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 上午，乘专机到达武汉。晚上，同张体学、张平化谈话。

　　5月2日 上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同日 晚九时半，同田家英谈话。

　　同日 晚十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有关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出席。会后，同彭真、胡乔木谈话。

　　5月4日 晚七时，同林彪谈话。

　　同日 晚九时二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陆军参谋长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中将为团长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彭德怀、萧向荣在座。毛泽东说：阿拉伯人民是我们可靠的朋友。我们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阿拉伯民族都支持你们，因为都是一条战线。你们在西方挡住帝国主义。各国人民在制度、语言、宗教信仰不尽一致，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一致的。会见时，易卜拉欣转交了纳赛尔给毛泽东的信和礼品，毛泽东表示感谢，并说我有一封给纳赛尔总统的信，明天送给你带回去。毛泽东五月四日给纳赛尔的信中说：“我收到了你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给我的信。我非常感谢你向我和中国人民所表示的那种深厚的友谊。”“我高兴地看到贵我两国之间为了和平目的而日益发展和巩固的崇高友谊。我衷心地祝愿阁下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得到更大的成功，祝愿阁下健康和愉快。我的心向着阁下和贵国人民，向着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全体人民。中国人民的事业现在有较大的发展。大约再有若干年我国的情况可能更好些。这些，穆罕默德中将会告诉你的。不管帝国主义者怎样敌视我国，他们决不能阻止我国前进。正如同不管帝国主义者怎样敌视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他们也决不能阻止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的前进是一样的。”

　　同日 晚十时至次日晨一时，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 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批示：“即送陈伯达同志：此件写得很好，即刻照发。”社论是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四十周年而写的。内容是批判不久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这篇社论于五月五日发表。

　　5月5日23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增选了二十五位中央候补委员。

　　5月5日 下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邓小平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对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作了说明。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邓小平的报告讲了四个问题：(一)关于国际形势;(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各国民族特点的相互关系;(三)关于思想工作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刘少奇、邓小平作报告后，毛泽东说：我建议大家把少奇同志这个报告过细看一遍，一边看一边动手修改，把要补充的、应修改的写在报告本子上，明天或者后天的晚上把这个本子交上来。我刚才看了之后，认为有几点需要补充的，例如军队要讲一小段，文学艺术也要讲一小段，“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还是要提，在讲科学、艺术的时候要讲一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5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田家英出席。

　　5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讨论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彭真及各代表团团长欧阳钦、林铁、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张德生、聂荣臻、杨尚昆出席。

　　5月8日 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讲破除迷信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一种是怕教授，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慢慢就不大怕了;另一种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我在成都会议上讲过不要怕嘛。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从古以来，发明家在开始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为什么这些人能变成发明家?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毛泽东在列举古今中外的二十几个例子之后，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他说：革命精神应与实际精神统一，要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在文学上，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我们的革命精神不是与实践相脱离的，而是与实践相结合的。有两种谦虚，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谦虚是实际。教条主义者是过分的谦虚，照抄外国，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抄是要抄的，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比如说莫斯科宣言中的九条共同纲领，这是各国共同的东西，要认真学习。我们要把这共同的东西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只是照抄，那是过分的谦虚。就是国内的东西，也不能照抄。真正的谦虚就等于实际。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一种是应该的，一种是不应该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该的。旗子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要插白旗，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设置对立面很重要。所谓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同日 致信张闻天。信中说：“三个报告(指张闻天1958年4月13日关于同上海市对外贸易局局长齐维礼谈对外贸易工作等问题的报告，同年4月25日关于建议改变保留外商作为点缀方针的报告，同年4月26日关于上海、杭州一些工厂和合作社情况的报告。张闻天在第三个报告中说：我这次下来在上海、杭州看了一些工厂和农业合作社，最深的感觉是，中央的全民整风、反右斗争和最近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政策已经产生了十分丰硕的果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工业产品数量赶上英国的口号和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大有希望，前途无量。张闻天建议应把经常接触国内实际和国内群众作为外交部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都看了，第三个最好。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了我对你热情欢迎。一年下去四个月，走马看花也好，你的建议完全正确。外交部同志们轮流实行。”

　　5月9日 关于中国共产党准备派代表团列席经互会高级代表会议，致电赫鲁晓夫。电报说：我们收到了安东诺夫(安东诺夫，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转来您的关于召开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的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问题的来信。中共中央高兴地接受你们的邀请，并且决定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列席五月二十日开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的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十三日，毛泽东再次致电赫鲁晓夫，通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组成人员是：团长陈云(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团员李富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叶季壮(中共中央委员、对外贸易部部长)。

　　同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

　　5月10日 上午，同杨尚昆谈话。

　　同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

　　5月12日 上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收听大会发言。

　　同日 阅邓小平五月十日送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审阅的他在大会上作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邓小平附信说：为了便于公开发表，我的报告作了较大的修改，现印发。请主席团各同志立即审阅，将修改文字或意见批在本子上，于五月十二日午前退中央办公厅，以便再作修改后，印发大会各代表。毛泽东批示：“即送邓小平同志：看了一遍，可用。有几处文字上的修改，请酌定。有些地方尚待谈一谈。”

　　5月13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

　　同日 修改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批示：“即送胡乔木同志：有些修改，你看如何?”“第五章有些话显得重复多余，宜加删节。二、三、四章也有一些多余的话，可试删节。第一章则无一句多余的话，觉得很好。”二十四日，毛泽东再次修改刘少奇的报告，改后批示：“退胡乔木同志：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我又作了一些修改，你看如何?并请送少奇同志酌定。”在两次修改中，毛泽东加写了一些内容，主要有：“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上犯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至于以破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人们的言论行动，我们从来没有给以合法存在的权利，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允许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长出来，在人民面前建立对立面，以便让人民从比较中看得清清楚楚，激起众愤，群起而锄之，借以锻炼群众的斗争本领，开辟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的广阔天地。这个政策是公开宣布了的，过去采用过，今后还要采用。毒草是客观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不过遥远将来的毒草，不带现在的阶级斗争的性质罢了。”“锄毒草，这是敌我问题;放百花，这是人民内部问题。两类矛盾，两种方法。资产阶级的反动右派自命为社会主义的百花之一，那是冒称，不能算数的。”

　　5月14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会后，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谈话。

　　同日 晚上，同谭震林、田家英谈话。

　　5月15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会后，同陈云谈话两个多小时。晚上，阅陈云准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批示：“此件可以用了，并且可以在明天讲。我加了几句，你看如何?”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一段话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无论是工业方面、农业方面、财贸方面或交通运输方面的工作的方针路线问题及大的政策问题，都应经过中央和各级党委，作出决定。在执行决定的时候，又应经常注意检查，并且可以用座谈会、辩论会、大字报、大鸣大放的办法，敲起警钟，批判脱离群众和离开党委领导的倾向。”

　　同日 阅苏共中央五月九日给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的信，批示：“小平同志：苏共五月九日给南共的信，是一个好文件，和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他们想通了，站起来了。请你做两件事：(一)找苏使馆负责人谈一下，表示热忱祝贺，或者在大会后由我找他谈一次。这是一件大事，苏共政治理论有转机，作风在改，大有希望。(二)将苏件立即印发大会代表阅读。如有时间在小组会上谈论一次，并可带回去。奇文互相赏，迅即印发。此信附印在苏件上，放在前面。”苏共中央的信认为，南共七大的纲领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相对抗的，大多数南共领导人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对苏联、苏共和各兄弟共产党进行了不友好的和敌意的批评。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话。后同周恩来等谈话。

　　5月16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列席经互会高级代表会议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出席，彭真、李富春、叶季壮列席。

　　同日 对中共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五月十四日转报的北京第三工业建筑设计院关于在总路线精神推动下和苏联专家由两股劲拧成一股劲的经验报告，写题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批语：“这是一个好文件，值得一读。请小平同志立即印发大会同志们。凡有苏联专家的地方，均应照此办理，不许有任何例外。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并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即办。批语印在文前。”

　　同日 阅滕代远准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怎样把铁路修得快些、办得好些?》。发言稿内容包括：(一)必须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二)全国工农业大发展，迫切需要铁路建设大发展;(三)全党全民办铁路，十五年内修建十二万公里铁路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批示：“即送滕代远同志：此件写得很好，看了很高兴。立即就向大会去讲。”

　　5月17日 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二次讲话。关于形势，毛泽东说：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这是好事。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乱子很多，我们这个世界乱子比较少。反正有一条，有时候形势好像不好，这个时候要有定见，不要被暂时现象所迷惑，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不要狂妄，也不要有自卑感，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迷信，要把自己放在恰当的地位。要敢想、敢说、敢做、敢为，我们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关于国内问题，他说：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工人阶级没有农民这个同盟军，革命不能成功，建设时期也是一样，没有这个同盟军不能建设成强大的国家。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有些同志不懂得，甚至在农村混了几十年也不清楚。对于农民的思想感情、心里想什么，不了解，因此就没有根，一种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现在我们规定中央的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到几个社、几个工厂，解剖麻雀，扎根串连，人民群众的根扎在我们的脑子里，人民群众的观念才会扎深。扎根串连，主题就是说要研究几个合作社、几个工厂、几个商店、几个连队、几个学校、各行各业，然后我们脑子才有深刻的印象。谭震林的报告用了江苏提出的口号，叫作要注意防止“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实。我们至少当个张飞吧，粗中有细，不要粗而不细嘛。山东有个农业社，因为深翻而增产百分之百，至少也有百分之几十，所以我们现在把土壤放在前面，水、肥、土。把种子也提到前面去了，水、肥、土、种。还有一个密植。我们要尊重唯物论，要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就是说我们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天赋的，生下来就有，还是后来我们因为观察了世界才有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看来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没有一点劲，或者劲不足，那不好办事。“上游”，这是借用的一个词，就是要跟先进看齐。苏联卫星上天，我们想不想搞个把两个卫星，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我们不提“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因为这两个口号不很全面，它容易片面。不管你做多大的官，但是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态度跟人民见面，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看列宁的著作，他讲民主集中制，讲党同群众的关系，讲得非常好。现在有一种新气象，就是落后阶层积极起来了。我们搞建设，必须发动群众。

　　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个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个人”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合作化我们是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工厂、农村、商店、机关、学校、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可以多快好省，为什么慢慢来?糊里糊涂地跟某个人是很危险的，要独立思考。要准备对付灾害，还要准备打大仗，还要准备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

　　5月18日 晨，阅李富春报送的倪伟、王光中(倪伟，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光中，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机械局局长。)五月三日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的报告，写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全文如下：“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剹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三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同时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即照发大会。”五月二十日，又批示：“送小平印发。此件有用，印发各同志阅。昨件‘戮’误为‘剹’;‘三刖其足’，‘三’应为‘两’。”

　　同日 晚八时四十五分，去中南海紫光阁投票站，同北京市西单区中南海选区的选民一起投票，选举西单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同日 晚九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及一部分副团长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搞一个近三百年来的各种科学技术发明家的小传，写明其年龄、出身、简历来。看这些人是不是大多数都是没有多少学问的人。一个人能够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很多，年纪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我在会上的两次讲话，一是讲破除迷信，二是讲国际国内形势，第三是讲灾难。国际形势总的来说是一片光明，但也可能有战争。国内形势是和五亿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是胜利。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看到农民瞒产，我高兴，农民有就等于国家有。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有人以为要几十年时间发展资本主义，等待工人多了，农民觉悟了，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但实践证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几十年的间歇。苏联二月革命以后，几个月就进行十月革命，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中国则不同，我们有了几十年民主革命，有根据地的经验，解放区的农民精神焕发，农村半无产阶级有三亿五千万人。我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我们有两个出生父母，一个是旧中国，一个是十月革命。群众路线、阶级斗争，是学列宁的。你们有两个整月的时间抓工业、商业、文教、军队，现在就要准备和布置秋后的农业生产。大跃进不要搞得太紧。

　　5月19日 晨，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六十三期刊载的《苏联专家对“多快好省”路线的看法》一文，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大会各同志。”文中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宋任穷约集第二机械工业部在京的苏联专家座谈。一位苏联专家说，现在中国党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建国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主要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他认为要做到“又多又省”这两点，必须结合当地情况。在这次座谈以前，这位专家还反映，他发现有些中国同志在工作中不动脑筋，主动考虑问题不够，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依靠专家来解决，甚至在讨论问题时，有些同志不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是只抄专家的答案，事后原封不动地去照办。这不是创造性地学习先进经验，而是机械地搬用。因此，也就容易发生偏差，不合乎中国国情。

　　同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会议通过执行主席谭震林宣读的主席团的一个提案，提案说：为了加强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大会主席团提议，在本次大会上补选一部分候补中央委员。补选的候补中央委员的名额和候选人名单，建议由大会委托主席团提出，经过代表讨论后，由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会前，毛泽东同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陈凤桐谈话。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谈话。

　　5月20日 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关于破除迷信问题，毛泽东说：第一机械工业部搞出一个四十一个科学发明家的小传。这个材料可以证明，许多科学发明家是出身比较穷苦的人，像瓦特是工人，还有许多是农民，是小知识分子，只有七个人是比较有社会地位的。搞出这些科学发明家的小传，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可以帮助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新老干部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其他各部也要尽快地把这样的材料搞出来。关于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关于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他说：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般的规律。可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世界上有一万门行业，有一万门科学技术，有一万种职业。一万行，每个人只能主要地精通他那一种、他那一行。对这一种他就是内行，对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来说他就是外行。对于我们党的领导工作者来说，除了本行之外，对其他行业也摸一摸，略微熟悉一下是必要的。党的领导工作者不可能精通所有的行业。关于插红旗、辨风向问题，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以不愿插旗子来表示谦虚，这是一种庸俗的谦虚，不敢挺身而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庸俗的谦虚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看是由《儒林外史》里面来的，《儒林外史》里面充满了庸俗的谦虚的典型。要插旗子，首先要用鼻子嗅一嗅是东风还是西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世界上的人总是要分党派的，总是要分左、中、右的，有的人是先进分子，有的是中间分子，有的是保守分子。我们的责任是要先进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带动落后分子。唐朝有个刘知幾，是个写历史的人，他主张写历史要有三个条件，就是才、学、识。才是才能，学是学问，识就是识别风向。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要提高这种识别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斯大林讲过要有预见性。所谓预见性，就是识别风向。要识别风向，这是个领导艺术。我们全党只要有一万两万人到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有识别风向的能力，有预见，我们的事情就能搞得更好一些。关于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灾难问题，他说：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灾难，我说的是大灾难，无非是世界大战，党内大分裂。我们党有过四次分裂，只要有党，就会有分裂，一万年也会有的。有些人觉得讲这个问题不舒服，有什么不舒服呢?讲了大家都有个精神准备，比不讲不是要好些吗?还有一个设置对立面问题。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界和社会本来就存在的;一种是人工设置的，自然界原来没有，但是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库。在毛泽东写的讲话提纲中，还有如下一些内容：“思、工、农、商、学、兵，两个月内，都要抓一下，重点在工(交通在内)。”“品德就是忠实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顾大局，不个人伸手;辨风向，敢于插红旗，拔黑旗、灰旗;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同群众打成一片。”“必须认真学马、学苏。不学，少学，不认真学，都是错误的。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都要学。不是搬，而是分析，研究，理解。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认真学，非学不可。”“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要产生自己的理论。”

　　5月21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开会前，观看国产的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并同林伯渠一起乘坐，在怀仁堂后花园缓缓行驶两周。下车后，对聚集在周围的会议代表们笑着说：“坐了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

　　同日 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修正案)》，批示：“邓小平同志：此件看过，可用。”

　　同日 关于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印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五月二十四日编印的《400个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小传资料(初稿)》，批示：“小平同志：此件是否已印发，如未，请立即付印，于明日务必发给各同志。”这个资料的“编者的话”中说：在这四百人中，中国的有七十人，外国的有三百三十人，我们把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年纪较轻、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人算作一类，有二百三十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

　　5月22日 上午，复信张治中：“五月三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至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同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谈话。

　　同日 关于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印发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沈鸿五月二十二日的来信，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即刻付印，发给各同志阅。”沈鸿在信中说，他拥护毛泽东的创议，编一本技术科学创造和发明者小传，并建议我国自己制造万吨水压机。

　　5月23日 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会上作最后一次讲话，主要讲辨别风向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次大会是有成绩的，大会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是怕认真。不认真，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认真，不管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今天要谈的，主要可以说是以后要注意辨别风向。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他说，风就是一种风，对贫民一种态度，对贵族又是一种态度。“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中风、大风。“起于青蘋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地。“溪”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溪谷”就是在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应为《昭明文选》第13卷。)，我昨天还翻了一下。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蘋之末”，大概是成都的那个地方。“侵淫溪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

　　5月24日 阅《红旗》杂志发刊词，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并为《红旗》杂志题刊名，批示陈伯达：“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红旗》杂志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创刊。

　　同日 阅中央警卫团干部队的李宝森、王立勤、段明玉写的反映山东省一些地区缺粮情况严重的材料，批示：“震林同志：此件请你一阅。山东有那么多的缺粮户，值得研究一下。如你有时间，请找李宝森等三人(都是干部队队员，给我们守卫的，排长级干部)问一下情况。因我忙，不暇找他们谈。”谭震林找李宝森等开了座谈会，五月二十六日向毛泽东写了报告。二十七日晨，毛泽东批示：“即送小平同志，即刻印发到会(指1958年5月26日至3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同志。粮食问题，请各同志注意。”

　　5月25日 晨，就发表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批示胡乔木：“少奇同志报告，最好迟一天发表，以便于今晚再斟酌一下，明(二十六)日下午广播。”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于中央委员黄敬、赖若愚去世，会议决定候补中央委员杨献珍、王恩茂依次递补为中央委员。会议通过出版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在南宁会议时就建议国务院有两位同志到中央书记处，把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的一些问题提到书记处讨论比较好，觉得把李富春、李先念选到书记处当书记比较适宜。中央办个刊物，这个问题也是南宁会议建议的，成都会议也谈过。我是主张要搞一个理论杂志的，需要在这个会上作出一个决定。邓小平同志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可以传达，但是如何讲法，就是正面讲我们的意见，即我们在莫斯科两党代表团起草委员会上宣读的那五条。《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原来有一部分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后来三番四复，最后我下了一个决心，我说不搞这个问题了吧!不要两个炸弹放出去，一个斯大林问题，又搞个和平过渡问题，我们留下了这一手。关于和平过渡，这是个先礼后兵的问题，用和平的方法是先礼。我们跟蒋介石就是先礼后兵，有这么两手，和平一手，战争一手。我们研究了莫斯科宣言的那种表述形式，认为大体可以，但不很理想。我们那五条，是整个的有逻辑有理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但是，现在公开宣传那五条，还不相宜。这五条是真理，总有一天要公开说的，但是目前不宜于公开说。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休息室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谈话。

　　同日 阅赵尔陆五月十七日关于建议从组织上加强各经济协作区的来信，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赵尔陆同志对区域协作问题，建议设立六个中央局及六个区域经济计划委员会。”

　　5月25日或26日 阅刘少奇五月二十五日关于改进劳动工资、劳保福利制度和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问题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的信，批示：“退少奇同志处理。此件已看过，同意你的意见。”刘少奇信中说：我曾同恩来、定一同志及几个省市委的个别同志谈过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实行现在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矿、机关的劳动制度之外，是否可以同时实行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和半工半读的工矿、机关劳动制度;另一个是可否在为生活服务事业的基础上把职工家属和农村中的妇女及其他半劳力也组织起来，以与生产劳动相配合。

　　5月26日 上午，重阅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后，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重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同日 下午二时余，同杨尚昆谈组织干部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一事。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济协作区问题和工业企业等的下放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人。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胡乔木谈写文章问题。

　　5月27日 中午，同陈伯达、田家英谈《红旗》杂志出版问题。

　　5月28日 上午，在北京西郊新六所一号楼会见胡志明，邓小平、杨尚昆在座。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草稿)》(王任重1958年5月28日的日记记载：“这个问题基本上算通过了，但大家意见不完全一致(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分权问题)。”)。

　　5月29日 晨五时，关于请各协作区主任留下开座谈会致信邓小平：“本日有事商量，请通知柯、陶、王、张、林、欧、李(柯、陶、王、张、林、欧、李，指柯庆施、陶铸、王任重、张德生、林铁、欧阳钦、李井泉。)七位协作区主任委员留一天，我想有些事和他们谈一谈，或者由常委召开会议，或者由我、你、彭真主持。明天(这里的“明天”应为“今天”。)酌定。昨天会议上气氛不大好，值得座谈一会儿。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也以留一天为宜，待座谈会本日开后，明日再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以为如何?如以为可，请即执行。”

　　同日 晨七时余，到北京西郊新六所二号楼看望胡志明。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务虚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说，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气氛不好，有些人心情不舒畅，大家再讨论一番，求得一致。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对不起，把你们从火车上、飞机上拽回来。我心血来潮，昨天晚上睡不着觉，今天早上还是睡不着，就是想昨天这个会不那么很好。昨天的会、前天的会(指1958年5月27日邓小平召集经济协作区主任研究经济协作的会议。)(前天的会我没有参加)以及大前天的会，搞了一个决议案，这三天会有很大成绩，但是缺点也有一些，就是气氛不那么好，双方都有些气，但心里有话又没有讲出来。共产党不交心，我们这些人不交心，就不像样子。怎么办呢?改正错误，再开会。没有别的事，就是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这两种矛盾没有展开，没有揭露，真心话没有讲出来。地方同志对中央不完全信任，主要是对一些部不信任，这是有理由的。你的东西还没有拿出来，“无证不信”，无非是人才、钱财、资材。再一个就是地方与地方(大贫与小贫)的矛盾。穷得很的省，好像想靠中央，应当靠自力更生。我昨天讲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就是说平衡是暂时的、过渡的、相对的。有几个经济协作区主任说，当个盟主，又没有东西。有两个比较富一点的，无非是东北和华东。今天，我们就搞点虚业，把这些问题好好谈谈。现在，还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想搞大的。冶金工业部走过这个弯路，不要再走了。王鹤寿已想通了，要大中小结合。毛泽东说：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许多忧愁。有许多方针，这样想又那样想，那样想又这样想，最后才有个定局。

　　5月30日 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举行。刘少奇讲话，谈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问题。周恩来讲话，对《中共中央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初步草案)》作说明。下午，会议继续举行，毛泽东出席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从五月二十六日开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至此结束。关于协作区的决定指出：全国划分为七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各个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各协作区分列如下：(一)辽宁、吉林、黑龙江为东北协作区，以欧阳钦为主任委员。(二)北京、河北、内蒙古自治区、山西为华北协作区，以林铁为主任委员。(三)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为华东协作区，以柯庆施为主任委员。(四)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为华南协作区，以陶铸为主任委员。(五)湖南、湖北、河南为华中协作区，以王任重为主任委员。(六)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地区为西南协作区，以李井泉为主任委员。(七)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为西北协作区，以张德生为主任委员。

　　5月31日 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央经济小组五月二十九日关于追加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设投资八至十亿元和试制万吨水压机及解除沈鸿在煤炭部的工作(指免去沈鸿煤炭工业部副部长职务，任中国第一台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总设计师。1959年9月沈鸿任农业机械部副部长。)的请示报告，批示：“退邓即予处理。”

　　同日 下午，同王鹤寿谈话约两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