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四弹”是钱学森于1965年3月11日提出的《地地导弹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的一项规划。该规划明确提出，要在1965年至1972年八年时间内研制出中近程弹道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弹道导弹以及洲际导弹。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批准了这个规划。在执行规划过程中，钱学森又提出了一箭两用的发展思路并付诸实施，获得圆满成功。这样，在发展了导弹工业的同时，也发展了航天工业的运载火箭。“八年四弹”规划取得的举世瞩目伟大成就，为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挺起了中国的脊梁。

　　走自己的路

　　1960年11月5日，在苏联援华专家撤走85天后，中国仿制苏联的导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颗导弹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

　　“东风一号”成功发射后，钱学森就在反复思考中国导弹的技术发展途径和长远规划，他多次与聂荣臻交换意见，认为我们不能被苏联的援助牵着鼻子跑，要从仿制中探寻规律，走自己的路。1962年2月，由钱学森向聂荣臻建议设立的国防部五院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钱学森担任主任，他建议各分院要组织科技人员研究各类导弹的技术发展途径和发展规划，尤其是弹道式地地导弹要形成一个系列。4月21日，钱学森组建了由林爽、任新民、屠守锷、蔡金涛、吴朔平、钱文极、梁守槃和庄逢甘等人组成的三个小组，深入研究五院的技术发展路线。

　　1963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就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问题作出指示，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作为研制导弹、原子弹及其配套产品的长远方针。同年4月2日至5月16日，在钱学森的主持下，五院科技委召开首届年会，会议讨论了我国地地、地空和海防导弹发展的技术途径和步骤，并提出了一些急需开展的研究项目。其中，屠守锷在会上作的《地地导弹技术发展途径和步骤》的报告为后来的“八年四弹”发展规划提出了设想。这个报告，得到了钱学森的赞同。会后，科技委组织有关科技人员对我国地地、地空、海防导弹技术的发展途径进行了细化研究，提出了《关于地地、地空、海防导弹技术发展途径的意见》，上报五院党委。1963年11月11日，五院党委讨论并通过了五院科技委提出的《意见》。这一《意见》的地地导弹部分就是“八年四弹”规划的雏形。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五院于1964年11月完成了自建院以来规模最大的改组：在原五院的基础上，增加若干个工厂和科研所(从其他工业部门或地方抽调)，组建成第七机械工业部(简称七机部)，统一管理航天工业科研、设计、试制、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与此同时，原五院按专业分工组建的四个分院，依照按导弹类别分工的原则，改组成四个导弹研究院(简称型号院)。每个院负责一种类型导弹(如地地、防空、海防等)的研制工作。一分院成为七机部第一研究院(简称一院)，即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屠守锷仍然担任负责技术工作的副院长。此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这对执行“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七机部形成巨大压力。

　　此前，五院广泛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技术民主，组织广大科技人员就规划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和论证。地地导弹规划组先后组织了两次群众性的大讨论。第一次是1962年到1963年，第二次是1964年到1965年。在这些时间里，钱学森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常常夜不能寐，在确定导弹战术技术指标时，他必须考虑采用比较先进的技术方案，又必须考虑其有无预先研究的基础，可行性如何。他经常深入基层，和技术人员一起讨论问题，理清思路，亲自审查他们的计算结果。他告诉大家，我们的导弹发展思路是，既要有先进性，又要有继承性，要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花较少的经费研制出一系列性能指标优良的产品。当时，苏联和美国都已拥有洲际导弹，而中国导弹研制才刚刚起步。苏联在研制初期走的是并联道路，而美国走的是串联道路。钱学森敢于根据中国的国情独辟蹊径，迈小步、不停步，先近程、后远程，先串联、后并联，每一个型号都比上一个型号更进一步，如此不断地技术创新、向前推动，走渐进式发展的道路。钱学森的这些思路，在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批准的1965年至1972年《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东风二号”到“东风二号甲”

　　1960年初，聂荣臻指示五院，科研生产要按“三步棋”的原则来安排。在钱学森与聂荣臻交换意见后，确定了“坚持预研先行，正确处理预先研究和型号研制的关系，是加速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一个重要环节”。同年3月，五院下达了“东风二号”的研制任务。增加射程的重任主要由发动机总设计师任新民等专家担当，而提高命中精度的重担就落在了以“东风二号”控制系统设计师小组黄纬禄为首的研究队伍的肩上。经过两年的紧张工作，在1962年3月21日迎来首次发射。但出师不利，遭遇失败。得知消息后，聂荣臻特别指示：科学试验允许失败，不要追查责任，重要的是找出失败的原因，以利再战。他指定钱学森立即组织故障分析。

◆钱学森和聂荣臻。

　　从1962年5月至1964年5月，研制“东风二号”的各单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设计、试验和试制工作。在故障分析过程中，钱学森每星期来黄纬禄任所长的十二所一次，听取大家的意见，并一同参加讨论。副所长梁思礼清楚地记得钱学森给控制系统设计师们打气说：“导弹飞行稳定问题，国外早已解决，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控制系统一定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于是，在黄纬禄、梁思礼、沈家楠等专家带领下，控制系统科技人员开展了一场杀出血路的战斗。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二号”发射成功。

　　1964年9月16日至17日，中央专委召开会议，讨论钱学森关于“两弹”结合的试验设想。会议决定，由二机部和五院共同组织“两弹”结合试验方案论证小组，进行研究、设计工作，并决定这项工作由钱学森抓总。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预言：“中国5年内不会有原子弹运载工具，没有足够射程的导弹，原子弹也无从发挥作用。”因此，终结“有弹无枪”的历史就成了“八年四弹”的第一仗。1964年12月21日，钱学森领导的“两弹”结合试验方案论证小组，正式向国防科委和中央专委提交了“两弹”结合试验总体方案。“东风二号”发射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后，钱学森立即着手主持“东风二号甲”的研制。“东风二号甲”是改进型中近程地地导弹。它既是“八年四弹”规划中的第一弹，也是准备用来进行“两弹”结合试验的运载工具。“东风二号甲”是在“东风二号”的基础上，进行了方案性的设计修改。首先是导弹的射程提高了，达到1200公里，大大提高了实战价值。“东风二号甲”由于有预研基础，设计修改方案通过后，只用了10个月时间就研制出来。1966年6月30日，“东风二号甲”在西北导弹发射试验基地进行发射试验。钱学森亲自到现场组织指挥。“东风二号甲”发射成功后的第二天，即1966年7月1日，解放军第二炮兵在北京宣告正式成立。基于作战需要，二炮的导弹发射基地基本都在深山老林里，这就给研制的导弹带来了一个新的技术问题。此前研制中近程地地导弹，基本是按苏联的框框搞，而苏联的发射阵地都是在大平原上。钱学森和科学技术人员决定研发自己的导弹控制系统。好在预设计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技术储备，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设计好了中国自己的导弹控制系统，不仅彻底解决了山地干扰问题，而且提高了导弹的制导精度和防干扰能力。“东风二号甲”使用这个新的控制系统，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自主研制的型号。

　　“两弹结合”试验比单纯的原子弹试验更为困难和危险，一是导弹不能偏航，二是核弹头必须在预定目标上空实现核爆炸，稍有差错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在西方国家称这种试验为“魔鬼的选择”。为此，钱学森组织全体参试、设计和工作人员不分弹上、地面，不分二机部、七机部，不分试验部队和地方单位，积极认真地搞好大协作……直到钱学森感到有把握才上报中央专委，建议开始进行导弹核武器飞行热试验。

◆聂荣臻、钱学森在核试验基地。

　　1966年10月27日，“东风二号甲”携带核弹头发射圆满成功。第二天，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一位15年中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项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弄。在1950年至1955年的5年中，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两弹结合”的成功，使中国真正具备了核威慑的能力，不但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格局。

　　从东风三号到东风四号

　　1963年10月，五院正式向国防科委提出了研制“东风三号”的设想，得到了中央专委的批准。“东风三号”是完全根据我国战略需要而自主设计的导弹武器系统，也是我国第一型完全独立研制的液体中程地地弹道导弹，设计射程为2000~2500公里。“东风三号”采用的一系列新的技术，都是钱学森提前安排的预研课题。因此，当“东风三号”导弹正式上马后，这些预研成果就为研制工作奠定了技术基础。

　　导弹型号升级的主要工作是集中在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上。黄纬禄负责的控制系统的预研课题，进展顺利。而解决动力系统的问题，则经历了一段曲折。

　　先是发动机在试车时总出现被烧坏的情况。“东风三号”导弹发动机总设计师任新民，带领研制人员一个原因一个原因地去找，一个方案一个方案地去试，仍未解决问题。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的钱学森，一方面认真研究历次发动机试车出现故障的情况，一方面亲自来到发动机试车台，听取汇报后，细心观察了发动机试车过程。在反复思考后，提出了一条新的技术途径。按照这条路径，在任新民领导下，研制发动机的队伍团结协作、集思广益，使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这一重大技术难关的突破，也为后来新型发动机的研制提供了重要经验。

　　1966年12月26日和1967年1月12日，“东风三号”进行了两次发射试验，但弹头落点偏差比较大。2月7日，钱学森主持召开了故障分析会。5月19日，经过改进的第三发导弹进入发射程序，但由于发生设备故障而中止发射。5月24日，钱学森赶到导弹发射试验基地后，立即召开由基地和七机部试验队参加的联席会议。会后，钱学森亲自爬到发射塔架上，进行实地察看，认为导弹可以照常发射。在当时需要三人签字而其他两人不签字的情况下，钱学森独自一个人在发射报告上签字，呈送给了在北京的聂荣臻。聂荣臻了解情况后说：“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既然技术上由钱学森负责，他说可以发射，我同意。”5月26日，“东风三号”终于成功发射，此后进入产品定型阶段。曾在研制“东风二号”中崭露头角而被钱学森发现“懂辩证法”的年仅35岁的王永志，被任命为导弹飞行试验队队长，参与主持1969年9月至10月的鉴定性飞行性试验。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在新中国导弹研制史上，这是仅有的几次老专家未能莅临现场坐镇指挥的飞行试验，而且是在我国完全独立自主设计建设的全新发射场执行任务，成功来之不易。

　　“东风四号”是中远程导弹，射程达到4000~5000公里。在制定“八年四弹”规划时，“东风四号”只是作为武器来研制的。但在中国人造地球卫星工程启动之前，钱学森就提出，发射卫星的运载工具，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导弹技术和探空火箭技术，把两者结合起来，组成能够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这样可以大大缩短研制时间，可以节省大量人力和物力，做到一箭两用。在这种发展思路引领下，“东风四号”导弹和“长征一号”火箭实际上是同步开始研制的。“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研制完成后，在此基础上改进成“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而“东风五号”远程导弹就是“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原型。

　　1968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时任七机部副部长的钱学森兼任院长。这样，他在领导运载火箭的研制的同时，还领导“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

　　根据以往经验，由于有了“东风三号”导弹和探空火箭的成熟技术为基础，“长征一号”火箭的研制起来应该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文革”的干扰严重影响了研制。毛泽东、周恩来及时给予钱学森特殊保护和支持，因此，在“文革”期间，钱学森发挥了与众不同的特殊作用。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开启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

　　1969年6月，“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装完毕，进入地面试车阶段。但由于动乱和派性，试车无法正常进行。周恩来连续召开4次会议进行处理后，果断发出指示：所有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都要坚守岗位，并服从钱学森的统一指挥。会后，钱学森亲自到现场主持“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试车。在4次试车试验全部顺利结束后，8月27日，第一发“东风四号”运到西北发射基地，但在发射前测试中现了故障。9月26日深夜，钱学森专程从北京赶到发射基地，很快发现了问题的症结。11月16日，中国第一颗中远程导弹“东风四号”正式发射，但没有到达预定目标就坠毁。经分析，是由于为了赶时间、赶进度，不讲科学，安装了一个质量不够稳定的器件造成的。1970年1月30日，“东风四号”导弹发射成功，并顺利实现了高空点火和两级分离，这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卫星能否成功的两项关键技术。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洲际导弹：从诞生到全程试射

　　1964年1月，在五院的规划草案中，提出20世纪70年代的主要任务是研制洲际导弹，同时在各研究设计单位成立相应的方案论证小组，开始方案论证的前期准备工作。“八年四弹”规划获批准后，洲际导弹型号研制任务正式确定。七机部决定由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负责研制，任命屠守锷为总设计师。在钱学森的严格把关下，到1966年7月，洲际导弹大部分方案设计报告完成。1968年1月，洲际导弹研制工作开始转入初样阶段。但是由于“文革”运动的严重干扰，工作一度陷入困境。这时，发动机专家于龙淮提起了一件事：“还是搞非军工产品好，人家上海遇到类似问题，就采取全市大会战的形式，甚至还动员了有关部委的力量参加，通过优势互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问题一般都能很快解决。”不久，这件事便被确定下来。1970年春，国防科委、七机部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一起动员所属工厂、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等178个单位，在北京共同参与“大会战”，开展以洲际导弹为主的型号技术协作攻关。到1970年年底，洲际导弹各个分系统关键技术，基本都已被攻克。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年底，王永志从中程导弹的研制队伍中被抽调出来，参加洲际导弹的研制，主持该型号总体设计室工作，后来被任命为洲际导弹副总设计师。

　◆1960年，钱学森(前左四)在某导弹基地指导工作。

　　洲际导弹总装完成后要全弹试车，但是试车台只有一个，被另一型号导弹所占用。王永志急中生智，提出不试验全弹，只试验安装了多种精密仪器的二级导弹。这种做法没有先例，一些人认为太冒险。在最后一次讨论会的关键时刻，钱学森表态支持王永志，使二级导弹在短时间内试车成功。

　　第一发洲际导弹预定于1971年9月10日发射，钱学森赶到现场坐镇指挥。导弹在塔架上进行垂直测试时，突发较大幅度的抖动。事后进行故障分析，大家众说纷纭，一筹莫展。关键时刻，人们把期待的眼光投向了现场技术决策者钱学森。钱学森思考后讲述了他的意见，最后说道：“我认为抖动不影响这次发射。”钱学森的话一锤定音，使开始还垂头丧气的工作人员，顿时精神焕发，赶紧投入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在推进剂加注到一多半的紧要关头，气象部门传来报告，在预定发射窗口，一股浓密的云层将覆盖基地上空。这个报告又一次使发射指挥部难以决定导弹是否按时发射。在指挥部的研究会上，钱学森要王永志发表意见。王永志认为要抓紧时间发射。钱学森表态：“继续加注，准备发射。”

　　试验结果，虽然射程有一定偏差，但因导弹采用的新技术全部通过飞行考核，七机部党组作出了“试验基本成功”的结论。这标志着中国洲际导弹的诞生。然而，洲际导弹的定型工作因“文革”受到严重干扰，加之某些技术(主要是计算机软件缺陷)原因，根据周恩来指示，决定推迟进行。尽管如此，洲际导弹的首飞成功对中国航天事业影响深远，“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研制正是以洲际导弹为原型展开的。1975年11月26日，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标志着中国在返回式卫星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这些新技术与新研制的发动机一直沿用到了“长征二号丙”，直至“长二捆”“长征二号F”和“长征三号”系列运载火箭的基础级……

　　1975年3月，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主持制定了导弹核武器研制计划，并且获得了毛泽东的批准。计划明确提出1980年完成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作为张爱萍主要助手之一的钱学森，再次披挂上阵，至1979年底，“东风五号”先后进行了6次不同目的、不同条件的飞行试验，为1980年向南太平洋进行全程飞行试验奠定了基础。屠守锷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穿梭般地往返于北京与各试验基地之间，为全程试验做了充分的技术准备。“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要求发射之前把落区的范围向全世界公告，在导弹试验期间禁止所有船只进入落区，以免发生危险。圈定导弹落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技术人员谁也不敢划这个“圈”，钱学森再次出马，接手难题。他提出了划圈的原则：我们的弹着区划得要比美国人和苏联人的小，而且技术水平要高，要争这口气。钱学森带领科技人员经过四五年的努力，终于作出远小于苏联的划圈数据，这个国际瞩目的焦点数据由钱学森拍板后对外公告。

　◆1980年5月18日，我国“东风五号”洲际导弹首次全程试射成功。

　　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成功，落点误差仅250米，远低于原定误差指标。这次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世界上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拥有洲际导弹的国家，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的长期垄断。从此，中国拥有了可以指向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倚天长剑”，“八年四弹”规划终于全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