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牛特旗乌兰敖都(红星)公社乌兰敖都大队，第一生产队的社员们为国家畜产品，积极抓山羊绒，满都呼拍摄于1962年5月 | 图片来源：《内蒙古日报》

　　这是策登扎布讲述他的记忆和经历的一篇自述。策登扎布出生于1938年，曾任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东苏旗)某嘎查的会计、书记，左旗政协副主席，经历了草原上的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至牲畜草场承包几个时期，见证了政策和环境变迁。【编者注：嘎查(Gaqaa)是蒙古语，原意为“村”或“社区”，指牧民聚居的村落。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中，嘎查是行政村的对应概念，与内地的“村”平级。】

　　这既是他对自己嘎查60年变迁的记忆，也是一面具有全景透视意义的镜子，从中既可看到草原的曾经面貌，又可见到它的今天，让我们可以深入思考：传统游牧与现代社会在何种政策下较为容易融合，又在何种政策下较为容易产生不适;集体化与个体化制度互相转换期间有何成功经验，又有何失败教训;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政策，同自上而下的跨越式政策得到了怎样不同的结果;统分结合的制度与草原自然条件及本土文化之间的适应性……仅从一个嘎查的历程就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脉络和线索，启迪草原的今天与未来。

　　一

　　互助组前后

　　现在的草场不是以前的草场，生活也不是以前的生活了。要我说，牧民们是比原先富裕自由了，可最好的年头不是现在。我从一个牧民到嘎查长、嘎查书记，再到苏木书记，旗政协副主席，草原上的这些变化都是我眼看着一步步走过来的。

　　1951年，我13岁，那时的草场跟现在完全不同，又高又密实，平常的草比我还高，当时几乎所有地方都可以打草。河滩地上的芦苇还有芨芨草更高，骆驼走进去就看不见了。后来我长大了些，能去打黄羊了，应该也就是1960年左右吧，草还跟黄羊背一样高呢，成千上万的黄羊群，你站起来冒出头打，它们转身就跑，伏在草丛里就根本什么都看不到啦。

　　旧草年年吃不完，地上剩下厚厚一层枯草，能保温，这样第二年青草就能早早返青，哪像现在，别说什么黄羊了，就是满地跑的小耗子也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地上就剩了沙子石头，有时候春天不下雨等到六七月份草场还返不了青。

　　那时候生活简单，没钱，但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牧区太分散，什么都缺，离农业远、离工业更远，物资交流少，都是用毛皮做衣服穿，布匹都很少。每年入冬都要组织几家的小伙子一起走阿音(商贸驼队)。我们的草场上有个盐湖，夏天把结晶出来的盐花捞出来，冬天就用骆驼拉出去换粮食和茶叶回来。一趟来回要花半个月的工夫，整个冬天就这么走个三四趟的也就过去了。

　　平时要买日常用品都靠从河北张家口来的商队，商人们赶着毛驴车，拉着茶叶、衣服、粮食过来。一般都是春天来，也拉着帐篷，一边走一边做生意。他们卖的东西都得用牛羊直接换。我记得1951年左右，一双靴子就得用一头两岁牛去换，一只大羊只能换到一块砖茶。现在看来是极不公平的，但是因为草原上交通太不方便了，出去一趟市集怎么也得走上一个星期，所以没法跟这些商人们讲价钱，只能是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

　　我爷爷说，旧社会草场是王爷的，牛羊是各家自己的。牲畜多的牧民可以把牛羊租给牲畜少的人代放，也就是我们说的“苏鲁克”，一群基础母畜租出去，除了一定要保障这群母畜的数量之外，牧主和接受“苏鲁克”的牧工一起分这群牲畜生下的羊羔或牛犊子，给牧工多少分成都由牧主来定，除了奶和绒、毛等畜产品之外，牧工分到的很少，能得10%的小畜就算不错了，90%都是牧主的。草原上真正一家能有几千头牲畜的都是少数，当时牲畜多了没用，花钱的地方又少，不用养大批牲畜卖钱，每个人维持一两百只羊的水平也就行了，够吃，能换点衣服粮食什么的就够了，要不劳动力的需求压力太大。

　　而且草原上灾害多，很可能一场大灾一家人就没了牲畜，只能靠给人家放苏鲁克再慢慢重新发展自己的牲畜。牧工通过辛勤劳动有可能变成牧主，同时牧主也可能一夜之间就成了牧工。蒙族有句话嘛意思就是富户遭一个天灾就什么都没了。所以说，牧区的剥削也不那么厉害，大家都这么说的，蒙古人不多，见到一个人就高兴得很，穷也好富也好，没有歧视，啥人来了都给吃的住的。我父母亲也告诉我，过去没有很厉害的剥削。只不过给别人放牧、干活，人家给吃穿住，劳动报酬可能有点低。牲畜不多的，把羊放到别人家，每年交点钱什么的。

　　旧社会没有现在的嘎查或者大集体时候的大队，但是有跟这规模差不多的组织叫巴嘎，下面还有几个“阿拉温”，大概10-15家牧民一个阿拉温，共用一个饮水点，上面有什么任务下来的时候，就落实到这一层来完成，算是基层组织。1947年到1951年解放期间，行政组织大概换了五六次，都是上面政府定的，不过换来换去，都是为了执行上面的指令。

　　1946年我们东苏旗人民政府成立，第一任旗长就是牧民出身，还参加了乌兰浩特的内蒙古人民政府的成立会。解放后，我们这儿先是实行了互助组的制度，按着以前牧民们合作的习惯。合作开始先是短期的，也就是临时的，在接羔、剪羊毛或者打井、打草等需要比较多人手的时候聚在一起干活，干完就走人，只是生产互助。后来发展成了长期互助组，每四五家组成一个互助组，参加或者退出都是自愿的。牲畜还是属于各家，但是放在一起，劳动力在这几家里统一调配，比如每十天换一次班，轮流放羊，腾出劳动力去干别的。

　　草原上讲究五畜，就是绵羊、山羊、马、牛和骆驼，但那时候不是家家都有所有种类的牲畜，而是每家都有绵羊和山羊，绵羊用来吃肉，山羊用绒和毛，另外还会有四五十头牛用来挤奶，骆驼和马则有专门人家来养，绝大多数家庭都是这样的。因为骆驼和马跑得远，跟其他牲畜放不到一起去，这些人家帮其他家庭代放骆驼和马，需要用马和骆驼的时候就去群里抓，其他人家则代马倌、驼倌家放些肉食羊。

　　到了1954年，这种互助组的组织比较严格具体了，在政府号召下，也开始用法律形式来确定合作关系，牲畜仍然还是属于自己的，不用入股，不愿意参加合作的牧民可以自由退出。互助组的命名就是某某某的互助组，用领头人的名字命名。那时候穷的富的都愿意互助，因为对大家都有好处。

　　这个阶段，除了这种劳动的互助，还有了“新苏鲁克”制度，也就是放牲畜上的互助。这可是个好制度啊，跟以前的苏鲁克差不太多，也是凭着双方自愿的原则，但是由政府出面规定分成比例，牧工和牧主对小畜分成从原来的一九分变成了六四分，或者由苏木政府出面协商工资。没有牲畜的人通过这种牲畜互助的新苏鲁克，很快就能发展起自己的畜群，牧主也能通过把牲畜外租出去减少劳动压力同时获利，牧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变高，日子也好起来了。

　　从我们嘎查的情况看，1946年的时候，我们嘎查是35户，117人，7316羊单位，每户平均260羊单位，人均62羊单位，比较富裕的有2户，牲畜1560头只，人均260羊单位。上中牧民是6户，户均590羊单位，贫困27户，户均82羊单位，没有无畜户。

　　二

　　初级合作社

　　1956年，牧民入股的初级合作社开始了，还订了章程。那时的合作社包括了信用社、供销社和牧业合作社，可以自由选择加入。供销社负责买卖，帮牧民把牲畜卖出去，买牧民缺的东西进来，定价比以前那些外省来的商人公道得多，如果需要的话，牧民还可以借点钱。信用社是可以存钱和贷款的，根据入股多少年底还有分红。牧业合作社，就是在以前互助组基础上的生产合作，自由入股，也能分红。

　　我们嘎查经历初级合作社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只有两年左右。跟后来的人民公社不一样，这时候你的牲畜是不离开你的，比如你有100只羊，50%入股了，如果每年你的羊群生50只羊羔子，那么25只羔子就是你的，25只是属于合作社的，但是羊还是让你来放，并不拿走，25只属于合作社的羊羔所产生的利润上交合作社，用来做一些建设、打井等公共事业。到了年底，合作社盈利了，这25个羔子的利润也会用分红的办法发给你。

　　我家当时是每个人交5块钱入股的，生产资料也就是羊啊什么的也都入股了，变成合作经济和个体经济在一起，自己家的牲畜也有，公家的也有。当时有的富户和牧主入了好多呢，好几百只羊、牛、马。因为要把财产拿出来，也有些富户不愿意参加。

　　我家6口人，每人交5块钱入股以后，可以贷款，也可以贷货，就是从供销社拿货物先不给钱。那时候很好，每年都要开社员代表大会，代表是从入股人里按一定比例选举出的，监督、选举和财务公开都是在社员代表大会上公布，供销社有专门的监督委员会，是牧民和国家干部搭配的组织，是集体企业。

　　牲畜入股方面，那时候乌兰夫说了，自留牲畜是自愿的，你想留多少都行。一般家庭入股的数量就是自家牲畜的40%-45%。你入股的牲畜也还是你个人的，国家统计的时候也都算你个人的，主要是经营方式上的合作。但是这部分牲畜的收益是归公共的，这就有了公益事业的经费。这部分钱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公益金，比如谁家出了什么事故大家来帮助，还有年底分红等等，另外还有公积金，就是用来补贴生产的，包括要买点集体的机械等。

　　我记得1957年，苏木派下任务，让初级社的社员每户交5麻袋羊粪送到二连浩特，通过铁路运到内地当肥料。这个任务到了嘎查就安排我和其他3个小伙子来执行。我们嘎查所在地离二连浩特150多公里，有的人家有牛车有的人家没有，最后我们4个人凑了20多辆牛车拉上羊粪走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初级社的工作，当时没有工分，拿的是现钱奖励。

　　我接到的第二个任务，是合作社用公共资金买了个用马拉的打草机。当时蒙古国已经开始用打草机来打草了，他们专门派了人过来教我们怎么用那个机器，每个合作社出一个人，十几个小伙子在一起学，我们社就派了我。秋天，我和另一个小伙子就用那个打草机打了两个月的草，把嘎查需要的草都打够了。

　　我接的第三个任务，是让我和一个小伙子用骆驼拉车去二连浩特拉椽子和檩子，弄过来建棚圈，接羔的时候用。以前都是露天接羔，或者就是在小蒙古包里面，还是冷，有些体弱的羊羔受不住会死掉。1957年我们社比较富裕的两个户搭了棚圈，土坯房似的，从二连浩特拉木头回来盖的，效果不错。社里就打算也要盖起来，并且计划给每户都要盖这种棚圈。但是棚圈还没盖呢，就开始高级社了。

　　正蓝旗，那日图公社巴彦门都生产队的牧民们早在春季就修好棚圈，近日进入冬营地后继续维修棚圈，芝列拍摄于1964年11月19日 | 图片来源：《内蒙古日报》

　　这时候的草场还没有太大变化，黄羊比家畜多，一群就是上千上百只。那时候牧民也打黄羊，秋天人就在诺尔(湖)边蹲着，黄羊来喝水就打一只，其他都跑了。还能下夹子，夹子里面是刃，踩上就把脚切掉了。打黄羊也是大家吃，不是自家吃。现在想想，那时候黄羊那么多，草场不也很好嘛?

　　我觉得，初级合作社非常好，当时订立的章程我还保存了一份，原则、社员的责任和权利都很明确，合作社是牧民自愿加入的，入社需要申请，以后也可以退出，退社时你入股的物件和钱还有分红，都可以拿走，这些章程上都有规定的。生产上各家能合作，同时还能有自己的牲畜，而且有专人分工打井、打草，或者是跑买卖这类的事儿，方便了很多。原来的互助组只有劳动力的合作，没有公共资金和公共事务的统一管理。初级社好就好在有了集体经济的力量，比如能买打草机了。过去那一个打草机1000多块钱，谁能买得起呢，一只羊才能卖八九块钱。另外还能盖起棚圈。还有集体的供销社，不会经营的牧民能有个分红的经济来源。很多老百姓其实不那么会经营的，有了合作社，带头人说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用考虑那么多了。那时候牧区主要的凝聚力还是在有经验的老人、有威望的人身上。

　　1958年7月，很突然，上头说要“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要开始搞高级合作社了。我们谁也闹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共产主义，反正所有牲畜都变成公共的了，有些以前没入社的牧户牧主忽然被拉进来，谁反对就要斗谁。这个高级社我们还没来得及弄明白，同年11月又突然开始实行人民公社了。

　　就这么着，我们嘎查的互助组也没啦，初级社也没啦，高级社还不知道是什么呢，也都没啦。听说有的嘎查连初级社都没经历过，就一下进入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了。

　　三

　　人民公社

　　1959年，人民公社开始了。公社就是“一大二公”(指人民公社的两大目标，第一规模大，第二公有化程度高)，所有牲畜都是公家的，无论是当初初级社的时候入社的还是自家的自留畜或者是那些没有入社的牧民家的牲畜，谁不同意就批斗谁。要说公社的时候也是合作式的，但是属于强制性的合作。我们这些劳动力，比如专门的羊倌、马倌也都被打散，重新安排工作。全锡盟减少了三分之二的苏木，我们东苏旗的11个苏木被合并成了5个公社，也开始记工分，不是太细致，漏洞很多，管理也跟不上，一下就乱套了。

　　比如牲畜合群，都乱套了。我们家当时是把其他牲畜都收走以后，给分了一个100多头牛的牛群放，那些牛到处乱跑，可麻烦了。因为原来都是各家的嘛，我们草原上的牛都认识自己家，每天不用跟着放牧，主要是早上挤完奶，放出去自己吃草，到晚上就自己回来了。可这时候不行啦，白天晚上都要看着，不然就都跑回各家啦。其他牲畜也是类似情况。

　　实行公社了以后，必须完成上面要求的头数增长任务。羊倒是发展得很快，听说外头都在搞大跃进呢，我们这儿也跃进。1959年一年我们嘎查增加了5200多头牲畜，为了达到增产目标，牲畜不让吃也不让卖。我们家6口人，一个冬天才分到一只大羊，以前过冬至少也要杀十几只羊的。没办法，做饭的时候，只能把肉切碎了星星点点的放进去，比现在城里人吃肉还省。那时候菜倒是多，土豆啊白菜啊不知道哪儿来的，粮食也多。

　　因为各家财产都变成了公社的，我当时是会计，统计出一共有207样东西都从私有变成了公有，镐头、铁锹、锅、盆、剪子、绳子、麻袋、粪筐、骆驼粪筐、毡子、甚至蒙古包都有，缺啥都去各家拿。

　　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吧，外地人开始大批进来打黄羊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之前牧民虽然也打黄羊，但都是一只两只地打，挑着公的和老的打，母的和小的都放过，从没这么大规模打的。听说是因为内地饿饭必须找吃食，上面给地方下的任务，我们大队也派了一年打1300只黄羊的任务，打完交上去，必须完成。外地人都是开车来，找我们带路，晚上车灯一亮，眼前都是黄羊，就用枪扫射，再把黄羊成车地运走。一辆车一天能打二三百只。开始的时候黄羊没见过汽车，也不懂，车上的大灯一亮起来，就都齐齐站住回头看，后来让打得远远看到汽车就跑。我们除了带路，自己也打，公社里组织小伙子们带枪出去。那段时间眼看着黄羊就少了，什么只打公羊，不打母羊的传统等等也都顾不上了，逮着就打。但是黄羊那时候真是救了我们的命了，你想啊，一年一家只能分一只肉食羊实在是过不下去，不打黄羊就真的没得吃了。从那以后，连着打了十来年吧，把黄羊打没了。

　　也是1960年，内地农民一下穷得厉害了，没饭吃，大批往草原上跑，听说内地饿死不少人，牧区至少还能吃着肉。当时我们全嘎查才有150多人，一下子就安排了76个内地的农民。这些人干不了别的，就会种地，于是三四月份，上面给发了双铧犁，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成立了农场，让他们开地种粮食。这些人没日没夜地种地干活儿，一共开了10000多亩。

　　嘎查又拿出18000元支援这些新来的人，可种了两年地，啥也没种出来。怎么可能种得出来呢?我们这儿又缺水，地又生，结果就失败了。但是草场一旦开了就不好恢复起来，现在还能看到那一万多亩开过地的痕迹呢，当时各大队都这么干的。

　　1961年七八月份，农场实在支撑不了，就拉来一批小猪崽子说要养猪。牧区啥时候养过猪呢?眼看猪仔很多都冻死了，后来又运到其他地方去了，那些外面来的农民有些跑回老家去的，有些最后还是留了下来。

　　要我说，这些失败也是必然的。本来我们这儿就是牧区，不是能种地的地方，这是老一辈人都知道的常识。别说开地了，以前连动土都是不允许的，听说成吉思汗的法典里都有规定，动土的人是要受罚，严重的要砍头的。以前蒙古包搬家走前都得把挖开草皮盖炉灶的地方填平弄好的，男人们在草原上小便都不能站着，必须跪下一条腿，就是怕小便会把草皮冲开，破坏了草场，更别说开地种粮养猪什么的了。这都是不尊重自然不尊重传统的结果。

　　1962年到1966年还算稳定，种地失败的人该跑的都跑了，制度上大家也开始慢慢适应，1966年是牲畜最多的年头，人均100多只羊。但是刚适应了一些，“文革”又开始了。牲畜死的死跑的跑，很多牛都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人们天天忙着革命和造反，损失太大了。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才慢慢开始好起来。

　　1975年直到1984年分牲畜之前都很好，政策也稳定，每个大队都积累了几十万元的公共资金，遭灾也有应对能力，有车、有拖拉机，基层干部为牧民服务的水平也提高了。

　　乌盟达茂旗在越冬保畜和接羔保羔准备工作中，查干哈达公社查干哈达苏木粮食供应站调拨来大批贴喂羔子的荞面。公社的供销合作社为牧民备齐了砖茶、烟、酒、糖以及接羔包等等。这是巴音包汗生产大队的马车运来的精饲料，李宏炳拍摄于1964年1月下旬 | 图片来源：《内蒙古日报》

　　当时我是大队书记，确实干了不少事。打了14眼土井，两口大口井，8口机井，基本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大队还建了修理部，培养了两三个管机械的人，专门修拖拉机、柴油机。建了大队办公室、仓库、兽医站、两个配种站、4个药浴池。1978年成立了饲料基地种草种树，并且专门划出了4万亩抗灾基地，用围栏围了起来，留着抗灾。

　　1981年我自己设计，给100个蒙古包都安了板床，1984年还给每个蒙古包安了风力发电机，并且给每个人都上了合作医疗保险，大队4次请大夫给牧民体检，还办了中学，请了国家的老师，我儿子就是大队的中学毕业的。如果能延续至今，我们嘎查真是了不得了。

　　那日图公社巴彦门都生产队的牧民苏日布今年买了蒙古包，这个生产队自己有了加工蒙古包的车间以后，对改善牧民生产，增加生产和收入都有好处，芝列拍摄于1964年11月19日 | 图片来源：《内蒙古日报》

　　要说这段时间有什么不好的话，主要就是管理问题，有些嘎查对那种懒汉混日子还能拿工分的事儿反映很强烈。其实说到底，牧区的主要问题就是管理问题，好好管理的话，大集体是很好发展的。

　　四

　　草畜双承包

　　1983年，第一轮承包开始了。我们牧区承包跟农区不一样，因为我们这儿不光有地，还有牲畜。第一轮承包就是主要针对牲畜的，1983年分牛和羊，1984年分马和骆驼。我们是把牲畜都折合成钱，按着整个嘎查的人口和劳动力平均分配的。比如你们家里应该能分价值5000元的牲畜，你要马也可以，要羊也行。有8户以前是马倌，只要了马，骆驼除了每户分了一峰之外，剩余的都给了一户人家，现在那户牧民还养了100多峰骆驼，这在全旗也是少见的。

　　分牲畜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牧民不乐意，可是上面不答应，必须要分。

　　原来参与了合作社入股，尤其是入股多的那些牧户就有意见了，说这里头有我们当初的牲畜，应该考虑照顾我们，先还给我们那部分，然后再分。没有牲畜或者牲畜不多的人就不乐意，说如果你们要拿走的话，我们分的就少了。最后上面没有明确的说法，我们也没别的办法，只能不考虑入股的事儿，都按着劳力和人口平均地分下去了。

　　牧民不是人人都会经营的，尤其大集体的时间那么长了，都是服从领导听指挥干活而已。结果1984年承包了牲畜，短短两年时间，我们嘎查就有18户已经把牲畜差不多卖光了。以前各家没有那么多自己的牲畜和财产，也没有经营过牧业，现在分了以后，有些人家觉得总算自己能做主了，很了不起，就把牲畜都卖了;也有些人，认为以前成立公社时就是突然把牲畜收走的，怕政策再变再把牲畜收回去，就急急忙忙把牲畜用很便宜的价钱卖掉，钱用来喝酒、买摩托车花了。

　　眼看这样不行，我就把这18户叫过来给他们做3年规划，嘎查里实施一个党员管理两户的办法，监督这些无畜户养多少、卖多少牲畜，接多少羔子。3年以后，我们嘎查就没有无畜户了，最少的人家也能有20多个牲畜。所以说，牧业最重要的就是管理，不管理不行啊。

　　牲畜分下去没多长时间，上面又下文件，要求承包草场。当时还有个法律性文件，说可以联户也可以单户经营。我们牧区一向都适合联户经营的嘛，不可能分成一家一户的，这样也能节省劳动力。所以我们组织了22个畜群组联户经营，草场的冬春营盘和水井大概也都分了一下，几家合用一口井，没有划分各家的草场界限，但是每家大概多少亩草场是有数的。

　　第二年发现一个问题，牲畜多的人占草场就多了。当时旗里面规划一只羊31亩地，超过的话就会对草场不好。之前的联户经营，各家大概的草场面积是有的，我们就根据这个定了牲畜头数，如果你家牲畜太多了，超过了自家应该有的草场面积，占了别家草场，就要给人家补偿。那时候要交草场费给嘎查的，一亩5分钱。如果你的羊多了，就得替羊少的人交这个草场费。那时候没有集体收入了，就靠这个草场费来搞公益建设和解决办公费了。

　　那时候还规定了，各家可以围栏，圈一些过冬的储备草场等，但不能超过自家应有草场面积的25%。因为大牲畜还要走啊，你各家都围起来了，骆驼群、马群怎么办?当时的骆驼群、马群跟以前集体的时候一样，是集合了全嘎查牧户们的大畜，平时混群放，要骑马使用的时候就去抓。所以你围了草场限制了这些大畜走动的话，也等于是限制了自己的牲畜。骆驼、马这种大畜跟羊可不一样，总不能也给算成吃多少斤草、占几亩地吧?

　　后来我给我们嘎查的这种模式总结了一下，就是统分结合。嘎查有五件事情要统一管理：

　　第一是统一管理抗灾，不管谁遭了灾，嘎查都进行统一指挥和管理。我们把4万亩最好的防灾草场围起来，受灾时就能调配，主要给大牲畜用。这片草场有专人管，使用的人按一头牲畜30块钱交费，收上来的钱用来维护这块草场的网围栏和做公共事业。这也是大队内部用市场手段维持公共服务的一种做法。收费的意思并不是现在的那种租草场，这片草场也是你的，只不过是统一使用而已，你进来使用就要交维护费用。如果真的想靠租草场赚钱，就不是交这一点使用费了，就完全放开让外来牲畜进来了。遭灾的时候，围栏里的草这么好，花多少钱也有人愿意把牲畜放进来。所以这种抗灾草场收费跟现在的那种租草场完全是两个概念。

　　同时，大队用积累下来的公共资金盖了储草棚，平常储备上25万公斤草，遭灾时用。棚子是铁制的，草存在里面不会放坏。遇到实在抵御不了的灾害时，嘎查会帮着联系草场和组织搬家。1989年雪灾，我们全嘎查走场到锡林浩特附近，孩子、老人和蒙古包用三台拖拉机和汽车统一送过去，其他人赶着牲畜走。当时大队的车和拖拉机还没分，有专门的拖拉机司机，工资从嘎查的公益金里出。

　　牧区最薄弱的环节就是抗灾。所以在分牲畜的时候，我们的合同里就明确了，遇到灾害时必须听指挥。

　　第二是配种。嘎查里有一户专门养种公羊，别的牧民使用一个种公羊，就给这户人家一个公羔子做为酬劳。引进新的种公羊，以及相关的技术鉴定等都由嘎查负责。如果由改良站挨家挨户上门服务可不行，那样成本太高了，也管不过来。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东乌珠穆沁旗道木戈比公社，额尔敦阿古拉生产队社员认真做好了配种工作，为明年畜牧业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是兽医。家家户户没有这个技术啊，于是每户交点钱，由嘎查专门配了技术员，准备了药品，为大家洗羊、打针等。药浴池等也是统一管理的，牧民分成几组集中洗羊。这些费用由全大队的人一起分担，各家并没花多少钱，而且兽医上门服务，一次就把所有的病羊都看了。现在要自己开车或者雇车去找兽医，花的钱就太多了。

　　扎鲁特旗巴音宝力高公社巴音宝力高大队，为了避免羊的“疥癣”发生，提早进行药浴防治工作。

　　第四是饲料基地。嘎查有300亩饲料基地，种的都是玉米，打了几口机井，这些没有承包，要统一管理。种出来的玉米牧民必须买，每一户都有青储池子，每年收割下来切好了就给家家户户送过去。嘎查雇一个人看着，草分下去，钱收上来，养这块地和种地的人。

　　第五，发展科学养畜的技术要听指挥。比如西门塔尔牛啦，其他改良的品种牛啦等等。这种科学改良单家独户干的话，摸不清楚方向，也掌握不住新技术。集体组织集体管理的话，能够成规模，请技术员等也便宜。

　　按照这种办法运行了15年，直到1998年，没出什么矛盾，尤其是牲畜承包之后特别好。我们嘎查因为实行的是双层经营制度的大承包，跟初级社有点像，牲畜是各家的，牧民困难时有集体帮助。当时中央还专门派人去调查了五六天，我们是内蒙古的头一个文明嘎查，还在中央做了汇报的。我们白音塔拉嘎查的资料，在河北保定地区的报纸头版都登了。

　　但是1998年，整个内蒙出台了一个要求牧区承包草场的管理条例，法律文件一出来压力就更大了，我们一直坚持到了2000年，正好原来订的合同也是到2000年，把草场彻底分给了各家。彻底分了以后，开始拉网围栏了，矛盾也多了。一家一户围栏，亩数不多，钱数不少，很多钱都投入到这里面了，本来应该更好保护和经营的，结果却越来越难管理啦。

　　牧区一般都是缺水的，我们嘎查从1962年开始打井。分了草场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水源。如果分到没有水源的草场，又不能去别人家的草场用水，只能买车、买桶去拉。人畜天天都要喝水，方圆十几公里没水又打不了深井，一天要拉多少水，一年要花多少钱啊!

　　没有了集体，我们的饲料基地也被河北人弄走种土豆赚钱去了。2002年时候上面给配了大型的喷灌机让种饲料，一年后，就被和旗领导有关系的外地人拿去种土豆了，1600亩地，就成了农地了。

　　还有一块始终没分的集体草场，有10万亩，当初承包草场时就有规定每个嘎查可以留出一定的百分比的公共草场。现在国家要给草场补贴了，这10万亩怎么办?光是休牧补贴那一项，每亩1.5元，就是15万元。这应该是大家的，法律规定是每人平均都得有份，可是这块草场又没承包。是明知承包有问题还继续把这块草场分下去?还是不分，让一些手里掌握权力的领导占了这一块草场的补偿?我现在很担心。而且真正分到户以后，再也不能走场避灾了，也没了以前大集体那种对抗灾害的能力，草场越来越差，每家每年花在抗灾上的钱越来越多，越来越穷了。

　　我记得以前灾也多，但是能走场，能不能成功避灾就要看放牧的经验还有运气了。比如1957年大雪灾，全旗死了39000头牲畜，我们这儿因为走场选的地点好就没遭灾，一只羊都没死。1959年下了三天冷雨，这种灾难防，突然下起来的，我们嘎查死了3000多只羊。1963年雪灾，全旗死了4.5万牲畜，我们到阿巴嘎走场了3年，牲畜基本没损失。

　　据说1947年的大雪灾，雪太厚了，羊被埋在下面。因为羊身子热，身边的雪会化出一个空壳，羊两个鼻孔旁都冒着热气，只要看一片雪地上有两个小洞的，往下挖就能挖出羊来。下大雪时，羊粪砖垒的圈都会被雪填平，有的羊就从圈里跑出去，有的索性就被雪压着动不了。蒙古包的门都开不了的时候也有，不过因为蒙古包是圆形的，所以一般不会压塌，现在的房子倒可能被那种雪压塌。那时候雪灾大到这种程度，但是牲畜的膘情好，还能扛得住，现在要是遇到这么大的灾，结果就不敢想了。

　　近30年内(1950-1980)，内蒙古发生有记载的较大自然灾害就达17次，反映了我国气候的多变对牧业的影响

　　雪灾虽然可怕，但是如果草料能供得上，还可以扛过去，旱灾的损失其实更大。旱灾会导致牲畜繁殖率低，膘情受影响，来年卖价低，羊毛羊绒质量也会下降。以前羊的个头大、体质好，不容易得病，过去也没有那么多兽医，用针放放血、吃点草药也就好了。现在兽医倒是多了，可病也越来越多，花钱治还不一定治得好。这种损失就不能用牲畜头只衡量了。

　　牧民们也都说，集体前没什么思想负担，很简单，活儿干完了就没事了。现在呢?牧民说，用的东西是多了，有汽车有房子了，但思想也复杂了，吃个药要考虑真的假的，孩子上学怕学不好，去医院看病怕治不起。

　　这些都是从承包开始的，集体的事儿没人管了，人心也都变了，各家顾各家了，各种开销也都越来越多。我活了这么多年，现在回头来看的话，还是初级合作社的时候最好，又有合作，又有公共的服务和集体经济的力量，草场也好，也能走场避灾，我觉得这种模式才最适合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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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草原的逻辑(第二辑)——顺应与适度：游牧文明的未来价值

　　原标题：见证草原60年——一个牧民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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