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亡国大祸临头之今日，必能化除成见，共襄义举”

　　为了联合国内武装力量和全国民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纷纷给国民党及国内其他党派、政治和社会团体发出信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努力推进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战争时期，朱德给自己的旧交故友也发去了一封封力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信函。1936年8月17日，朱德致信参与围追堵截红军奔赴抗日战场的驻甘肃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王均、第3军第12师师长曾万钟等人：“兄等与弟十余年患难交好，均在同一革命战线共同奋斗，虽中途分离，实亦时势迫成，当能共谅处。兹亡国大祸临头之今日，必能化除成见，共襄义举，共以救国为重，吴越同舟尚知共济，同室操戈徒招日寇窃笑。弟素知兄等救国有心，当不以斯言为河汉也。如其不幸，彼此发生冲突，不仅徒伤国防实力，于民族国家前途亦大不利，倘能彼此密派代表协商则更妥当。抑或兄等迫于环境与职守关系，亦何妨坚守各城壁垒，使我军得以寻其空隙通过，达我直接抗日之目的。我军当亦退避三舍或假作周旋，以为兄等地步也。想兄等必有同情，专此再达。”

　　朱德之所以致信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王均、第3军第12师师长曾万钟，不仅因为团结抗战必要性使然，而且因为此前类似的尝试已经取得良好的成效。如，1935年5月底，朱德接到驻扎荥经的川军第5旅旅长杨汉忠在其上司杨森授意下派人送来的信函，提出互不侵犯的要求，并告知部队番号和联络信号。朱德复信杨汉忠：“汉忠师长吾侄勋鉴：来函悉，吾侄深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殊堪嘉许，已按来意饬敝部先头与贵军切取联系，专复并颂勋绥!”杨汉忠命令所部为红军让路，使红军顺利通过其防地。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契机。朱德敏锐地抓住这一机会，于1936年12月17日致信早年云南讲武堂学友、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一路军第1纵队第7师师长曾万钟、第12师师长唐淮源：西安事变之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伸大义于天下，其立场之正大，执行之英明，凡有血气者，莫不一致拥护。至通电八项主张，皆综合朝野意见，归纳而得之结论”，“各方果以国难为前提者，谅亦不持异议”。唯日寇正在多方离间，多方蛊惑，重新挑起内战，使吾国自相残杀，彼乃安坐而收渔人之利。望警惕日寇阴谋，共赴国难，组织抗日联军，“重与兄等友好如初，恢复大革命时代，在南昌聚首一堂，共商国是之欢欣鼓舞也”。信中还希望对方能派人到苏区来详细商讨。

　　1937年12月26日，朱德复信青少年时期的同学许小鲁和刘挹清。许小鲁曾经担任国民党军旅长，后来返回四川仪陇县闲住;刘挹清曾经担任国民党政府四川省南部县县长。信中指出：“吾辈幼年曾闻亡国之痛，彼此奔驰已数十年矣，至今吾辈即身尝之，此等滋味实不堪忍受。弟本此怕亡国之观念，始终即与日寇作有顺序长期之抵抗，以期吾民族及吾国家不亡耳。时至今日国之将亡，虽斗争数十年，罪过言之不及，何敢言功。但处此国家危亡之际，吾国人应尽匹夫有责之古训。大家努力建立统一战线，以期达到全民抗战之实质，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两兄在川，祈努力统一战线是荷。”

　　1938年春，朱德给远在故乡的同学、仪陇县马鞍场绅士宁相齐等人写信，希望他们能组织一个担架队上前线支援八路军抗战。宁相齐等人收到信后，马鞍场人“颇为兴奋，青年人踊跃报名参加，不到半个月报名者即达二千人”，后经选择决定去一千人，并派人到成都募集路费。同年8月11日，朱德还致信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抗战军兴，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上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殊令人兴奋鼓舞不置。”信中勉励王缵绪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为抗战建国大业奋斗到底。8月21日，朱德致信国民党四川省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再次强调指出：“争取抗战胜利之首着，在于持久战;进行持久战之必要条件，则为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只要“实行军民一体，上下一致，各党各派弃旧嫌，抛宿怨，结四万万之心为一心，凝四万万人之力为一力，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加强各战场之战略配合，则驱逐敌虏，收复失地，建设独立自由幸福之新中国，当指日可期”。

　　朱德写给旧交故友的信中不仅浸润着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建立和巩固的深刻关切和呕心沥血，同时还彰显了他矢志不渝浴血杀敌的勇敢精神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及自豪感。1939年2月17日，朱德写给自己任滇军旅长时曾担任该旅编修的旧交张从吾的信中就揭示了这一点：“近来华北抗战较去年更为艰苦，日寇以占领全中国，近以进攻西北必先‘扫荡’我华北抗日根据地，近二三月来苦战于河北、山西。虽说自己有些损失，但给敌人的打击、消耗、杀伤亦特为大，因此日寇恨我们刺骨，我们也(以)得日敌之深恶毒恨为无上光荣。坚持华北抗战，当能持久。德虽才薄能鲜，爱国当不敢后人，以慰故人之希望。”

　　“救亡图存之理，惟在精诚团结，动员一切力量，使人尽其才”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民所面临的险恶而艰难的环境，迫切需要全国的抗日力量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朱德从全国抗战大局出发，爱惜人才、举荐人才、大胆地放手使用人才。这一点可以从他写给亲友的信函中得到证实。如1937年9月27日朱德写给前妻陈玉珍的那封信中就曾指出，“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1938年2月20日，朱德致信杜基祥，信中写道：“自三河坝别后，不见你的消息，估量你已早不在人世了。昨接你来信，才知道你尚在。现国难当前，你处更是战地。如你不在本地服务，即可持信到西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接洽后，到延安抗大担任军事教员，教出一批学生来以供战争需要。关系可持我的信去。”杜基祥曾是一名留法华工，在苏联时曾与朱德有过一段交往。

　　云南省会泽县五区四乡中寨人计光汉，因1938年7月10日由昆明发往昭通的邮件在会泽县遭土匪抢劫受牵连被捕入狱。计光汉在监狱中多次申诉“冤遭陷害”，“愿往前方抗日”，“以身报效国家”。1939年，朱德在获悉这一情况之后致函会泽县县长甘德沌，信中写道：“旧日相识计光汉先生在贵县身系狱中，倘因违犯国家法纪，自当秉公处理，以儆效尤。设彼仅以过去思想关系，致陷缧绁，则请顾念今日抗日，予彼以抗敌救亡之机会。今寇入日深，国家困难愈多，救亡图存之理，惟在精诚团结，动员一切力量，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计小节，不信浮言。一切均以利否抗敌为依归。计光汉先生若无危害国家，触犯国法情事，不若释之，使为抗战努力，以增多一份抗日力量也。”

　　朱德的女儿朱敏于1941年初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同年6月纳粹德国发动蓄谋已久的侵苏战争后，朱敏即在疗养地明斯克被德军俘虏关进集中营。对此不知情的朱德于1943年10月28日给远在苏联的女儿朱敏写信，信中既含关切更有希望：“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是。”

　　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