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叙事、价值观塑造与华夏民族存续危机的应对机制

　　摘要

　　本文立足华夏文明数千年存续实践，以深植于华夏文化基因中的“历史-道德”价值体系为核心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危亡之际仁人志士挺身而出的精神根源——对“名垂青史”的价值追求与对“遗臭万年”的历史敬畏。本文以明清易代的典型史实为支撑，通过对比李定国、张煌言等抵抗者与尚可喜、施琅等投降者的行为选择及后世评价变迁，直面当代历史叙事的价值争议。本文论证：

　　坚持对抵抗英雄的褒扬与对投降行为，不仅是对历史正义的维护，更是构建和巩固国家安全心理防线、确保民族在未来危机中能够有效应对的根本基石。若此价值体系被解构或颠覆，将可能导致国家在面临下一次生存危机时，出现集体性的抵抗意志瓦解，从而对国家安全构成致命威胁。

　　1：导论——“身虽死，名可垂青史”：华夏抵抗精神的文化基因与价值内核

　　纵观人类文明演进史，唯有中华文明在数度危亡中始终保持存续韧性：崖山之战十万军民蹈海殉国，保全文明气节;明末反抗此起彼伏，延续四十年;再到近代百年屈辱史中的无数次抗争;抗日战争时期亿万同胞同仇敌忾，捍卫民族存续。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牺牲精神，构成了华夏民族精神图谱中最为悲壮、也最为光辉的一页。这并非偶然的情感迸发，而是深植于文化基因的“历史-道德”价值体系长期滋养的结果。这套体系形成于先秦，成熟于唐宋，贯穿于华夏文明发展全程，构成了国人抵抗精神的三大核心支柱，主要包括：

　　对历史的终极信仰：

　　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民族的生命(“华夏火种”)是可能永续的。抗争者坚信，只要民族主体得以存续，历史就将扮演最终审判者的角色。他们将自己的牺牲视为一种“投资”，投资于一个必然会到来的“翻盘”之日 。

　　华夏民族自古秉持“文明不灭，民族永存”的认知，将个体生命价值融入文明存续的宏大叙事。《左传》所言“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本质上是为个体生命超越有限性提供了路径。危亡之际的抗争者，深刻理解“牺牲个体即守护火种”的逻辑：即便自身失败、家族覆灭，只要中华文明主体未断，后世终将铭记其抗争行为，而这种铭记本身就是对文明火种的守护与传递。文天祥兵败被俘后，面对元世祖的高官厚禄利诱，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志，其核心信念正是“我的牺牲虽不能改变当下胜负，但可为华夏后世树立精神标杆”。这种对文明永续的坚定信仰，让无数志士超越了对个体生死的功利计较。

　　对历史声誉的价值排序：

　　精神不朽优于现世功利在华夏传统价值体系中，“历史评价”始终处于价值排序的顶端，远高于现世荣华、家族存续等功利目标。《史记》等正史的核心功能，不仅是记录历史，更是通过“褒善贬恶”的叙事，强化这种价值排序。对于仁人志士而言，“名垂竹帛”的精神不朽，是比生命更值得追求的目标;而“背叛民族”的历史污点，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惩罚。岳飞“精忠报国”的事迹被代代传颂，成为民族精神符号;秦桧以“莫须有”罪名加害岳飞，即便生前权倾朝野，死后仍被铸成铁像跪于岳墓前，遭万世唾骂。这种“褒忠贬奸”的历史叙事，形成了强大的价值导向，让“为民族大义牺牲”成为无数人的自觉选择。

　　1.3 对变节者的历史诅咒：

　　与英雄“流芳百世”的价值奖赏相对应，华夏历史叙事对变节行为构建了跨越时空的“道德追责”机制。这种追责不仅指向变节者本人，更会延伸至其后代，形成“耻辱传承”的警示效应。明清易代之际，洪承畴降清后虽为清廷立下“功绩”，但民间始终视其为“贰臣”，其家乡福建南安的洪氏家族，长期以“承畴”为名讳之;秦桧后人秦大士，乾隆年间考中状元，面对乾隆帝“你是秦桧后人吗”的问询，只能以“人自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作答，其内心的耻辱感正是历史惩戒机制的直接体现。这种跨越时空的道德约束，让潜在的变节者不得不忌惮“遗臭万年”的后果，从而守住民族大义的底线。

　　这套“信仰-价值-惩戒”三位一体的价值体系，如同跨越时空的“精神契约”，既向后世英雄承诺荣誉，也向潜在变节者发出警示。徐锡麟刺杀恩铭、秋瑾舍身赴难、李定国坚守抗清一线至死度不动摇，正是对这一契约的坚定践行。而当代历史叙事中出现的“英雄弱化、变节美化”倾向，正动摇着这一民族精神的根基，其潜在风险值得高度警惕。

　　如果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开始模糊抵抗与投降的界限，甚至将投降者美化为“促进民族融合的功臣”，那么我们赖以维系民族精神脊梁的基石便会开始松动。因此，本文的核心任务便是论证：承认并褒扬反抗侵略的英雄，明确并批判投降变节的行为，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内核与国家长远安全的必要条件。反之，任何对这一历史评价体系的模糊、修正乃至颠覆，都是在为下一次民族危机埋下瓦解内部抵抗意志的“定时炸弹”。

　　2：明清易代的历史镜鉴——抵抗者与投降者的不同轨迹及其历史评价之争

　　明末清初的“天崩地解”，是检验华夏“历史-道德”价值体系的典型样本。在满清入关、南明政权相继覆灭的过程中，汉族士绅、官员和军人面临着生与死、忠与叛的极端抉择。一部分人坚守民族气节，以生命践行信仰;另一部分人选择投降变节，以背叛换取现世功利。两种选择的后世评价变迁，折射出历史叙事对价值导向的深刻影响，也凸显了当代历史评价的核心争议。

　　2.1抵抗者的气节：以生命铸就文明脊梁

　　以李定国、张煌言、阎应元等为代表的抵抗者，用具体行动诠释了“民族大义高于一切”的信念，其事迹并非抽象的“忠义符号”，而是有翔实史料支撑的悲壮实践：

　　李定国本为农民军将领，满清入侵后很快归顺南明，转变为抗击满清侵略的坚定力量。为守护华夏文明正统，率军转战西南各省，创下“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的辉煌战绩——斩杀清廷敬谨亲王尼堪，定南王孔有德、收复广西、湖南大片失地，让南明政权迎来短暂的复兴曙光。即便后期兵败西南，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他仍拒绝投降，在勐腊病逝前留下遗命：“宁死荒徼，无降也”。云南民众为感念其忠义，将其与诸葛亮并祀于“二忠祠”，直至清末，革命党人仍以李定国的忠义事迹动员民众反清，其精神影响力跨越数百年。

　　阎应元在江阴保卫战中的表现，更彰显了普通民众的气节坚守。1645年，清廷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宣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江阴民众在阎应元带领下，以“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为誓言，坚守孤城八十余日。面对清军的炮火攻击与劝降诱惑，江阴军民始终不为所动，最终城破后，十万人同心死义，无一人投降。《江阴城守纪》详细记载了这场保卫战的惨烈：“巷战终日，杀清兵无算，尸骸遍地，血流成河”，阎应元被俘后英勇就义，其忠义事迹成为后世民间叙事的核心素材。他们的牺牲纳入了“为明朝尽忠、为华夏存节”的宏大叙事中，使其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张煌言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长达十九年，先后拥立鲁王、永历帝，多次组织北伐，试图收复失地。1664年，因寡不敌众兵败被俘，清廷多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均被其严词拒绝。临刑前，张煌言从容整理衣冠，遥拜明孝陵，留下“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的诗句，从容就义。其诗文集《张苍水集》被后世保存流传，成为忠义精神的重要载体。

　　这些英雄并非“不知利害”的愚钝之人，他们深知面对强大的满清政权，抵抗大概率意味着失败与覆灭——李定国知晓西南根据地难以长久支撑，阎应元清楚江阴孤城无法抵御清军主力，张煌言明白东南抗清力量已无力回天。但他们始终坚守抗争立场，核心驱动力正是对“名垂青史”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让他们超越了功利计算，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坐标。

　　与李定国等齐名的，还有从海路突袭包围南京的郑成功，一支坚持到1664年最终选择赴死而不是投降的李自成农民军余部组成的“夔东十三家” 李来亨等。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个人的抵抗如同“螳臂当车”。他们也深知，失败不仅意味着自己的死亡，更可能带来屠城和家族的灭绝。

　　那么，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做出如此惨烈的选择?答案正在于我们前述的价值体系。他们用生命践行了“为民族大义而牺牲，可流芳百世”的信念。

　　这些英雄的行为，为后世树立了明确的道德标杆。他们的故事通过口耳相传、戏曲演义、地方史志等多种形式，反复强化着一个观念：面对侵略，抵抗是光荣的，牺牲是值得的，因为历史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2.2 投降者的选择：功利优先与历史污点的无法洗白

　　与抵抗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尚可喜、施琅等为代表的投降派，呈现了“现世功利优先”的人生逻辑，他们以背叛民族大义为代价，换取了家族的荣华富贵，但历史对其评价始终存在无法消解的道德争议：

　　尚可喜原本为明朝将领，1634年降清后，主动请缨率军征伐南明，参与了广州大屠杀等惨烈战事。据《广州城守纪》记载，1650年尚可喜率军攻克广州后，下令屠城，“死者七十余万人，城内外积尸如山”，其行为给同胞带来了深重灾难。即便如此，尚可喜仍获清廷封“平南王”，家族盘踞广东数十年，攫取了巨额财富，享尽荣华富贵。但历史对其评价从未因其地位而淡化道德污点——民间始终视其为“屠夫”“叛徒”，其“平南王”的爵位虽传至后代，但“贰臣”的标签从未被洗刷。

　　施琅的经历更为复杂，曾数次反复，最终降清，并作为清军主帅攻克台湾，消灭了坚持抗清的郑氏政权。他因此被清廷封侯，其家族长期在台湾等地盘踞，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其反复无常的变节行为、攻克台湾后屠戮郑氏集团亲属的行为，始终受到道德批判。即便清廷将其封为“靖海侯”，后世仍有学者指出：“施琅平台之功不可没，但其变节之过亦不可掩，功过不能相抵，更不能以功洗白过”。这里所谓的“平台之功”，是说施琅率军攻克台湾，结束了台湾与大陆的分裂状态，认为这一功绩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统一，这实际上是在污蔑郑成功领导的南明台湾是分裂祖国分子，无视他们一样坚持统一祖国的主张。因此，站在满清立场褒奖施琅的平台之功，但从中华民族立场来看，就是覆灭了17世纪最后一支反清力量，带来的是明朝最终灭亡之祸。

　　从纯粹的现实功利主义角度看，施琅和尚可喜无疑是“识时务者”。他们不仅保全了性命，还为子孙后代赢得了数百年的富贵与显赫地位。他们的后代中不乏高官显爵，香火鼎盛，宗祠气派 。这似乎构成了对“投敌者遗臭万年”这一价值判断的直接挑战。

　　然而，历史的审判远未结束。尽管清朝官方将他们誉为开国功臣，但在民间叙事和许多士人的评价中，他们的“汉奸”或“贰臣”标签从未被真正洗刷干净 。对施琅的评价尤其充满争议，即使通过污蔑郑成功来肯定其“平台功绩”的叙事中，也无法回避其“叛徒”和“反复无常”的道德污点。满清统治者也难以无视这些民间声音，不得不发布贰臣传，肯定民间思想，表明对中华文明思想的认可，以拉拢人心，同时也为维护统治服务。因为没有一个皇帝会愿意手下的臣子都是随时会背叛的墙头草。

　　2.3 当代叙事的转向：一场正在进行的价值颠覆

　　然而，当前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就是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正在发生微妙而危险的转向。正挑战着传统价值体系的底线，值得高度警惕：

　　一是抵抗英雄的“边缘化”。在部分主流历史教育中，李定国、张煌言等英雄的存在感被显著弱化：某版高中历史教材中，李定国相关内容仅占200余字，且未提及“两蹶名王”的核心事迹;云南昆明的李定国祠因缺乏维护，墙体剥落、展品蒙尘，每年接待游客不足千人;而江阴保卫战的历史，仅在地方史教材中略有提及，未进入全国通用教材核心内容。与洪承畴、尚可喜等人纪念活动的兴盛形成鲜明对比。英雄“流芳百世”的价值承诺被淡化，其精神影响力难以有效传递给年轻一代。

　　二是对投降者的美化和正名。部分叙事以“促进统一”“推动民族融合”为名，刻意淡化尚可喜、施琅等人的道德污点，甚至将其塑造成“功臣”：某地方为开发旅游，为尚可喜修建纪念馆，将其描述为“推动广东发展的先驱”，完全回避其屠城暴行;部分媒体在报道施琅时，仅强调其平台功绩，对其反复变节的行为避而不谈，甚至将其称为“民族英雄”。

　　投降者的“被洗白”与“被正名”： 另一方面，对施琅等人的评价，出现了以“促进国家统一”和“推动民族融合”为名进行“翻案”或“重新评价”的趋势 。尚可喜、施琅的投降行为被淡化，其攻克台湾的恶果，通过污蔑郑成功为分裂势力，被包装成功劳，甚至无限放大，被官方媒体塑造成“维护国家统一的英雄” 。某地方为开发旅游，为尚可喜修建纪念馆，将其描述为“推动广东发展的先驱”，完全回避其屠城暴行;这种叙事框架下，他个人的道德瑕疵和对同胞的屠戮，被“统一”的宏大叙事所掩盖。尚可喜等人在“历史大势”和“民族融合”的论调下，被悄然洗去其“汉奸卖国贼”的污名。这本质上是对中华传统价值体系的扭曲，消解了“变节可耻”的道德共识。

　　这种评价体系的变迁，正是人们所担忧的核心问题。当施琅和尚可喜可以被洗白为“功臣”，这种“以功掩过”的叙事，本质上是对传统价值体系的扭曲，消解了“变节可耻”的道德共识。那么李定国和阎应元的抵抗就可能被视为“不识时务”、“螳臂当车”的愚行，甚至是“抗拒民族融合的跳梁小丑”。

　　学术界对此也存在激烈的分歧。一些学者主张应“顺应天命”或“识时务”，认为“只要符合历史发展的大潮流，即使是投降也应该肯定” 。这种观点看似“唯物”和“宏大”，但其危险在于，它彻底消解了历史人物的道德责任和民族立场，将历史简化为赤裸裸的成王败寇逻辑。历史评价的核心底线，是不能以“历史大势”“民族融合”为名，消解变节行为的道德责任;不能以“功利功绩”为借口，洗白背叛民族的历史污点。

　　如果这种“成功学”史观成为主流，它向社会传递的信号将是灾难性的：谁强、谁能赢就跟谁，这才是真理。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什么“留取丹心照汗青”，都是骗人的空话。这不仅仅是历史评价的学术争议，它直接关系到我们民族未来的生死存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是要在思想上撤毁中国人维护文明和国家的思想，在思想上制造分裂，从而为摧毁中华文明做准备。

　　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反对的不是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而是借“重新评价”之名进行的价值扭曲：施琅尚可喜的行为有复杂的历史背景，但这不能成为淡化其屠杀同胞的借口;满清结束明末战乱的历史贡献应被承认，但这不能掩盖其入关初期屠城、剃发易服等压迫政策的残酷性。历史评价的核心底线，是不能以“历史大势”“民族融合”为名，消解变节行为的道德责任;不能以“功利功绩”为借口，洗白背叛民族的历史污点。

　　3：历史叙事与国家安全：价值观塑造对国民抵抗意志的决定性影响

　　一个国家的历史叙事，绝非单纯的“历史记录”，而是构建国家安全体系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它塑造国民的身份认同，提供危机时刻的行为脚本，动员民众参与国防建设，直接影响民族在危亡之际的抵抗意志。一个国家在面临外部侵略时能否有效抵抗，不仅取决于其军事和经济实力，更深层次地取决于其国民的集体意志和心理防线。历史叙事，特别是关于抵抗与投降的叙事，是塑造这种集体意志的核心工具。它为民众提供了理解过去、应对现在和想象未来的框架。

　　无数历史实践与现实研究证明：“褒扬英雄、批判变节”的价值导向，能显著增强国民的危机应对意志;反之，模糊英雄与变节者的界限，会瓦解国民的抵抗精神，给国家安全带来潜在风险。

　　3.1 历史叙事塑造抵抗意志：实证与案例支撑

　　国际政治学与心理学的多项研究，印证了历史叙事对国民抵抗意志的影响。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202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面临外部威胁时，接受过“英雄主义历史叙事”教育的群体，主动参与抵抗的意愿比接受“功利主义历史叙事”的群体高67%;而接受“变节美化”叙事的群体，逃避或妥协的意愿显著上升。中国近代历史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党人与爱国志士广泛传播岳飞、文天祥、李定国等英雄的忠义事迹，通过编写通俗读物、举办演讲、演唱戏曲等形式，将英雄精神与抗日救国的现实目标相结合。在英雄叙事的激励下，无数青年投身抗日洪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抵抗精神成为全民共识。反观晚清时期，由于部分历史叙事模糊了英雄与变节者的界限，“谁强跟谁走”的功利心态逐渐蔓延，导致面对列强侵略时，部分官员与民众选择妥协逃避，这成为晚清国力衰弱、屡遭外辱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清易代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一逻辑：正是李定国、张煌言等英雄的持续抵抗，以及民间对英雄事迹的广泛传播，让满清统治者认识到“彻底摧毁华夏文化”的不可能性，不得不放弃“全面同化”的政策，转而采取“以汉治汉”、继承明制的策略——保留科举制度、尊崇儒家思想、修编华夏典籍。对比满清对准噶尔实施的屠杀灭绝政策，内地人民的反抗，才是满清放弃灭亡中国的根本原因。从本质上看，正是抵抗者的牺牲与英雄叙事的传播，保障了中华文明的延续。

　　国家通过历史教育、媒体宣传、公共纪念等方式，构建一套“主叙事”(Master Narrative)。这套叙事定义了“我们是谁”，明确了我们的集体记忆、价值观和民族精神 。

　　当危机来临时，历史叙事为民众提供了行为的“脚本”或“模板”。如果历史叙事中充满了对抵抗英雄的赞美，那么在新的危机中，民众会自然而然地将抵抗视为光荣和正义的选项。反之，如果历史叙含糊其辞，甚至美化投降，那么民众在抉择时就会犹豫、混乱，甚至倾向于选择投降以保全自身。

　　历史叙事是进行战争动员最有效的工具之一。通过将当前的冲突与历史上反抗侵略的英勇斗争联系起来，可以极大地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参战意愿。抵抗叙事尤其能为被侵略或处于弱势的国家提供强大的精神补偿和动员力量。

　　简而言之，一个民族关于历史抵抗的叙事，是其国家安全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心理软件”。这套软件的“代码”清晰、强大，系统就能在病毒(侵略)入侵时迅速启动防御程序;如果“代码”混乱、充满后门(如投降被美化)，系统就可能在关键时刻崩溃。

　　3.2 褒扬李定国与批判施琅的国家安全价值

　　现在，让我们将这一理论框架应用到中国的具体情境中。褒扬李定国与批判施琅，绝非无谓的“历史情绪”或“道德洁癖”，而是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国家安全价值。

　　1)褒扬李定国，是在铸造民众的抵抗意志 ，主要包括

　　确立价值标杆： 公开、持续地褒扬李定国、文天祥、岳飞等抵抗英雄，尤其是在国家级的教育体系(如历史教科书)和公共舆论场中，是在向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清晰地传递一个信号：当国家面临侵略和危亡时，挺身而出、坚决抵抗是最高尚、最光荣的行为。

　　给民众注入精神力量： 英雄的故事能够跨越时空，提供强大的情感共鸣和精神激励。当未来的中国人面临强敌时，李定国们“宁死荒徼，无降也”的决绝，将成为他们精神力量的重要来源。

　　巩固民族团结的底线： 明确抵抗外来侵略是民族大义，这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设定了共同的政治和道德底线。无论内部存在何种差异，在面对外敌时，保卫家国是所有成员的共同责任。

　　2)批判施琅等投降派，是在“查杀”投降病毒：

　　设置行为红线： 对施琅、尚可喜、洪承畴等人的投降和助纣为虐行为进行明确的、基于历史事实的批判，是在社会价值观中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背叛民族、为虎作伥，无论其借口多么冠冕堂皇(如“为报私仇”、“顺应天命”)，也无论其事后取得了多大的“功绩”，其行为本质都是可耻的。

　　预防功利主义的腐蚀： 如果允许以“结果论”或“功利论”来为投降行为翻案，就等于是在鼓励一种危险的投机心态。这会告诉人们，只要能“赌”对胜利方，个人的道德和民族立场是可以随时抛弃的。这对于一个需要民众在危难时刻团结一致的国家来说，是致命的。

　　维护历史正义与契约精神： 如前所述，华夏的抵抗精神建立在一份“历史契约”之上。如果投降者可以被洗白，那么这份契约就等于被撕毁。英雄的牺牲将变得毫无意义，甚至显得可笑。这将导致“契约”的彻底破产，当下一场危机来临时，再也不会有人相信“流芳百世”的承诺。

　　满清入关后，正是因为存在着此起彼伏、持续不断的人民反抗斗争，才使得满清统治者心存忌惮，不敢从根本上彻底摧毁华夏的文化与制度，而不得不采取“以汉治汉”、继承明制等策略，做出“表面文章”。这在客观上减缓了异族征服带来的文明断裂风险。人民的反抗，才是中华文明得以在异族统治下延续而非彻底消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因此，否定或漠视满清统治的残暴性，回避人民反抗斗争的正义性，转而褒扬那些投降合作者，这是对历史真实的背叛，更是对民族精神根基的刨掘。

　　3.3 “融合”的陷阱：当侵略者带着“嫁妆”而来

　　一种为投降派辩护的流行论调是“促进民族融合”。这种观点认为，投降和合作加速了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最终促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这种观点极具迷惑性，也极为危险。

　　民族融合有和平、平等、自愿的融合，也有暴力征服下的强制同化。将后者美化为正常的“融合”，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史观。它掩盖了侵略、屠杀、压迫的非正义性，将受害者的屈服和被同化描述为一种历史进步。

　　如果侵略者可以凭借其带来的“更先进的生产力”或最终实现的“统一”而被承认为“正统”，甚至被誉为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如虚构满清带来的广袤疆域)，那么侵略行为本身的正义性判断就被彻底消解了，等于解除了侵略的道德枷锁：。这等于在告诉未来的潜在侵略者：只要你能成功，并能给这片土地带来一些“好处”，你的侵略行为就会被历史接受，甚至被赞美，这等于在鼓励外部对我们的侵略。

　　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如果未来的中国再次面临衰亡和外敌入侵，而这个外敌同样强大，甚至也宣称能带来某种“嫁妆”(例如更先进的科技、更“文明”的制度)，那么在“施琅是英雄”这种价值观的长期熏陶下，民众会作何选择?恐怕很多人会想：“我为什么要当那个固步自封、抗拒‘融合’的跳梁小丑?躺平等待‘融合’，说不定还能分一杯羹。” 这必然瓦解我们中华民族在未来的抵抗意志：

　　届时，国门洞开，国土沦陷，人民遭殃，国家安全将不复存在。

　　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历史上侵略行为的性质认定，和对抵抗与投降行为的价值评判，是一个不能有丝毫含糊的原则问题。这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够守住民族精神的“马其诺防线”。

　　4：当代挑战与应对策略：重铸“丹心汗青”的价值丰碑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真实而紧迫的。全球化带来的多元价值冲击、网络空间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以及某些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的侵蚀，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着传统的“历史-道德”价值体系。要应对这一挑战，确保华夏民族在未来的风浪中仍能挺立不倒，我们必须采取系统性的应对策略，守护民族精神的根基，筑牢国家安全的心理防线。

　　4.1 深化历史教育，明确价值导向

　　历史教育是塑造国民价值观的第一阵地。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为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该法明确规定，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包括“英雄烈士和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及体现的民族精神”，并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行为。基于此法律精神，教育部门应采取更具体的行动：

　　修订与充实教材内容： 必须确保像李定国、张煌言等明清之际的抵抗英雄在历史教科书中占有应有的篇幅和地位。对他们的介绍不应仅限于事件陈述，更要深入阐释其精神价值和历史意义。虽然目前尚缺乏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后，李定国等人物具体教学案例的公开资料 但这正是未来工作的重点方向。

　　明确评价标准： 教材和教师培训材料中，应明确区分和评价抵抗与投降两种行为。对于施琅、尚可喜等人，应在承认其某些客观作用(如平台)的同时，对其投降变节、屠戮同胞的行为给出清晰的否定性评价，引导学生进行辩证而有原则的思考。官方文件中虽未具体提及明清英雄的教学要求，但宏观原则为细化指导提供了依据。

　　创新教学方法： 历史教师应利用生动的教案、观摩案例、多媒体资源，将英雄们的故事讲得有血有肉，让学生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从而真正理解和认同“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价值追求。

　　4.2 强化公共叙事，营造崇尚英雄的社会氛围

　　国家安全的心理防线需要全社会共同构筑。官方媒体、公共文化机构和网络平台都负有重要责任。

　　官方媒体的叙事引领： 官方媒体在报道历史人物时，必须警惕单纯以“统一”等政治功利目标覆盖道德评价的倾向。在涉及施琅等争议人物时，应更全面、平衡地呈现其功与过、荣与耻，严禁对他们的美化，引导公众形成更为深刻和复杂的历史认知，更不应当贴上“英雄”标签。

　　公共纪念的象征意义： 国家应加大对李定国等抵抗英雄纪念设施的投入和宣传力度，修复破败的纪念馆，提升其公共可见度 。通过国家公祭、纪念日活动等形式，反复强化对民族英雄的集体记忆。

　　净化网络空间： 针对网络上美化汉奸、解构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必须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同时，鼓励和支持创作、传播高质量的、讴歌英雄精神的文化产品(影视剧、文学作品、游戏等)，与错误思潮争夺话语权。

　　4.3 学术上推动实证研究，提供学理支撑

　　尽管已有大量关于历史人物的定性研究，但关于历史叙事如何具体影响当代中国人国防意愿的实证研究仍然相对匮乏。目前，我们很难找到关于公众对李定国和施琅认知差异的系统性量化调查数据。

　　未来，社会学、心理学(特别是政治心理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应加强跨学科合作，开展以下研究：

　　公众历史认知调查： 定期开展针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历史人物(如抵抗英雄、投降派、改革家等)的全国性公众认知与态度调查，获取量化数据，科学评估当前社会价值观的状况。

　　叙事影响的实验研究： 通过实验方法，研究不同的历史叙事框架(如“抵抗-牺牲”叙事 vs. “融合-功利”叙事)对受试者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以及在模拟危机情境下的国防意愿有何不同影响。相关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先例，中国亟需开展本土化的实证探索。

　　这些研究不仅能为我们评估国家“心理安全”状况提供科学依据，也能为教育和宣传策略的调整提供数据支持。

　　5：结论

　　“为什么每次天下危亡、有强大的侵略者入侵的时候，即使明知道抗争会粉身碎骨，可还是会有炎黄子孙挺身而出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深植于一个伟大文明为了存续而演化出的核心生存法则之中。这个法则，就是我们反复论证的“历史-道德”价值体系。它以“流芳百世”为奖赏，以“遗臭万年”为惩罚，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民族气节与精神脊梁。

　　李定国们的牺牲，不是因为他们愚昧或冲动，而是因为他们坚信，他们的鲜血不会白流，他们的精神将与这个民族的未来融为一体。施琅们的富贵，也并未让他们高枕无忧，历史的审判始终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其后世子孙的头顶。

　　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重温这段历史，辨析这些人物，并非为了沉湎于过去，而是为了警示未来。褒扬为国捐躯的李定国，就是在守护我们民族精神的圣火，确保在下一个寒夜来临时，我们还有火种可以点燃希望。批判卖国求荣的施琅，就是在加固我们国家安全的堤坝，防止功利主义的洪水冲垮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

　　承认满清统治的残暴与非正义性，并颂扬人民反抗斗争的伟大，这才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负责。这套价值观，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非物质遗产。它关乎一个民族的灵魂，关乎一个国家在终极考验面前，是选择站立还是跪下。更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选择跪下的必然结果，就是中华文明的消亡和民族的灭绝。

　　华夏民族之所以能历经数千年风雨而绵延不绝，核心在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价值体系——它以对文明永续的信仰为根基，以精神不朽的价值追求为动力，以跨越时空的道德惩戒为约束，铸就了民族的精神脊梁。李定国、张煌言等英雄的牺牲，不是“愚钝的螳臂当车”，而是对文明存续的坚定守护;他们的事迹，不是“过时的忠义符号”，而是滋养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

　　我们必须明确坚守三大底线：承认满清作为中国古代王朝的历史归属，不等于否定其统治中的压迫政策;肯定多民族国家的融合历程，不等于美化暴力征服与投降变节;尊重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不等于放弃历史正义的价值底线。当前，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坚守“褒扬英雄、批判变节”的价值导向，不仅是维护历史正义的需要，更是筑牢国家安全心理防线的关键——唯有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让变节行为受到唾弃，才能在未来面临风浪考验时，激发全体国民的抵抗意志，守护民族的存续与发展。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价值追求，不是过时的传统，而是当代中国需要传承的核心精神财富。唯有坚守这一价值导向，才能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继续保持韧性，让华夏民族在复兴之路上始终挺立精神脊梁——这正是历史叙事的核心意义，也是中华文明永续传承的根本保障。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捍卫“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价值信仰。因为我们深知，当侵略者再次叩关之时，我们所能倚仗的，除了坚船利炮，更有那根植于数千年历史深处，由无数英雄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永不弯曲的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