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我一直在研究鲁迅先生后期关于文学阶级性的文章。这便让我更加深刻清楚：文学生在人间，长在阶级分野的泥土里，便注定要沾着各阶层的血与汗、笑与泪。先生后期的杂文，常以冷峭笔锋剖解文坛虚妄，将那些裹着“人性”“自由”外衣的伪说，一一剥露在日光之下。我今拾先生余意，谈一谈阶级社会里，文学本真的面目。

　　先生的思想轨迹，恰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改良到革命的缩影。早年他寄望于“改造国民性”，以《狂人日记》《药》等作品，剖解国人精神上的痼疾，试图以文字唤醒沉睡的灵魂。那时他相信，只要疗救了国民的愚昧麻木，中国便有新生的希望。可现实的残酷一次次击碎了改良的幻梦：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窃取，军阀混战的硝烟弥漫，底层民众依旧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他渐渐明白，仅靠文字疗救精神，终究是隔靴搔痒，不触及阶级压迫的根源，国民性的改造便无从谈起。

　　在与工农运动的接触中，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读里，先生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不再将希望寄托于少数精英的改良，而是看到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力量。他在《三闲集.序言》里坦言：“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这种“错了”的清醒，让他彻底抛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转向了彻底的无产阶级立场。他开始明白，文学的使命，不是单方面地改造国民性，而是要融入阶级斗争的洪流，为被压迫者发声，推动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

　　阶级社会的肌理，本就由经济地位与利益分野织就。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文学作为观念形态的一种，不是空中楼阁。它或是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工具，或是被压迫者呼号抗争的武器，断无中立的可能。在阶级对立的时代，一切精神产物都归属于一定的阶级，服务于一定的利益格局。先生译介革命文论，并非盲从理论，而是从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沉疴里，看清了文学逃不开的阶级宿命。

　　有人说，文学当写永恒不变的人性，喜怒哀乐、爱恋悲欢，本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与阶级何干?此说看似公允，实则是自欺欺人的障眼法。先生在《文学和出汗》里，以极浅近的比方戳破这层虚饰：“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连出汗这般生理本能，都被阶级处境烙上印记，何况是源于生活、观照人心的文字?所谓共通人性，不过是剥削阶级将自身的趣味与立场，包装成普世准则，让底层人在文字里看不见自己，只看见统治者描摹的温顺与安分。

　　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先生更是直接与梁实秋等人交锋，尖锐指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他以俄国文学为例，说明即使是托尔斯泰这样的大文豪，其作品也无法脱离地主阶级的立场，笔下的农民，终究是被他俯视的“宗法制农民”，而非真正觉醒的反抗者。这便戳破了“超阶级人性”的谎言——所谓的“人性”，永远都是具体阶级的人性，脱离了阶级，便只剩空洞的躯壳。

　　梁实秋辈倡言“文学无阶级”，主张文学当表现超阶级的人性，反对将阶级束缚加诸文字之上。他们笔下的文字，多是亭台楼阁的雅致、才子佳人的缱绻，字里行间尽是有闲阶级的闲适与优雅，从不曾触及底层劳动者的饥寒与挣扎。他们谈人性，却避开工人被压榨的苦痛、农民被盘剥的绝望;他们说自由，却容不下无产文学为被压迫者发声。这种“超阶级”文学，看似中立客观，实则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维护现存的剥削秩序，用温柔的笔墨，麻痹民众的反抗意识。正如先生所言，这类人“以资产为文明祖宗，指穷人为劣败渣滓”，这般文字，便是资产阶级斗争的武器，不过换了文章的外衣罢了。

　　更有自诩“第三种人”者，声称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游离于阶级斗争之外，只写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字。他们抱怨左翼批评严苛，自己却不敢执笔，仿佛文坛的沉寂，是主张文学阶级性的人造成的。先生在《论“第三种人”》里，便毫不留情地撕开了苏汶一干人的伪装：“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他指出，这些“第三种人”看似中立，实则骨子里仍带着小资产阶级的软弱与偏狭，他们不愿触碰现实的尖锐，不敢为底层发声，又不甘沦为统治阶级的帮闲，最终只能在虚幻的“艺术之宫”里自我陶醉。他们的文字，看似干净纯粹，实则脱离了人间烟火，避开了社会矛盾，成了无病呻吟的摆设，于时代、于民众，毫无裨益。先生一语道破：做不成超阶级的人，便没有超阶级的笔，所谓搁笔，不过是心造幻影破灭后的托词罢了。

　　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先生进一步明确了左翼文学的阶级立场：“我们的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所以我们的文学，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他反对将文学变成脱离现实的“纯艺术”，也反对将其沦为空洞的口号，而是主张“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强调文学的阶级性要与艺术的感染力相结合，让文字既能唤醒民众，又能震撼心灵。

　　教员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学的根本问题?地主阶级的文学，为封建统治张目;资产阶级的文学，为资本利益辩护;唯有无产阶级文学，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发声。这不是人为的划分，而是社会现实的必然。先生后期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并非要将文字变成生硬的宣传品，而是要让文学回到人民中间，让文字成为刺向黑暗的匕首、投向反动势力的枪。他写底层民众的苦难，写社会的不公，不是为了渲染悲凉，而是为了唤醒沉睡的灵魂，让被压迫者在文字里看见自己的力量，燃起反抗的星火。

　　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先生面对攻击左翼文学的言论，坚定地表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将文学的阶级性，与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实践紧密结合，让文字不再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是与工农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武器。这种立场，正是马列毛主义文艺观的核心——文学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要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马列毛主义的文艺观，不是束缚文学的枷锁，而是指引文学走向真实、走向人民的灯塔。它告诉我们，文学的生命力，在于直面阶级现实，为大多数人发声;文学的价值，在于揭露黑暗、唤醒民众，推动社会进步。那些标榜超阶级的文学，看似高雅脱俗，实则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终究会被时代抛弃。而那些扎根阶级土壤、为底层呐喊的文字，即便历经风雨，也会永远闪耀在历史的星空里。

　　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中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火光，不是超阶级的虚火，而是带着阶级温度的真火。它烧向剥削阶级的虚伪，照亮底层民众的前路，让文字不再是少数人的玩物，而是亿万民众的精神武器。在阶级分化未曾消亡的社会，文学的阶级性便是不可磨灭的本质。承认这一点，文字才会褪去虚妄的外衣，回归直面现实、为民发声的本真;坚守这一点，文学才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利刃，成为推动时代前行的力量。

　　同志们!我们不必追求虚幻的超阶级，不必掩饰文字的阶级立场。让文字沾着底层劳动人民的汗水，带着反抗的锋芒，为被压迫者呼号，为正义与光明奔走。我们不做象牙塔里的摆设，要做人间风雨里的战旗，在阶级斗争的洪流里，写下属于人民、属于时代的不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