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发了篇《真相：中国农民缴纳过巨额“养老金”!》，讲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已经初步建立起农民自己的社会保障和养老体系。有人在下面评论说“人民公社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不可否认，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并不是全搞得像山西大寨那样好，也有如安徽小岗那样很糟的。关键的问题难道不是应该去反思为什么大寨搞得好，小岗搞不好?难道小岗单干之后就“脱贫致富”了?80年代一些家伙攻击大寨是“假典型”，可大寨没有要过国家一分钱，而小岗对接的可是省财政厅。

　　当然，多数的人民公社搞得并不如大寨那样好，但也比小岗强多了，不过给很多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毛泽东时代农村很穷”。

　　事物的发展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与毛泽东时代的广大农村相比，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又是什么样子呢?——“万户萧疏鬼唱歌!”

　　解放时的中国是个大国，也是个穷国。90%以上的农业人口，耕地面积却很有限，单纯依靠发展农业可以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却改变不了广大农村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更不可能建立高水平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在1974年达到人均占有粮食303公斤，按照80%的成品率来折算，人均年占有成品粮480斤，等于每个月人均可以达到40斤成品粮的国际温饱线标准，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在1974年已经通过农业合作化解决了温饱问题。

　　早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起来不久，毛主席就将《人民日报》介绍安徽两个合作小社为解决多余劳动力出路而开办工厂的做法收录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把题目改为《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还亲自写了300多字的批语。

　　1956年4月，在讲述十大关系时，毛主席进一步明确地指出组织农民“发展农业和副业相结合的互助”，要帮助农民成立“各种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的问题。

　　从1958年起，毛主席把发展农村工业从增加农民福利上升到消灭所有制差别和工农差别，实现公社化和农村工业化，巩固工农联盟，推进国家工业化的高度上来认识。

　　毛主席的社队企业构想逐步成型，成为一种系统化科学化的构想。1958年至1965年，社队企业开始了探索阶段。1965年，毛主席在介绍华西社队企业的材料上批示：“这是农村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还将华西村树立为了发展社队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公社工化”的典型。

　　1966年至1976年，社队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期。随后毛主席逝世，农村发展方向不久便改弦更张。因此，很多步子较慢的公社还没真正品尝到“社队办企业”、“农村工业化”带来的“甜头”，产生“人民公社很穷”的印象并不奇怪。

　　然而，成果已经非常可观。1984年，人民公社正式解体，“4号文件”将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开启了私人承包模式。在社队企业退出历史舞台之前，据官方统计，“截至1983年，全国社队企业数突破500万家，共吸收农村劳动力3235万人，总产值为1017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1%。”

　　无论从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角度，还是从吸纳农业剩余劳动人口的角度，“社队办企业”的巨大优势都不容否定。试问，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农民又何须进城打工?农民养老问题还担心解决不了。

　　昨天深夜，嗣文同志发来参访湖南茅园村的文章《毛主席说的“广阔天地”，我在茅园村看见了》，令我颇有感触，不禁又想起了湖南的毛田公社。两者都是“脱贫”典型，都是遵循“组织起来”的口号，然而，组织的方式以及组织的程度却有很大的不同。

　　据我所知，现在的很多“新农村”建设，均依托大笔的外部扶贫资金以及私人投资，土地流转之后出现了农业企业家和农业工人的分化;而当年的毛田公社，没有依靠任何外部输血，却完全靠走农业集体经济道路，将农民真正组织发动起来，激发出了群众的内生力量和巨大的创造力，走上“脱贫”道路。

　　位于湖南岳阳县大山中的毛田，过去叫“茅田”，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最初的毛田区包括相思、毛田、南冲和云山四个人民公社，共有六万多人口，自然条件极差，到处是荒山秃岭，水土流失严重，全区50000多亩耕地，分布在8000多座山头和5000多条沟壑中，而且都是冷浸田、重沙田，粮食产量很低。毛田本地人称之为“山是剥皮山、水是祸它水，土是黄泥土”。

　　三年困难时期，单干风也吹到了毛田，但刚刚尝到农业集体化甜头的毛田区普通社员和基层干部坚决不走回头路——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一条死路、绝路!他们狠批“单干风”，在岳阳县委的正确领导下，毛田区委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上半年带领群众狠抓生产，保证社队增产、社员增收;下半年治山、治水、改土、修公路，搞劳动积累，开展农田基本建设。

　　通过三年的艰苦奋战，毛田终于摘掉了“吃反销粮”的帽子。1963年9月，中共湖南省委作出《向毛田区学习的决议》，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省委副书记王延春等领导多次去毛田做调查。1964年毛主席提出了“农业学大寨”以后，湖南掀起了“学大寨、赶毛田”的热潮。

　　其中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1964年，中央考虑要在农村树立一个先进典型，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开展比、学、赶、帮、超的活动。毛主席刚开始其实想要树毛田，中央其他领导认为毛田是好，但它是一个区，下属4个人民公社，全区有6万多人口，社与社队与队之间不平衡的问题会存在，如农田基本建设、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一时难以解决，因此主张树大寨大队。因为大寨是一个村子，全村只有二百来人口，面积小，有问题好解决。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反复比较，大家认为树大寨好，于是毛主席再三权衡，提出了“农业学大寨”。

　　1965年，毛田派出20名大队支部书记在陈永贵同志的支持下，赴大寨跟班学习。毛田人既学大寨治山、治水，改土经验，又向大寨传授南方种水稻技术，曾经的“竞争”对手，变成了亦师亦友的伙伴。

　　通过对大寨经验的学习借鉴，毛田区的干部和社员继续开展治山、治水、治土，又用了几年时间，从根本上改变了毛田面貌，毛田的山间田野沸腾起来了。

　　60年代末，毛田开始实践毛主席关于兴办社队企业，农村办工业的设想。靠着自己一步步的积累，毛田区的社队企业蓬勃兴起，茶园、桑园随处可见，水电站、丝绸厂、茶厂、扇厂、农机制造厂、矿石加工厂到70年代中后期已经初具规模。

　　不仅如此，在各个公社建立了农业科研站，开展良种培育;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开办公社农机手培训班;每个公社都办起了配有无菌手术室和X光室的社办卫生院;集中兴建社员新村，接上了自来水，改善社员居住条件;将学校建到了社员家门口，并通过兴办公社敬老院，真正实现了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社员自己管理公社，实现了群众的大民主。

　　后来，毛田区委书记许志龙赴京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赶毛田的表彰大会，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相思公社刘家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永初还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也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人民公社解体以后，毛田人走回了“靠田吃饭”的老路。时隔40余年，毛田再次成为“典型”——扶贫攻坚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