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钢铁厂新建的76公厘无缝钢管车间，于1959年11月1日投入生产。这是穿孔机在轧制钢管。1959年 马昭运 摄。

　　社会主义改造也一样。父亲说：1954年刚开始准备搞社会主义改造时，传下了刘少奇的“政策”，说所有职工在社会主义企业里都要成为合同工，广大工人听了都很害怕，对这种“社会主义”发生了反感和抵触情绪。父亲和他的同事们都说：“在王鸣一那儿做，一般只要好好干还不会失业，到了社会主义怎么都成了合同工?工作怎么反而没保障了?要每隔几年签订一次合同。”——其实正是在1954年通过的宪法里就规定，人民群众有劳动(即就业)的权利，也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有保障。刘少奇当时就违反宪法。后来传来消息，毛主席批评了这一主张，说：社会主义改造后工人的工作要有保障。广大工人立即转为最最坚决地拥护社会主义改造。

　　工人们确实眼最亮，心最明。不管你叫什么，他们最讲实际。在文化大革命中，合同工制度被称为刘邓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1954年刘少奇等人叫做社会主义。邓小平复辟叫做“改革开放”。但是不管叫什么，工人拥护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合同工制度也配叫社会主义，那么工人们就反对你这种“社会主义”。新沙皇比老沙皇更厉害，党内的走资派比资本家更厉害。邓小平复辟，工人们都成了合同工，“合同”的签订根本不尊重工人的意见，官僚垄断资本家说如何就如何，所以工人们都叫做“卖身契”。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这样，没有想到父辈没有吃过的苦，反而要我们这一代来品尝。我厂的“合同”上留有空格名义上工人可以题自己的意见，实际上官僚垄断资本家根本不会同意，我周围十几个工人提出自己的要求没有一个得到同意。我提出我在用看谱镜时严重伤了眼睛，曾经十次眼底出血一次视网膜脱落，要求以后眼睛发病能够得到医治，如果不幸失明生活上必须得到供养。这完全合理的要求他们不但拒绝，而且为了应付，他们要我交出病历去鉴定——我没有想到，他们竟会篡改我的病历。我把病历交出约两个星期后，他们突然在上午十一点还给我，让我自己送去，当天下午就要送到。我想不到，也没有时间验证在这两个星期里，我的病历会多出一句关键性的话，而在《鉴定》里这句话居然重复引用了四次。就这样我的要求被否定了。以前是地主、反革命记变天账，现在是工人、农民记变天账，这笔帐早晚要和他们清算的。不仅如此，按理订了合同双方都应该遵守，实际光要工人遵守，对官僚垄断资本家却没有任何约束力。如：我们这次签订的合同是五年，那么官僚垄断资本家就必须让我们干足五年，可不到三年大批工人就下岗了，或者“内退”。我就是二等下岗——“内退”。

　　社会主义改造所以会在1956年成为高潮，还因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经过解放初的大发展后，已经走到了尽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了。1954年和1955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滑坡，生意很不好做，不少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我的亲属中就有两人失业，大伯伯作为小业主在1955年也到了极其困难的境地。那两年是解放以来物价最最低的时期，现在许多人都把这当作好事，其实物价太低使得企业赚钱少或不赚钱、甚至亏本，是一种危机。这两年是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生危机的年代，连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也受到了影响。在职职工生活固然没有受到影响，失业工人就惨了。所以五十年代工业增长速度以这两年最慢。社会主义改造后，1956年工业立即得到了极大的飞跃。可现在有的人出于某种需要居然大肆抬高这两年而贬低1956年。(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除外)

　　那个时候，共产党的政策是：企业只要能够勉强维持就决不能倒闭。资本家的原则是赚钱，如果企业不赚钱那不是白干了?他就要将企业关闭。但这将使更多的工人失业，引起链锁反应。失业的工人越多，购买力越低，物价越低，企业就越不赚钱，就会有更多的企业亏本倒闭，于是又有更多的工人失业，购买力就更低……。当时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让企业尽量坚持，使这个链锁反应缓和得多。不象邓小平复辟，把企业破产说成好事，工人失业，还写出了“下岗工人的动人故事”。这只有最最无耻的人才会想得出。

　　广大工人包括我的父亲非常拥护共产党的这个政策。有的资本家就不愿意坚持，他们办企业不愿不赚钱，更不愿亏本，有的人千方百计要把企业倒闭了。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父亲突然气呼呼地回到家里说，有一个老板不知走了什么门路，居然让政府同意他把企业倒闭了。父亲说已经和其他一些工人约好，要到政府里去说，说这个企业完全可以坚持下去，不应该倒闭。后来父亲去了，结果如何我就不清楚了。父亲的气好像消了，大概那个企业不再倒闭了吧!父亲不是这个企业职工，同去的工人至少大多数不是这个企业的，但他们就是要管这个“闲事”。看来工人阶级确实是有团结力的。然而有一个小业主把商店倒闭了父亲和工人们却都很同情他。那个小业主雇了一个学徒，完全是个无赖，什么工作都不肯做，什么坏事都做。那个商店完全是活活地被他搞垮的。小业主只好把商店倒闭了。开始政府也还叫他维持，但附近的工人们都为这个小业主说话，于是得到批准倒闭。倒闭的唯一结果是那个学徒被撵走了。小业主摆了一个摊头度日子，成了小贩。我亲眼看到他守在一辆手推车旁边，车上放着货。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遇到严重困境时，光让资本家坚持也确实不能长久，社会主义改造就应运而生了。资本家所以会敲锣打鼓地拥护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七十年代有文章说工人和农民一夹攻，资本家不能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一说法不完全正确，很不完全。苏联的工人农民何尚没有夹攻?但尽管列宁说过，布尔什维克只要国家政权，资本家还可以继续办企业发财，列宁也设想过赎买，资本家就是不接受，发动了大规模叛乱，大肆屠杀工人、农民和布尔什维克，以致造成了大规模的阶级仇杀。中国资本家所以会接受改造那是他们的企业本来就办不下去了，与其在那儿硬撑，甚至赔本坚持，倒不如交给共产党，坐收定息。他们有不得已的一面，有受共产党教育的一面，也有不甘心反抗的一面。王鸣一把废品作为资产就是资本家反抗的一面，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改去他唯利是图的本性。在这次斗争中，由于一个国民党留用人员钻在政府内部捣蛋，资本家胜利了，共产党输了。　　

1956年12月，北京瑞蚨祥绸布店经销裘皮大衣。《大公报》记者摄(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锣鼓声中，几十个资本家的小厂合并，上海刃具厂诞生了，到了1958年大跃进，完全靠工人们的干劲和聪明才智，工厂开始生产游标卡尺，上海刃具厂成了上海量具刃具厂。

　　社会主义改造时，父亲和 S还有其他许多工人，多次打报告要求下车间，但不管他们怎样报告，厂里还是让他们搞物资管理。父亲进了工具仓库， X进了钢材库， S干什么我倒不知道，八十年代他在总师室。资本家的两个小姨子自然不会那么傻，不会打报告要求进车间，她们进了办公室。1987年父亲病危，其中一人是工会干部，我们真正的工人要受她们管。父亲的病和死成了她的例行公事。

　　从工资收入看，社会主义改造似乎并没有给父亲直接带来一分钱的好处。经过计算，各种名目的收入(包括伙食)加起来父亲工资121元。比国家给他定的级别高，按照政策保留。后来一次加工资，按理父亲应该加的，但领导希望父亲让出来，父亲二话不说就让了。1962年国家困难，要减保留工资。如果父亲那次加到的话，就可以不减，因为没有加到，工资减少了五元，成了116元。但父亲从来就没有发过一句牢骚，让工资还是父亲过世以后到近几年我才知道。——补充一下，父亲的工资虽然减了，但后来有了奖金，再后来是附加工资五元，所以依此说父亲的工资没有减。不过1962年物价有些上涨所以实际收入还是有所减小。在1956年父亲的工资大概可以买960斤米，1964年连同附加工资840多斤。不过也有一些东西降了价。

　　父亲收入没有得到直接的好处并不等于工人阶级没有得到好处。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工人工资参差不齐，1956年许多工资较低的工人加了工资，不少人连跳两级，又为绝大多数失业者安排了工作，全国有500多万人就业。大量的工资发出去，物资供应一下子紧张起来。物价没有大的波动，肉、鱼等都开始定量供应。布票1954年定的量，大多数人都没有用完，父亲虽然工资比较高，因为父亲的负担很重，又准备搬家，所以我家也没有用完。但由于人民的购买力提高，1956年布票就要打对折使用了。解放前的剥削者叫苦连天。

　　1955年我们搬家以后，新邻居中就有一家历史反革命，虽然解放了，而且没有工作，不知为什么他家的生活还很富裕。我们刚搬来时就听说他们家的三个儿女，一个没有鱼就不吃饭，一个没有肉就不吃饭，还有一个没有鱼肉不吃饭。我就听父亲嘲笑了他们。父亲很少说话我只听到过一、二次。说得最多的是母亲，说他们把孩子惯得不像个样子。我母亲说来还是资本家的女儿，但她也很看不惯，她自己从来就不是这样。父亲从小在宁波鱼米之乡长大，吃鱼虾贝蟹不要钱，只要自己肯动手就可以一日三餐有鱼虾，也从来不至于没有鱼虾不吃饭。第二年鱼肉定量以后，那家人就叫苦连天，我父母却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话。

　　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就以此叫嚷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了，说解放前什么都可以买到，现在许多东西要凭票证了。他们在解放前剥削工农有的是钱，当然认为解放前好，但是这和大多数工农又有什么关系呢?马寅初则宣布是人口增加太快的结果，又不顾就业大幅度增加，硬说人口增加太快造成了就业困难。可是邓小平复辟以后，又把大跃进前宣布为没有矛盾的“黄金时代”。据说发行票证都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宣称凭票证是物资匮乏。其实除了六十年代初，其他时候都是购销两旺的。这些人历来如此，什么事情只要他们认为是好的就一定要避开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最好还得避开共产党、毛主席和社会主义。比如1958年动员家庭妇女出来工作，甚至里弄干部到家里来坐着不走，他们认为是好事，硬说是1957年，我跟他们说那是1958年大跃进，他们还硬说大跃进时就业困难。什么事情他们认为是不好的，一定要把它和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挂钩，要归罪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他们不要事实只有政治需要，跟他们永远也说不清。

　　解放以后，人民生活是大大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工人农民最清楚，反共的右派在工农中没有市场。现在邓贼把他们都一风吹了，工农对他们仍然不感兴趣，他们也只有顾影自怜。

　　应该承认，在后来职工中像父亲那样工资达到100多元的就没有了。但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前工资特别低的也没有了，所以平均工资，全国都比社会主义改造以前高。另一方面就业人数大为增加，不但消灭了解放前大批地存在，到1955年仍有相当数量的失业职工，最最重要的是大批妇女参加了工作。在上海1957年青年女子依靠丈夫还被认为天经地义，经过大跃进，大多数得到了就业。我在上海，一度以为全国都是如此，但1970年到四川才惊奇地发现存在那么多的年轻的家庭妇女。依靠丈夫还是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但也不过仅仅三年，大批女青年就安排了工作。1970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时还以女方是个合同工而自豪，称之为“自带饭票”;到1973年给我介绍对象时，合同工的调子就降低了下去。1949年全国不过八百万职工。根据邓小平的数据，1955年各种职工合计人数为2162万人，1956年就达到了2977万人，到1976年时，就达到了8673万人。最后这个数字是邓小平篡改缩小了的，在他们刚刚上台时说1976年全国职工9000多万人，仅全民职工就超过7000万，后来被篡改为6860万人。父亲一个人供养我们全家五口，还得对祖母承担义务，负担并不轻。对于后来的小夫妻来说，虽然没有我父亲那样的工资，但两个人来承担自然比一个人要好得多。据统计1964年全国职工赡养人口包括自己为3.4人，1976年只有2.06人。1952年尽管经过解放初三年的大增长，工资总额还只有68.3亿元，平均月工资不过35元，许多人同样需要养活五六口人。但是1953年就增加到90.0亿元，平均月工资超过了35元。1954年和1955年还有增长，达到108.8亿元，平均月工资超过41元。1956年几乎增长了一半，猛增到了158.6亿元，尽管500万人才就业，按常规，工资比工龄长的低，平均月工资还是提高到44元多。1976年据邓小平数字是489.2亿元，平均月工资47元，绝大多数家庭已经两夫妻工作。所以工资没有大的增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是有很显著的增长。邓小平集团把1958年和1976年平均工资比1957年和1965年低，作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搞糟了，人民生活下降了的根据。这如果不是存心捣乱，就是连新职工的工资总是比老职工低这一常识也不知道。大跃进全民职工总数翻了一番，从1957年2400多万猛增到5000万以上。文化大革命使得职工总数翻了一番以上，正是因为增加了大量工资比较低的新职工，才使得职工的平均工资被冲淡了。平均工资降低正说明国家经济发展飞速，大批城乡人民就业。

　　即使按照邓小平复辟当局的数字，1976年我国在物价稳定、略有下降的情况下，工资总额也从1965年的282.3亿元猛增到1976年的489.2亿元，即猛增了73.3%，世界上哪个国家有那么高的增长率?1986年据说工资总额增长到了1659.7亿元，好像增长率高得多，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折算下来究竟又是多少?更何况这个工资总额分配极端不公正，少数官僚、恶吏和“精英”占据了相当大一部分，一般职工实际收入不但没有增长，许多人还下降。那能够和社会主义时期比?九十年代就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没有加到工资，但父亲一贯拥护共产党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工作一贯很积极认真负责。父亲知道，解放后自己工资所以能够提到那么高，绝不是资本家突然发善心了，完全是解放的结果。

　　解放以前自己的收入根本供不起一家五口，对祖母也未能尽过义务。解放后虽然负担很重，但生活大为改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加工资也并不等于完全没有得到经济上的好处。

　　一个就是房租。我们在1955年搬家，前面说过房子比原来的大为改善。解放前这房子原本不是我们住的，房客大多是资本家和反革命。正因为解放了父亲收入提高，我们才能够搬到这儿来。但虽然搬了进来，房租却极贵，每个月 19.34元。同样的房子，比我们早搬进的邻居只有一半。原因正在于他们是解放前搬来的，解放后工人收入提高，要求改善住房的决不是我们一家，所以房东就乘机提高房租。1953年到1955年正是上海房租最高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后确定我们的房租应该是 9元多。不过这只是名义上的，父亲的高工资保留，高房租也长期保留，而在1957年搬进来的邻居，房租就7元了。当时说减房租以后再说，这个以后就是二十年。1976年我家的房租才真正减到了 9元多。不幸的是，不久邓小平复辟，房租又大幅度地暴涨起来了。

　　不过虽然二十年里没有减房租，毕竟我们还是住了二十年，大跃进时国家还派人来修缮、粉刷、地板打蜡，后来则每个月发地板蜡。而且国家承认我们房租是高了的，没有得到实惠还是得到了一个名。不想邓小平复辟，老百姓差不多要住不起房子了，却还说房改给人民群众带来了莫大的恩惠。更谈不上修缮、粉刷，地板蜡也不发了。

　　另一个是劳保和公费医疗。自从社会主义改造后，城市的职工生老病死都有了依靠。老了有退休金，不至于丧失劳动力后生活无着。生病后有了公费医疗。母亲和我们弟兄也跟着沾光，医疗费报销一半。1964年我进了大学，看病也不要钱了。　　

花溪人民公社敬老院 1959年摄于贵州 李仲魁摄

　　父亲自认为身体很好，尽管有公费医疗却在相当长时期里极少看病，我也想不起在我毕业以前他什么时候请过病假。平时有点小病他就扛着，既不请假也不去看病。母亲倒要责备他：“现在医生就在面前，又不收钱?为什么有了病不去看病?小病不医，大病吃苦。”父亲什么解释也没有。偶然生病找医生还是有的，但是医生给他开了病假条，他往自己的衣袋里一塞就又去上班了。这在毛泽东时代也是普遍现象，许多工人都是如此，是出于对毛泽东时代的热爱以及和旧社会的对比。也正是如此，所有的工人对于无病装病，小病装大病，泡病号的非常看不惯，我父亲也一样，他说到此类事时说：“看得眼睛要出血”。这我到四川后也遇到过。1973年我在翻砂车间上班时，有一次不小心把一块废铁扔到了组长的身上，当场打出血来。我又害怕，又内疚，我和在场的人都请这位组长去医务室，可他照样劳动没有去。其实我自己也是如此，这也是老一辈耳濡目染的结果。文化大革命到海港劳动，有一次吊车开来，把铁链子打到了我的嘴唇上，当场打肿打出血来。医生叫我休息，给我开了一张病假条，我还不是又去上班了。无论在学校还是毕业后到厂，我也是有点小病不找医生开药的。那个时候，到医院看病还往往不付现款，厂里有记账单，拿了就可以到医院看病。但我一张也没有用过，以至于连怎么用都不知道。复辟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比年轻时差了，医疗费反而越来越高了，公费医疗也取消了，现在已经看不起病了。大概1980年吧，我看到报纸上大肆鼓吹什么医疗也要遵从价值规律，邓小平们从来就不懂价值规律却不懂装懂，他们说的价值规律不过是黑心规律罢了。当时我就说我们南充地区中心医院要改称南充地区中心医店了，我们厂的医务室就改称“医疗小卖部”。不料这一完全为历史证实的预言竟把一些人说得发火了。他们忠于邓小平却连邓小平的报纸都不看也看不懂。电视里总是说，有病要去医院找医生，不要自己买点药吃吃算了。——他们说得轻松，看得起病谁还会这样做?这不是真正对人民群众的关心，现在的电视最会做广告，这不过是当局给医店做广告罢了。

　　第三是学费。我说过，如果解放前，父亲能不能让我们上学很成问题，那时生活都很困难。由于解放后父亲收入提高，1951年我和我哥就进了校门。尽管如此对父亲还是不小的压力。小学学费视学校好坏每学期高达三十元左右，还有书本和杂费。不过解放了，学校对于经济拮据的学生可以减免费，我家减了一部分，还可以分期付款。我们也分期付款的。1955年我们搬家，父母为了我们上学奔走了好多天。新家附近的学校都不能减免学费，学费最高的要36元。后来到了一个比较差的学校学习，一个教师同时教两个年级，学费只要24元。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学校比以前好了，学费却一下子就减了下来，每学期只有六元。所以不能说父亲，还有我们，没有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好处，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连资本家、地主、富农、反革命也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子女一样可以以低学费进校，生活困难的还一样可以领助学金。就是社会主义改造以前也一样，我们有个邻居是个反革命，他的儿女在1956年以前上学就免交学费。社会主义改造前，我进的几个小学没有一个有操场，都是弄堂小学，课间都到弄堂里玩，上体育课也是在弄堂里。1956年下半年到了安福路第二小学，第一次进了有操场的学校。当我进操场后，看到有双杠、单杠、沙坑、爬杆等运动器械，觉得社会主义改造后就是大不一样了。我首先对爬杆感兴趣，后来竟然在爬杆上成了一把好手。　　

1958年，北京市宣武区椿树胡同管界内的624名文盲中有557人参加了扫盲学习。图为一个扫盲小组在练习写生字。(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1958年我进了初中，后来又进了高中，最后考进了大学。以前父亲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进大学，做梦都不会想到他的儿子会上大学。解放前在他眼里如果我们能够像他一样，读几年书然后找个工作就不错了，很可能还不一定读得起书。如果凭他只能买一些美国廉价奶粉的工资，怎么付学费?如果解放前的小学校学费也和社会主义改造前一样高的36元，那么父亲一年的工资还不够供一个人上小学。读初中、升高中、上大学就更不要想了。

　　在父亲眼里我们的前途大概就是学生意。那时候上海和宁波不少父母，对男孩子从小就要进行一些特殊的训练。父亲也是一样。如果吃饭时去一家人家，往往可以听到父母，尤其是父亲对男孩子一连串的训斥声。一是要孩子菜吃少些——那是因为伙食差，女孩子也要受这种训斥。另一个就是要孩子饭吃快点，女孩子照例不受这种训斥，她们饭吃得慢是天经地义。在家中我因为饭吃得慢，受训斥最多。但我到单位从来没有人说我吃得慢。结婚后拙荆一直说我吃得太快，常常看到我被噎住，一直要我不要吃得太快，经过二十多年我才改过来。可小时候仍然几乎没有一顿饭不受训斥，不管我吃得多快，总是说你吃得慢。一边吃，父亲在一边说：“你吃快呀!吃快呀!将来你去学生意，饭吃得不快要吃亏，不会吃饱的。现在跟你说你不听，到那时候再想到我们是有道理的也来不及了。”——原来那时候上海和宁波训练男孩子吃饭快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将来学生意，为了不至于因吃得慢而吃不饱。父亲经常告诉我，他就是吃得快，学生意时在吃饭问题上没有吃过多少亏。但这个亏到他晚年就反映出来了——父亲死于胃癌。

　　父亲告诉我们，解放前上海资本家的企业如果自己用了饭师傅，一般来说工人们还能吃饱。这时资本家最怕的是工人们叫喊没吃饱。因为人们会说：“在他那儿做事，连饭也不让吃饱。”但饭师傅就最倒霉了，吃后饭还有余，老板就会训斥，为什么饭多了?费了他的钱。如果饭不够，工人们反映没吃饱，为了避免传出去不好听，老板又要训斥。表明不是他不让工人吃饱，责任在于饭师傅煮少了。所以饭师傅就成了饭乌龟，只好把头一缩由着训斥。另外，不少资本家是不用饭师傅的，而把工人伙食包给饭馆，那工人吃不饱就经常了。由于已经包给饭馆了，资本家也不怕工人喊没吃饱了，因为那是饭馆的责任。解放前一桌八个人，名义上每人两碗饭，相当于现在三两多，本来也远不如毛泽东时代的粮食定量，大概只是和现在的盒饭差不多。实际饭馆总还要少一些，最少时只给十二碗，这样就总有人只能吃一碗。吃不饱就成了常事。父亲还告诉我们，解放前人与人之间等级观念特别强，一般来说最后来的学生意必须给大家盛第一碗饭，吃了第一碗后学生意各人盛各人的饭，各个师傅由他们的徒弟盛饭，而经理等也由最后来的学生意盛饭。所以学生意如果吃饭慢，饿肚子是必定的了。父亲还说解放前，儿子去学生意前父母都要教——刚到企业该你给大家盛饭，你自己第一碗要盛得少，给别人要盛得多。由于自己少，所以容易先吃完，就有机会先去添饭，饭到了自己碗里就不怕了。别人饭多吃得慢，最后添不到饭的就是他们中间吃得最慢的。

　　父亲还告诉我们，根据那个时候的等级观念，名义上四菜一汤，有荤有素，但照例饭盛好后，大家走拢，由经理或其他管理人员，总之一桌中地位最高的人先动筷子大家才能动，肉照例首先是他们吃的，其他工人伺机或许可以吃上一块。当学生意的就要自己留神，肉是绝对不能去碰的，不然以后日子就难过了，多半还得当“回汤豆腐干”(被开除回家)。当了“回汤豆腐干”被人看不起，从此工作不好找，父母也要埋怨自己不会做人。

　　母亲也告诉我，外公的厂里就是这样。外公自己从来不和职工一起吃。当外公的厂还只有一桌(八个人)时，一般由张家两弟兄点菜，他们最喜欢点的菜叫做“西施肉”，一碗只有四块底下是菜，每次吃饭多半他们一人两块，其他人吃不成。偶然剩下一块，照例由工人中地位高一些的伺机吃了去。

　　父亲这些话并不是为了做忆苦思甜报告而说给我们听的，但比忆苦思甜报告对我的教育更深刻。社会主义改造后，我们就是去做学徒也不必为每顿饭煞费苦心了，照理不该再做这种训练了，可习惯上父亲还一直对我们进行这种训练，让我们在骂声下吃饭。一直到我进大学才终止，只是再也不说学生意的话了。——这也是一种社会的化石吧。

　　父亲学生意也作过，工人师兄也作过。我不能确切知道父亲是不是也曾煞费苦心每顿饭都在盘算，如何使自己不致少吃一碗，如何指望也能吃到一块肉。父亲从来不讲。这也不好讲，说出来被人嘲笑。所以尽管这种情况极普遍，老上海都知道，在忆苦思甜时却没有人出来说的。即使吃得快没吃过多少亏，没有必要想那么多，也得益于从小的训练。那么多上海人和宁波人训练男孩子，还不就是为了一口饭?在他们还很小时就开始为他们盘算并煞费苦心。财大气粗的人自然会嘲笑，说工人们每天都处心积虑，盘算的不过是一口饭，一块肉，自己这么做还不算，还从小就对孩子进行这种训练。但这完全是社会逼的，心中所想的又不能说出去。

　　难道我们能够要求工人们在忆苦思甜报告中说：解放前我每天是如何想着能够添上一碗饭?能不能让他们说：解放前我每天是如何考虑着能够伺机吃到一块肉，并挖空心思?何况自己添上饭后其他工人就得饿肚子。

　　现在的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把解放前倒说成了天堂。记得我曾经跟人说，解放前全国人民包括地主资本家和反动官僚在内每人平均每年最多只吃五、六斤肉。有人一口咬定我：“搞错了，是每个月。”我跟他们说：“如说每个月，现在也没有做到。我没搞错，就是每年。”他们就说：“照你这样说，肚子里有什么油水。”——最最讨厌的就是他们从来不照事实和根据说话，动不动就是“照你这样说”，最好一切都照他们说。我完全是照事实说的。最最起码的事实是解放前我国总共不过养5700万头猪，一头猪要养一年多，每年能够出栏也不过4000多万头，全国人口倒有5.45亿，平均每十几个人一年吃一头猪，一般一头猪杀了只有六十斤肉，所以我说的每人平均五、六斤肉虽有出处也只可能夸大不可能缩小。“肚子里有什么油水”，荒唐！！！解放前大多数工人农民吃饱饭都成问题，还讲什么“油水”？全国半数农民糠菜半年粮。大多数农民终年不见肉味，北方许多农村过年过节吃顿饺子还是素的。如果说吃饺子是过年的话，那是因为这是“白面”，许多人平时连大米和白面也是难得吃的。在江南和成都平原，所以公认为富裕，那是因为有稻米吃，江南还有鱼虾吃，有的普通农民还能吃饱。也正如此成都平原被说成是“天府之国”，比它好的江南是“鱼米之乡”，而我国从来就没有“鱼肉之乡”。我妈说上海是天堂，我们家还没到一点肉都吃不起，我的姐姐生了病吃点牛肉尚且还有人发话。那些说“肚子里有什么油水”的人在解放前一定是肚子里大有油水了，这些人中间凡我知道家庭出身的就是地主子女。解放前地主、富农的肚子中也不是人人有油水。文革时我们在上海下乡，许多农民明确地跟我们说，他们现在吃的，解放以前许多富农和小地主还吃不到——上海郊区尚且如此。

　　现在邓贼之流和反共分子、右派分子们又硬说复辟以前我们都“穷极了、饿极了”，复辟才解决了吃饭问题，中央电视台说面包史也不忘造谣说，毛泽东时代谁吃面包，回头率比现在的靓妹还高。这实在是极端无耻、穷极无聊。无论在四川还是上海，至少到1975年我们结婚后从上海回来，城乡都没有看到任何饥荒，正是这次回来路上，我在火车上才第一次听说：“现在家家户户有几百斤存粮。”第二次是1976年夏季妻子生孩子，我们化验室有人借机打听我的家底，问我准备了多少存款、有多少存粮。我回答说：“去年结婚把存款都用完了，至于粮票我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究竟存有多少。”我说的完全是实话，可她很不满意，以为我不愿意告诉她家底，就说：“你会没有存粮吗?现在家家户户有几百斤存粮。”这是我第二次听到这一说法。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两个人都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拥护者，更不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拥护者，而是最最坚决的反对者。就拿我们化验室那位说吧，就多次抱怨文化大革命让她到车间去劳动了两个月，说到某人态度蛮横也动不动就拉上文化大革命，说如果在文化革命他肯定要打人了。平时一听到有人骂毛主席、斯大林就眉开眼笑，我和另一个同事偶然说到某地主如何如何，顿时就颜色不悦并借机挑衅。现在网上许多人指出毛泽东时代粮食定量并不是农业不好，七十年代粮票大多数人吃不完，大多数家庭有几百斤存粮。我也这样说，但并不是从网上看来的，正是首先从这两位听来的，在此以前我只知道我家粮食吃不完，从来不打听别人的家底。和他们比我还只是说“大多数”有几百斤存粮，没说“家家户户”。我可以断定，现在这两位正是竭力倾诉毛泽东时代没饭吃的人。网上右派们的说法更是离奇，有一个反共分子说，文化革命时有个老工人丢了十斤粮票，蹲在车间里哭，因为这是他全家四口半个月的定量。我问他：照你这么说每人月定量不是只有五斤吗?他无法回答。另一个攻击毛泽东时代的贴子，反毛右派跟贴很多，甚至说：要建立一个“特区”，把毛泽东时代的拥护者全部流放到那儿去，每月定量和1971年相同25斤(还没有说5斤)。我说：欢迎建立特区，但1971年我定量45斤，凭什么只给我25斤?我又历数了化纤厂、化肥厂、水利设施等，说我国的工农业基础都是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应该赶到不毛之地去的不是我们，而正是你们，凡这些工厂和农业设施所在地都属于我们。这个贴子上了以后，那个主题再也没了跟贴。　　

1958年，北京纺织女工宿舍，工厂开办有幼儿园，母婴哺乳室，女工生育有产假。(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话也说回来，1976年春天四川倒确实有饥民们剥树皮。我们南充的饥民专门到地委里去剥，地委宣布为“反革命事件”，是“向党示威”。那时赵紫阳当四川省委书记，群众意见大得不得了，到处都是他的大字报。南充地委书记苗前明正是他派的，近来我才知道这个苗前明文革前紧跟李井泉，无端打击了一大批未成年的中学生。1975年冬和1976年春，南充也没有蔬菜吃，我们厂里吃一些很苦的菌子。那个打听我家底的人问我好不好吃，我挖苦地说：“有吃的”，可见我没有掩盖当时的困难。倒是邓贼复辟，硬把1975年说成由于赵紫阳和邓小平农业丰收，把1974年说成批林批孔农业减产。1976年四川从全国调了12亿斤粮食，连1975年遇到特大洪灾的河南省也调了粮食给我们。1970年我到四川以来其他年份没有饥荒，就只是那一年。至少我知道1973年就大丰收。1974年早稻、小麦大丰收，到处都是农民在卖干面(面做好后晒干，用纸卷起来)，价格特别便宜。我买的一角钱一斤，工人们说贵了，最多只要八分——我们外地来的买东西总比当地人贵些。那年质量差的面只收粮票不要钱。1975年秋收以前也没有任何饥荒。正是1975年粮食减产才造成了1976年春天的饥民。赵紫阳之流当时是这样对大家解释的——大旱，后来又遇到霜冻把菜冻坏了。应该承认1975年确实十分干旱，我结婚回家，10月20回到南充还是盛夏天气，第二天才下雨，气温突然降了下来。如果是天灾自然怪不得任何人，但如是人祸省委书记赵紫阳不负主要责任谁负责?那年全国到处干旱，我们乘火车回南充从陇海线过，到处是盛夏天气。但为什么全国能够大旱年大丰收四川要减产呢?他们怪天气正是为了替赵紫阳和自己开脱。批邓开始后就归罪于批邓了。76年的春荒源于75年的减产，和才开始的批邓有什么关系?1976年毛主席建设的四川化工厂和泸州天然气化工厂投产，许多小化肥厂也纷纷投产或达到了设计水平，化肥施用量大幅度增长，加上1976年开始许多优良品种开始推广，杂交水稻就是一例，1977年推广面积大为增加，农民日子确实比1976年春好多了。邓小平们就把1977年的农业大丰收归功于赵紫阳，其实和他有什么关系?那以后根据他们的数字好几年没有增产，甚至略有减产，照例化肥产量在猛增，优良品种种植面积越来越大理应继续大增产。邓贼还拍了许多电影，把四川说得一塌糊涂，好像1966年以来一贯都是1976年春天那样，并且归罪于“学大寨”。其实1974年陈永贵到四川，就是批评没有好好学大寨，许多该搞的事情没有搞。到现在为止许多四川人还在抱怨邓小平那些电影使得其它地方的人看不起四川。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川农业真的一塌糊涂吗?不是!我们再根据邓贼当局公布的显然篡改过的数字说话。根据他们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四川(不包括重庆)1970粮食产量1756.1万吨，和1965年1489.4万吨比，年递增3.36%是连年丰收。邓贼公布的数字很偏，尤其四川，他们只选择性地公布了很少年份。那是因为两个原因，1961年由于李井泉搞包产到户和安徽省一样粮食产量减产，跌破了解放前，另外浮夸风和共产风四川也很厉害。赵紫阳上台又把农业搞坏了，所以他们就不公布历年的粮食产量，好掩盖李井泉和赵紫阳的“业绩”。1977年粮食增产也不公布，但我知道1978年减产。1979年他们公布的产量为2483.2万吨，经过二十年1999年为3559.03万吨。年平均递增1.8%，且不管他们有没有造假，哪个快那个慢大家评说。1975年据说1976.8万吨，实际只可能贬低1974年(未公布)移栽到1975年上去，但是到1979年四年中平均年递增5.87%，几乎全是1977年增产的，当然不是赵紫阳的功劳，也不是包产到户的功劳，“大包干”还没有开始，完全是毛主席的化肥厂和优良品种等等，使得粮食猛增了25.6%。

　　解放前除了吃不饱以外，学生意挨打，那是人见人惯的。那个说打学生意是不允许的，会被人看成怪物。就是熬出了师，也不是绝对不会挨打了，当了师傅算是有了面子，特殊情况下挨打也是有的。大家都看过《桃李劫》吧!一个大学生出于安全，反对轮船超载，被打了一个耳光。他赌气辞职了，从此就陷入了极端的贫困之中。大学生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挨了打还算不体面，那也是工人忆苦思甜时不愿说的原因。据母亲说，外公自己从来不打人，但张家两弟兄就经常要打学生意，外公也不管。解放以后，就绝对不允许打人了。邓小平复辟后，打工人又屡见不鲜了，如果说现在没有解放以前多，那也是长期以来工人们经过毛泽东时代的训练，有了反抗性，使他们不能过分放肆。至于童工等挨打，现在不是很普遍了?甚至南朝鲜的女老板还强迫大批中国工人跪在她的面前。我想，如果以后再来忆苦思甜，这些被迫跪下的工人大多数也是不会说的，因为毕竟也是很不体面的事。就是现在许多大学生出国，也知道，如果在国外老板打了你一个耳光，你能不能赌气辞职?只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才真正做了主人。

　　我敢肯定，那个时候工人们上班时处处受压迫，时时刻刻得提防，也是处心积虑地盘算的。到工厂以后我就懂得了这个道理。尤其复辟以来许多工人们每天来上班时，心中就在想，不知道今天又得受那些压迫?目前中国工人受的压迫比人所共见的“贫富差别”(阶级分化)严重得多。大多数压迫不是语言能够表达的。工人和资本家，和资本家走狗的较劲，许多是在双方心知肚明下暗中较劲的，就是说出来也会为那些与工人为敌的人所嘲笑攻击。所以我后来明白为什么许多工人忆苦思甜不愿说。其实真正挖空心思暗中算计别人，口上却不说的正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以吃了一块肉就当“回汤豆腐干”为例，尽管所有的职工都知道，被开除的真正原因就是吃了一块肉，却绝对不会说这就是学生意被开除的罪名，而总是要另找岔子另加罪名。你如果跟他们这样说，他们立即会说：“哪是这么回事?你是犯了某某错误被开除的，却说我们连肉也不允许你吃一块。”

　　母亲历来说“上海是天堂”。解放前“天堂”里不少人吃不饱饭也是常事。我到了四川以后，一位老工人，就是被我打出血的组长说，他从小每天就是两个红薯。后来他被抓过壮丁，每顿饭必须在五十秒里吃完，饭里还尽掺了沙子，说到底是不让你吃。他说如果不是后来逃出来说不定早就死了。他说这话在七十年代初，那时他定量45斤，主要吃大米，搭配一些粗粮。我说外公家生活“也不过如此”，不是说他们不比劳动人民好得多，但“也不过”不至于饿肚子吧!——旧社会本来就是这样，父亲说“处于半饥饿状态”本来就是事实。许多农村吃糠咽菜是常事，宁波鱼米之乡要好得多，父亲也实事求是地跟我说：“解放前宁波饭没吃的人家不多”。不过说到长工时，父亲就说某节日(大概端午节吧，记不清了)长工们吃饭时必须有一碗米苋，因为这个时节的米苋最好吃——这就是当时鱼米之乡的长工一年中的追求。但宁波也不是完全没有饥荒的时候。自古以来，全国农村以江南最为富裕，江南又以宁波最为富裕。江南是鱼米之乡，宁波靠近舟山群岛，海鱼就从那儿上岸，所以宁波海鱼历来最为便宜。除此以外宁波又是稻田水网区，船运方便，土地平坦肥沃，易于灌溉适宜水稻，河流比江南任何地方都多。出淡水产品，也出一种水草，宁波人叫做“割门草(音)”我一直不知道这“割门草”是什么，1987年问过父亲，父亲只是说不能让“割门草”到水田里去，不然就在水田里长了起来，影响水稻生长。到底也没有使我明白，我怀疑就是水葫芦或水花生之类。解放以前遇到灾荒年宁波农民也要靠吃“割门草”度过荒年。解放后也发生过，我是1955年前听到一个乡下亲戚到上海来，说1954年宁波遇到灾荒歉收，有的农民在吃“割门草”。——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后来祖母住在我们家里说过好几次解放前她亲历的宁波吃“割门草”的事，以及如何吃法?我年龄小，祖母又不懂公元，哪些年份没有搞明白。在宁波吃“割门草”成了灾荒的同义词。下面将说1962年宁波农村苦得不得了，我一个亲戚是靠上海亲属救济度过的，据我的哥说那时也发生过其他农民吃“割门草”事件。但可以肯定，自此以后再也没人吃过“割门草”。不知道现在宁波的年轻人知不知道。　　

1960年1月30日，一年一度的北京春节环城赛跑，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开始。(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现在对于六十年代初的饥荒，危言耸听的议论层出不穷，越来越离奇，时间上也越来越往前挪，尽量归罪于大跃进。不能说未曾有过饥荒，我就挨过饿。饥荒的原因另论，但如果和解放前比，也不过是很一般的年景。邓小平刚复辟时，根据他们文章中的人口数字和粮食总产2800亿斤(后来知道他们数字是2870亿斤，把尾数去掉了)我作过计算，算得1960年我国人平粮食产量407斤。这确实是半饥饿的数字，但比1949年的402斤还是要好。可见解放前实在比解放以后最少的年份还要少，何况那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艾奇逊说蒋介石被推翻是因为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客观上承认了解放前饥荒遍地。解放初我国无论如何谈不上已经摆脱了饥荒，充其量在已经土改的地方分配比较平均了而已。1950年的人民生活水平就决定于1949年的粮食产量。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里说：“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就是当时的情况。小时候给我们讲罗盛教的事迹，1950年他去朝鲜以前部队吃饭常不够，就不添饭说已经吃饱了。一个国家总不会不照顾自己的军队吧!可这比战争年代还是好得多——红米饭、南瓜汤，甚至只有伤员才能吃到野生植物的淀粉作的窝窝头。国民党的军队也有很多人吃不饱。抗战时，华北伪军往往只能吃点土豆。上海附近的伪军要好一点。四清时我看到一个伪军交待他由黄包车夫到当伪军，正是为了有口饭吃，更谈不上养家活口。由此可以看到解放前的人民生活水平了。邓小平一伙为了贬低毛泽东时代，实在堕落到了极点，甚至不惜变着法子抬高解放前。他们明知解放前人口统计不全，计算人平粮食产量仍说那时中国只有四亿五千万人，所以据说比大跃进高得多，到后来又是比整个毛泽东时代高得多。为了捏造出饿死几千万人的谎言，邓小平公布的六十年代初人口数字后来也减少了，许多人已经指出这些数字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绝对有捏造。2004年我据此计算1960年人平粮食产量就是425斤了。按1960年粮食总产2870亿斤计算，更是430斤，这就不是饥荒数字了。印度人平粮食430斤时还说丰收可以出口了。——对邓小平集团来说，公布人口数字是个难事，多了就不能夸大饿死人，少了把人平粮食产量抬了上去，又不能使人们感到是饥荒了。作伪者无不破也!

　　1949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靠了解放。不少老解放区，比如东北已经全部解放又经过了土地改革，农业已有相当大的增长。

　　解放以前没有一个上海人可以说没看到过饿死人。那时每天一大早就有汽车开出去收尸，尤其冬天，一场大雪下来，早上收的尸体一卡车、一卡车地拉，车上堆积如山。上海把叫花子叫做瘪三，那是因为他们饿得皮包骨头，处于垂死状态。父亲曾经告诉我们，解放前祥丰一度生意很清淡，有一次他和 S没事情，就约好算一下今天推开玻璃门进来讨饭的叫花子究竟有多少人，结果统计到七十几个时，便再也数不清了。母亲说(说来她还是资本家的小姐时)，有一次乘三轮车出去，路上起了个好心，给了一个瘪三一分钱(指最低货币单位)，引起了大批瘪三围困要钱，人数达到好几十个，差一点走不脱，连三轮车夫都有意见了，说不要起这样的好心。还有一次母亲出去买生煎馒头，回来路上遇到一个叫花子，端的锅被他一把打翻在地，然后立即用极脏的手把馒头一个个地捏一把。母亲气得大骂，也只好自认晦气，但心中还是非常同情他，因为他们实在饿极了。这种境遇在上海不是母亲一个人遇到，人人不能不担忧提防。我还听到有人说，解放前他亲眼看到过，有个人在马路上呕吐了，瘪三们立即围上来抢着吃干净。我在学校毕业后到四川，听说在李井泉统治下，困难时期脑力劳动者定量只有19斤，大为吃惊，四川的百姓也对李井泉极其反感。但如果瘪三们能够有19斤定量，一定认为是进入天堂里了。所以即使解放后最困难的时候，最差的地方也比解放前好得多。那个时候施舍给瘪三的是馊了的饭，倒不是人们的心眼坏或小气，一般居民吃馊了的食物也是常事，吃的东西是不讲倒掉的。我记得解放初有一次父亲从店里的淬火间拿了一些剩面来，怀疑有氰化钾污染，但母亲和他争了半天没有哪个说是要倒了的，而是母亲说她来吃，父亲说他来吃。结果早上父亲和哥抢着吃了。从经济上来看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吃这面了，但解放前的历史活化石还在，吃的东西还是不讲倒了。饭馊了不能吃还是共产党宣传的结果。解放初有一次母亲开会带我去，由一个妇女干部主持，跟妇女们讲话。我记得讲了两件事，第一是“这血和那血是一样的”，我也不懂什么意思，也没有想到要去问。大了后回忆起来知道是指妇女的例假。另外就是跟大家说饭馊了不能吃，有细菌，吃了要生病。尽管如此，我们家饭馊了一度还是吃的，用开水淘一下，算是比解放前讲究了。当然没几年后我家经济条件提高，饭馊了再也不说吃了。

　　社会主义改造后是整风，我亲眼看到父亲写大字报。接着是反右。现在社会占统治的观点，尤其在知识分子中，把反右看成不得了的暴政。工人从来就没有这样看待过，几乎不感兴趣。我就从来没听到父亲对于1957年反右有过什么二话。社会主义好不好，共产党毛主席好不好他们自有定论。大家知道1989年尽管广大人民群众都加入了那场五月风暴，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邓小平复辟当局。甚至面对坦克和机枪不退缩。但对大多数群众来说，有几个人对于什么“民主”、“自由”以及“多党制”等感过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反对官倒、反对腐败、反对邓小平当局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何况1957年呢!右派分子的口号迷惑不了工人。在工人中根本就没有市场。1957年的右派也不堪一击，报上不过发表了一篇文章顿时屁滚尿流。根本用不着出动武力，也没有那个右派敢于直面刺刀。这倒和方励之把学生挑动起来以后，看到军队开来，立即弃广大学生于不顾，自己往美国大使馆一钻差不多。方励志原本就是1957年的右派。

　　广大工人真正不满的不是反右，倒是1958年初的劳教风。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1957年整风是有很大成绩的。虽然解放以后有一些干部作风不好了，更有如留用人员等投机分子钻入了执政的共产党，但是1957年大多数干部还是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那种作风、那种精神，能够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也虚心改正缺点错误。所以经过整风，总的来说干部作风大为改善，群众也有了大跃进时代那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前都是整风反右连在一起说的。现在一切反共分子、右派分子、邓小平复辟当局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把整风说成仅仅为了“引蛇出洞”，成绩被抹煞了。当然不能说干部个个都虚心接受群众批评，打击报复是有的。我在文化革命中就看到档案，有人对领导提了意见，领导就在反右时企图把批评者打成右派，但没有成功。中央明文规定工人中不划右派，保护了一大批人(这一文件我在邓贼当局的《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文件选编》里没有找到)。但这些人还是会变戏法，1958年初出了个劳教风，许多群众被送去劳教。工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最最痛恨的不是反右，而是劳教风，但邓修当局据说最会平反了，对劳教风却至今没有提过。好像根本就不存在。对反右切齿痛恨的人也是闭口不谈劳教风。有时他们也提到劳教风中被诬陷打击的人，那是作为反右的陪衬，目的是为了说明反右中工农也有受整的，为自己树立“群众性”，把反右加个反人民的头衔。至于劳教风中被整者的最后命运照例是不关心的，目的达到了就不提了。他们从来就没有提出要为“劳教风”中挨整的无辜者平反，连存在“劳教风”都闭口不提。

　　父亲就好几次提到过劳教风。不能说劳教的人都是冤案，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搞些劳动教养原本是必需的、应该的。按照宪法，社会主义国家不劳动者不得食，从旧社会来的人中，总有一些剥削者、懒汉不愿意劳动而习惯于坐食，他们过寄生虫的生活惯了，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不改，国家就有必要训练他们养成劳动的习惯。但劳动教养制度出来以后，竟然被某些干部作为镇压人民群众的手段，确实有相当多的人是被诬陷或罚不当罪的。我亲眼看到父亲对于一个劳教分子关怀备至，从来就不和他“划清界线”。父亲说他不过是个失业工人发几句牢骚又有什么罪?父亲还多次提起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的不要脸，经常勾引干部，许多工人称她为“脱裤子党员”，即以色相引诱卖身投靠混入党内。有个人看不惯，就对别人说“这个女的不要脸，如果你在她的大腿上拧一把，她保证闷声不响。”——这本来是一句气话，可是却被送去劳教了，罪名教唆犯。真正的原因是打击报复。女流氓和被她勾引的干部最该去劳教没有去，倒由他们把不满他们的工人作为流氓送去劳教了。是非曲直颠倒到了极点。

　　我们复旦大学也有这样的例子，有个女的叫季宝卿，就是先勾引团委书记徐震，后成了党委书记杨西光的情妇。于是毕业后留校，接着入党、提干，文化大革命时已经成了复旦的党委常委，党委代理书记也得听她的。因为柯老去世，杨西光提拔为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后，不再兼复旦党委书记，就通过季宝卿遥控复旦大学，她说的话就是杨西光的旨意。杨西光有一部直通电话，接到她的家里。有事照例通过这部电话先跟她说，再由她传达给复旦党委。这个季宝卿就是典型的“脱裤子党员”。

　　邓小平复辟，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里找一个“烈士”。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都和他一样只会写认罪书，保证“永不翻案”，哪儿来的烈士?他只好把一个找死的女流氓封为了烈士。最最荒唐的是，判她死刑和判江青死缓的是同一个人，毛远新却被当成了罪魁祸首。现在许多人已经知道这个“烈士”是专门勾引干部和文艺界人士入狱的——总之不是姐儿爱俏就是腐蚀拉拢干部。她自己承认了两个，一个文艺界、一个干部，人们知道至少还有一个干部，她还把他照片缝在衣服里。不知道是不是“脱裤子党员”?这个女流氓原来判刑两年，正因为让丈夫戴上了绿帽子，丈夫和她离婚才找死的。开始自杀，监狱里被发现当然要制止，于是以写反动文章和狂呼反动口号找死。

　　好好的共产党就是被这种人搞坏的。

　　应该承认以前由于种种原因暂时不能解决“劳教风”问题，这也是阶级斗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个例子。总有一些人，要代表大官们的利益压迫人民，任何人无法彻底解决。他们要把反右扩大化，把一些群众当作右派来打击，中央可以发指示阻止，可阻止不了他们变着法子搞个“劳教风”出来。如果中央再发指示纠正“劳教风”，他们还会变出另外的法子整群众。

　　七十年代初国家经济和1958年同样欣欣向荣时期，也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批极左”、“揪五·一六”的歪风。我们四川还就什么“三老会”，一时间到处是“三老会”大多数是年轻人，我说：“如果说他们是三青团还差不多。”1972年中央何尚没发指示纠正?毛主席为在这股歪风里被整的群众落实政策，提出不要动不动就是三反分子、五·一六。但落实政策阻力重重长期被拖着，许多人还是受压。这就和1957年中央明确提出不在工人中划右派，结果还是出了个“劳教风”一样。邓小平一复辟，1972年的落实政策就被否定。要求落实政策的群众大批受到打击，不少人被称为帮派，或被戴上帽子，或被开除公职，有的被投入监狱。邓小平集团在吹捧赵紫阳时说打倒“四人帮”四川只抓了两个人，那是瞎说。我们这个小地方就有不少人被抓，我厂就有一个，另一人曾和我同寝室已经退休被戴上帽子开除出厂。1984年在贫困中悲惨地死去。

　　历史上许多事情不是哪个人发个号令就能取消的，一定要发生的事情谁也没法阻止，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没有来到时，毛主席、党中央也就只能等待。就好像抗战时期蒋管区的统治如此腐败，毛主席可以谴责，可是能不能号召推翻蒋介石呢?当然不能!对于蒋管区人民的痛苦确实无能为力，当时最主要的历史任务还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是推翻蒋介石，相应地也不是解放蒋管区的人民。全国解放后，西藏和平解放了，万恶的农奴制度依然存在，在九年时间内要解放农奴还是不妥当。

　　列宁就提出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国家的本质就是镇压，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压迫人民群众。在1976年毛主席更进一步地明确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所以，如果毛主席还活着，很可能几年后劳教风和“揪五·一六”都解决了。七十年代毛主席已经把许多监狱撤销了，劳改犯放了，在狱的也给予人道的待遇。我国成了按人口比例监狱最少、犯人最少、警察最少的国家。犯人释放后也没有重犯的。如果加以时日，“劳教风”的问题兴许早就解决了。可邓小平刚复辟时，许多知识分子竟然不知道警察国家的名声丑陋，大吹特吹帝国主义国家的警察如何有权威，指责我国警察太少。所以说如果这些人在1989年吃武警的子弹或拳脚，那是他们自己招来的。不过那年大屠杀中，被害的主要还是工人群众。方励之往美国大使馆里一钻不就没事了?

　　还是一句话，工人农民眼最亮，心最红，香花毒草分得清，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他们最明白。不要看有些知识分子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他们看不起工农，自以为了不起，实际知识水平却远远在我父亲那样的普通工人之下。

　　不过尽管有那么一些不正常的事情，总的来说大多数共产党的干部还是好的，工人对共产党是热烈拥护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他们感到自己真正成了社会的主人。于是这个热情爆发出来，于是有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并为我们这个农业国奠定了工业基础。

　　1958年大跃进，父亲和大多数工人一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进去。厂里掀起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高潮。许多工厂试制新产品，研究新工艺，新技术。上海刃具厂开始研制生产以前和他们风牛马不相及的精密度很高的量具。尽管只有一些老爷机床，经过广大工人的努力，终于研制生产成功游标卡尺，并改名为上海量具刃具厂。

　　邓小平刚复辟时，该厂一些大学生联名写信给上海的《解放日报》，告领导不重视、不依靠知识分子，罪证是发奖金时，他们和一些老工人没有差别。《解放日报》记者上门问罪，上海量具刃具厂的领导跟他们说，我们原本是资本家的小厂合并起来的，现在生产的产品是那些老工人1958年研制出来的。这些大学生还没进厂，他们六十年代才进厂。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厂生产的还是1958年的产品，他们的贡献在哪儿?有贡献的老工人奖金如果和他们不一致，我们怎么摆得平?《解放日报》记者哑口无言，悻悻离去。我也不是说所有的大学生都自以为高人一等，我也是大学生。但确实有许多人不自量力，说出话来非常可笑。他们口称要重视知识、依靠知识分子，原来就是没给他们以特殊优厚的待遇，可见纯粹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如果确有与众不同的成绩，待遇比别人高点人们是可以接受的。可他们不做事情却光想比别人多得好处，实在是被邓小平的歪风吹得热昏了头，不知道高低轻重。我们厂1980年来了两个大学生，未进门就开了天价。先要给他们二万元钱，多少平方的房子，还要每月二百元以上的工资——那时物价才开始上涨。厂里领导说：“我们厂小养不起大菩萨，要这样的条件另请高就。”他们还是不得不正视现实报了到。但厂里仍然特殊照顾了他们。1984年分房子，我没有分到新的，他们比我少十年工龄倒分到了。厂里又送去培训，他们学到本领后就孔雀东南飞了。1995年我们厂里又来的一批大学生就没有这样狂妄了，工资才130元，只能买104斤米，连吃饭都不够，而我在1970年工资是300斤。1970年的学徒进厂都比他们强。工人们都很同情他们，而对1980年那批，工人们只有嘲笑。

　　游标卡尺看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大跃进以前我国就是生产不出来。我在拙作《急需批判的两大疯论——兼谈我国经济建设之亲历》里说过，　　

1960年6月，亚洲最大的重型机器厂——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初步建成。(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我从小在上海生、上海长，上海大多是弄堂工厂。文革前夕，听说我国的机械厂，大多数零部件还得一个个地凑大小才能装配，而资本主义国家却随便拿一个零部件就能装，感到很惊奇，没想到我国还那么落后。但仔细想想就觉得不足为奇了。我开始参加生产劳动时还在读小学。那是五八年初，毛主席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就是刚开始大跃进时。那时我们干的就是把药厂生产的，装药的胶囊一个个地凑大小——那时我们连胶囊都做不成一样大。现在想起来，每个得经过我们的小手，也不卫生。可是原来我们连胶囊还生产不出来，能够生产已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了。——不知道这叫不叫我国与西方国家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据父亲说，解放前我国生产的机械零件，被称为野鸡零件，也就是不标准，主要是靠能工巧匠手工做的。那就是解放前我国的机械工业水平。可是在七十年代，即使我们这样的三流地方小工厂，生产的柴油机已经可以随便地拿一个零配件就安装了。也就是已经实行了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离文革前夕不到十年。

　　邓贼复辟后为了贬低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和许多反共分子、右派分子一起造谣说，在苏联帮助下1957年我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完全是瞎说。苏联的帮助既不能缩小也不能夸大，要实事求是。赫鲁晓夫可以帮我们建设飞机厂、汽车厂、常规武器厂，156的核心就是军工，使得苏联在美日威胁面前能够有中国这个屏障，免得两线作战，但就是不要我国建立自己的工业，要搞国际分工。

　　没有计量就没有现代工业，1957年我国连最最简单的游标卡尺都不会制造，甚至胶囊也不能做得一样大小，哪儿谈得上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呢?据说造游标卡尺必须有比游标卡尺更精密的量具以及相应的精密设备，因此我国没有制造游标卡尺的条件——不知道世界上第一个最最精密的量具是从哪里来的。可父亲厂里就是在大跃进，也是靠大跃进，依靠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干劲，自己造出了需要的设备也造出了游标卡尺。我不知道工人们是如何克服困难制造出来的，父亲也从来没对我们讲，他是管仓库的也许确实不知道，但也是大跃进时，父亲对我们说过在他们造游标卡尺时，另外一个厂造出了千分尺(厂名已忘)——工业也需要千分尺乃至更精密的量具。我不知道造出游标卡尺有没有上报纸，但可以肯定，即使上了报也是大跃进无数成就中极不起眼的一个。类似于造游标卡尺那样，大跃进时我国解决了无数个造某某必须先有某某这样的问题。比如造万吨水压机必须先有万吨水压机，因为水压机的横梁就得靠万吨水压机来锻压;大工件金加工必须先有大型金加工机床，而大型机床本身就有大工件;精密加工必须有精密机床，而精密机床本身就很精密……这些问题都是大跃进中依靠工人们解决的。相比之下，游标卡尺确实算是很小的成就了。

　　飞机厂、汽车厂、常规武器厂等也需要量具，大概由于这个原因，苏联在哈尔滨还是帮我们建了一个量具刃具厂(不知道制造什么量具)，但制造万吨水压机赫鲁晓夫就决不愿意了。甚至连氧气瓶也不愿教我们造，每个氧气瓶要我们用十头猪来换，但没有难倒我们，也是上海工人在大跃进中搞出来的。没有大跃进、不依靠工人阶级解决了那么多的问题，中国根本就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更谈不上工业化。

　　现代的历史学家觉得古代有许多不解之谜，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比如埃及的金字塔是怎么造出来的，狮身人面像是怎么造出来的，复活节岛的石像也是怎么造的，美洲的金字塔又是怎么造的等等。他们费尽了心机总很难解释，到最后只好归之于外星人。我早就说过了，这些事情光靠历史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等知识分子是难以解决的，为什么不到工人中去问问工人呢?据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海港听码头工人们说，解放前我国并没有什么机械，但船舱里几十吨甚至几百吨的东西他们依然有办法提上来并且运走。或许某些老码头工人倒可以解决这些外星人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我国长期否定大跃进，等到经过大跃进的老年人都去世了，资料也都被仇恨大跃进的人毁掉了，那么总有一天，当人们要认真研究中国工业化的历史时，就会发现历史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们无法解决、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何止成千上万?最后的结论只能一个：中国的工业化完全依靠外星人帮忙才建设起来的。以万吨水压机为例，那是大跃进的一个典型工程。可除了它的横梁必须依靠另一台万吨水压机锻打以外，金加工也没有大型机床，要金加工必须先把它吊起来，我国又根本没有大型吊车，吊起来后又如何按照我们的需要把它翻身呢?何况还有更大的立柱，还有其他的部件，它们是如何制造出来的，立柱需要铸造，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炼钢炉可以一次提供那么多的钢水，各种部件都有金加工问题，要求相当高的加工精度，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是已经制造出来了又如何把它们装配起来?……所有这些，都是比复活节岛的石像复杂千万倍的问题。金字塔的石块只有几吨重，复活节岛的石像只有几十吨，万吨水压机的横梁几百吨，……西方国家不肯帮我们，赫鲁晓夫不肯帮我们，南斯拉夫倒有一台愿意卖给我们，却无法解决拆卸、装配和运输问题，要我们自己来解决。结论只有一个，万吨水压机是外星人帮我们造的。　　

　　1962年6月22日，上海江南造船厂经过四年努力制造的，亚洲第一台1.2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在上海重型机器厂试车成功，并投入试生产，能够锻造几十吨重的高级合金钢锭和300吨重的普通钢锭。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重型机械的制造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父亲厂里生产的游标卡尺是大跃进中小而又小的成绩。自命不凡、无所不知的大知识分子和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如果认为没有什么稀奇的话，就请他们搞搞看，给他们一堆老爷机床，让他们办一个游标卡尺厂试试看。——谅他们搞不出来，他们只会说外国早就如何如何。可以断定父亲厂里那些被邓贼复辟吹得热昏了头的大学生，联名《解放日报》状告领导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大学生，就绝对做不出来。不然为什么进厂快二十年了，条件比原来好多了也没搞什么名堂来，为什么生产的还是1958年的产品?没有大跃进，不发动广大工人农民，没有工人农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发掘他们的智慧，就决不会有我国的工业化。

　　大跃进时社会活动特别多，除四害、讲卫生，拥护炮轰金门马祖，反对蒋介石卖国集团，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黎巴嫩，游行示威，声援伊拉克和古巴革命。声援日本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访日，游行示威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欢呼李承晚、岸信介、曼得列斯下台。扫盲、绿化、大炼钢铁、支援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劳卫制、群众性诗歌运动……

　　广大工人除了搞好本职工作以外对这些活动也尽自己的能力投入进去。如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父亲也是一样，除了上班还有许多社会活动。还要下车间参加直接生产劳动。父亲的本职工作是管好工具仓库。由于所在的上海量具刃具厂，原来是由几十个资本家的小厂小店合并起来的，留下的是一堆烂账。我父亲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任务——理清这些帐目。现在有关人员只要对上级说一声，这些都是烂账，我不能负责就算交待了——这还是好的。不好的就趁机做手脚，贪污盗窃。而父亲却用了一年多的星期天和晚上加班，把这几十本烂账理得清清楚楚。那时候我很少见到父亲。几乎每天我们还没醒，父亲就去上班了。临走前他还要为家里买菜，煮好早饭。每天他起得最早，天不亮就起身，开始还要生煤球炉子。晚上他又很晚才回来。查账结果没少一分钱的东西。——只是多出了九颗金刚石，不知来路，我父亲继续查了好几年未得结果。是多出来!不是少了!据父亲说最贵的一颗价值当时的2200元，其他没有这么多。父亲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把它们据为己有，一直放在仓库的办公桌抽屉里。第一次“四清”时向领导汇报入了帐。不料在第二次“四清”时竟然为此吃了冤枉官司。这在下面再讲。

　　父亲在1955年填表时自评曰：“能接受意见，工作尚负责，少发言，少提意见。”——这能仅仅说是什么“工作尚负责”吗?应该说是极端负责。如果这不算极端负责世界上就没有极端负责了。少发言，少提意见——这是事实，父亲历来很少说话，我问他一些事他也回答得很简单，说得很少，甚至只有半句话，许多事以至于今天要我去考证。下面我们事事会遇到。

　　我在《【转载】毛主席《党内通信》1959.4.29.》的“按语”里说：

　　许多人医生开了病假，把假条往衣袋里一塞就又去了车间。以至于党书记要带着医生到车间里来“捉拿”病号。医生“揭发”，这个人体温三十九度，那个人一天拉稀七、八次。然后书记训话：“你这身体，怎么能够上班，更不能加班，还不快去休息。”而工人照例是能“赖”就“赖”。书记只好派人将他们“递解”出境，还得送上公共汽车。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乘了一站路就下车，又溜回了车间。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前面已经说过，父亲就很少看病，有时医生开了病假条，往衣袋里一塞就上班去了。当时就是这样，父亲厂里就有书记来“捉拿”病号。我不知道父亲是否被“捉”过，他表面上身体一直很好，也许没有被“捉”住过吧!一直到1971年疾病总爆发，父亲身体垮了下去后才真正享受了病假。可是我在网上发表后，居然遭到了反共分子的谩骂。什么“白痴”啊，“恶心”啊，“幼稚”啊，“没有人本观念”啊，“全他妈的虚妄至上”啊，“强制给人洗脑”啊，等等。

　　既然他们不敢正视现实，我干脆再举几个例子。本来和我父亲倒是从来没有关系的。不但父亲几乎每天每星期都加班加点，大多数工人都是这样，完全是自觉的，谁也没有任何人强迫。只是各人给自己定的任务不一样，一般来说工人以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主，主动地改进工艺，提高机器的转速，把手工操作改为机器操作，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制造土机器，改进洋机器，研制制造生产国家从来没有生产过的东西，填补国家的空白等等。许多人甚至一度把铺盖搬到厂里来，白天黑夜地干，饿了就吃些东西，实在困了就找个地方打开铺盖倦着睡一会，就这样连轴转。到最后以至于中央要下达文件，要求大家劳逸结合。自古以来由“朝廷”下达圣旨请老百姓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的还没有先例。这个文件在上海人人都传达了的，我们也听了传达。但是我下载了邓贼当局的《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文件选编》这个文件居然不在内。邓贼发表文件实在太偏了。他们完全是为了他们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像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还是大大篡改了的。　　

1964年，大庆油田钻井队大队长、“铁人”王进喜在井上向工人问寒问暖。 新华社记者雪印摄(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那时的干群关系也很融洽，我们不能只看某些地方某些干部，要看大多数。比如，大跃进时工人干劲十足地干，领导也力所能及地到车间里和工人一起劳动，技术性工作领导不懂时就做力气性的，夏天领导到车间来，看到工人满头大汗，一个个地给工人打扇，上海有个工厂(其实是普遍性的)一批工人晚上加班加点才离厂，另一批工人又来搞技术革新了。上夜班要解决吃饭问题，炊事员本来准备回家了，看到他们来了就立即表示继续留下为他们煮饭。可是党书记说：“不行!你已经上了十几个小时的班了，赶快回家吧!”工人们听说了，看到食堂里还有冷馒头，就说我们吃冷馒头吧!书记说：“不行!那对身体不好，我不懂技术，不能搞革新，还是我来给你们煮吧!”这样当工人们革新到了一半，书记已经把热气腾腾的咸菜肉丝面端到了工人们的面前。工人们搞了技术革新后准备回家了，经过食堂，才发现书记拿了一杯开水在啃冷馒头。工人们说：“书记你怎么啃冷馒头?”书记说：“冷馒头不吃要坏，是浪费。”——这样工人们怎么不为国家拼死拼活地干呢?

　　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分子不相信这是真的，那是他们本来就是不释手段谋取私利的卑鄙小人，自己心地龌龊不可能理解大多数工人群众的高尚品质。知道“第十二次特快”吗?知道“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吗?不知道就去好好了解一下吧!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我们在当时一样，也会这样干的。我那时才十二岁就搞过技术革新，到1960年也搞过，不过一次也没有成功。

　　为了响应党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号召，上海许多工厂都瞄准了英美的某种同类产品，增加品种规格，提高质量。最著名的就是英雄赶派克，大中华赶邓洛普。但绝不仅仅他们，其他工厂也在质量上有自己的赶超目标。这超出了当时党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目标。按照党提出的目标，所谓“十五年赶上英国”并不是一切方面赶上英国，也不是指人平产量赶上英国，是指：“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可见毛主席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因此是指总产量，而且是指主要工业产品总产量，1972年这是基本达到的。但尽管不是中央提出的目标，许多企业的职工却给自己提出了自己的目标。其中包括许多产品质量上赶上英国。有一些工人们当时就要争取赶上，也确实只用一两年就达到了。不料这居然成为邓小平复辟集团和一切反共分子、右派分子攻击大跃进的“根据”。他们硬说毛主席要在一两年内就赶上英国，而且似乎是在一切方面赶上英国，甚至按人口平均超过英国，由于这达不到，他们至今还硬说赶英超美是假的。他们根本不顾国际上普遍的规则，如非特别说明，所谓“赶上”只是指总产量，不是指按人口平均。

　　如果要追问究竟是谁提出只需一两年就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么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人，可复辟后薄一波居然还在一两年赶超英国上大说风凉话，好像与他无关都是毛主席的主张。1958年薄一波就提出除电力以外1959年可以赶上英国，钢产量达到2500万吨，背后是刘邓的指使。一开始刘邓甚至提出1959年钢产量达到3000万吨、4000万吨，1968年四亿吨赶上美国。为了“压缩空气”毛主席对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先把他们的计划压缩到2500万吨，后来压缩到2200万吨，再压到1800万吨。到了1800万吨后，毛主席又搬出老右倾陈云，想借他的力量压低指标。可这个陈云决不是自己标榜的“不唯书，不唯上”的正人君子。毛主席征求他意见后说1800万吨的目标就拉倒。并让他到政治局会议上说，可到会后陈云却变了卦，做起“自我批评”来。对他的出尔反尔毛主席很生气。最后经过毛主席的努力终于把1959年的钢产量压缩到比较可靠基础上的1300万吨并且得以实现。薄一波把1959年赶上英国的计划上报毛主席后，毛主席当然不能不批给大家讨论，并在1958年6月22日的批语里介绍了计划的大致内容，可是邓贼和反共右派竟然故意离开这个时代背景把毛主席的批语当作毛主席要在1959年赶上英国的罪证!卑鄙无耻!!!

　　1958年父亲厂里制造出游标卡尺不久，工人们就响亮地提出要在质量上赶上英国。为此他们做了非常扎实的工作，把各个国家的游标卡尺都拿来对比研究，放在专门的设备上作抽拉试验。日本最差，拉七万次就出现误差。上海量具刃具厂十几万次。英美二十几万次。经过工人们的努力，终于也达到了二十几万次，赶上了英美。试验的结果瑞士最好，四十万次还未出现误差。工人们花了很大的力气也没有赶上，也不知道瑞士采取的什么办法。父亲说到前者总是很高兴，说到后者又总是很感叹。

　　按照现在的邓小平集团、反共分子、右派分子的逻辑来说，这些工人都错了，他们的努力都成了毛主席和共产党要在一两年内全面地赶上英国的根据。　　

宜阳甘棠治山造林 摄于1959年12月 魏德忠摄

　　众所周知，一提起大跃进，邓小平集团和反共分子、右派分子总说大跃进光追求数量，产品质量差，粗制滥造。不能说绝对没有这种现象，盲目追求产量和产值的不是别人，也正是刘少奇、邓小平和他们的代理人。上面例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企业、大多数工人是积极地努力地改进产品质量的，更有精益求精。大中华和英雄不过是最典型的例子，父亲厂并没出名，却一样在努力改进产品质量，那是因为这样的事千千万万。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多快好省，正是大跃进的反对派才宣扬多快好省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不可兼得”。1959年党还明确提出多快好省必须“好字当头”。确有一些产品质量差了，是有客观原因的。比如，大跃进时许多纸张质量不好，原因是我国缺乏森林资源，木料不足。大跃进以来纸的产量和需要大幅度提高，根据邓贼当局提供的数字，1960年我国机制纸和纸板总产量180万吨，比1957年91万吨几乎翻了一番。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木材，不能不用草类比如麦杆造纸，质量自然不如木材制造的纸了。但草类造的纸，质量还是努力地提高也不断提高的，后来就不是刚开始时那样了。

　　我在《【转载】毛主席《党内通信》1959.4.29.》的“按语”里说：

　　我们到工厂去劳动，亲眼看到工人干劲十足。比如上班时，车间里有一个钟，工人总是过一会儿就看一下钟，过一会儿就看一下钟。现在人们大概以为是等着下班吧!其实完全不是。工人们是在看，刚才我做那个用了多少分钟多少秒，现在这个又用了多少分多少秒，加快了没有，加快了多少秒，下一个还可不可以加快?真可谓争分夺秒。工人们还大搞技术革新，……

　　这完全是真的，是我亲眼看到的。

　　大多数人都在努力为国家建设出力。父亲的本职岗位是工具仓库，首先就是搞好仓库管理工作。当时提倡服务到车间。父亲就努力了解工厂中各车间、各生产小组的生产情况和需要，主动把工人们需要的工具送到工人手里。所以尽管大跃进一过，不提倡这样做了，但父亲对那个车间、那个小组、那个人需要什么工具都很清楚。工人们还未来，父亲就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相反，如有人要冒领，父亲也一看就知道。马上打电话问，没人能够冒领。所以大跃进提倡服务到车间很有必要，正是大跃进培养出了父亲那样的仓库管理员，这也是一种才能或者说一种本事。尽管这种本事只有在上海量具刃具厂里有用，换一个单位必须重新学习，但这种才能或本事是大学里培养不出来的。没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人才也就没有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照片：父亲在大跃进中)

　　同样仓库管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管理就是不同。现在一个芝麻大的管理员也排场很大。一个人进厂，究竟是下车间还是管理不是根据生产的需要和各人的能力和责任心。大致上没有背景的人，不会钻营的人，进厂后注定就是在车间从事直接生产，而且还被人们看不起。就好像南北战争前的美国黑奴一样，下田的地位最低。有背景会钻营的就搞管理。最坏最不肯做事的人管人，做人上人，二等的就管物资。再高档的照例还不进企业，在机关里掌握着千百万工人的命运。由于这些人以自己的地位、待遇为追求目标，也就谈不上什么工作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八十年代我们厂里有一个人也是管理物资的，不到五十平方的仓库却要厂里给他配两个搬运工。这还只是个小角色。

　　可父亲那个时候就不同。我说过，父亲等人在社会主义改造时多次打报告要求下车间，但大多数有特长的人据他们的能力得到了重用。他们跟厂里领导并无任何个人恩怨，而是领导任人唯贤，不是任人唯亲，不因为自己打报告就顺水推舟让他们下车间，也没有在管理部门安插不称职的亲信。各人到了管理部门后又在自己那个范围内尽量地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又经过大跃进的训练，所以管理就是不一样。父亲也并不因为在管理部门就自以为比车间工人高一等，仍然像一个普通的工人那样要求自己。

　　他管的东西要多得多，却只有他一个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搬运工，他自己就是搬运工。各种工具运来，他立即分门别类在架子上摆好。以砂轮为例，每次运来他立即亲自卸货，然后亲自拆去包装，一个个搬到专门放砂轮的架子上。有的砂轮很大很笨重，所以尽管父亲在科室里，身上出的汗一点不比车间的工人少。父亲力气很大，1954年粮食定量领导给他确定49斤，也刚好够他吃。这49斤粮食都用到工作上了。各种工具有的分门别类，有的他知道是那个车间、那个小组甚至那个人用的，谁需要啥，他就事先准备好了放在相应的地方。等到需要的人来时，他接过条子就把事先准备好的交给了来人。又方便了生产、又节省了时间。大跃进时则是直接送到车间，一般不会有人来冒领。六十年代曾经有人冒领过，父亲一看就知道并不需要立即打电话询问。冒领者没有拿成，只好扫兴地去了。父亲对于国家的财产一分一厘都是坚决捍卫的。也是六十年代曾经有个小青年到他那儿打电话，说他妈病了，但拿起电话嘻嘻哈哈根本没有任何疾病痛苦的样子。电话结束父亲告诉他，以后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要到这儿来打电话了。后来也没人敢于为私人的小事来乱打电话。不要说父亲刻薄，那个时候大多数工人对于私事打电话都很反感的，如真有生老病死等大事还可以通融，像这种嘻嘻哈哈就决不能赞成了。父亲守着电话机就从来没为私事给家里打过电话。那个时候我们家楼下就是电话机，接电话还不要钱。我唯一记得的一次电话是大跃进时已经很晚了，父亲来电话说今天晚上要很晚很晚才能回来，也不知道是不是打的厂里的电话。

　　记得1961年下乡劳动，我的衣服被挂破了，为了防止越破越大，我就拿了卫生箱里的一块纱布补上。那纱布是橡皮胶上的，橡皮胶揭去后也没有什么用处了。但回到家里被父亲知道了，父亲就立即教育我，说公家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沾，那纱布即使没有用处也不能沾。对父亲的教导我一直牢记心中。

　　看《红楼梦》时我们可以看到，王熙凤固然有残忍无情的一面和贪心的一面，但也有精明强干和勤劳的一面。到宁国府管事时，有人来冒领，她看了一眼就说：“这个开销错了，算清了再来。”说完了把对牌扔下，来人只好扫兴地去了——这就是精明强干的例子。而精明强干也来自于她的勤劳。为什么冒领者被她一句话就不敢争辩扫兴地去了呢?就是因为她知道真相，她说中了，来人没法跟她分辩。她是为贾府管理家务，而父亲是为社会主义管好家。

　　现在许多官吏非常欣赏王熙凤，他们只是欣赏她的淫威，而不是她的精明强干和勤劳。在淫威上他们比王熙凤过之，却没有一丝一毫如她那样的勤快与精明强干。所以最后他们也就昏昏然，管不好事情，问题倒出了不少。

　　以我们厂为例。各车间、部门和各科室领取物资，按理该由车间主任、各部门负责人、各科长来批。这不仅仅是给他们权力，首先是要他们负责任，是他们的义务。他们应该对自己领导的各小组、各人从事什么工作需要什么物资了如指掌。当各人需要物资时应该亲自批，并且一看就明白哪些是必须的，那些是不需要的。如果工作上发生变动，如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等他们也必须去了解在物资需要上有什么相应的变动。即使某个时候确实有了特殊的需要也必须问个明白，不然要领导干什么?可这种该管的事他们一概懒得管。他们把本该自己做的事专门设个办事员来做，办事员既没有他们的权力，也不想去了解，于是作为“例行公事”，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这还谈得上什么物资管理?于是该领的领了，冒领的一般也领了，如果你跟办事员有什么过节，有时办事员还会玩弄一下权术，刁难你一下。

　　后来厂里看到物资消耗严重，就着急起来，于是进行了“改革”。规定领取东西一律到总工程师那儿批，没有总工程师的批准就不能领取。可总工程师又知道啥?于是来人领取东西时照例讨价还价。许多时候生产上急需的也不批准或者打个折扣。来领者理由正当，所以绝不会像冒领者面对着王熙凤那样扫兴而去，而是据理力争，争得总工程师没办法了、只好批准。我们化验室有一次去领瓷舟，他一看要一千个，就大惊小怪起来，说：“你们要那么多干吗?”我们只好跟他解释：磁舟每天少则要用十几个，多则二十几个。解释不通又变成据理力争，最后打个折扣给我们领了半包五百个。争论已经花费了我们的时间，不久以后还得再来领又得花费时间。而有的冒领他也批准了。以其昏昏，岂能使人昭昭?这一“改革”维持了一段时间就坚持不下去了，也未见什么成效，最后又回到了老样子。幸亏是个工厂，不是几百万人的解放军，如果解放军也是万物靠国防部长或总后勤部长批准才能领，还能打仗吗?

　　这完全是个责任心问题，管理人员有没有责任心又决定于政治。搞管理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滥施淫威、高人一等，或者仅仅混个好饭碗，还是踏踏实实地为社会主义国家管好家?各个领导如果光知道自己当官升官、有职有权好滥施淫威，却不办事，这怎么能管好呢?而领导的领导，在用人时原本应该为了办好事，首先考察各个下属的为人、能力和业绩，知人善任。身居其位却只知道滥施淫威不管事的，原不该让他们担任，钻营上来的该罢免的就得罢免。如果不是为了办好事，而是任人唯亲，或者出于什么原因(比如迎合上级需要)安置不负责任的人，那就什么都不必说了。我父亲就说过：“只要是认真做事，没有一个工作岗位可以说是轻松的，追求轻松岗位的人不是做事的，也做不好事的。”事情就是这样!

　　邓小平复辟前后，对我国的管理大加指责，其实他上台后才使得我国的管理工作一塌糊涂的。这跟社会政治状况有很大的关系。即使同是毛泽东时代，不同时期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刮了各种风，情况也就不一样了。

　　1971年父亲突然生了大病，长期积累下来的疾病发生了总爆发。他本来视力就不好，那时白内障、视网膜剥离、黄斑裂洞、晶状体浑浊一起爆发，眼睛到了失明的边缘。医生主动提出父亲必须作全面检查——不要钱!说明医生发现父亲身体确实有问题。那时国家对工人的健康就是相当主动关心。现在医生主动提出全面检查就是在医疗费上宰病人了。以前父亲就有高血压，经常头痛也没当回事，此时经过检查发现父亲有好多种病，脑血管就有问题，内分泌也有问题，胃也有问题，冠心病心绞痛也出来了，最最严重的是大脑里有个肿瘤，头痛主要就是它引起的。必须经过放射疗法杀死肿瘤。放射疗法后反应强烈，父亲一贯胃口很好，此时饭量也大大下降了。就这样父亲有七个月没上班。1972年父亲去上班时，领导告诉他，工具仓库现在资金比以前多占了40万元，车间里还经常吵没有东西用。领导认为是能力问题，希望父亲对于接班的人好好教一下。父亲上班后才发现不是能力问题，也不是他能解决的。众所周知1971年我国走后门开始成风，首先就是领导。有的东西厂里需要的被领导转让给熟人了，有的东西并不需要，人家来推销也收下了。领导带头，下面也来学样。于是父亲知道这不是他能解决的。——不过那时候走后门还并不都是为了个人利益，全国到处都在办工厂，都需要东西，所以不过从一个社会主义企业转到了另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当然在这种风气下，必然有人会趁机替自己沾点好处，只是还不像现在那样动不动就狮子大开口。

　　父亲回到仓库后也不是绝对没起作用。

　　1972年中央曾经下达一个文件，批评河南省一些社队企业搞资本主义经营作风，把废砂轮收去装潢一下，冒充好砂轮骗钱，要求全国各地警惕，并要对这些社队企业严肃处理。我们厂的厂长在大会上宣布我厂也受了骗，不知道厂里那些自命不凡，无所不知的先生怎么搞的?上海量具刃具厂却没有上当，就是父亲挡了驾。河南也有人到父亲厂里来推销砂轮，有人就准备购买。河南来的骗子还用一些好处来甜和人，对那人说，河南的太阳眼镜很便宜，如果要就可以帮他买两付——注意是代买，不是白送，那人就说那么就帮我买两付。父亲听说要买他们的砂轮马上就出来阻止说：全国的砂轮我都明白，他们的质量能过关吗?不能轻易接受，如果一定要买，叫他们先送货来经过我判断质量好才能接受。骗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父亲是没有得到好处才出来阻止的，就问父亲要不要太阳眼镜，或者要不要他从河南带其他土特产来。父亲明确地说：“不要，啥都不要。”这次骗局就此失败。父亲保卫了厂的利益，也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

　　准备购买他们砂轮的那个人倒也不是贪图低价要买两付太阳眼镜，那对他也没有什么用处，他是为骗子的“亲切态度”和“热心帮助”所迷惑。所以如果哪个邓修分子、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凭此给毛泽东时代加罪名，并为邓小平复辟开脱，说：“谁说那个时代没有腐败”，除了暴露他们自己无耻以外没有任何价值。

　　不料，复辟以后这次事件被邓小平集团作为毛泽东时代反对社队企业，攻击社队企业是资本主义尾巴的“根据”。真是天晓得!!!究竟是谁最先提倡社队企业?是毛主席，是大跃进最先起家。是谁在六十年代初把社队企业一扫而光?是刘少奇、是邓小平!刘少奇还专门到自己家乡湖南宁乡把社队企业不由分说全搞垮了。是谁把社队企业恢复起来的?是毛主席，是文化大革命专门批判了刘邓的破坏才重新大搞起来的，中央还发了专门文件。刚复辟时，邓小平集团也在大批“小生产方式”声中大肆摧毁社队企业。后来由于许多地方的社队企业站住了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就据为自己的功劳，倒过来诬蔑文化大革命把社队企业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来割，根本不提对刘邓破坏社队企业的大批判，不提中央文件提倡社队企业。甚至编出社队企业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生产，自发出现的神话来。同时，大量消耗优质原料生产劣质产品的小棉纺厂、小烟厂、小酒厂、小皮革厂等等都泛滥成灾了。

　　邓小平复辟后的八十年代，管理才更是乱得一团糟。现在谁都知道假冒伪劣充斥市场，像1972年河南那样的事情也见怪不怪了。1972年出了那么一桩事情还由中央出面发文件通报全国。现在不但邓小平当局不会管假冒伪劣，就是真要管，如果为了区区假冒伪劣出通报，那么每天的通报只怕堆积如山了，邓小平当局也只好把时间都用在通报上了。还有人人知道，现在许多人哪怕担任一个芝麻大的职务也是看对自己有没有利，一切以自己利益为转移，有的人本身就是从管理混乱中渔利的，他们希望的正是管理混乱。我们厂里的管理在复辟以前不能说没缺点，但就是在复辟以后，尤其八十年代才成了我前面说的那种情况。据我们厂里的一些老职工说，大跃进时不少领导如我所在的铸工车间主任，其能力就非常强，管理也非常严格不容钻空子。八十年代父亲单位的详情我不清楚，但工具仓库的管理确实大大不如以前了。父亲在工具仓库工作过好多年原本是有很深感情的，所以曾经去看过，可是看了一次就不想再看了，混乱不堪简直使人伤心。还是以砂轮为例，仓库管理员才不肯出力卸货、拆包、归类了，这些体力劳动只有贱民才配做。砂轮运来，指一下“卸在这里”，自此以后就一直堆放在“这里”。车间来领取，管理员又照例君子动口不动手，只收条子，叫来领者自己到“这里”去拿。工人只好自己翻动寻找所需要的砂轮，翻到后各人自己拆包拿走。翻动中难免有砂轮打碎。这能怪工人吗?当然不能!管理者也不负责任照例报销了事。——这就是所谓的管理?!该管的没有管。至少这个原因，工具仓库占用资金就直线上升，浪费惊人。这就是邓小平集团强调的管理!复辟时好像天下谁都不会管理，唯有他们得了管理的真谛来。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对一般的物资管理人员也就不必过多指责了。他们哪像父亲那样经过大跃进的训练?也不是工人中提拔的，或者虽从工人中提拔，却正是为了高人一等，摆脱体力劳动和生产性劳动，领导也决不会任人唯贤。以后重划成分他们不能定工人，只能定为职员。这大概还不算啥。众所周知，复辟以来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霸占了领导岗位，那些当官的才厉害，全国的企业，广大人民的财产都成了一小撮党官僚的私产，假公谋私层出不穷。他们属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1958年2月的早晨，甘肃武威县“先锋集体农庄”，省级机关干部参加农村生产劳动。新华社记者黎枫摄(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而父亲如果重定成分理应还是工人。毛泽东时代历来提倡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父亲就是一个参加物资管理的工人，论头衔是仓库管理员，好像已是职员，但从来不认为自己比车间里的工人高一等，照样力所能及地做体力劳动。听说 X也是一样。只有这样的人来管理才管得好。工厂里选拔物资管理人员就是应该选拔父亲那样的工人。如果谁把选拔到管理岗位作为脱离生产劳动，高工人一等的梯子，就应该把他再拉下来，赶回车间里去。就是要像大跃进那样，提倡服务到车间，要像父亲那样各个车间小组需要什么物资心中有数。就是车间主任、各部门、各科室领导、厂长等也一样，应该从工人阶级中选拔，并为工人阶级所认可。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大专生，也首先要下车间和工人一样参加生产性体力劳动，在真正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并为工人们欢迎后，才能干管理工作。管理工作必须真正为生产所需要，不能在担任职务后作为谋取自己地位和权势的手段，不能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到处伸手。还是以物资为例，各级领导必须心中有数，一般应该亲自审批，如果该部门确实比较大，工作太多，可以设副职并由副职来办。不能托付给办事员，也不能多设办事员，副职可不设也不该设，机关要大大缩小。各级领导如果脱离了工人，自以为高人一等，管得不好，如物资消耗太大，就应该赶回车间去，情节严重的还应该处理。车间工人也不能仅仅当做一个劳动力，而应该参与工厂的管理工作。

　　父亲的工作是为当时的领导认可的。1961年秋天，国家的粮食到了最最危机的时候，上海开始按工种定量，父亲原来定量49斤被认为太高必须割掉。如果作为脑力劳动，定量只有29斤。父亲向领导反映，29斤实在不够吃。领导告诉他，这牵涉到“员”还是“工”的问题，如果当初编制上定为“仓库管理工”就好说，由于实际定为“仓库管理员”就不好说了。但领导承认他的工作体力消耗很大，29斤确实太低了，最后折中减到35斤。也许父亲算破例了，但领导对别人是说得过去的，谁如果认为父亲粮食高了，那么这仓库的工作他来做做看，只要能像父亲那样一个人干，粗活细活一手抓，资金不积压，车间里又有东西用。父亲就可以下车间并领相应的粮食定量。如果只知道坐在办公室里，那么就是给他29斤也多了。而父亲体力消耗大35斤也是不够的。

　　那时的粮食困难现在归罪于大跃进了。一提起大跃进好像就是浮夸风和共产风，绝对不允许讲成就。其实浮夸风和共产风不但是阶级斗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产生的，在中央也正是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如果刘邓能够写《党内通讯》、领着大家学苏联的经济学、召开多次会议力纠五风，那么毛主席早就退了。(五风的出现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就好像有电脑就有黑客和病毒那样。只要我们决心努力在中国典立工业基础，五风一样会出现并且很难纠正的。关键是自己不能去制造病毒当黑客。所以即使刘邓不搞五风而是像毛主席那样力纠五风，五风一样会出现。不过那样一来，刘邓就将像毛主席那样受人攻击了，被人说成是饿死三千万的罪魁了。或许毛主席逝世后，还会有人说如不是被刘邓赶下来的，就不会如此了。)

　　正是刘邓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破坏造成了六十年代初期的困难，自然灾害也是个因素，但大跃进中人民兴修水利、抗灾救灾成绩是巨大的，刘邓的“五风”造成的破坏处于第二位。最大的人祸则是后来的“三自一包”。

　　大跃进时一切都是热火朝天的。母亲也在忙。我们这儿劳动人民家庭不多，许多还是双职工，母亲还得带头。那时提出解放妇女劳动力，到处都在动员家庭妇女参加生产。我妈自然得带头参加里弄生产组，还得去动员不愿参加的人出来。母亲也一样要除四害，搞卫生，还参加扫盲，对于不愿学文化的还得去做工作，动员他们学习，教没文化的邻居识字，在除四害、讲卫生中，我家是公认最最清洁的两个模范家庭之一。父亲由于每天起得很早晚上也回来得很晚，天天一大早生煤球炉实在吃不消，1958年办食堂时我们一度在学校和街道食堂吃饭，当时也是带头的。公社化时有的地方把群众的锅灶砸了强迫参加，上海在柯老领导下就没有这样，参加食堂都是自愿的，凭票吃饭，节约归己。这我在其他文章中说过。1959年我家安装了煤气就退了伙，没有人说不准退伙，或者说不在食堂里吃饭就是什么右倾倒退。父亲也不必一大早起来生煤球炉了。母亲参加里弄生产组说实在也是为了带个头，不在于那几个钱。第一个月才拿到七元钱，还是最多的，有的人只有六元钱。后来最多时十八、九元。原因两个，一是工厂里把最需要劳力也最最不赚钱的活下到了生产组，母亲她们加工围巾每条才两分钱。另一方面原来的家庭妇女散漫惯了，一下子不能适应集体生产，尽管是计件工资，但纪律松散大家也不在乎那点钱，做得就慢。

　　1960年因祖母住在我们家生了病，母亲请了五个月假，假后已是1961年了。到了生产组，母亲才知道已经被除了名，很不高兴地说：“当初要我们带头出来参加生产，现在连通知也不通知一下就除名。为什么不可以告诉我一声，让我带头退出呢?”这是1961年大批企业下马时的作风。不过1958年办的生产组、街道工厂也有一些坚持下来的，1969年文革结束时有的街道工厂除了那块牌子以外，规模已经和全民厂没有什么区别了，又遇到了新的大发展。上海有个街道工厂甚至改产电子计算机。母亲虽然不再在生产组了，街道里弄工作还在做。那是被人称为：“吃自己饭(无收入)，做大家事，受人家气”的工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