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里有一个概念叫“文学四要素”，分别是世界，作品，作者和读者。读者作为文学作品的接受者，通过阅读作品获得审美体验和思想启迪，并结合自身的经历和认知对作品进行解读和评价。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三体、芳华与红楼梦的再解读和同人二创却是现象级的。在这解构和重塑中，作品本身可能不再是这场舆论环境中最重要的了，最主要的是在这再解读的背后反映了怎样的读者心理、需求和社会环境。当作品本身被当作现实问题的容器使用时，重点就不在于对不对，而在于此时此刻为什么要这样解读。

　　人在极度痛苦的时候，会下意识说出：我想回家。可即使真的回到家了，心里仍会反复涌起同样的念头——我想回家。因为这个家不再是某一处具体的房子，而是一个能安放疲惫、焦虑、迷茫和恐惧的精神依托，是能让人彻底静下来的安全归处。“今日呼唤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在刘师兄的同人作品中有这样的一幕，罗辑在别墅的院墙里看到教员的画像，“三体人视我如虫子，唯子仁先生视我如朝阳”。这一幕将这个作品的思想高度推向了新的层次：不是简单的怀念和崇拜，而是指向清晰的精神路径，即学习他，成为他，超越他。这一创作之所以能引起B站年轻群体的强烈共鸣和喜欢，并非偶然。年轻人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具有理想，朝气蓬勃;在尚未被社会规则彻底规训之前，他们仍然保有改变旧秩序的热情与血性。然而，当这些年轻群体逐渐步入社会，撕裂感随之而来：一方面踌躇满志，渴望改天换地;另一方面却在现实压力中清醒地意识到，意识到自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与庞大的社会结构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一生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人生的结局在故事的开始就已写定。在这种强烈的内在撕裂感下，一幅教员的画像，一句 “人民万岁”便胜却千言万语。年轻人再次呼唤教员，实质上他们在呼唤一种秩序，一种精神，一个努力就能获得回报的积极而乐观、对未来敞开希望的世界。因而他们便将自己投射到了前期小王的身上，那个出身底层却拥有改天换地的意志，拥有与社会旧秩序和旧势力正面抗衡的力量。

　　巧合的是，《三体》和《芳华》这两部作品原文都是建立在对文革的否定性叙事基础之上，但无论是刘师兄围绕《三体》展开的二创还是《芳华》电影的再解读，最终都指向了对那段历史的重新理解与正名。而几乎同样的结局是，他们的视频最后都遭到了全网下架。不得不说，凳大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提出“历史宜粗不宜细”的论断。历史一旦抽丝剥茧，还原到具体而微的层面时，大家就会发现修正主义的复辟根源在于党内变质的官僚阶级。如果说《三体》的同人创作是对毛主席精神的一次回响，那么《芳华》的再解读则是拨云见日，直指妖雾究竟从何而来，又到何处去。社会问题的出现并非一夜之间生成的，而是一点一点显露头角后，慢慢腐烂沉积。作为21世纪以来社会中最为腐朽、最为落后的阶级，官僚阶级既是整个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又掌握着整个社会绝大多数的财富，却在现实中对社会百害而不一利。《芳华》的再解读其意义不仅在于为那段历史正本清源，更是将目光延伸至对特权阶级存在的揭露与批判。

　　在现代语境下，无论是特马革命炮打当权派，还是孟加拉国和印尼等国家针对官员的清算和追责，还是在国内舆论场上，左派五毛党竭力为官僚阶级制造的遮蔽与粉饰，其背后都在指向同一个事实，官僚阶级是社会问题的核心制造者。无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还是对于变质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官僚精英阶级演变为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公平正义失衡的主力军。而这个事实本质上仍然是阶级矛盾的体现，只不过从过往的资产阶级矛盾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演变为当今的1%规则制定者的精英们与99%遵循规则的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当官僚阶级的问题摆上桌面后，随之而来的是民族主义的甚嚣尘上。

　　最近，吃瓜蒙主对《红楼梦》的解读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她用索隐派的方法将《红楼梦》解读为“悼明之亡，揭清之失”的政治隐喻作品。单从解读层面而言，索隐派的解读方式颠覆了课本中对于《红楼梦》的主流理解。在既有的教育与文学史叙述中，《红楼梦》通常被定义为是一部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核心，通过家族命运折射出封建王朝兴衰的作品。而索隐派的解读并不是对原有理解的简单否定，而是重新排列文本线索，赋予细节新的指向性理解，构建出在逻辑上自洽，又能与历史重合上的解释体系。这种出乎意料但又合情合理的解释结构，再加之浓厚的民族主义渲染，使观众从被动接受的读者转变为看懂真相的“中华儿女”，从而变成了现代反清复明下满汉站队的问题。

　　其实进一步加以分析便不难发现，无论是《红楼梦》再解读下的满汉之争，还是长期以来被反复激活发的仇日、仇美情绪，其本质并非是对历史的反思，而是在以民族矛盾来掩盖现实的阶级矛盾。当统治阶级无法正面回应现实的阶级压迫与社会不公时，为了维持社会的暂时稳定和自身的统治地位，就会选择类似于民族主义这样安全的替代叙事，来将人民的愤怒引向其他方向，从而回避对现实社会结构的追问和清算。无论是扬州十日还是南京大屠杀，大家反对的究竟是大屠杀本身，还是反对屠杀中国人，还是反对满清/日本屠杀中国人，然而真正反对的应该是统治阶对老百姓大规模屠杀这一事实本身。目前甚嚣尘上的皇汉主义并非偶然，实际上是与之前的仇日、仇美其实是一脉相承、同气连枝的，仇日仇美教育是为了切断我们与世界人民之间的团结和联系，而如今的满汉之争是制造内部对立，瓦解人民内部的阶级联合。其最终指向的并非是民族复兴，也非解放全人类，而是阶级矛盾的持续转移和既得利益者集团的稳固存续。

　　旧瓶装新酒的重点不再只是符不符合角色人设，也不再是是否存在过度解读，而是哪些二创或解读被允许传播，哪些会被迅速封锁，哪些情绪被不断煽动，哪些问题却始终无法被公开讨论。而这三部作品无论是再解读的方向，还是最终在舆论场上的命运差异，无疑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也就是在当今时代下，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之间谁才是主要矛盾，而谁又在刻意地掩盖遮蔽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