有人从事这项职业，这在社区都是公开的秘密。

　　一位下岗职工：

　　“社区里有好多男的做缩头乌龟，靠媳妇出去跳舞养着，他们装出没事的样子，其实他们都知道自己媳妇在外边，经常夜不归宿，你说他们能不知道吗。有些外单位的人碰面也说：我在哪看见你们单位谁的媳妇在陪人跳舞。我就告诉他们，别这么说，都是走投无路才这样的，要是能找到工作，要是能有份像样的工作，也不至于去那种地方。拖拉机厂职工的媳妇有多少人去干这行，我们也不知道，但肯定是有，而且人数还不在少数。”

　　(4)日常交往少，居民生活圈子封闭

　　在拖拉机厂社区，20世纪80年代那种公共生活随着工人下岗失业早已消失。而在日常生活中，下岗失业职工的生活圈子也逐渐封闭起来，原来的工友、朋友也很少来往。

　　一位下岗男职工：

　　“平时我也很少串门，没什么意思，大家都穷，也没什么好聊的。原来的工友大部分都不联系了，都下来七八年了。见面了大家都不说拖拉机厂的事情，一说就来气，说有什么用?我除了去麻将馆看看之外，也不太爱走动。”

　　(5)家庭支持网络匮乏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解决职工配偶与子女就业问题，拖拉机厂开始兴办厂办大集体，先后成立了三个集体企业。到1982年，拖拉机厂又设立了职业技术学校，拖拉机厂职工的子女都可以进技校，然后分配到拖拉机厂工作。另外，职工退休之后子女可以顶替接班。通过以上几种方式，拖拉机厂大部分职工的子女与配偶都被安排进了工厂就业，形成了全家都在拖拉机厂上班的现象。在调查中了解到，有一家居然有12口在拖拉机厂上班：包括老夫妻两人、三个儿子与三个儿媳、两个女儿与两个女婿。当拖拉机厂经济效益好的时候，工作的人数多当然对家庭有益，但是一旦拖拉机厂走向衰落，那就无法转移风险，当工厂实行下岗放假的制度后，整个家庭都面临着下岗失业。按照工人形象的说法是：拖拉机厂都是一窝窝的，下岗之后就是连窝端。

　　(6)自杀、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多

　　自1997年7月工厂拖欠工资以来，部分职工家庭就开始陷人贫困。在拖欠13个月工资期问，社区内已经有两人因生活困难自杀了。到目前为止，在过去的七八年时间里，有十几个下岗失业职工自杀。这在原来是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在调查中发现，这些自杀的职工一方面是因为生活与心理压力大，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人大多有不治之症，因为没有医疗保障，为了不拖累家庭而选择了自杀。

　　从上面六个方面可以看出，拖拉机厂社区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生活方式已荡然无存：原来上下班时熙熙攘攘的情景、工作时热火朝天的场面都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破败的厂区、杂乱的社区环境、居民精神上的萎靡。从职工个人、家庭及整个社区，都陷入了物质与生活方式上的贫困，职工个人的精神面貌、家庭关系以及社区内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