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革命者通过否定旧世界而创造新世界，却又在胜利后否定自我的特殊地位，真正融入人民群众的海洋中。” 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区别于以往一切革命者的本质特征，体现为一场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实践，涵盖了从暴力革命到国家消亡、从阶级统治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宏伟进程。

　　“否定旧世界”并非简单的破坏，而是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必然。旧世界(资本主义及一切剥削社会)的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其上层建筑——国家机器、法律、意识形态——则致力于维护这种不合理的剥削制度。因此，这种否定“不是简单的否认、任意的否定”，而是“扬弃”，是包含着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否定。革命者的任务，正如《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就是用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从根本上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创造新世界”扫清障碍。这一行动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和“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的基本原理。没有这种坚决、彻底的否定，新世界的建立便无从谈起。

　　“创造新世界”也绝非凭空构建乌托邦。在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后，革命者必须立即着手建立新的秩序——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必然过渡形式。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进行的一场殊死斗争。” 在这一阶段，革命者利用新型国家机器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改造旧的经济关系，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的创造，其目标是奠定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基础。然而，这个新世界“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正是这种“痕迹”，为革命胜利后可能出现的官僚化、特权化等“特殊地位”倾向提供了土壤。

　　革命胜利后，革命者从“革命的党”转变为“执政的党”，手中掌握了国家权力。此时，最大的危险在于革命队伍内部可能滋生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的情绪，部分成员可能利用职权谋求私利，从“社会公仆”异化为高踞于群众之上的“社会主人”。这正是这句话后半句所警示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巴黎公社经验中总结出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所有公职人员都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这旨在从经济和政治制度上根除追求升官发财的动机，确保政权机关始终是社会的公仆;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极度担忧官僚主义的复辟，他称其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并提出了多种措施与之斗争，强调工农监督的重要性;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发展为群众路线和继续革命。革命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权力来源于人民，事业的力量源于人民。真正的革命者必须主动“否定自我的特殊地位”，这不是道德上的谦逊，而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政治要求，是防止政权变质、防止历史周期律的必然选择。

　　“真正融入人民群众的海洋”，是革命者的最终归宿，也契合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革命本身不是目的，解放全人类、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终极目标。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和公共权力的失去政治性质，国家逐步走向消亡，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革命者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作为特殊阶层的属性也随之消失，真正回归为普通劳动者，成为“自由人联合体”中平等的一员。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国家消亡、人类彻底解放的宏大历史叙事的一部分。

　　因此，真正无产阶级革命者既是旧世界的掘墓人，又是新世界的建设者，最终更是自身特殊性的扬弃者。这背后贯穿的，是马克思主义深刻的唯物史观、坚定的阶级立场和辩证的革命精神。它告诉我们，一场成功的革命，不仅在于能“破”能“立”，更在于革命主体自身能不断进行“否定之否定”，克服胜利后的最大危险——脱离群众。唯有如此，革命的成果才能得以巩固，共产主义事业的航船才能始终沿着“为人民服务”的航道，驶向人类解放的光明彼岸。这不仅是历史的教训，更是对未来每一位革命者和建设者的永恒警醒与崇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