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篇文章所分析的改革三十年房租上涨666倍,是上海的数字,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但是对于北京来说,房租上涨速度绝对不止666倍,而是在千倍以上。改革开放之前,二环以内一套两居室的住房,房租不过几块钱,现在便宜的也要几千元,有的甚至上万元。房租仅仅上涨几百倍的房子,一间都没有。
可以说,按照房租的比价来计算,当前北京市民的月收入应该是几万元 ,才能与毛泽东时代的生活持平,而现在北京市民实际收入不过几千元,实际收入水平仅相当于那时的十分之一。这就是当今中国老百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养不起孩子的根本原因。今天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较,老百姓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争论不休的原因在于衡量指标的不可靠。
其实,衡量生活水平高低的最可靠指标,既不能单工资也不能看物价,而是要看一个劳动力养育家庭人口的能力。毛泽东时代一个普通工人,能够养活一家五六口人。当时中国家庭平均人口是六人,往往一个人工作就能养活全家。而现在一个普通工人连一个孩子都养不起,夫妻双方都工作才能勉强养育一个孩子。可见,当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百分之百,至少也是99%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了。如果再考虑到物质文明本身的进步因素,这种下降幅度更是悬殊。
有一些不分年龄的右派小流氓,谈到这个问题总是纠缠什么农村贫穷,暂且不说那个时代没有现在农村老人因看不起病而自杀的普遍现象(一份调查报告说有的农村甚至找不到正常死亡的老人),就说如果不是八十年代的农村私有化改革,中国农村早就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七十年代中国农业的水利化建设已经完成,城市工业也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实现农业机械化已经水到渠成、唾手可得,这就是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宣布20世纪末要实现包括农业在内四个现代化的客观基础。
然而一场全面的私有化运动,彻底摧毁了农业现代化的经济和制度基础,一家一户拥有几块土地,莫说是买不起农业机械,即使白送给农民拖拉机,也根本无法使用,一下子把中国退回到了小农经济靠天吃饭的时代。中国农民几十年战天斗地的奋斗付诸东流,完全恢复了秦始皇时代的手工劳动。
在八十年代农村私有化改革摧毁了农业现代化基础之后,九十年代城市私有化改革数百万公有制企业被强行催毁,数千万工人下岗回家,又摧毁了工业现代化基础,就此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灰飞湮灭,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由20世纪末推到了21世纪中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一次在没有外来侵略的干预下,自己中断了现代化进程。而前两次现代化进程,都是被日本侵略者所打断的。
2014-09-25
张宏良微信公众号:zhanghongliang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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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兰台:房租三十年涨666倍!
房价上涨千倍!
早些年听丰子恺后人说,他爷爷解放初在上海化6千元就盘下了陕西南路一栋两层小洋房。刚到搜房网去看了下,这个地段(过去的法租界)在上世纪2、3年代建的这类老式的洋房,上点面积的,现在都值900万元以上了。一算,三十年来,房价笔笔直上涨了千倍不止。
国家统计局说,CPI里不统计房价,那就不计吧,但房租总该计吧,实打实的支出。
房租在天棚上暴走!
国外租房,中介会提醒你,一定要把总费用控制在月收入的1∕/3到1∕4以下。比方说,月入3千的就不要去租上千的房子,房东租给你、他也不放心。
但中国房市的暴走似乎没任何需要顾及的,也没人管控。七月份以来媒体频频亮灯:房租连涨42个月 网友直呼买不起也租不起!(2013-07-11,半岛都市报)、“八成人工资涨不过房租”(2013-07-26 南方都市报)、年青一族感叹“工资的一半都被房租吃掉了!”虽说是“市场决定”,但也不能“决定”成这个样子:小区的亮灯率仅10%、多数房客挤在一道合租,省下点租金。这样的能叫“资源的优化配置”?想想搞笑。又有消息了。“(潇湘报覃佐国)研究机构莫尼塔指出,2014年,很可能会出现由于房租上涨过快反过来倒逼企业提高工资的情况。”因为“每当货币政策稍有松动,很快就会触发房价上涨或是通胀上行”,是刺探到消息,政府明年还要超发货币吗?
喧腾了好一阵子的“廉租房”“公租房”,看来又是一座虚寒的空中楼阁。
合理的房租价位
像美国平均月收入4000美元、日本30万日元。新加坡2000新元,而实际的月租水准分别也在大致1千美元、8万日元和600新元上下,相当稳定;房子按质论价可以有大到十倍的偏差。例如在东京,位置偏点,2万日元也能租到过得去的房子。因此,租房,拿出收入的1/3到1/4应说是合理的,我国的统计局的数字是,2013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694元,即月平均2280元,折算出目前房租的合理范围在570-760元(平均值)。但实际的情形与此相去甚远。在市区,这个价位恐怕连阁楼甚至地下室都租不到!至于1、200元想租房,简直天方夜谭。
房租上涨666倍!
三十余年来房租到底上涨了多少倍?
以上海为例。上海解放后统一标准,实行公标计租。1955的调查摸清了当时市民的房租负担状况。
工人家庭 职员、干部家庭
户均居住面积(㎡) 14.5 26.8
平均月租(元) 4.25 8.5
占个人月收入(%) 8.3 11.0
每㎡租金(元) 0.29 0.36
〔注〕资料来源:[1]。 ㎡=平方米。
五十年代,上海居民每平米的月租金不过3角上下,只占个人月收入的10%左右,日子好过。1958年私房改造,上海改造后重新修订了公、私房的租金标准,规定月租金超过0.70元∕㎡的一律降至0.70元(时称“七角封顶”),对“六级”房屋(里弄、住宅、公寓、店铺、办公大楼、银行大楼)之中的民居(里弄、住宅、公寓)部分,不论新、老公房一律降标,平均降到了0.15元∕㎡左右。新公房也不高,即使一级新式里弄房像巨鹿路景华新村,月租低到0.122元∕㎡;店铺也低,南京西路1081号酒家大厅只收0.188元∕㎡。到“文化大革命”又一次降租:“限定每平方米月租为0.1~0.4元”(第三章租赁),即“四角封顶” “按质论价”。与1955年状况对比,尽管工资加得不多、不勤,但是房租、药品药费和学费等都是一降再降,显然日子是更好过了。而作为家庭支出重头的房租,占收入的比例一再下降(后来大概只占到了百分之几,没有具体的数字),人们自然就过得踏实、无忧。
搜房网上,上海现在地下室的月租都已接近每平方百元了,不难算出,三十年来上海的房租至少上涨了100∕0.15=666倍!
佩服国家统计局的气定神闲,始终不慌不忙拨弄着除了它谁也不懂的算盘珠子,高唱“三十年来物价上涨平均不到6倍、城镇居民收入扣除物价增长了10.5倍!”……
谁来救赎?谁能救赎?
想起了英国玄学派大诗人赫伯特(George Herbert)的诗《救赎》[2]:
久为租赁苦——我主富有,
我不足,决意放胆去向他求告,
希冀供我小额新租约、取消旧约。
我到他天堂住所寻访
他们说,他近来离开
处理某地,那是他以高价购得
早自创世伊始,为要得为产业。
我笔直折返,知他高贵出身,
遂四觅于著名处所;
城市、剧场、花苑、园林,及宫廷:
终于听到刺耳的吵杂与讥讽
在盗匪与杀人犯之间:当下我看见他,
无保留地,“你的所求蒙允。”他说,然后死去。
“久为租赁苦”的诗人由于收入“不足”,面对天价的房租,望楼兴叹,拿什么去换廉租房?他想到了《旧约》的“赎地”,便决意放胆请耶稣“去死”来为自己的房租“赎价”。诗人“在盗匪与杀人犯之间”找到了耶稣,而耶稣“无保留地”允诺了他。
上帝的儿子付出死的代价、无期徒刑的代价,真的能救赎到普罗大众吗?
资本集团真的能被“耶稣的死”所感动,兑现“小额新租约”、让赫伯特们在耶稣建起的廉租房里继续安心住下去吗?
房租还要疯涨?“恭喜你!工资也要涨了!”—— 别逗了,又一场“八成人工资涨不过房租”的旧戏重演罢了。
【注释】:
[1] 《上海房地产志·第三篇公有房地产业·第三章租赁》,<1955年工人、干部房租负担抽样调查表>。
[2] [英] 麦格拉思:《基督教概论》第146页(2003.8 马树林、孙毅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