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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人不能满足于做“清官”，而要做人民的勤务员。

　　文 | 付能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有一场关于清官的辩论，很有意思。

　　毛泽东：……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志明：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泽东：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志明：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泽东：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

　　“清官”问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从包拯、海瑞到刘墉，民间戏曲、小说乃至正史，都不吝笔墨地塑造着“青天大老爷”的形象，寄托着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朴素渴望。但我们有必要跳出道德颂扬的窠臼，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一现象。

　　旧社会几乎无官不贪

　　谈论“清官”，首先要面对一个根本性的历史事实：在封建社会，“无官不贪”并非激愤之词，而是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毛主席在与胡志明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封建社会不存在真正的清官。这并非出于对历史人物的苛责，而是基于对封建官僚体制本质的深刻洞察。在封建制度下，官员的俸禄往往不足以维持其体面的生活与庞大的衙门开支，更遑论向上司行贿、打点各种关系所需的巨额花费。所谓“清”，不过是贪得少一些、贪得隐蔽一些罢了。毛主席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敏锐，一眼看穿了“清官”神话的虚妄。

　　这一判断，在晚清州县官杜凤治的日记中得到了极为生动的印证。杜凤治于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知县十余年，留下了数百万字的日记，详尽记录了晚清官场的真实运作状态。日记显示，一个州县官要想在任上立足，必须向上司缴纳各种名目的“冰敬”“炭敬”“节礼”，向下则需通过收取“规费”维持衙门运转。这些收支在日记中被坦然记录，丝毫不见道德上的不安——因为在当时的官场生态中，这本就是“理所当然”之事。杜凤治并非贪酷之吏，他勤于政务、留意民生，在地方志中也算得上一位“好官”。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位“好官”，其日常运作也完全建立在各种灰色收入之上。

　　这充分说明，在旧中国，“清官”根本无法生存。一个真正一尘不染的官员，既无力维持衙门运转，又无法满足上司的索取，很快就会被排挤、弹劾乃至陷害。海瑞之所以成为“海青天”，恰恰因为他是整个官场的异类，除装点门面外并无它用。杜凤治日记以第一手的史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制度性的腐败，不是靠个别道德高尚的官员所能扭转的。

　　“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

　　张曙光先生曾提出“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之类的言论。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斥之“政治不正确”者有之，痛骂其为腐败张目者亦有之。然而，如果我们暂时放下道德义愤，冷静地审视这段历史，便会发现这一命题虽刺耳，却大抵属实。我国市场化改革初期，为完成改革目标，总是率先突破旧的行为规范，事后再进行合法化追认，资源的重新配置大量通过非正规渠道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大量资源从全民、集体手中流向个人，这一过程很大程度并非在阳光下进行。

　　那些率先“下海”者、那些获得批文与配额者、那些在双轨制中游刃有余者，往往都需要借助各种灰色乃至黑色的手段完成原始积累。西方的原始积累，通过圈地运动、殖民掠夺、奴隶贸易等暴力手段完成;而当代中国的市场化转轨，则大量通过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等方式实现。两者都是在制度转型期，通过非正当手段完成财富的集中与转移。这是市场化转轨时期我国特有的原始积累方式，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我们应跳出“反腐”的框架，更为清醒地认识这段历史。

　　如果在这个特殊历史进程中有人以“清官”的评价为傲，历史应该如何评价这种现象呢?

　　以薪养廉

　　原始积累阶段基本完成后，“润滑剂”说的声音便低了下去。反腐的重要性、紧迫性日益突出。

　　2000年初，我国在推动国企“瘦身”的同时，提出“以薪养廉”。官宣计划从当年起，为全国公务员连续加薪三年，使薪水翻一番。为什么是“以薪养廉”?因为我国暂时还无法“高薪养廉”，所以退而求其次。

　　这项政策主要有三个考量：

　　改善公务员待遇：通过合理的薪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刺激内需：当时中国经济面临通缩压力，给公务员加薪被看作提振消费、拉动内需的重要手段;配合“精兵简政”：在机构改革背景下，加薪与裁减冗员结合，意在“三个人的事情一个人做，三个人的薪水就应该一个人拿”，旨在打造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

　　事实上，1999年国庆前夕，我国公务员已经平均加薪30%，如果再加薪三年，意味着公务员连续四年大幅加薪。

　　“以薪养廉”，当然比“润滑剂”好;

　　“刺激内需”，当然也很好。

　　此时，数以千万计的国企工人正被抛入风雨中，不要说加薪了，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中央建立了 “三条保障线” ：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的具体规定是：凡有下岗职工的企业都必须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对下岗职工进行托管，为其发放基本生活费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同时为下岗职工提供培训;三年后职工出中心，已就业者由自己承担社会保险，符合失业保险有关规定的未就业者则转为“失业”，领取不超过三年的失业救济金;对于领取失业救济期间或期满后仍未就业的人员，若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申请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

　　制度设计看上去很完美，在现实面前却形同虚设。当时下岗职工中的绝大部分，并没有充分享受到制度所规定的他们应得的全部社会保障待遇，也没有多少人给他们解释“三条保障线”。工人们被“向社会一推了之”是常态，下岗的第一天起就没有了固定“收入”，绝大部分人无法实现再就业，也领取不了“低保”——保障线一道道被击穿。

　　此时公务员的“以薪养廉”，在下岗职工看来，就显得格外刺眼了。

　　毛泽东为何对清官不感冒

　　毛泽东同志数次谈论“清官”，关于“清官”问题的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

　　第一，老人家认为，“清官”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本质是维护统治。他用“无官不贪”这种极鲜明的话语，打破了传统文化中“青天大老爷”的道德想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官”恰恰是封建统治的润滑剂，是统治阶级自我调节的一种手段。他的“清”，是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度的“清”，一旦触及根本利益，便会毫不犹豫地展示自己的阶级定位。

　　老人家的深刻之处，正在于透过“清官”的道德光环，看到了其背后坚硬的阶级基础。

　　第二，老人家明确地批判“骂贪官、颂清官”的传统观念。中国民间素有“骂贪官、颂清官”的传统。戏曲舞台上，贪官被塑造成面目可憎的丑角，清官则是铁面无私的青天。百姓在现实中受了冤屈，便把希望寄托在“包青天”“海青天”身上，期盼着有一位好官能为自己主持公道。骂贪官、颂清官看似是正义的呼声，实则反映了人民群众缺乏主体性、缺乏自我解放意识的悲哀。这种“清官”崇拜，是封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麻痹了人民的斗争意志，使人们安于被统治的地位。老人家永远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必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老人家是第一位高呼“人民万岁”的人民领袖。

　　在老人家看来，共产党人不能满足于做“清官”，而要做人民的勤务员。这是共产党人与封建“清官”的本质区别。封建“清官”的理念是“为民做主”，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实际上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父母官”心态。而共产党人的理念是“为人民服务”。在这一理念下，干部是公仆，人民是主人;干部的权力来自人民，必须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共产党人不是居高临下地“为民做主”，而是俯下身子“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的“清官”观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与人民立场。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不是为了缅怀历史，而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历史、把握现实、开辟未来。

　　在私有制占主导的社会，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廉洁，私有观念和公共利益时刻在发生冲突——即便这个“公”是统治阶级内小泛围的公。而愈是如此，社会主流便愈是高呼清廉的重要性。一个真正廉洁的社会，归根结底要靠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靠人民的监督、靠制度的制约——这已经突破清官、贪官话题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