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潮流，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世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激荡，共同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人类解放的重要思想力量，为各国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精神指引。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曾受世界主义思潮的影响，展现出强烈的世界主义情怀。他试图从改造中国入手，进而改造世界。他反对殖民政策，反对国家间恃强凌弱，主张各国人民平等相待，共同进步。在1920年11月25日给华侨教师张国基的信中，毛泽东明确表达了世界主义即“大家好的主义”，认为世界主义就是“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体现了青年毛泽东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和对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向往。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后的毛泽东，把爱国主义情感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将世界主义情怀升华为国际主义精神。这种世界主义情怀和国际主义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构成了他革命实践的重要思想背景。

　　青少年毛泽东世界意识的萌发

　　毛泽东的世界意识早在他青少年时期就已萌发。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让毛泽东开始睁眼看世界，知晓了世界各国的人物和历史，还接触到《世界英雄豪杰传》等书籍，书中描绘的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惠灵顿、卢梭、孟德斯鸠、林肯等世界英雄人物深深吸引了他。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让他萌发了“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的想法。

　　在研读《盛世危言》过程中，毛泽东了解到西方先进的科技成就，“动引”了“求学的欲望”，使他开始逐步打开视野。在一本小册子中，他看到日本占领了高丽和中国台湾，安南和缅甸也沦为殖民地。他开始“为我的祖国的未来担心”，“起始认识到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这时候的毛泽东对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深刻变革。他所面对的，不再是传统中国社会所认知的天下世界，而是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世界。1912年上半年写就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毛泽东已经自觉地将“徙木立信”一事，放在“东西各文明”的世界视野中去定位考察。他渴望中国不再“民智黑暗”，而是出现一批能够改变国家命运的英雄人物，避免中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

　　1912年下半年，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半年时间，毛泽东的世界意识进一步觉醒。他像“牛进了菜园”那样读了不少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的书籍，还看到了世界地图。他回忆道：“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然而，当他在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看到那张世界坤舆地图时，他每天都会驻足凝视，心中充满了震惊。他意识到，中国在世界地图上只占据一小部分，湖南省更是微不足道，而他的家乡湘潭县和韶山村在地图上几乎无法寻觅踪迹。正是这次震撼，让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世界的广阔与人类的渺小。他不禁发出感慨：“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他从自己熟悉的韶山冲联想到整个世界。在韶山村，劳动人民的生活充满了痛苦：有人挨饿，有人挨冻，有人因没钱买药而病死，有人因交不出钱粮而被关进牢狱。在韶山村，他几乎没见过几个过得快乐的人。他由此推想，全湘潭县、全湖南省乃至全世界的情况恐怕也是如此。

　　面对这样的世界，此时19岁的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对人类世界的责任。他意识到：“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他认为“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他经过思考意识到“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由此，青年毛泽东感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那一刻起，他决心要不仅为全中国痛苦的人，更要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这种世界主义情怀在他的心中萌发，成为他一生奋斗的动力源泉。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毛泽东的世界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不仅在学业上表现出色，而且积极关注世界形势，展现出强烈的反帝情怀。就读期间，毛泽东裁下报纸的空白处，用绳线钉好，将报上看到的世界各地的城市、港口、海洋、江河和山岳一一用英文记熟。周围的人都佩服他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社会现状了如指掌，把他尊为“时事通”。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毛泽东在日记中愤然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同年，在悼念好友易昌陶(字咏畦)的诗和挽联中，毛泽东写道：“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独令我来何济世”表达了他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控诉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1916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步步紧逼，毛泽东高瞻远瞩地预言：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必有一战，中国青年要做的就是“磨砺以待日本”。后来的事实证明，年仅22岁的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是极为精准的。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同学共同创立了新民学会。他们开会讨论通过了以毛泽东为主起草的会章，宗旨初定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这些活动充分体现了他强烈的淑世意识。

　　总之，青年毛泽东的世界意识在早期思想探索中逐渐萌芽并不断发展。在青少年时期，他通过阅读、思考和实践，逐步培养出一种将个人理想与人类命运、世界进步紧密相连的宏大胸怀。

　　青年毛泽东世界主义情怀的产生

　　五四时期，世界主义通过梁启超等知识分子的努力，得到广泛传播。这时的世界主义是混杂的，并未有清晰的框架。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以西方为师，以图迎头赶上西方，实现现代化。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秉持公道、构建理想世界的奢望彻底破灭，“公理战胜强权”的世界幻象在青年知识分子面前崩裂，剧烈地撼动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认知体系。正如后来毛泽东敏锐地评价说：“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一战的惨烈，也让像梁启超这样的知识分子从国家主义的幻梦中惊醒。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不仅为中国带来了更具吸引力的现代化范例，更为那些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国家带来了新的希望。正如李大钊指出，之所以要感谢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决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显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服他们”。一战过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缺陷。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的最后一节《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中指出，“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而建设国家只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中国人有责任将中西文明化合成新的文明。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青年毛泽东也运用世界眼光，提出中西文明皆有精华与糟粕。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在给朋友的信中指明：“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他还指出，中国古文明虽有压抑人性的缺点，但也倡导“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人格与“世界大同”的理想，若人人践行，世界将皆为圣贤。西方文明虽倡导自由、法治，却也存在霸权与掠夺的弊病，这种强权思想不仅导致国与国自相残杀，还可能将人类引向绝路。因此，毛泽东主张融合中西百家之长，去粗取精，根植深厚，广泛汲取各种思想精华。1919年9月，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明确提出，青年应关注民族自决、军备限制、国际联盟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等问题。提出将“东西文明会合问题”与教育、女子、孔子等问题并列，视为亟待解决以推动现代人生进步的重要课题。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进行了积极的响应。在《湘江评论》创刊号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以世界视野指出，“世界革命”的呼声日益高涨，“人类解放”的运动蓬勃发展，“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他挑明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湘江评论》中，毛泽东还揭露了帝国主义大战的本质，指出这是“阶级战争”，必须要等到“国际劳动者完全胜利，始能停止”。由此可见，这时的青年毛泽东已经表现出顺应世界革命大潮、团结全世界劳动者，争取全人类解放的英雄气概。

　　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居住在位于北长街的福佑寺中。这一次，他不仅带着对新思想的渴望，更带着对世界形势的深刻思考，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与接受。马克思曾对“德国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和“自由竞争和世界贸易产生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进行过有力的批判，主张从“世界历史”意义上看待“世界主义”。马克思认为，随着世界市场、贸易拓展及大工业发展，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得以形成，各国家各民族无产阶级利益和生活状况日益趋同，从而形成世界性阶级。由此，无产阶级的民族性就转变为世界主义视野下的民族性。马克思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关键条件。就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所赞同的世界主义正是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正是基于以上逻辑，《共产党宣言》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的结尾更是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呼号!在北京期间，毛泽东接触到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著作，其中《共产党宣言》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宏伟蓝图，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让毛泽东看到了一种全新的人类社会发展路径。这次北京之行后，毛泽东“在理论上，某种程度也在行动上，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开始领导湖南自治运动。然而，这场运动因军阀的阻挠而走向失败。在经历了“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失败之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虎口里讨碎肉，是不能够的。”改良主义的方式走不通了，毛泽东赞同蔡和森的主张，提出用革命方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唯一可行的路。同年2月，毛泽东在给陶斯咏的信中，已经开始考虑面向世界“向外发展”联合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的问题。他说新民学会会员，“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除了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新民学会还组织部分青年赴南洋从事教育工作。李思安、张国基等会员就去了南洋。7月，在留法的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倡议下，散居法国各地的13名新民学会会员举行了为期5天的蒙达尼会议，讨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宗旨的问题。8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组织的工学励进会召开会议，正式改名为工学世界社，毛泽东表现出高度的关注，还主张组织青年留学俄国，考察革命经验。9月，在南洋从事教育工作的湖南人达24人。10月，毛泽东更在文化书社营业报告中强调“世界之新思潮之必须研究”。由此可见，此时的毛泽东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有志青年。

　　青年毛泽东世界主义情怀的发展

　　1920年11月底，毛泽东在思想上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自我反思与转变。这一时期，他不仅在短时间内连续给多位友人写信，还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的过程中，对自己过往的思想进行了总体性的反思，清理了思想结构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

　　此时的青年毛泽东以胸怀世界的非凡气魄，积极投身于救国运动以及社会文化的改造之中。1920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文化书社的通告中列举了西欧、俄国、美国、波斯、印度等世界各地主题的图书，建议大家研究。11月25、26日，毛泽东在两天里，接连给友人写了7封信，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在给向警予的信中写道：“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在致欧阳泽的信中，毛泽东指出要“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在给到南洋开展华侨教育的新民学会会员张国基的信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世界主义的主张，他说：“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毛泽东积极鼓励他们开启民智，发动南洋文化运动，支援南洋的反殖建国运动。他说：“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南洋民族而能自决，即是促进大同的一个条件。”

　　蔡和森也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给毛泽东写了两封长信。信中蔡和森指出：“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由于路途遥远，直到11月毛泽东方才接到信件。12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等新民学会成员的回信中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要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人格光明、思想向上都应该与之联络。信中，毛泽东更加鲜明地主张“世界主义”，他写道：我们的会务进行方针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认为：“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

　　由此可见，在此时的毛泽东眼中，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是契合的，应成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指导思想。在实践中，他主张放眼世界，以全人类的解放为业，他说：“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他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都是很要紧的。”

　　1921年1月，毛泽东在长沙主持新民学会新年会议，讨论决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共同目的。这就明确地将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联系起来，体现了青年毛泽东已将世界主义情怀付诸改造世界的实践。为什么新民学会非仅改造中国?毛泽东指出改造中国是入手处，但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世界的改造，因为“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

　　综上所述，青年毛泽东选择从改造中国入手，绝非仅仅出于朴素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情感，而是基于他深刻的长期的思考——将解决中国问题视为解决世界问题的关键一步。因此，可以说此时青年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世界主义情怀之间是密不可分的。苏俄主张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抗强权，是“帮助弱者抵抗强者”，在青年毛泽东看来更是世界主义的表现。经过此前一系列曲折的探索，此时的青年毛泽东最终认定为了实现“改造社会和世界”的宏大目标，就必须向苏俄学习，走俄式革命道路。正如他在信中所说：“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毛泽东通过新民学会等组织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创办工人夜校传播革命思想。这些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共产党成立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准备。青年毛泽东对世界主义的实践不仅体现在对国内革命的推动上，也体现在对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上。1921年3月14日，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等人和朝鲜代表公开支持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组织成立长沙中韩互助社，充分彰显了他的世界主义情怀。中共成立后，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要求党员以马克思主张的国际主义精神为指导。毛泽东在投身共产主义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不断加深，其青年时期的世界主义情怀也最终升华为国际主义精神。

　　青年毛泽东世界主义情怀的意义与影响

　　青年毛泽东的世界主义情怀深刻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与实践。首先，世界主义的情怀促使青年毛泽东将中国作为改造世界的入手处，进而明确了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方向。这就为他参与中共党、团组织创建，发动工农运动，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道路奠定了基础。应当看到，有别于一般的民族主义者，青年毛泽东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情怀是互相交融的。正如后来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毛泽东还提出，中华民族应是有“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他一生都在探寻一条道路：先通过革命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新中国，进而为实现全世界全人类的解放作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将这种情怀转化为实际行动，他提出赶超发达国家的宏伟目标，激励中国人民发愤图强，实现现代化，努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其次，世界主义情怀还体现在毛泽东对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毛泽东终其一生心心念念的是各国无产阶级联合奋斗，反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呼唤着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正如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具有正义性，不仅能唤起全国的团结，还能激起敌国人民同情，争取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援助。他深信“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坚持中国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是“在一条战线上，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同时，毛泽东对苏联等大国的沙文主义极为敏感。他始终坚持：“只能在中国大众的利益和俄国大众的利益相一致时，才能说‘服从’莫斯科的意志。”毛泽东还提出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反对一切形式的强国霸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坚持胸怀天下，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当今时代，毛泽东的这种世界主义情怀和国际主义精神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