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呢?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发展进程中，“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个说法反复被当作欺骗劳动者的口号提出来。这个说法最早来自斐迪南·拉萨尔，后来被写进德国工人运动的《哥达纲领》，再后来成了苏修叛徒集团的核心理念。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基辅、乌兹别克频繁宣扬“劳动是获得福利的唯一源泉”，二十四大的文件直接规定“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这个口号延续了一百多年，从拉萨尔到克里姆林宫，内容几乎一字未变。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非常透彻。他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者只有“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打个比方，大自然本来是大家干活的共同前提，但有人用所有权把它垄断了。这样一来，大多数普通人想劳动谋生，反而得先经过这些“所有者”的同意，给他们交租、打工。也就是劳动者和劳动条件被人为分开了。所以只有上述成立时，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与财富的源泉。核心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劳动，而在于劳动者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一个人空有两只手而没有土地、厂房、机器、原料，他根本无法创造财富，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去替占有这些条件的人劳动。拉萨尔的谬论恰恰掩盖了这个根本条件，让劳动者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只要不停挥动双手，生活就会自动改善。

　　勃列日涅夫之流完全继承了这套逻辑。当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复辟资本主义把生产资料从全体人民手中夺走时，劳动者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厂长、书记、各级官僚“汽车别墅应有尽有”，这些都不是他们亲自劳动得来的，而是他们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无偿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苏修集团高喊“劳动、劳动、再劳动”，表面上听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是在对劳动者说：你们只管埋头干活，不要去问谁拿走了你们创造的财富。他们刻意回避所有制问题，正是为了保住那一小撮人的特权和利益。所以得到的便是他们的“幸福、幸福、再幸福”。

　　真实的关系是：生产资料可以归劳动者集体所有，也可以被统治阶级独占。当生产资料归属全体劳动者时，生产果实的分配才有可能按劳进行，福利才会随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渗透到每一个创造者身上。当生产资料被官僚资产阶级独占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增加。工人越是拼命劳动，从他们身上转移出去的财富就越多，那一小撮人就越可以坐享更多的别墅、奖金和特供商品。苏联工人所说“领导人什么都有，我们只有两只手”，正是对这种关系的直观总结。

　　“劳动是福利的唯一源泉”还隐含了一层逼迫。它把所有经济困境和阶级矛盾的责任转嫁到劳动者头上。七十年代的苏联，工业系统大量青年工人流动、旷工、怠工，一年损失数十亿卢布。官僚集团不去反省自己复辟资本主义造成的阶级压迫，反而用这套“劳动福利论”指责人民懒惰、不够卖命。实际上，这些旷工、怠工是劳动人民在失去生产资料后反抗剥削的原始表现。哄着工人拼命工作，然后把绝大部分果实装进少数人的口袋，再用剩余的一点碎屑证明“福利来自劳动”，这是彻头彻尾的资本逻辑。

　　自然界提供的资源和劳动资料，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分配权握在谁手里，这才是财富形成与分配的关键。拉萨尔避开所有制谈劳动是虚伪的，苏修集团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重新扛起这面破旗同样是虚伪的。他们从来不敢说劳动果实最终归谁，因为一旦说出“归官僚资产阶级”的真相，那套“劳动越多福利越多”的谎言就彻底破产了。

　　从拉萨尔到勃列日涅夫，所有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特征就是抽掉所有制的阶级内容，把活生生的阶级剥削美化成“劳动光荣”的道德说教。劳动者应当看穿这个谎言。真正让劳动成为财富源泉的前提，是劳动者重新夺回对自然界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对剥削者实行全面专政，是把核算与分配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毛主席曾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个“造反”在今天的经济领域，就是劳动者必须重新夺回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如果分配权掌握在勃列日涅夫这类“红色资产阶级”手里，那么生产力的任何提高，只会变成他们车库里的进口轿车和郊外的别墅。只有让劳动者直接参加管理、监督分配，才能真正实现“按劳分配”，而不是让官僚以“劳动”为名，行“特权”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