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革命文化不仅将某一特定时间序列中各种有关革命的物质和精神因素加以累积并以一定形式呈现出来，而且还能通过认同机制把社会中的异质性因素转化为革命（建设）中的同质性力量，从而形成维系民族长盛不衰、国家兴旺发达的强大精神动力系统。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走过了“站起来”“富起来”两大历史阶段，坚定地走向“强起来”，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文化”被赋予新的使命，并被有机地熔铸于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党的前途命运以及国家长治久安。

　　成熟的政党，必然敢于直面时代问题，也必然敢于回应时代呼声。伴随着鸦片战争以来近4万万中国人改变自身处境及民族命运的历史选择，随着中国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各阶段的发展，革命文化不断丰富其内涵并获得新的表现形式。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指出，包含革命文化的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从腥风血雨的革命岁月，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克难奋进的改革开放新时代，革命文化都以一种强烈的人民诉求、时代和精神需要，内化为对民族前途的担忧、百年屈辱的抗争和民族未来的企盼，同时也是政党提供的成熟主张，以“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在该意义框架内，革命文化如同原子裂变，持续释放着自立自强的精神张力，凝聚思想共识。

一

　　在任何时代，保持民族国家的独立、完整和持续发展都是一项重大工程。面对列强入侵、地主阶级封闭保守的残酷统治、官僚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旧中国土地被瓜分、人民被屠杀、资源被残酷掠夺等种种惨状，如果没有抗争，中华民族恐将亡国灭种。这时，最为迫切的是把全国各种具有异质性特征的思想和行为转化为具有同质性特征的整体性系统运动，从而把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开明地主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等分散、孤立、自发或朦胧的自觉意识统摄到摆脱殖民奴役，寻求民族独立、国家振兴、人民富强的整体性认知和社会行动中来。把人们对民族命运的普遍关切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叙事深度关联起来，从而铺陈出一种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意象，向处于存亡厄境的亿万民众提供一幅新的民族解放图景，“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此，无论是作为共产党救国救民的宏大叙事还是作为普通一员的民族国家想象，革命文化把中华大地的每一份子有机联系起来，不断唤起民族觉醒，激发革命斗志，汇聚革命力量，形成思想共识，组建具有共同革命旨趣的“共同体”。在欧洲，革命文化的内涵经历了描述自然物体的运动到赋予其改变命运的进步意义。在最初的含义中，“革命”指向天体时空运动，随着历史的演进，16、17世纪开始指向“命运的变化”“人类事务的偶然变动”“人类时间流程中突发的变故与混乱”，开始具有了革旧鼎新、改变命运之含义。18世纪法国大革命爆发，启蒙思想家的革命观在欧洲大地上有了一次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一个重要原理，即革命必须由受压迫和剥削最苦的阶层来完成，革命必须采取必要的甚至暴力的手段来推翻旧有秩序建立新秩序。在中国，革命文化从最初“改朝换代”以改变“天命”向救亡图存、民族振兴转变。正如孙中山所言：“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以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1840年，列强入侵敲碎了中国闭关锁国的“迷梦”，用坚船利炮叩开了国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苦难深重的一页翻开了。深重的亡国灭种危机，激发了中华儿女浓郁的忧国忧民情怀。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国革命早期领导人在积极吸收传统革命文化资源上，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背景的革命文化。毛泽东曾对其下过一个经典定义：“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革命文化认同离不开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有一个由一批先于大多数被动反抗的觉醒了的人们组成的政党组织作为坚强的领导，他们担负着动员、领导、组织民众的历史重任。诞生于炽热的革命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最先觉醒，他们启发、动员和组织四万万同胞，让民众认识到社会性质的变化，认识到民族、国家的前途，更认识到革命的性质、途径和前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感知到人们对民族前途的焦灼，意识到革命文化对创造“救亡图存”的革命意向的积极作用。没有革命文化来激活麻木的吃蘸上革命者鲜血的“人血馒头”来治肺痨的普通民众、凝聚一盘散沙的社会阶层人士、振奋彷徨无助的民族精神、昂扬自发觉醒的民族斗志，中国人民的革命就不可能转为自觉革命，“影响中国20世纪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使中国人民具备了思想、愿望、情感向革命转化的基本条件。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所描绘的革命前景产生了时代共鸣，革命文化迅速聚集起巨大的民族整体性力量，“原来近代中国革命，是由帝国主义底压迫所引起。中国整个民族，都在帝国主义底铁蹄压迫之下。所以中国革命的原始动因，是反抗帝国主义底压迫，解放整个被压迫民族”。就连20世纪20年代初来华讲学的罗素也看到：“中国如果不变成尚武的国家，或者列强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的经济难免要为外人所控制，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形成了弱肉强食的关系，无论在本民族内还是民族之间。但中国变为尚武的国家，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最终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社会主义在欧美取得胜利。”

　　二是有一个先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无数的社会革命表明，没有先进理论作为指导的革命，注定是失败的革命。无数仁人志士，包括中国的几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试图给出自己的探索和答案，因为指导思想与中国的革命现实和民族命运不符，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以及十月革命的启迪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从而开辟了中国近代革命的新局面。

　　三是找到了改变现状的方式和手段，即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别的阶级或别的方式来实现。在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历史背景下，个体能否生存、民族能否延续、种属能否保留引发了中华民族“救亡与复兴”这一压倒一切的主题。改良、妥协都不能改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境况，唯有革命才能改变亡国灭种的命运。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唯有以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反革命的暴力，才能实现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谢觉哉在1940年也谈到：“不论哪种革命，总是反抗压迫。统治者不许我们自由，不和我们讲平等，不采取我们的意见，一味压迫，——压迫即是不民主，于是我们就要革命，革命是争取民主，推翻反革命是推翻不民主。”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通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等波澜壮阔的“武器的批判”运动，我们实现了以独立、自由和民主的新中国取代腐朽没落的旧中国的重大历史进程。

　　四是以传统文化为思想养分。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孕育了优秀、厚重的传统文化，譬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革命文化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其思想养分来源，并且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民族特色。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提出要通过“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赋予富强独立的民族国家想象，为革命文化注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精神特质，其实质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1944年，毛泽东与英国记者斯坦因有一段谈话，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在这方面的主张。毛泽东说：“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落后就要挨打的血腥教训，改良未必成功的彷徨与挣扎，流血牺牲救亡图存的图景，交织成一幅特殊时代的画面，关于未来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化新中国的图景从先进个别认知，逐渐引领、汇聚成主流的群体意向。将近百年的革命斗争形成了“不畏难，不怕死，为主义而牺牲”的井冈山精神、“坚持信念，坚忍不拔，逆境奋斗，乐观向上”的长征精神、“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的西柏坡精神等。这些革命文化，经过不断选择、融合和重组，在整合中外优秀文化思想的基础上结晶为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形态。应该说，这样一种文化样态，酝酿于近代，形成于“五四”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传统文化为根底、以人民利益为旨归、以民族振兴为己任，植根中华大地、反映中国现实、凝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独特思想与精神风貌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中华民族不能放弃优良的革命精神，要以全新的精神风范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将革命进行到底。

二

　　一个有着坚强脊梁和韧性的民族总是善于把受到的伤害以“弯枝”的形式强烈反弹出去，受伤越深，反弹越有力。百年的屈辱，中华民族的“弯枝”被压抑到了一个历史的低点。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改革开放的春风使“弯枝”的反弹以史无前例的方式迸发出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革命的目标和任务也已变化，不再以暴力手段为主基调，也不再以政权的推翻为目标，革命任务从“站起来”转向“富起来”和“强起来”，转变为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转变为谋求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自我与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内在一致性，通过时代事件得以表达，呈现为抗洪、抗震、体育竞技及建设小康社会等共同精神力量，从而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积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及物质基础。因而从根本上说，“革命”孕育了新的内涵，其主旨转变为改革、发展和不断积累的过程。而新的革命文化认同则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为纽带形成整个社会动态稳定的合力格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这一历史阶段，一方面，革命作为一种暴力手段的认识在以一种认识惯性和制度刚性而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毛泽东等革命领导人也认识到，新的形势下，“革命”形式和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虽然毛泽东提出“不断革命”口号，但他也赋予“革命”新的内涵——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结合起来。1956年提出要向自然界开战，革技术落后的命，这是一个以建设为主题的革命；1957年又提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新概念，这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革命。毛泽东认为两种革命相互促进。而邓小平更加看重生产力革命，他赋予“革命”以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强的生命力，在他看来，解放生产力，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是新形势下革命的本质意义及要求，“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由此做出新的判断：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就抓住了新时期“革命”的要害、灵魂和本质。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进程加快、经济体制急剧转型、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市场意识“启蒙”甚至“重塑”了人们的思想。人们的“个体意识”不断苏醒，商品经济、消费主义重塑着人们之间的内在关系，“革命文化”所蕴含的伦理观念和理想追求有着“月印万川”的个人精神建构与导向作用。这种建构作用对于弥合日常生活的实际构成与政治结构的象征秩序之间的分裂，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反映主旋律的文艺作品通过精心策划，旗帜鲜明地重构着“革命文化”的精神认同空间，如《张思德》《战狼2》等影片，鲜明地表达了“革命文化”的共鸣和认同意向。

三

　　威廉斯曾对文化有个定义：“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个定义对革命文化认同有很多重要启示：文化是日常的；文化既是个体的更是社会的、整体的。“日常的”表明革命文化认同必须接地气，有亲和力，能让人听得懂和看得明白，这样才能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持续性影响人们的东西。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让个体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与个人幸福、群体出路、社会进步和发展连接起来，只有建立了这种联系，个体和社会才有出路；而既是“个体”也是“整体”的，则表明了微观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也表明了革命文化认同的结构性特征。总的来说，革命文化既是其创立者的主观体悟、感受与需要，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由个体感受与需要汇聚起来的民族呐喊。

　　一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安全观的高度，增强构建革命文化认同的使命感，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的传承者和表现者，一方面，革命文化应该在精神上与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深刻的联系，建构具有民族独特气质的革命文化；另一方面，将革命文化扎根于现实文化土壤，从鲜活的生活中寻找和挖掘潜藏的民族性是革命文化的出路和发展方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革命文化不是不重要了，也不是可以“冷藏”起来了，相反，应该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在传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其时代内涵，使其处于“保鲜”状态，以引领新时期的社会建设，“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只有正确地认识历史，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并以史为鉴，查往知来，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革命文化安全观要注意五个基本判断标准，即看能否形成正确的政治倾向和价值导向、能否形成民族的和优秀的文化主导地位、能否控制不安全因素以文化载体或项目的方式进入社会、能否体现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促进社会共同理想信念的形成。

　　二是以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增强构建革命文化认同的正确历史观，正确评判和审视革命文化。“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谏太宗十思疏》）。弘扬革命文化，应以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价值基础，积极吸收反映人类共同利益的新价值，总结已有经验，用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者和继承者时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7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作了新的指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该总结，从乌龟壳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毛泽东在这里用“乌龟壳”（即甲骨文）来比喻比“孔夫子”更为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共产党”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用“五种精神”精辟阐释了革命文化的伟大历史功绩，并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时代价值作了充分肯定。习近平反复强调：“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中国人民就无法打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

　　三是以关切民生福祉的温度，坚持意识形态发展与利益调整相协调的规律，“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革命文化源于人民决定了文化必须服务于人民，这是“革命文化”在文化主体和功能上价值取向的基本定位。利益是人们行动的重要动力，人们的奋斗都与自己的利益有关。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从人民利益和民族前途的历史观照出发，注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和平建设时期更是如此。正如邓小平所言，“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利益主体是多元化的，同时，又要从政策上、思想上统一利益主体。在坚持人民主体价值观的同时，增添价值主体可分解性的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宗明义：“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革命文化也需要对自身来一场革命，在继承其精神内核的同时，也要赋予其新的内涵，调整其利益表达机制，以更好激发其时代张力。

　　四是正确判断历史方位，理顺民众看待社会变迁的观念与态度，激发使命意识和历史担当。从革命战争到社会建设，从民族独立到国家复兴，社会主题发生了变化，国际坐标和参照系也发生了变化。如果不能以正确的历史意识来确定民族发展的历史方位，就不能准确把握民族的当下与未来，就不可能触动历史进步的神经。有人喜欢把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而忽视了自身的发展变迁，这就很容易把社会矛盾和问题看作落后与必然，而不能以辩证的眼光看待社会发展。无论是面向过去不思变革的怠惰，还是面向贫穷落后国家的自我感觉良好，亦或是面向发达国家的“自卑”，都不是正确的发展眼光。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外国的月亮就是圆”以到日本“背马桶盖”，到韩国抢“中药”为变种，呈现为新时代的“不自信”。唯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正确判断历史方位，“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作出客观审慎的评估；对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的认识；对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信心与能力的持有；用历史机遇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积极引进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人才、科学技术知识和装备；主动实行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与创新等等，使自身发展接近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正确处理好“差距”与“信心”的关系，激发使命意识和历史担当，更加自觉地参与社会建设。

　　五是客观认识革命文化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后这几个历史时期，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但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改变民族命运的实践探索。无论哪一个时期，都需要弘扬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核，转化为社会建设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习近平曾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市场经济的逐利意识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货币的通兑性过于痴迷，迷恋实物所带来的消费愉悦和使用感受，而忽视了维护能带来心灵宁静和精神升华的内在秩序。

　　进入新时代，“革命”突破了狭义的暴力革命观，被赋予了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内涵。邓小平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以新的创业精神来推动建设实践，“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创业精神来支持和鼓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些都是应该成为新时期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所要大力提倡和发扬的创业精神”，并认为“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是我们付出了代价才取得的共识”。2008年12月19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生了三次伟大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三次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

　　六是深入研究文化传承和发展规律，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革命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性和断裂性相统一的过程。在革命文化的传承和复制过程中，改革开放使得异质文化不断传入，东西方文化不断相互激荡。这就需要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这里的“一”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先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要不断适应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形势，要树立正确的文化服务观，就是要有一种“润物无声”的工作态度和执着精神，提供更多负载着真、善、美的价值取向的文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其次要树立宽广的文化服务意识，始终牢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贴人民的各种文化需求，紧贴人民喜好的表现形式，紧贴人民融入文化的各种习俗和习惯。再次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唤醒民众对革命文化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四

　　“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而彼不能群”（《荀子·王制》），呈布朗运动的社会个体如何凝结成具有一致性倾向的社会力量，是一个历史的迷思。恩格斯曾给过一个“合力论”解释，“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需要全体中华儿女不断奋进，勠力同心，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