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金融，还有希望，一看金融，就只有恐怖！
——对易纲《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路径逻辑》一文的点评
张宏良

　　点评一：如果你还热爱这个国家并且稍微了解一些金融情况，看到来自于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娟获奖图书的这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的文章，就会产生一种难以自拔的深深绝望。看着这篇文章，耳边响起了最近那位协助有关部门按照对文革的态度编制350人监控名单的人民网副总编祝华新贬低左派的那句话：“他们专业素质很低，政治嗅觉极高”，所谓左派专业素质极低，也就是说右派专业素质极高，那么这位人民网副总编所赞扬的右派专业素质极高是指什么，只要你能看懂易纲这篇文章，自然就会明白祝华新那句话的阴险恐怖。
　　话只能说到这个份上，估计再多说一句，张宏良的微信也会象微博一样被关闭。当下中国的何去何从，就只有看上帝的选择了。毛主席曾经在《愚公移山》中说，中国也有个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亿万万人民，眼下能够救中国的，不是军队，不是政党，不是国家机关，更不是知识分子，而是13亿中国人民，是中国人民这个最伟大的上帝。八年前我们就曾经呼吁，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看来这个危险正在日益迫近，但愿人民能够在劫难到来之前能够醒悟过来。
　　点评二：虽然努力忍住不想再说，但是却如鲠在喉，不得不说。尽管要害问题不能说，但是对于那些表面的具体问题还是可以说几句的。看了这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局局长的文章，忍不住会为中国近二百万亿金融资产感到担心甚至绝望。文章开篇第一个观点就是，效率是当前中国金融安全与稳定的最大危险。这个判断足以把中国金融业推入万丈深渊。
　　只要接受了这个观点，就要接受作者第二个观点，实行金融资产的外资化和私有化，这是提高金融资产效率的根本途径；如何实行金融资产的外资化和私有化，作者用“专业素质极高”的一般人看不明白的语言说得很清楚，就是用相当于市场价格几分之一、十几分之一乃至几十分之一的低价，把金融资产卖给外国人，如同2005年到2006年贱卖银行股一样。作者说，在同一时间把同一银行或同一公司的股票，以相差几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价格，高价卖给中国人和低价卖给外国人，不算是贱卖，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把中国现有金融资产卖给外国人，中国以断子绝孙的环境代价所换取的金融资产将会全部蒸发。
　　如果你对贱卖银行股感到愤怒的话，那么需要告诉你的是，还有让人更加愤怒的事情。就是以当年利润三分之二的价格卖掉整个银行的海外奇谈和金融神话。把北京银行卖给荷兰就是这样一个金融神话。所谓金融神话，就是用不到一个鸡蛋的价钱，把屁股里含有一个鸡蛋的母鸡卖掉了。卖掉北京银行的价钱，还不到北京银行当年的利润，这已经不属于贱卖，而完全是白送。文章坚持这个做法是正确的，要按照这个方法继续进行金融改革，明天中国会是怎样，任何人都不难想像。
　　当今中国金融问题，已经成为最致命的问题，只是与这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判断完全相反的是，我们不认为中国金融安全的最大危险是效率问题，而是被外资控制的问题。这种金融控制，不家是一般股份公司那样，仅仅是通过股份实现的，而是通过人员、规则、制度、衍生金融工具的布局等方面实现的。这种金融控制的程度，足以掏空中国全部财富，并把中国推入动荡深渊，由此对国家形成的威胁程度，足以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屈膝投降。
　　当年慈禧太后由一个敢于对列强宣战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迅速变成一个卖国主义领导人，就是西方烈强联合国内买办汉奸势力，以大清王朝的执政地位相要挟，才迫使慈禧太后走上卖国主义道路的。而当今中国对执政地位最大的要挾，就是金融问题，金融控制的问题。
　　这是本人自2006年撰写金融文章以来，写得最含含糊糊最乱七八糟最欲言又止的一篇点评，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不过，只要大家看懂了易纲先生那篇文章，也就知道我想说什么了。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2
　　2014-10-20　

　　关联阅读：

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路径与逻辑

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易纲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社会运转的关键产业，其基础性作用在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金融系统的效率得不到提高，那么整个中国经济都将受到非常严重的拖累，这是中国金融安全和稳定的最大威胁。

　　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外资银行进入可提高本国银行业效率和本国货币当局的依法监管水平，但也有少数案例表明，大量外资银行收购合并本土银行，整个市场的竞争力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使外资银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这可能是中国对外资入股国内金融机构有股份上限控制措施的原因。

　　一、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对外开放进程

　　1．银行业开放程度显著提高，竞争力不断增强

　　中国银行业开放30年以来在广度和深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银行业开放是渐进、有序的。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时间分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至加入世贸组织前（1979年-2001年）。这一阶段的开放主要是配合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引进外资，开放措施带有“试点”特征，没有开放时间表。

　　1979年，中国批准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代表处——日本输出入银行北京代表处，拉开了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序幕。

　　中国第一家外资银行是香港南洋银行在深圳开设的分行，此后沿海区域先行开放，银行业开放不断推进。截至1997年年底，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达到164家，四年内增加了90家，资产总额达到380亿美元。受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确定性的影响，银行业开放进程有所减缓。截至2001年年底，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为177家，四年内仅增加了13家，资产总额达到450亿美元。

　　第二阶段：从加入世贸组织至今（2001年至今）。这一阶段中国认真履行承诺，逐步开放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范围和客户对象范围。外资银行已成为中国银行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行、中行、交行和工行的改革过程中，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并在境内外成功上市，是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相互促进的成功案例。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先是要办成专业银行，然后是成立政策性银行，把政策性业务剥离给政策性银行，要把国有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然而事实证明，如果不转变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

　　在1999年-2000年将13939亿元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后，封闭的银行体系和旧的体制机制仍在不断地产生新的不良资产。从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中，又从工、建、中三大行再次剥离不良资产合计超过1万亿元。

　　这一轮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带有明显的开放色彩。首先，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开放，在境内外上市也是开放。在境内上市是对境内非公投资者的开放（包括自然人持股），在境外上市是对境外投资者的开放。

　　如果我们用文章开头讲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五个特征来检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产权清晰、政企分开、依法治国、经济激励、社会监督这五个方面，经过改革的国有商业银行都向市场经济的方向大大进步了。至于这些公司治理结构的转变能否使之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还须再看一段时间，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

　　2．证券业的开放度较低，主要限制是商业存在。

　　从历史的教训以及其他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经验来看，外资参股证券公司有利于证券公司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构建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机制。当前，应以外资参与高风险证券公司重组为契机，全面推进证券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以此推动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尽管证券业已全面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但中国证券业仍然是世界上少数存在对外开放限制性措施的国家之一。

　　目前，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均实现了证券业对外开放，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对外资参与证券公司均没有持股比例限制，泰国、印度、韩国等原先的限制条款目前也已全部取消。

　　许多国内证券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均吸收过国有资本、产业资本或民间资本，但公司治理并没有质的提高，有的公司还达不到合规经营的要求。违规是机构内部人及其所有者获益的来源，但导致法人机构及整个资本市场受损。中国证券业并不缺少发展的资金，主要是缺少“机制”，缺少严格的公司治理和创新意识。

　　证券市场功能的丧失才是对国家金融安全真正的威胁。就证券业而言，对国家金融安全最大的影响，在于证券公司大面积的违规经营导致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失去了信心。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即使是保险资金和社保基金这类亟待拓展投资渠道的机构投资者也不愿投资证券市场，反映了证券业的违规行为已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并对其他领域的改革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当前情况下，应立足长远，通过引入外资，形成与国内证券机构的良性互动，在世贸组织承诺和现行法律框架内，积极引入国际一流投行、港台优质公司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境内证券市场，有利于改革证券业的公司治理，提高会计标准和透明度，提高依法经营、依法纳税的意识，引入和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提高管理风险水平，总之是提高服务水平，使广大中国企业和普通投资者获益。

　　3．保险业的开放较早，但在市场准入上仍有诸多限制。

　　2004年12月11日开始，中国根据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全面放开保险业对外资的业务和地域限制，除了对寿险公司有外资比例不超过50%及设立条件限制外，对外资没有其他限制，非寿险公司则除了设立条件以外，没有其他限制，法定再保险比例降为5%。外资保险公司与中资保险公司相比，更加注重依法经营、持续经营、创新经营、稳健经营，注重强化内部管理和培育企业文化。

　　尽管中国保险业发展迅速，但由于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历史短、基础差、底子薄、整体水平不高，与发达国家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保险业的总资产、保费收入、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等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悬殊，更进一步的开放仍然是必要的，我们应努力加快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