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鬼变人”与“人变鬼”:我亲历的两个农村赌博故事

作者:子午  更新时间:2023-04-17 08:52:36  来源:民族复兴网  责任编辑:石头

  不久前,“张继科事件”霸屏热搜,吕德文老师几年前的一篇社会调查文章《赌博,正在摧毁农村》引起广泛热议,被多家媒体转发。

  吕德文老师的调研地点是两湖地区的某个乡镇,恰巧笔者的家乡离此不太远,因而笔者对文章所描述的情形并不陌生。

  但是,对于文章的标题,笔者却是不大认同的:

  一则与其说是赌博“正在摧毁农村”,不如说是赌博在“死掉的农村”重新复活罢了;二则“倾家荡产”去豪赌的农民其实是极少的,大多也只是打打小牌打发时间,说赌博是乡村“社会之癌”,未免有些夸张。

  对于农村而言,比起已经搞过多次、且禁而不止的“禁赌”,更紧迫也更重要的事情,显然应该是为“死掉的农村”寻找真正的出路。

  本文分享两个发生在笔者至亲身上的“赌博”故事,供大家思考。

  农村的贫富分化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笔者有四个表姐,她们恰好嫁到了本县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不同阶层的家庭:大表姐夫的父亲70年代就在国营的建筑单位当干部,80年代他们家庭成了县里比较早就承包工程的“包工头”,如今在县里也算是排得上号的富裕家庭;二表姐夫90年代开始开饭馆,生意虽没做多大,但在县里大致也算“中产”;小表姐夫家里是做别的小生意,与二表姐家境相近;三表姐则是嫁到了邻村的一个农家,家境属于最差的。

  不过,笔者小时候却是最喜欢三表姐夫的,他人特别好,朴实、勤奋、忠厚,对三表姐很好,对我们家帮衬也多,前一个时代“穷帮穷”的惯性至少延续到了八九十年代。

  2000年前后,三表姐夫在县里的工地当小工,兼带务农。逢年过节大家都会走亲戚、串门,不说与其他几个表姐夫攀比,就说与村里的小富起来的同龄人比较,三表姐夫也难免自惭形秽,总觉得自己无能,没有让三表姐过上好日子。

  终于有一天,三表姐夫下定决心要跟着同村人去浙江打工,要混出个样;三表姐则留在老家,既要边务农边在宾馆当保洁员,还要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就这样,三表姐夫一家虽然过得辛苦,但慢慢地也快要攒够翻盖老家房子的钱了。

  有一年春节,从不赌博的三表姐夫被同村的人拉去“炸金花”,可能手气比较好,一下午就赢了几百块钱。这让三表姐夫看到了一条“快速致富”的道路,慢慢地就迷上了赌博,虽然有赢有输、并未立即“致富”。

  三表姐知道情况后一开始就极力反对的,还拉上几家亲戚一起劝三表姐夫。三表姐夫也觉得这是一条“邪路”,便下定决心“戒赌”,重新踏上去浙江打工的路。

  后来听说三表姐夫在浙江又去赌了,具体赌什么不知道,只知道赌得特别大,把家里好不容易攒起来的积蓄败光了,还倒欠20多万的赌债,几家亲戚凑钱帮他还了债。此后,再见三表姐夫的时候,他的眼里已经见不到从前的朴实、淡定和干净,整日低着头、勾着背、见不得人的模样;再后来听说三表姐夫又去赌,被别人追债追到家里;家里没有值钱的东西,门窗都被砸了,而三表姐夫也“失踪”了,从此便没了音讯……

  今年春节,笔者回家乡给三表姐拜年。不到五十岁的她,已经有了很多白头发,整个人也消瘦了很多,背也已有些驼。这些年她独自给家里的老人送终,拉扯着儿子长大;儿子读完中专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工资并不高,家里的几间平房已经成了危房;三表姐仍旧一边务农,一边做保洁,为了儿子结婚的彩礼钱一筹莫展;问起三表姐夫,依然没有音讯,三表姐只能当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因为三表姐夫赌博的事,母亲有一次跟我聊起了外婆的往事,这件事母亲以前并未提及,大概觉得难于启齿吧。

  外婆的家庭在解放前属于富农,但外婆和前外公都比较好赌,家产很快败掉,沦为了贫农。前外公因病去世,解放初外婆又改嫁,才有了母亲。

  但解放后外婆仍旧改不掉好赌的毛病,因此并不顾家。母亲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做家务,被大队部学校的老师拉到学堂又被外婆拉回家。寒冬腊月,才六岁的母亲就一个人蹲在河边,在冰面上凿个窟窿洗一大家人的衣服——这个细节我是在小时候去外婆家串门就听邻居提起过,他们因为这事夸母亲懂事早、很勤快。

  外婆好赌的恶习一直持续到了60年代初。

  解放后政府禁赌的决心非常大,但真正把赌“禁掉”的,却是在人民公社完善成熟以后,此前单靠行政力量是做不到的。那时的社员们已不再似解放前农民那种“各顾各”的状态,谁家要是有人赌博,很快就会有别的社员揭发、监督、批评,从大队到小队也会有干部轮流过来做思想工作,整个农村的风气在很短的时间里大为改观,赌博之风才彻底销声匿迹。

  更重要的是,依托于当时的人民公社农业集体经济的经济基础,农村精神文化生活逐渐丰富起来,农闲时期大家已经不再需要通过打牌打发时间。经常会有电影放映队和戏剧团下到农村,公社还会组织村里的运动会、篮球比赛、拔河比赛……此外还有劳动技能比拼。外婆因为鞋垫纳得漂亮,还获过一次奖,后来又在小队里并评过“先进”。

  (这里插一句:前一段时间,贵州的“村BA”被媒体刷屏,某些媒体追溯历史,把源头算在了民国时期,这完全是“扯犊子”。要说篮球是民国时期传入贵州的没太大毛病,但篮球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风行,绝对起源于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合作化时代!)

  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之后,这样的情景便不复存在了。笔者很小的时候,还见到过一两次电影和戏剧下乡,此后便再没见过;而农村开“运动会”,却只存在于母亲的口述中,笔者打小就没看见过。

  赌博倒是在80年代初又时兴了起来。外婆重新走上了赌桌,虽然只是“小赌怡情”,却是后来三表姐夫们“大赌伤身”的开端。

  从外婆和三表姐夫的经历,笔者看到了“鬼变人”和“人变鬼”的两段时代印记。追根溯源,让笔者想到了那个举世闻名的安徽小岗村。

  《安徽省志》12卷“公案志”第三篇“社会治安”(下)的第一章《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治安》第四节“维护社会秩序”,也生动地记述了这段历史,兹摘录如下:

  “五、禁止赌博

  民国时期,赌博之风在安徽流行……麻将、牌九之声日夜不绝……群众聚赌,更是屡见不鲜。

  1949年春,安徽解放。……是年,民国时期所遗赌场均为公安机关查禁。

  1961年(当时曾希圣在安徽推行“包产到户”——笔者注),全省赌风又渐起……某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范某,先后参赌50余场……是年11月省公安厅发出禁赌通知,号召各地各单位动员社会舆论,依靠群众制止赌博……至1962年,赌风逐渐减弱,农村赌风基本平息。

  进入80年代,赌风又烈。1982年春节期间,宿县、宣城、徽州地区,合肥、蚌埠、芜湖、淮南等市,共抓赌1197场,收缴赌具853副,没收赌资48300余元……”

  这段历史,让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理解了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的那段谈话:“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这么重……”

  (文/子午,来源:子夜呐喊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