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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满十八岁、小学二年级文化、孤身在外打工的四川农村青年，从拘留到执行仅四十八天。

　　——写在2026年辉腾鞋业火灾之后

　　文 | 付能

　　二〇二六年七月九日，福建晋江陈埭镇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突发火灾，二十八人遇难。陈埭镇，这个被称为"中国鞋都"的晋江小镇，再次以最沉重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二十九年前的同一片土地——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一日，陈埭镇横坂村裕华制鞋厂那场夺去三十二条生命的大火——会发现，时间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但有些东西几乎没有改变。

　　一、案情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五时四十分，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横坂村裕华制鞋厂一栋三层厂房突发大火。这是一栋典型的“三合一”建筑：一层是车间和仓库，堆放着成品鞋、海绵边角料和几桶汽油;二层既是成品仓库又是工人宿舍;三层同样是车间与宿舍混用。平时近八十名工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和生活。火起之后，浓烟迅速吞噬整栋建筑，工人们从睡梦中惊醒，却发现逃生通道被层层防盗门、铁栅栏封堵。据幸存者事后回忆，他们撬开二楼一扇小窗争先恐后往外跳，而三楼的工友打开窗，窗上却是焊死的铁护栏——工人们就这样隔着护栏哭着求救，直到火舌吞没一切。

　　附近居民最先赶来，用铁锤和竹梯砸开三楼铁护栏救人。五时四十六分，晋江市消防大队接到火警，五十九名官兵分乘九辆消防车于六时零三分赶到现场，七时二十分将大火扑灭。最终，三十二名工人葬身火海(男工十三人，女工十九人)，四人被严重烧伤，三十九人侥幸逃生，一千零二十平方米厂房和生活区化为废墟。

　　火灾发生后，调查组很快锁定嫌疑人——徐廷建，一个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生、案发时刚满十八岁的四川合川县农村青年。徐廷建小学二年级辍学，上有体弱多病的父母，下有失学在家的弟弟，为了供弟弟上学并给家里翻修两间已经成了危房的老屋，于一九九七年八月十六日经同乡介绍进入裕华制鞋厂当杂工，约定月薪七百元，但工资一年一结，平时只能向老板娘预支零花钱。据其供述，九月二十日晚他向实际经营管理者许燕燕要求预支一百元，许只给了五十元并奚落他“这嘴怎么就这么馋”;当晚他又听说有工友从老板娘那里预支到了一千元。他入职一个多月没有固定铺位，每晚抱一床被子、一张草席在一层和二层之间“打游击”。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四时，他被蚊子叮咬醒来，越想越气，遂用打火机点燃浸满机油的海绵，扔到海绵堆里，火势瞬间失控。

　　案件的审理速度惊人。九月二十五日，初步意见不排除人为纵火;九月二十七日晚，徐廷建被拘留审查;九月二十八日凌晨四时交代罪行，上午九时进行现场重现试验;十月十七日，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徐廷建上诉;十一月十四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天下午徐廷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从案发到执行，前后仅五十四天;从拘留到枪决，仅四十八天。

　　而裕华制鞋厂的责任方呢?经查明，该厂法人为港商许志强，股东为许礼默、许金雄，实际经营和管理的是许志强的“爱人”、横坂村村民许燕燕。火灾发生后，许志强、许礼默、许金雄等人即在逃，始终未归案。许燕燕在火灾中跳窗逃生后被控制。据其交代，为防止工人偷盗，她在厂房门窗和过道加装防盗门、焊接铁栅栏，正是这些设施阻碍了工人的逃生;而她自己住的套间阳台上特意留了一扇紧急逃生门，火灾时她抱着毛毯成功逃生。许燕燕等人因涉嫌消防责任事故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但从后续公开信息中，没有查到其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查到当地监管部门有人被问责。

　　许志强的“港商”身份，在当时的晋江并非个例。晋江是著名侨乡，海外侨亲众多。到一九九七年底，晋江累计批准三资企业两千三百三十家，合同利用外资近三十亿美元，其中港商投资企业一千八百八十六家，合同利用外资逾二十亿美元，港资占了绝对多数。许多晋江民营企业为获得“三资企业”身份、享受税收和用地优惠，便以海外亲戚的名义投资办厂，挂上“港商”“侨资”的招牌。许志强与许燕燕的关系——港商法人与本地村民“爱人”——正是这种侨乡资本结构的典型写照：资本借侨亲之名而来，落地于宗族网络之中，既享受外资优惠，又扎根于本地社会关系。这种结构使得企业在出事后，也使得责任人极易通过跨境身份规避追责。

　　未了的公案

　　(一)案件本身留下迷团

　　对一个刚满十八岁、小学二年级文化、孤身在外打工的四川农村青年，从拘留到执行仅四十八天，这样的“快审快判”在今天看来，程序上是否经得起推敲?除了口供和一次现场重现试验，定案的核心物证何在?据公开资料，火灾现场“过了一遍火，又被消防车的高压水枪给冲了一遍，已经提取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也就是说，并没有在起火点提取到徐廷建的指纹、打火机等直接物证。嫌疑人的辩护权是否得到充分保障?是否有辩护律师介入、律师能否有效质证?这些问题在当年的公开报道中几乎找不到答案。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法人、港商许志强，以及股东许礼默、许金雄，火灾后即在逃，至今未见归案的消息。实际经营和管理者许燕燕——正是她下令加装防盗门、焊接铁护栏，正是她的“防偷盗”措施直接堵死了工人的逃生通道——虽被采取强制措施，但据网上信息，她最终因“证据不足”获释。如果属实，这么一个下令封堵逃生通道、自己却留了逃生后门的人，最终全身而退;而一个被拖欠工资、无处睡觉、借钱遭辱的十八岁杂工，却以最快的速度被判处并执行死刑。当地监管部门——纵容这种“三合一”厂房存在、对消防隐患视而不见的部门——是否有人被问责?公开信息中同样找不到答案。这些问题没有答案，网上有人公开疑：这桩案子，是否存在替罪羊的可能?

　　(二)不容忽视的“纵火”二字

　　值得追问的是，“纵火”这个关键词，在陈埭镇并非只出现这一次。据公开资料，在裕华制鞋厂大火之前，该厂就曾有人威胁纵火。而九年之后的二〇〇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凌晨五时许，陈埭镇涵埭村一高频印花厂工人宿舍起火，造成六名工人死亡，经有关部门调查取证，初步确定该案同样为人为纵火案。一个方圆不过数公里的小镇，九年之内两次出现“人为纵火”的定性，每一次都伴随着工人死亡。这恐怕不能用孤立的“个案”来解释。

　　它折射出的是当地劳资关系长期、普遍的紧张：当合法的诉求渠道被堵塞，当工资被长期拖欠、人格被随意羞辱，极端的、自毁式的报复便有了土壤。“纵火”从来不只是一个人的疯狂，它是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畸形表达。如果只看见纵火者的疯狂，看不见制造绝望的结构，那很大程度是掩耳盗铃了。

　　(三)“三合一”格局至今未变

　　一九九七年的裕华制鞋厂，是典型的“三合一”：生产、仓储、住宿混合于一栋楼内，易燃可燃物(海绵、机油、成品鞋)大量堆积，村民自建房改建的厂房先天不符合消防规范，防盗门和铁栅栏进一步封死逃生通道。而消防检查，又有多大程度是走过场呢?

　　“致丽”玩具厂窗户全部用铁条焊死，大部分窗户还用铁丝网罩闭。

　　“三合一”格局并非陈埭独有，它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普遍现象，也是消防整治长期未能根治的顽疾。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深圳龙岗区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这场大火夺去八十七名年轻女工的生命，五十一人留下终身残疾，遇难者平均年龄不足十八岁。全厂三四百人只能从一个狭窄的楼梯往外奔逃，窗户多被铁条钉死，一层离楼梯最近的大门被封死，打工妹们挤在楼道里出不去，活活被烟熏死、烧死。致丽大火震惊全国，直接推动了劳动立法进程：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正式施行。本应成为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转折点。然而，致丽大火之后，全国虽开展过多次“三合一”厂房消防整治，但一阵风过后往往死灰复燃，“三合一”至今仍是消防安全整治的重点对象。

　　二十九年后的辉腾鞋业火灾，据官方通报和媒体报道，着火部位为一层，燃烧物质为鞋材，“易燃、蔓延快”;楼道堆放杂物阻碍了救援;火灾发生时厂房内有二百三十七名本厂员工和两名外来人员。从公开信息看，“三合一”或类“三合一”的格局、易燃物堆积、逃生通道受阻，这些关键词与二十九年前几乎如出一辙。二十九年过去，技术进步了、法规更密了、监管机构更庞大了，但鞋厂火灾的底层逻辑似乎没有丝毫改变。

　　(四)资强劳弱依旧

　　更深层的问题，是资强劳弱的格局几乎没有变化。一九九七年的徐廷建，被以“每月发零花钱、年底结算”的方式非法拖欠工资，入职一个多月没有固定睡觉的地方，向老板娘借钱遭羞辱——这些都不是孤立的个人遭遇，而是当时乃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沿海劳动密集型工厂中外来工普遍处境的缩影。而二〇二六年的辉腾鞋业，据媒体披露，同样存在大量不交社保、严重忽视工人安全等问题。地方对资本的倚重依然压倒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

　　致丽玩具厂部分女工合影

　　徐廷建的遭遇，须放在九十年代“民工潮”的大背景下审视。一九八九年至二〇〇八年，是中国农民工迁徙史最为复杂波折的二十年。随着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数以千万计的农村青年从四川、湖南、江西、河南等地涌入广东、福建、浙江——这就是被称为“民工潮”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然而，这些外来工在为沿海经济创造巨额利润的同时，却长期处于制度性的弱势地位：没有当地户籍，靠一张暂住证立足;九十年代初，收容遣送制度扩大到所谓“三无人员”(无身份证、无暂住证、无务工证)，外来工随时面临被收容遣送的风险;工资被拖欠是家常便饭，社保几乎不存在;居住条件恶劣，“三合一”厂房里的上下铺就是他们的“家”。徐廷建的遭遇在当时的沿海工厂中几乎是常态，而非例外。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一九九七年的裕华大火，发生在一九九三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八十七人死亡)之后四年，也发生在一九九五年《劳动法》正式施行之后两年。致丽大火推动了劳动立法和消防整治的讨论;《劳动法》的颁布本应成为劳动者权益的转折点。然而，就在这两重“警钟”之后，裕华大火依然发生，事故情节与致丽大火出奇地一致——同样是“三合一”，同样是窗户被铁条钉住、逃生通道被封，同样是外来工成片葬身火海。法律颁布了，惨剧照旧;警钟敲过了，悲剧重演。

　　结语

　　此案已经过去二十九年。当年，它作为一起刑事案件被“快审快判”：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从拘留到枪决，四十八天。但此案既是刑案，又不仅是刑案。它是一桩社会历史公案：牵涉劳资关系、外来工处境、消防治理、政商关系。这些维度，当年的刑事判决无法触及，也无意触及。正因如此，这桩公案无法尘封。

　　一九九三年的致丽事件因众多学者和媒体的介入而闻名，八十七条生命换来了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安全问题的关注;一九九七年的裕华大火，三十二条生命本应成为又一次深刻的警示。然而，二十九年后的辉腾大火，二十八条生命，告诉我们：我们至今仍处于二十九年前的历史惯性之中：同样的“三合一”，同样的易燃物，同样的逃生通道受阻，同样的资强劳弱。

　　我们把这桩旧案重新拿出来，不是为了猎奇，不是为了煽情，而是为了让沉重的代价不仅仅是代价——让那些在火海中消逝的年轻生命，至少能换来一点真正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