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最近明清话题被某些势力炒得太热，甚至出现了种族主义谬论。我很有理由认为这不仅是某些势力淡化古代普遍存在的封建阶级压迫、淡化人民对阶级斗争关注度的阴谋，而且是帝国主义势力妄图像肢解苏联一样分裂我们的阴谋。唐太宗的血管里一半流的是鲜卑血、唐高宗的母亲是鲜卑人，难道唐朝非中华?宋朝不要云南、元朝时云南划入中国版图，西藏也是元朝时开始成为中国的实际领土，你说元朝非中华，你还要不要云南和西藏?明朝无法控制新疆全境、对东北的控制也有限，你说清朝非中华，你还要不要东北和新疆?元清各族地主阶级对各族人民都压榨、汉唐明地主阶级同样压榨各族人民，你看不看阶级矛盾普遍性?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的消灭三千年封建制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消灭四千年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防修反修等等历史事件都是1921年以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事件都无法相比的最能树立起中国人民道路自信的历史事件，我们有什么必要大吹特吹封建社会历史?“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完全谬论。依我来看，在中华大地上，1949年前有地狱、中共执政前无人间。有了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中国各民族人民才过上了平等、正常的日子。新中国是地位平等的五十六个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祖国。为了正本清源，我们很有必要重温毛主席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政治探索。

　　一、毛主席坚持民族平等与团结政策，并以正确的斗争艺术推动民族团结

　　1951年，主席在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宴会上的讲话中就表示：“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6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总方向——平等、团结、共同进步。

　　解放军刚进军西藏时，为展现中共团结少数民族同胞的充分诚意、充分暴露坚决坚持压迫人民和分裂祖国的极端顽固分子，主席制定了“有理，有利，有节”战略方针。主席指出：“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如果藏军举行暴乱，或者他们不是举行一次，而是举行几次，又均被我军反击下去，则我们改编藏军的理由就愈多......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末好吧,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26-22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如主席所说，我们展现充分的团结诚意，顽固分子无理在先，这就是有理;准备对付顽固分子叛乱和袭击，加强准备我军物质上自给自足的问题、逐渐争取群众拥护、充分在对比中展现谁好谁还，这就是有利。主席还指出：“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2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实际准备让步，等待条件成熟再对顽固势力反攻，则是有节。主席这一正确战略，不仅暴露了顽固分子，而且争取了群众。

　　为了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毛主席坚决批判大汉族主义。1951年，主席就特意强调：“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的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而以自己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实践，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如果这些部队和工作人员中有违反民族政策和协议的行为，如果他们不守纪律，如果他们欺负西藏人民和不尊重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们犯了大汉族主义的原则错误，那么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就应负责及时纠正。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则有批评的权利和向上级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反映和报告的权利。这个原则，不但对藏族是如此，对一切兄弟民族都是如此。”(《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350页，2023年修订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主席对大汉族主义是毫不纵容的，并要求同志们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以消除这些隔阂。1953年，主席更是尖锐指出：“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6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批判大汉族主义的指示，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的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南。

　　二、毛主席坚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生活习俗，并采取以最真诚的态度帮助少数民族改善生活、发展进步的政策

　　为了帮助少数民族改善生活、推动社会进步，毛主席极其重视培养大量少数民族干部的问题。主席在1949年11月14日给彭德怀的电报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培养少数民族的共产党干部，就是在少数民族中发展信仰共产主义的先锋骨干力量。这是毛主席在少数民族中培育消灭剥削、消灭压迫、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种子的重要举措。

　　主席坚持带领全国各民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坚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少数民族同胞自己的选择。主席在《不要四面出击》就指出：“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7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不强迫少数民族同胞改变风俗习惯，体现了主席对少数民族同胞的高度尊重。1952年，主席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的时候也表示：“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7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这段话，讲的就是引导少数民族同胞自己解放自己的道理。

　　主席特别重视改善少数民族生活的问题。解放军进军西藏时，主席明确指出：“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将软弱无力,无法实现。”(《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2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得小学不宜办，则小学也可以收场不办。”(《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2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主席坚持通过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改善民生，并以此为基础争取少数民族群众、暴露反动的顽固派。

　　在毛主席看来，帮助少数民族搞好现代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环节，也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是新中国建设战略布局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从经济建设的战略高度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将帮助少数民族搞好建设提升到“十大关系”的战略布局之中，是主席关于民族关系处理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问题的科学思想的重要发展。作为战略家，主席很重视从战略高度考虑少数民族地区建设问题。例如之后的1963年，主席从维护边疆战略安全和提防苏修渗透的角度指出：“新疆在反修斗争中，第一是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要有积累，但不要过多，粮食要征购，但不能过重，要减轻人民的负担......新疆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比国民党时期好，而且要比现在的苏联好。其次是要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很好地进行对各族干部和人民的反修正主义教育。要搞好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要教育汉族干部和人民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除以上两项外，还要很好安置进到新疆的汉族劳动人民，教育他们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要经常注意了解边境情况，加强边疆反修斗争。”(《毛泽东年谱(第八卷)》，第265-2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主席从提防苏修的分裂阴谋、保证新疆各民族人民在中国社会主义旗帜下的团结统一的战略高度考虑保障当地民生的问题，这就是全局思维。忘记了毛主席这一战略决策、鼓吹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就会在世界斗争中陷入被动的地步。

　　三、毛主席坚持以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历史上的民族问题

　　毛主席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在1951年5月24日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6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在1952年10月8日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也指出：“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39-24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毛主席对旧社会剥削压迫人民的本质有深刻认识。主席指出：不仅满清压迫藏族人民、汉族的蒋介石也压迫藏族人民。主席认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根本上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是狭隘代表单个民族利益的政治集团。这是毛主席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坚持与发展科学政治思想的重要体现。

　　批判大汉族主义的时候，主席就从理论高度指出：“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7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如主席所说，坚持无产阶级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观点，就要坚持民族平等观。欺压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是剥削阶级、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旧习惯产物。剥削阶级为了转移被剥削阶级的注意力、维护其阶级统治，才会大吹特吹种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从而将广大被剥削群众作为其与其它民族剥削阶级争权夺利的炮灰。对这一道理，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也有论述。

　　毛主席明确指出：“元朝的统治并不很坏，社会经济有进步。明朝是很腐败的，不如清朝。清朝形成了这样一个大的中国。我们不是以民族来区分进步还是反动，而是以阶级来划分的。”(《毛泽东年谱(第8卷)》第230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是英明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坚持对清朝一分为二的看待、深知全盘否定清朝就等于否定当时中国对辽阔领土的占有权。正如主席所说，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汉族统治者统治的封建王朝、国民党集团的“蒋家王朝”同样是不仅压迫汉族平民而且压迫少数民族平民的。正如毛主席所说：“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3-3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汉人压迫剥削少数民族年代很久了，现在要还债，要尊重少数民族，不要包办代替。以为少数民族落后，我来帮助你们，有这种情绪，所以工作搞不好。”(《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26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从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属性来分析他们，才能认清其反动的本质。我们不苛求古人懂马克思主义，但是明朝地主阶级绝对是压迫人民的，即使其在王朝建立之初有一定积极作用，其对社会的影响、贡献也都是根本无法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相比的。主席“以阶级划分”进步和反动的政治思想，是我们研究民族历史问题的出发点。

　　主席用唯物史观看待古代民族关系史，并非对古人全盘否定，而是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主席指出：“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乱，大分裂，这不好，但当时的另一个方面是，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纷纷人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毛泽东年谱(第九卷)》第592页，2023年修订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诸葛亮的民族政策还是比较开明的，虽然他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但是他对少数民族不搞种族压迫、基本坚持民族团结政策，所以他治理的蜀汉深得少数民族很多人民的民心。其中的精华之处，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很善于学习和吸收。习仲勋同志就是善于熟练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共产党政治家。1952年，项谦叛军主力被歼灭之后，习仲勋同志在7月16日就特别指示：“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决心归来，一定对他负责到底。能将项谦问题尽快解决，则对我好处甚多。”“也许项谦顾虑很大，用回来试探我们，不管真诚与否，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我想总会收到效果的。但必须知道项谦已成惊弓之鸟，稍一不慎，即有跑掉可能。不管他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何种形式逃跑，我都应提高警惕，准备再纵再擒。总要做到他完全信服了我们为止。”(《习仲勋年谱(第二卷)》，第1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在习仲勋同志的推动下，项谦最终表示忏悔。得到毛主席赞扬的习仲勋同志后来深情回忆：“后来叫喜饶嘉措去做工作，历史上有七擒孟获嘛，我是八九次。后来毛主席见了我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习仲勋年谱(第二卷)》，第1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毛主席熟读中国古代历史、极其擅长吸收历史智慧服务于革命斗争。习仲勋同志作为毛主席亲自栽培的干部，能学习毛主席这一斗争智慧，使毛主席感到非常欣慰。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重温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学习毛主席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政治思想和实践智慧，就应该注意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坚持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注意五十六个民族互相帮助，并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特别是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古代民族关系史。毋庸置疑，包括明朝在内的古代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根本无法和消灭剥削的新中国相比。中华大地，就是新中国成立前有地狱、中共执政前无人间。整个中国历史上，对全国五十六个民族来说，只能是“毛主席来了晴了天”。有了毛主席、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所有民族才摆脱了一切剥削压迫，过上了当家作主的、平等的、正常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