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底，马克思在传世名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第一章的开篇部分，曾写就如是惊雷雄辞：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整整八十年后的1931年，东方的革命者鲁迅，在《南京民谣》中的讽刺则更为言简而辛辣：

　　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

　　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

　　1

　　1965年5月9日，苏联迎来了战后二十年来第一个胜利日阅兵。

　　二十年来，不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通常聚焦的都是十月革命纪念与五一劳动节，但新生的勃列日涅夫政权让人颇感意外，他上台之后做的第一个大型纪念活动居然是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盛大庆典。

　　勃氏直接把胜利日改成了全民法定假日，宣布全国放假，所有城市都要举办阅兵、献花、纪念活动。

　　很显然，他需要「历史的背书」。

　　其时，勃列日涅夫专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为自己写了三本“回忆录”：《小地》、《垦荒地》、《复兴》。

　　内容全是他在卫国战争期间、在哈萨克斯坦垦荒期间的“英雄事迹”。

　　这三本书在全苏一共发行了三千万册，相当于每个苏联家庭都有一本。

　　报纸连载，广播朗读，学校要求学生读。

　　评论家们更是撰写文章吹捧：

　　这是伟大领袖在战争年代的真实记录。

　　而实际上，这三本书全是写作班子代笔的，里面的大部分故事都是编的——《小地》里说勃列日涅夫在高加索的小地阵地带着战士打退了德军几十次进攻，现实中他当时只是个负责宣传的政委，根本没有参加过一线战斗。

　　后来苏联流传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政治笑话：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读自己写的《小地》，读了一半停下来，挠挠头问旁边的人：“我读到哪了?”

　　旁边的工作人员小声提醒：“列昂尼德·伊里奇同志，您读到‘小地’了，再过三页就胜利了。”

　　两年后，勃列日涅夫拍板在莫斯科红场修建了无名烈士墓，墓前点上了长明火，墓碑上还刻着那句后来全苏联人都背得下来的话：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

　　揭幕仪式上，勃氏亲自走到长明火前献花，眼含热泪发表讲话：

　　我们在这里建立纪念碑，就是要让世世代代的苏联人永远记住，是那些牺牲的战士，用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每一个站在这个长明火前的人，都应该从心里感激这些牺牲的烈士，珍惜党给我们带来的和平与安宁。

　　勃列日涅夫时期，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得到了空前规模的巨额预算，专门拍革命历史、卫国战争题材的电影，每年要拍至少十部大型战争片，在全国的电影院免费放映，学校组织学生集体观看，工厂组织工人看完写心得。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69年开始拍摄的“五部曲”即大型战争电影《解放》。

　　该系列电影总时长八个小时，投资逾四百万卢布。

　　除了《解放》，勃氏执政时期还制作了《莫斯科保卫战》《他们为祖国而战》《士兵之歌》《围困》等几十部大型战争片。

　　此类电影的套路都是统一的：主角是英勇的苏联战士，为了国家牺牲自己;最高统帅是无比英明的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最关键的时刻做出正确决策;电影里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对现实的批判或是影射性的思考;电影的结尾一定是胜利，是群众在广场上欢呼，感谢党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

　　苏斯洛夫当时对电影厂的厂长有个非常明确的要求：

　　要多拍战士牺牲的镜头……

　　然而，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

　　“感动民众”的主旋律作品在文艺市场中泛滥成灾之侧，却是苏联社会已经日益失序的阶层分化……

　　推荐阅读：也谈基本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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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马尔库塞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里的精准批判：

　　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国家学说，它的功能不过是为现存的权力结构提供合法性。

　　1974年1月8日，《人民日报》第六版刊登重磅社论《苏修的法西斯专政激起人民日益强烈的反抗今天的苏联社会，充满着尖锐的阶级对抗、民族矛盾和社会动荡。新沙皇正是坐在这样一座火山上》：

　　近几年来，苏修叛徒集团疯狂地实行法西斯专政，加紧镇压人民。而苏联各族人民反抗苏修反动统治的斗争持续不断，越来越激烈。今天的苏联社会，远不是勃列日涅夫之流所描绘的什么“稳定”与“和谐”，而是充满着尖锐的阶级对抗、民族矛盾和社会动荡。新沙皇正是坐在这样一座火山上。

　　2

　　开篇提及鲁迅笔锋，就在《南京民谣》五年后，《且介亭杂文末编·续记》问世，文间浓墨更漏尖锐锋芒：

　　近两年来，大开了印卖遗著的风气，虽是期刊，也常有死人和活人合作的，但这已不是先前的所谓“骸骨的迷恋”，倒是活人在依靠死人的余光，想用“死诸葛吓走生仲达”。

　　我不大佩服这些活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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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国别政治话语过程中，革命历史题材的舆论宣传，往往被赋予一层“让民众感动”、“让民众更加拥护”的政治性「期待」。

　　这种「期待」看似顺理成章——既然执政党领导人民走过了艰辛历程，民众理应对这段历史心怀感念，进而增强对执政者的认同——然而，表面不言自明的“通畅逻辑”，恰恰颠倒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无产阶级政治教育理论的一个根本命题：革命历史教育的真正对象，不是群众，而是执权者自身;正视历史的真正目的，不是让群众感动，而是让执权者自身时刻警醒。

　　不妨换句更直白的话说：人民从未背叛历史，群众从未远离初心，老百姓从来就不应该去进行某种所谓的“反思”、“感动”、“警示”——相反，追忆艰辛来时路，回溯动人革命史，真正应当由此自我反思、自我感动、自我警示的，是执权体系的一代又一代后来者。

　　大力宣扬权力组织往昔的光辉岁月，如若本质的核心诉求不过是一种变相的“维稳”——以换取群众更牢固的拥护和支持——那么，就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角度，实在不失为一种本末倒置……

　　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

　　还记得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核心命题吗：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这一命题不是空洞的赞美，确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结论。

　　既然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就生活在历史之中，群众本身就是历史的主体性存在。

　　故而，群众并不需要通过观看某部影视作品或阅读某部主旋律著作来“受到教育”进而“记住历史”。

　　因为，历史就是他们祖祖辈辈的生活实践。

　　群众也不需要被“提醒”执政党走过了怎样怎样的艰辛，因为那些艰辛正是群众自身经历的苦难与奋斗。

　　也就是毛主席当年在延安强调的、可惜似乎早已被太多人遗忘的：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立场审视，寄望于通过使得民众“感动”而实现维稳目的，此等政治手法无疑预设了一种特定的情感治理逻辑：执权者通过控制历史叙事的内容和形式，调动群众的情感反应，从而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如是逻辑倒是与葛兰西所批判的“文化霸权机制”高度吻合。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指出：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并非仅依靠暴力强制，而是建立在民众基于“同意”的基础之上。

　　在法西斯当局阴暗潮湿的监狱里，葛兰西孤苦研究，对于“统治”(政治社会的强制)和“领导”(市民社会的同意)给出了清晰的划分：

　　统治阶级通过文化霸权，使被统治阶级自愿接受其价值观、道德规范和世界观，从而将统治转化为‘自然’且‘合理’的状态，减少对暴力机器的依赖。

　　在此框架下，历史叙事便成为文化霸权的重要载体：执权者通过控制历史叙事的内容和形式，将自身的统治描绘为符合历史必然性和公共利益，使民众在潜意识中认同现有秩序，视其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保障，进而维持统治的合法性。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或者说这个商业性质的“文艺赛道”)本身具有原罪，而是说，当动辄谋求“让民众感动”成为创作和宣传的首要目的时，作品就有可能从历史认识的工具蜕变为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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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回到前文毛主席的那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于这句之前，毛主席还有这样一段：

　　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此番严辞堪称划破时空，直接击穿了一个后世以降已然逐步扭曲的现实：实际工作中，先锋队往往过分强调自己作为“群众老师”的角色，而忽视了自己作为“群众学生”的角色;执权者更是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历史教育的施教者，反将群众定位为历史教育的受教者。

　　定位的反向固化，通常正是脱离群众、物化群众、凌驾群众的开始。

　　遥想1953年2月7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这段讲话，今天再闻，宛若时代先声：

　　邮电部一个什么局长，发命令‘招揽生意’，让大家给中共中央打致敬电报、写致敬信!结果一下子就来了几十万份电报，其中，究竟有多少是人民真正出于内心打来的?有多少是强迫人家打来的?我看要查一查!这就在人民面前把共产党表现得不像样子，大大损害了共产党的威信!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有着一番刻在历史唯物主义底座上的诤言：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从巴黎公社的街垒，到彼得格勒的水兵，直至淮海战役的民工小车，革命的全部历史从来不是几个领袖、几个英雄、几个将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奇——而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为了打碎身上的枷锁、争取自身的解放，主动拿起武器、付出牺牲、创造历史的过程。

　　这个漫长的过程里，无产阶级政党的定位从来不是历史的主人，只是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先进”的先锋队。

　　一目了然，先锋队的全部合法性从来不是来自它可以站在群众头上教育或规训群众，而是来自它始终和群众站在一起，始终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

　　一百多年的国际共运史，反复证明了一个残酷的规律：当革命遇到最艰难的考验、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群众可有过背叛历史?

　　是工人拿着步枪守住街垒，是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拿出来支援游击队，是母亲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前线打仗——至于真正在关键时刻动摇、变节、背叛理想的，从来都是先锋队内部滋生出来的官僚阶层：比如巴黎公社的蒲鲁东派在关键时候不敢乘胜追击凡尔赛的敌人，比如十月革命后党内的官僚阶层慢慢变成了脱离群众的特权老爷，比如东欧大地坐拥着香车别墅美女的党的达官贵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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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开篇马克思举的例子——路易·波拿巴，也就是拿破仑三世，拿破仑的侄子。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之后，他为什么能靠着自己的名字，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最后又复辟当皇帝?

　　无他：法国的农民在拿破仑一世的时候分到了从贵族手里没收的土地，他们对拿破仑有非常深的朴素感情。

　　在农民的记忆里，拿破仑就是那个给他们分土地、打败外国干涉军的英雄。

　　路易·波拿巴就看准了这一点，他借用拿破仑的名字，穿着拿破仑的服装，喊着拿破仑的口号，告诉农民“我就是拿破仑的继承人，你们选我当总统，我会像我叔叔一样，给你们好日子过……”

　　结果呢?路易·波拿巴上台之后，反过来跟大资产阶级勾结，搞独裁统治，把法国又拖进了对外战争的泥潭——直到1870年色当战役，他被普鲁士军队俘虏，第二帝国垮台。

　　犹记1928年布莱希特与库尔特·魏尔合作的《三分钱歌剧》里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台词，一经问世，便成经典：

　　先喂饱肚子，再讲对错。

　　一个饿肚子的人，不会被你过去英雄的故事感动——他只会问你要面包。

　　还是那句话：需要通过追忆往昔而感动、反思、警示的，不是群众，不是人民，不是老百姓。

　　他们从来没有对不起历史，他们记得史书上每一件发生过的事;

　　他们从来没有不热爱国家，他们关注和尊重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位具体的人的现实生活;

　　他们从来没有不拥护这个党，他们的父辈曾经家家户户高挂着毛泽东主席的照片，曾经一遍又一遍发自内心的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辉煌的历史，可歌的回忆，悲壮的身后来时路，这些更应该去持续反复播放以省人、警人、鞭策人的地方，在我看来实在应是我们的各级党委党组与政府部门。

　　它真正的观众，更应该是我们庞大的中高级干部与公务员群体——而不仅是数十亿每天为了生计而昼夜奔波、连基本生活都只能苦苦维持、终日以血汗之躯支撑着柴米油盐的底层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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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跋

　　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曾创造过一个公式：

　　S还尚未是P。

　　意思是：历史从未终结，牺牲者的承诺还尚未完全兑现。

　　布洛赫一生都在反对一种危险：把过去的胜利，凝固成供人瞻仰的官方纪念碑。

　　这其实也就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的：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之前在解读许嵩新歌《洛阳纸》的文章中已有深析。

　　推荐阅读：许嵩歌曲解读(一)

　　推荐阅读：许嵩歌曲解读(二)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雷蒙德·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亦有过一段感慨：

　　当一种革命传统被降格为‘文化遗产’，它就失去了推动人们行动的力量。它变成了用来观赏、在特殊日子里缅怀的东西，而不是人们赖以生活的准则。

　　所以，恩斯特·布洛赫认为，如果革命只剩下怀旧的教条，它就会失去否定现实的力量——真正的纪念，不是让人们回到过去流泪，而应是去唤醒那些‘尚未形成’的希望，即：

　　这个世界，终将成为牺牲者们所梦想的故乡。

　　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进攻、导致毛主席被迫率部撤离延安。

　　当时，杨家岭的房东一遍遍地问他：

　　咱们延安的小米好吃不好吃?咱们延河的水可甜?......

　　转战陕北途中，毛主席到一个老乡家讨水喝，他惊异地发现，灶台上挂的竟然是他的画像。

　　主席问女主人：

　　大嫂啊，你家怎么不供灶王爷啊?

　　大嫂回答：

　　祖祖辈辈供灶王爷，还是被人家欺负，毛主席来了，咱们穷人才不受欺负了，咱们穷人也成了人了!咱们不挂灶王爷，要供就供咱们毛主席!

　　同志，你们从延安来吧?借问咱的毛主席，他可好呀?

　　当时那位大嫂，并没有认出，进来讨水的人就是毛主席本人。

　　其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排出了歌剧《白毛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白毛女》在中央党校礼堂首演，泪水和着掌声，叹息伴着喝彩。

　　当台上的大春牵着喜儿的手走出漫长阴暗的山洞，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来了，悠远的合唱仿佛从历史深处响起，全场震动、全场欢呼：

　　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

　　太阳，太阳!光芒万丈，万丈光芒。

　　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如今盼到出了太阳!

　　太阳就是毛泽东!太阳就是共产党!

　　但毛主席却说：

　　不，不。

　　太阳，是人民群众。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从三皇五帝到工农红旗招展，毛主席在革命路上一遍又一遍告诉大家：

　　你们也是人，是与统治者完全平等的人，你们不是草芥。

　　当家徒四壁的井冈山、延安、太行人民以仅有的五颗鸡蛋、一筐红枣、半条驴腿支援共产党的时候;

　　当“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人民呼声响彻大河上下的时候;

　　当一个农民士兵高举炸药包呐喊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的时候;

　　当一个15岁的农家女面对国民党的铡刀慷慨陈词“怕死不当共产党”的时候……

　　至此，一个困扰中国数千年的一盘散沙的死循环，终为之焕然顿解：毛主席率领的共产党人的战斗感动了上苍——这个上苍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近年来，我已在诸多平台看到了如“雪山后裔”、“草地集团”、“两万五千里子孙”的戏语……

　　说实话，挺让人破防的。

　　电视剧《十送红军》中有过这样一段：许多年轻的红军战士前仆后继死在国民党军队的枪口下，于是有人问他们：

　　往前走就是死，你们为什么不怕死还要往前走呢?

　　红军战士在寒风中颤抖着、握着冰冻的钢枪回答道：

　　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为了把这个狗日的世道结束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谁人没有私心，谁人没有私欲?

　　可是为什么他就能吐露这样的悲言：

　　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可以以伟大的历史令群众感动，但是，绝不能只让群众感动……

　　否则，实属抹煞了“伟大的长征”真正之伟大。

　　文毕，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的话恰作结尾：

　　历史不能用来为现在的行为辩护，就像不能用来谴责过去的行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