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一篇典型的阶级斗争宣言

作者:张宏良  更新时间:2014-10-19 19:15:46  来源:民族复兴网  责任编辑:石头

 张宏良:一篇典型的阶级斗争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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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搞阶级斗争?看看高尚全这篇文章都会有一个清晰认识,高尚全这篇文章是典型的阶级斗争宣言。高尚全的这个阶级斗争宣言,反映了当今中国阶级斗争一大特点,就是那些越是把老百姓往死里斗的人,越是高喊不要搞阶级斗争,其目的就是避免老百姓以阶级的形式团结起来,以便用阶级的整体力量去对付一盘散沙的人民大众。
        高尚全讲的很清楚,如果搞阶级斗争,资本家就会携带资本外逃,造成生产力大破坏。这是典型的绑架国家,要挟执政党,与中国人民为敌。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当今中国富豪精英之所以会无所顾忌的欺压和掠夺国内百姓,就在于他们建立了向国外转移亲属和资本的基地,只要中国政府敢对他们有丝毫限制,他们马上就会把中国的财富转移一空。中国富豪的这个做法本来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俄罗斯正是鉴于中国这种悲惨状况,才不惜采用包裹法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对向海外转移资产进行严厉打击。可是在当今中国,这种亡国灭种的严重刑事犯罪,却成为了要挟执政党和国家的手段,成为套在13亿中国人民头上的一个绞索,动辄便勒紧这个绞索要挟国家和人民,以此来维护他们空前未有的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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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退一万步来讲,不搞阶级斗争,不对资本进行约束和节制,资本和财富就不会被外流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财富和资本的外流,不仅不是约束和节制资本造成的,恰恰相反,是无底线放纵资本造成的,无底线放纵资本导致了资本的无底线犯罪,无底线犯罪造成了资本的无限恐惧,所以纷纷向海外转移资产,形成了古今中外最大规模的财富外流。这也是中国连续三十年高速增长而老百姓却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一个重要原因。

  放纵资本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资本犯罪性积累,不仅造成了大规模财富流失,更加可怕的是,这些财产和亲属转移到国外的富豪精英,为了避免将来国家的追惩,他们最大的愿望和努力,就是灭亡和解体中国,以永绝后患,让子孙后代永享太平和财富。所以,继续放纵资本,不仅不会避免财富和资本的大规模外流,反而会加剧国家和民族的解体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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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高尚全先生本人来说,他究竟积累了多少财富我们不得而知,仅担任三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费就有二百多万,显然这与独立董事的性质是完全向背的,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更是刑事犯罪,而在当今中国却属于正常现象。可是这种正常现象却不会永远正常,如果日后追究起来会很麻烦,但是一旦国家解体和灭亡,所有问题就会统统一笔勾销。李鸿章的后代之所以能够子子孙孙一直安享晚清的财富,就是因为大清王朝已经灭亡。如果大清王朝不灭亡,李鸿章后代继承的贪腐财产肯定会被全球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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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避免重提阶级斗争而避免资本和财富外流,而是只有通过强调阶级斗争才能避免资本和财富的外流,从伦理和法律两个方面,严厉打击资本和财富外流的现象,对外流资本和财富的合法性进行严格审查,在目前经济手段还无法跟上的情况下,采用政治手段进行打击,即便追不回资本和财富,也要坚决追惩把资本和财富向国外转移的不法资本家。以此来捍卫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安全。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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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再搞阶级斗争,结果将是“两个大逃亡,一个大破坏”

来源:东方知行社微信

  改革开放已经35年了,我认为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五个转向:第一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第三是从封闭转向全面开放;第四是从人治转向法治;第五是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如果能够把这五大转向不断完善,并通过制度化、法制化不断巩固,那就能实现长治久安了。但是这个转变过程是长期的,不能说一下子就转变完了。
比如,我们过去实行的计划经济的理念是什么?政府是创造财富的主体,老百姓、企业都是被动的,都围绕政府转。政府把纳税人的钱集中在政府手里,再投入到各行各业,手表厂、自行车厂、缝纫机厂,连卖菜的都是国营的。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倒过来后的理念应该是: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企业和老百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
所以我说浙江为什么有今天?浙江国有经济的比重在全国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浙江发展得很快,老百姓很富裕,社会很稳定,那些危害社会稳定的传销、邪教等违法活动,在浙江为什么很少有呢?因为大家都在创业。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这个观念的转变,我们经历了近三十年。走到今天,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认可市场理念的,现在最关键的是需要法治去保障。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强调:“为了保证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
但是也有人说,现在必须要搞阶级斗争。他们讲了三条理由。第一,1956年的时候,私人企业主只有16万户,现在发展到497万户。这个群体算什么?算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第二,剥削阶级有诉求了,政治上要跟共产党分庭抗礼,经济上要进入垄断行业。第三,公有制主体边缘化。所以根据这三条得出结论: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要搞阶级斗争。我是不赞成这种看法的,所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千万不要再折腾了”。
我认为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才可以从根本上杜绝“文革”那样的错误。我曾同一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交谈过,我说千万不能再搞阶级斗争了,如果要搞,结果是“两个大逃亡,一个大破坏”。第一,人员的大逃亡,就是私人企业主他们感觉不安全,他们移民了。第二,资本大逃亡。第三,生产力的大破坏。这个对执政党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这位领导同志就说,这根本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我们不能再折腾了。
上面这段话是我2005年讲的,但到现在,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问题更加严重,已经出现了“大逃亡”的局面。不光是私营企业主,还有技术精英,都纷纷逃往国外,而且逃亡的资本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事要引起高层注意,保护公民的财产一定要落到实处。法治中国绝对不能只是嘴上说说。
本文节选自《改革是最大政策》( 改革扑朔迷离,是方向不明还是阻力太大?吴敬琏、高尚全、张维迎、陈志武、华生、王健林等带您看懂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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