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历史上的共同体

作者:郭松民  更新时间:2020-04-04 09:51:31  来源:散兵坑观察哨  责任编辑:石头
      当年的“单位共同体”,在城市以“国营企业”为主要形式,在农村以“人民公社”为主要形式。

  之前有文章谈到“单位共同体”,很多年轻的朋友不太明白,略作解释。

  当年的“单位共同体”,在城市以“国营企业”为主要形式,在农村以“人民公社”为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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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营企业”对当年的工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领工资的地方”,还是工人的生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

  一家国营企业的“标配”,在理想状态下,不仅要有车间、仓库,还要有食堂、俱乐部(包括图书馆和进行文艺演出的地方)、澡堂、托儿所、医务室等等,一些大型国营企业,还有附属学校、武装部和民兵营等,到了七十年代,“七二一工人大学”也兴起了。

  简言之,一个劳动者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基本都可以得到满足。并且,企业也基本没有权利开除工人。

  当年国企之所以发展成了劳动者的“命运共同体”,变成了“社会”,是基于如下理念:

  1、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凌驾于“社会”之上,靠榨取社会养肥自己;社会主义社会则要建立起“社会”对“资本”的驾驭与统治,把社会从资本的压榨下解放出来;

  2、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他们所享有这些权益与保障,是做为“主人”权利的具体体现;

  3、社会主义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把人变成生产利润的工具,变成“单向度的人”。

  与这种状况相对应的文化,则提倡“以厂为家”、“爱厂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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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讳言,当年的国营企业并不是完美的,发展的过程中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但其存在的各种问题可以通过强化管理、增强劳动者主人翁意识以及民主权利的方式逐步改善。

  在下面这幅出自工人画家之手的油画《沸腾的钢城》中,作为企业的鞍钢被表现得像纪念碑一般雄伟、像圣地一样充满激情,可见工人对工厂的感情。

  

  关于这些,大家也可以参阅著名作家曹征路的小说《那儿》【点击阅读】,也可以看看电影《钢的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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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公社的情况,和国企有很大不同。

  五十年代后期,经过一系列艰辛探索之后,公社所有制形式被确定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约略相当于今天的自然村)为基本的所有制单位。

  这种状况,主要是考虑两个因素:

  第一,当时共和国的任务是快速工业化,国家要通过“剪刀差”从农村提取剩余发展工业,还没有到“城市反哺农村”的阶段;

  第二,农村发展也不平衡,“队为基础”可以防止相对富裕的村庄的财产被平调到比较贫困的村庄。

  但按照毛主席的构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社的所有制水平也要逐步提高,最终跨入全民所有制,使农民和工人一样也享受国家保障。

  当年有一种说法:“社会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指的就是这种构想。

  关于人民公社在平整土地、兴修水利、创办社队企业、提高粮食产量等方面的贡献,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了。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依托人民公社的财力支持,逐渐在农村普及了中学教育。这使得中国在八、九十年代能够凭借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人口,承接西方的制造业转移,实现经济腾飞。

  

  此外,依托人民公社的支持,普及了赤脚医生制度,改变了农村千年以来缺医少药的情况,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对社员来说,人民公社也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尽管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失去劳动能力的社员,可以被纳入“五保”, 即,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孤儿为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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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获得安全感的角度来说,制度是基础性原因,但还不是全部原因。

  还需要什么呢?价值观与文化。

  当一个社会把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核心价值观,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和“助人为乐”的社会氛围,每个人的安全感就会大大增强。

  “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也会柔化、润滑制度所必然带来的冷漠与无情。

  比如一个医生,下班时间到了,这时有人求医。依照制度,他可以走了,但是,如果他一心为病人着想,他就不会对病人置之不理。

  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今天我休息》。

  应该说,在毛泽东时代,这样的社会氛围已经基本形成,人民群众在学雷锋,干部在学焦裕禄,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很高。

  “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这意味着他帮助了很多陌生人,而这些陌生人也坦然地接受了他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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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兰·昆德拉写过一本在中国颇有知名度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这句话的意思是,生命中有太多事,看似轻如鸿毛,却让人难以承受。

  这次疫情,很多人可能会刻骨铭心地体会到这一点。

  未来,要防止“尘埃”变成“大山”,不要让“轻如鸿毛的事也变得难以承受”,我们要认真考虑重建各种小共同体,变已经沙化的社会为共同体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