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广州网友爆料，当地环卫工人开始佩戴智能电子工牌。

　　对此，对此，花都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表示，这块智能电子工牌主要基于提升管理效率与保障职工安全的双重目的，并非外界误读的“监控”，核心功能其实是为了安全保障与应急救援。

　　管理方的工作人员声称设备“没有录音也没有录像”，然而正如媒体评论文章所质疑的，“如果功能仅限于打卡和应急，工人自行按键即可，何须后台持续追踪?”

　　工作人员声称电子工牌只是“起到一个提醒督促的作用，就像上班打卡”，本意或许是为了降低公众的反感和警惕，但从网友的评论看，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

　　按照管理方的说法，给环卫工佩戴电子工牌全是“为你好”，绝无恶意。然而，现实真是如此吗?据网友反映，深圳的环卫工早就戴上“电子监工”了，只要离开扫地区域100米10分钟，马上就会接到电话，甚至被罚款。

　　此前，媒体更是多次报道过“电子监工”的斑斑劣迹：山西运城的环卫工在雪天说出“不动的话要被罚款”，临沂69岁的环卫工被强制等到6点才能打卡以“吻合”八小时记录而丧失加班费。

　　一些地方管理部门给环卫工佩戴电子工牌、智能手环的做法，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有没有摄像、录音功能，而在于谁掌握监控权力、监控服务于谁的目的，更在于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被置于什么样的地位。

　　多地的实践所反映出来的，正是数字技术被应用于以“管控效率”为中心的管理逻辑后，资本对劳动过程控制的深化以及劳动者主体性的进一步消解。不要以为这起事件无关资本，目前多地的环卫工实际上都是劳务派遣工，更加适用资本雇佣规律。

　　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最初是一种形式隶属，即工人只是在契约上从属于资本;但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它逐步转变为实际隶属，资本不仅占有了劳动产品，而且直接支配劳动的具体方式、节奏和身体动作。

　　电子监工的意义正在于此：传统环卫管理依赖片区巡查和抽查，控制的时空是间断的、有缝隙的;而定位数据一旦接入后台，劳动者的位置、停留时长、移动轨迹就可以坐在空调房里被轻松地、持续地、实时地监视。环卫工在雪天不动或者离开区域10分钟就要被罚款，这不是什么“管理瑕疵”，而是控制从“工作时段内的行为”延伸到休息时间、身体停顿乃至生理节奏的真实体现。

　　在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完全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20世纪初，泰勒制和福特制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工厂里率先出现。工人的每一项作业被分解成不同的动作，从而不断减低生产作业的必要时间，并美其名曰“劳动优化”。有学者用“数字泰勒主义”来形同现代这种数字监管技术，这种技术应用不仅是对环卫工身心的摧残，更是对劳动者主体性的剥夺。

　　电子工牌所采集的“在岗时长”，看似是中性的考勤数据，实际上却重新划定了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之间的边界。例如此前媒体报道的临沂环卫工的遭遇，凌晨3点已经开始工作，但系统只承认6点之后的8小时，超过的时间被排除在“工作时间”之外，自然也就不算加班。

　　监控数据并不是对劳动的“客观记录”，而是一种具有分配后果的分类权力。什么算“在岗”、什么算“离岗”、什么算“有效作业时间”，这些标准由管理方单方面设定，而劳动者几乎没有参与定义规则的空间。一旦定位数据被接入考勤与奖惩体系，所谓的“提醒”随时可以转化为处罚依据，而数据的使用规则、申诉渠道和责任边界却往往是不透明的，特别是对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都较低的环卫工群体。这种不对称的信息与权力结构，使监控成为单方面吸纳和支配劳动时间的技术手段。

　　环卫劳动本身具有高度情境性：绕开拥堵、处理突发垃圾、在恶劣天气中调整节奏，这些都需要劳动者依据现场经验做出即时判断;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他们本可以自己总结积累出更高效、省力的工作方式，例如判断哪个时段哪个地段更可能出现垃圾，从而可以劳逸结合地完成工作。

　　但是，电子监工却将这些正常的、具有主体性的劳动调整，一律标记为“异常停留”或“轨迹偏离”，其结果只能是更深层次的去技能化：劳动者不再被要求运用经验来组织自己的工作，而是被要求服从数据系统的节奏。

　　电子工牌这玩意儿别说什么是不是“为你好”，而是压根儿就不该被用到劳动者身上。社会主义劳动管理的根本原则，应该是劳动者作为主体参与劳动过程的组织，而不是被当作需要被“盯住”的对象。毛主席曾把“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这一判断放到今天依然是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