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句话：

　　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

　　在一个资源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相处不睦的环境里，一定会爆发十分变态、暴力、恐怖的事件，整个社会基层的风气氛围也会戾气深重。

　　因为一个被阶级压迫的社会现实所教育出的人，一定会在自己「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去欺辱一切Ta能够去欺辱的人或物。

　　当整个社会的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时，创造这些财富的劳动者却发现自己的生活愈发没有保障，陷入更深的贫困……

　　这种巨大的、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的暴力，它剥夺了底层民众过上体面、有尊严生活的基本权利，将他们推向绝望的边缘。

　　美国演员克里斯·洛克曾在2014年接受《纽约杂志》采访时，针对贫富差距给出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评论：

　　如果穷人知道富人有多富，肯定会发生暴乱。

　　这番话也无意间道出了不平等研究领域面临的关键挑战。

　　波士顿大学会计学副教授吉尔·B·曼森也曾对此有过研究：

　　富人可能不愿让我们知道他们有多富，想必是为了避免“暴乱”。但像我这种专门研究这个课题的人却总在寻找更多数据，以及更好、更精确的方式来衡量贫富差距。虽然我不会鼓励暴乱，但我的确认为，公民应该全面了解自己所在社会的不平等程度。

　　在我看来，最能揭示这一点的就是财富差距。

　　财富是一种积累，不仅受到目前收入的影响，还体现了之前几年和之前几代的积累。只有通过研究财富不平等状况，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人才能设计最深入、最广泛的措施来衡量富人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差距。

　　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也可以更好地说明他享受的生活质量高低，以及掌握的机会多寡。这决定了投资于教育、金融资产和舒适生活的能力，以及退休之后的安全感。财富还可以降低对薪水波动或意外支出的担忧。如果你拥有财富，面对更换热水器或支付医药费这些意外花费时，你承担的压力肯定不像穷人那么大。

　　保守派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在2017年发布报告称，最富有的5%的美国家庭在2013年持有大约62.5%的美国资产，高于三十年前的54.1%。

　　因此，另外95%的美国人的占比从45.9%下滑到37.5%。

　　哈德逊研究所报告截图

　　由此，高收入家庭2013年的中位数财富(平均为63.94万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家庭(9.65万美元)的七倍，创至少三十年来最大差距。

　　更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伊曼纽尔·赛资(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发现，在2012年，0.01%收入最高的人控制了22%的财富，而1979年这一比例仅为7%。

　　但如果只看收入不平等数据，就会看到另一幅图景。

　　例如在2013年，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只获得了美国所有收入的30%(相比之下，他们却拥有将近63%的财富)。

　　根据美国智库政策研究院报告，自1990年至2021年，美国亿万富翁的总体财富增长了十九倍，而同期美国中位数财富只增加了5.37%。

　　而根美国兰德公司2022年数据显示，过去四十七年，五十万亿美元的财富从美国社会底层90%的人手中转移到了最顶层1%的富人手中。

　　虽然美国不是唯一一个在过去三十年财富不平等状况愈发严重的发达国家，但它的情况确实比较突出。

　　美国最富有的5%的家庭的财富几乎是美国中产家庭的九十一倍，在全世界十八个最发达国家中最差距最大。位居其次的是荷兰，但比例还不到美国的一半。

　　减税、就业法案等则将导致该问题进一步恶化。

　　这些法律的主要条款包括将个人纳税人的标准扣减额增加一倍，暂时把最高边际税率从39.6%下调到37%，大幅减少符合房产税征收要求的家庭数量，并把公司最高税率从35%降低到21%。

　　例如，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平均可以享受40美元的减税，而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则享受5420美元。

　　与此同时，最富有的0.1%的家庭将节省61920美元税收。到2025年，最富有的人获得的利益将增加到15.22万美元，而其他人不会看到太多的变化。所有的个人减税计划将于2026年到期。

　　较富有的纳税人也将从新法律的其他主要条款中获益。

　　例如研究显示，降低营业税最有利于富人，而适用于遗产税的房地产减少则意味着财富累积将会增加。

　　税法的支持者声称，此举不会加剧不平等的程度，因为富人节约下来的钱会"涓滴"到其他美国家庭，也会抬高他们的水位……

　　然而，经验证据表明并非如此。具体来说，通过减税，将更多的钱输送给富人，并不能改善经济增长，反而会降低美国穷人的教育机会，甚至降低预期寿命——这一数字在2017年连续第二年下降。

　　这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国底层社区的犯罪率居高不下。

　　根据美国全国健康状况统计中心数据，2019年至2021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下降2.7岁，是二十多年来最低水平。

　　其中一大原因是低收入家庭和少数族裔，因贫穷、失业和缺乏医疗保健，受新冠疫情冲击严重。

　　另据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报告，2022年，有近六十万美国人无家可归，其中40%的人露宿街头。

　　洛杉矶和纽约是美国无家可归人口最多的城市，庞大的无家可归群体也催生了卫生、毒品、犯罪等隐患。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恩格斯还有另一句论点：

　　一切历史冲突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相传)亚里士多德也曾留下一句名言：

　　社会动乱都常常以‘不平等’为发难的原因，社会内讧总是由要求‘平等’的愿望这一根苗而生长起来。

　　法国社会学奠基人埃米尔·涂尔干在其关于社会分工和自杀的研究中，曾提出过一个影响深远的概念——“失范”。

　　“失范”指的是一种社会规范缺失、模糊或崩溃的状态，导致个体欲望失去约束，行为失去引导，从而产生混乱和痛苦。

　　涂尔干认为：

　　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旧的、以宗教和血缘为基础的集体意识瓦解，而新的、基于社会分工的有机团结尚未完全建立，社会就容易陷入失范状态。

　　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中，失范现象尤为突出。

　　一方面，资本主义对无限利润的追求本身就具有“无止境”的特征，它不断刺激人们的物质欲望，宣扬消费主义，却不提供普遍的满足手段;

　　另一方面，巨大的不平等撕裂了社会共识，破坏了共同的道德基础——当人们看到社会的游戏规则被公然操纵，辛勤劳动换不来应有回报，而投机取巧、甚至违法犯罪却能带来巨大利益时，他们对社会规范的信任和遵守意愿就会急剧下降，整个社会陷入一种道德真空，这为各种越轨和犯罪行为打开了闸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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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极大地发展了涂尔干的失范理论，并将其系统地应用于犯罪学研究，形成了著名的“紧张理论”。

　　默顿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犯罪并非源于个体的病态或邪恶，而是源于社会结构本身存在的矛盾，即“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的脱节。

　　所谓“文化目标”，指的是社会所普遍认可和鼓励人们去追求的价值目标，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目标被高度统一为“获取金钱上的成功”——无论出身如何，每个人都被鼓励去追求财富、地位和消费。

　　所谓“制度化手段”，则指的是社会所认可的、用来实现上述文化目标的合法途径，如接受良好教育、努力工作、勤俭节约等。

　　默顿敏锐地指出：

　　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一方面无差别地向所有人灌输对成功的渴望，另一方面却没有为所有人，特别是底层阶级的成员，提供平等的、充足的合法手段去实现这一目标。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在社会结构中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紧张”，迫使个体做出“适应性选择”。

　　这些社会学理论本质上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点明了社会并非一个和谐的有机体、而是一个由不同利益集因为争夺稀缺资源(权力、财富、地位)而持续斗争的竞技场的事实。

　　既然存在着阶级性的斗争，那么必然会导致因剥削感而产生的暴力倾向。

　　正如马克思在《人口、犯罪率和赤贫现象》所述：

　　这种一方面扩大自己财富，但贫困现象又不见减少，而且犯罪率甚至增加得比人口数目还快的社会制度内部，一定有某种腐朽的东西。

　　荷兰犯罪学家威廉·邦格是公认的将马克思主义系统应用于犯罪学研究的第一人，他在其191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犯罪与经济条件》中，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具启发性的核心论点：

　　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通过塑造一种普遍的“利己主义”道德气候，系统性地催生了所有阶级的犯罪行为。

　　邦格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竞争和利润最大化为核心原则，那么在这种体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商品交换关系所取代，社会的道德基础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利他主义”和集体责任感，转向了赤裸裸的个人利益计算。

　　此时，每个人都被鼓励将他人视为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如此普遍的利己主义心态，削弱了人们的社会同情心和道德约束力，为犯罪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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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邦格也强调法律的阶级性。

　　他指出：

　　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主要服务于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利益。

　　因而，资产阶级的许多剥削行为被合法化，而无产阶级为了生存而采取的手段则被迅速定义为“犯罪”并受到惩罚。

　　如是法律层面的双重标准，不仅加剧了社会不公，也进一步强化了无产阶级对整个社会体系的疏离感和敌意。

　　邦格的理论无疑将马克思的宏观阶级分析与对犯罪动机的心理学探讨有机结合起来，他清晰地指出：

　　贫富差距不仅是经济地位的差异，更会塑造出截然不同的道德环境和行为逻辑，系统性地将底层民众的求生之路导向了“犯罪”的深渊。

　　这也是朱迪斯·布劳在《美国的不平等与犯罪》中直言的：

　　收入不平等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引发愤怒和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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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美国，看向中国。

　　自1981—2004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 278迅速上升到0.462，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了 66. 2%;与此同时，以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犯罪案件为例，1981到2004年间，全国犯罪率从89起/10万人上升到363起/10万人，增加了三倍。以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案件为例，自1986至2004年，全国治安案件立案率从104起/10万人上升到511起/10万人，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2%;违法犯罪率从1986年的155起/10万人上升为2004年的874起/10万人，年均增长速度10.1%。

　　从犯罪数量上看，2001年至2005年是我国贫富差距正式突破基尼系数国际标准警戒线的时期，而根据国家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这五年的刑事案件发案总量分别是 4457579 起、4336712起、4393893 起、4718122 起、4648179 起，年平均发案 4510897 起——而1996年至2000年全国刑事案件发案数分别为 1600716起、1613629 起、1986068起、2249319起、3637307 起，年平均发案 2217408起。

　　全国 2001至2005这五年的平均发案数，较上个五年的平均发案数上升103.43%，翻了一倍不止。

　　根据2008年第一期《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

　　2000年时，认为收入差距是我国前四位严重的问题的领导干部占47.7%;到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5.6%;与此同时，认为收入差距是我国第一位严重的问题的领导干部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15.6%上升到2005年的37.1%，并且比例位居所有问题之首(排第一位)。

　　2000年时，我国城市71.6%的人认为贫富悬殊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到2005年，全国91%的人关注贫富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比例居所有问题之首。

　　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较低，在所有这类国家，都有九成或更多的民众认为本国收入差距过大，都有80%左右的民众认为政府有责任降低收入差距，两个比例都比欧美国家高。

　　中国与美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非常接近，但美国人只有65%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收入差距过大，而在中国，这个比例达95%之高。中国民众有约75%的民众希望政府采取行动来降低收入差距，明显高于一般欧美国家(美国的这个比例不到中国的一半)。

　　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由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标准被打乱,但是另一方面新的标准又没有迅速建立，相当一部分人追求财富的欲望迅速膨胀，但在价值观念变动不居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再也不知道什么是可能做到的，什么是不可能做到的”，“再也不知道哪里是应该停下来的界限”,导致很容易唤醒人们的不满情绪和 “造反精神”。

　　随着贫富差距的日趋拉大，富人财富的诱惑力往往更容易被放大，必然导致在参照对比中落后的人们滋生不满情绪，一些人甚至可能因此而走上侵犯财产的犯罪道路，而平时不满却“沉默的大多数”则很可能在一个很小的突发事件(如群体性事件)中成为“愤怒的大多数”，做出意想不到的破坏性行为，从而危及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还要看到，中国社会存在“为富不仁”的现象,影响很坏;同时中国文化中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不少人对富人的看法并不好,仇富情绪在一些人心中滋长蔓延开来，加之一些地方官商勾结，人们往往将不满情绪又更多地指向政府，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消极影响。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始人索罗金是「社会流动」领域研究公认的创始人，他认为社会流动研究是对社会结构的动态分析，是社会分层过程分析的重要领域。

　　社会流动可以被理解为个人或社会对象或价值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任何转变。

　　如果将个人社会位置的起点定义为个人的初始位置，将终点定义为个人的当前位置，比较先赋因素的影响和自致因素的影响，这种研究称为代内流动研究;如果关注的是父代的社会地位与子女的社会地位间的关系，这种研究称为代际流动研究。

　　流动性越高，社会结构越开放;反之，社会结构越封闭，即阶级固化格局越稳定。

　　阶层固化必然是一种畸形的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它是指社会流动竞争中，先赋因素相对于自致因素占据明显优势、社会流动通道阻塞、社会跨阶层流动趋缓甚至停滞的一种趋势。

　　正常的社会阶层结构，理应表现为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通道相互开放，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形成一种成熟而稳定的秩序。

　　但阶层固化则明显偏离了这一轨道，社会发展进程日渐被相对“优垫”群体或强垫阶层所控盘，并出现代际传承之垫，而强热阶层则逐渐陷入边缘化、底层化，贫困和劣势地位也因之世袭。

　　2021年初，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0年全球社会性流动报告》，其中给出了“全球社会流动性排名表”。

　　根据表单的一系列参考指标，可理解为社会阶层跃升和降级的动态程度。

　　排名越靠后的国家，通常可理解为底层实现阶层升级、突破现有阶级状态的难度越大，同时高阶层群体们降落到下游的难度也越大。

　　排行榜显示，北欧四国流动性最高，包揽了四强，美国排名第27，在发达国家中居于最后。

　　而中国则仅仅排名第45，很不幸地同两个被休克疗法和国资私有化忽悠瘸了的国家为伍——乌克兰、智利。

　　这个报告最值得注目的就是给出了一个关键的说明：社会流动性与社会经济的总体增长无关。

　　即：哪怕全社会的经济总量是快速增长的，但如果上层阶级的财富累积速度明显高于社会平均财富累积速度，那么社会流动性会下降，整个社会的阶级生态会趋于沉寂、固化。

　　说白了，就是纵使经济总量呈现高速的规模性扩张，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也掩藏不住。

　　根据这个排行的一系列计分因素，中国能够排到第45都得感谢一项指标：国民健康，中国达到了80.5分(百分制)，居于绝对的世界前列。

　　这不得不感叹，当今中国的医疗行业，相比于金融、教育、部分能源和部分基建，恰恰是国家兜底程度比较高、私有化程度比较低的领域(尽管医疗私有化问题的严峻性同样不容小视)。

　　以抗击新冠肺炎为例，最危急的2020年，全年国家医保出手12.3亿保障患者免费治、全力救、一经出现阳性则全城零元测核酸——这都是公有制医疗体系为全民健康铸下的保护伞。

　　但是在其他领域，如教育，中国的教育公平性仅得63.3分，这体现了中国当今教育行业严重的不公。

　　报告言简意赅，中国中心城市和偏远地区的教育质量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知识」一旦成为一种父业子承的门阀式私有遗产，或是某一固定群体才能消费购买得起的“特权商品”，那么社会的流动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以上海华二初中、上海兰生复旦中学等为典型的贵族学校，日复一日地“劝退”上不起该校的所谓“低质量家庭”，恐怕正是中国教育仅得63.3分的缘由。

　　恩格斯曾在谈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指出：

　　资本打造的所谓“自由竞争”，实际是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

　　该报告关于教育还有一份数字：学校内的阶级划分。

　　也就是如果该国大学内所容纳的阶级越丰富，那么说明社会流动性越高。

　　很不幸，也很现实，中国在这一环仅得31.9分……

　　现代犯罪社会学理论无不深刻地指出：

　　一个社会只是贫穷或者只是富裕均不产生犯罪，但一个社会贫富差别悬殊就会产生大量犯罪。

　　所谓「犯罪」的本质，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是侵犯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秩序，其最终根源在于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会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这个道理，其实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里就早已说得明明白白：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