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危机和中华民族崛起

（在中国企业改革研究会年会上的发言）

张宏良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未来世界发展，因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十分短暂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正在被打断，危机、动荡、革命正在席卷欧美等许多国家。它意味着整个人类现有的发展方式出了问题，人类要回到一个正确轨道上来。这个正确轨道用现代人的表述，就是在经济上要实现共同富裕，在政治上要实现大众民主，同时它还暗含着一个历史要求，就是要结束弱肉强食的西方资本主义竞争文化，而要代之以人本主义的东方和谐文化，这是当今世界大众民主运动的本质特点和要求。

　　目前这个大幕还刚刚拉开，更大的浪潮还在后面，这是由当前西方危机的特点决定的。以往人类所经历的资本主义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生产过剩危机可以通过对大企业注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加工资等办法，逐渐恢复社会需求，进而恢复经济发展，这就使生产过剩危机呈现出危机、箫条、复苏、高涨的周期性特点。而今天危机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今天不是生产过剩危机，而是透支性危机，是借钱太多无力偿还发生的危机。对于这种透支性危机，采用原有解决生产过剩危机的方法，根本就没有任何效果，不仅没有效果，而且会越来越重。

　　第一，借钱借多了，超出了实际经济偿还能力，只能借新债还旧债，形成更大规模透支，进一步加深危机。而虚拟经济又创造了透支未来的条件，在目前还没有大众民主制度对资本进行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只要能够操纵公众预期，就能够无限发行各种有价证券，来剥夺公众、透支未来。虽然现代精英可以通过控制网络来操纵舆论，操纵公众预期，在资本市场上无限发售有各种有价证券和衍生产品，无限透支未来财富，但是，社会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是有限的，公众的心理预期也是有限的，一旦超出这个限度，新旧债务之间的资金链条就会断裂，爆发透支性危机。现在欧美金融危机就是超过了这个限度，超出了社会预期的极限，未来透支的道路堵死了，偿还能力枯竭了，而所负债务又不能不还，除了废除现有游戏规则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解决办法，这是资本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给自己打的一个死结。虽然资本主义在20世纪解开了生产过剩危机这个死结，但是却不可能解开透支性危机这个死结，这个死结将把资本主义勒死在21世纪。所以我们说，如果说20世纪是社会主义兴起和遭受重大挫折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肯定是社会主义复兴的世纪。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把人类社会带入了难以摆脱的危机死路。

　　第二，以往西方国家解决危机的传统办法，就是给大企业大资本注资，搞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刺激市场需求，促进供求平衡，但是，现在采用这种方法，不仅不能摆脱危机，反倒会加剧危机。因为目前的透支性经济危机和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恰恰是缺乏监督和约束的大资本统治造成的，是财富无限度地向大资本和极少数精英手里集中的结果，如果继续向大资本注资，等于是把穷人的钱拿过来给富人，把一般民众的钱拿过来给精英，把纳税人的钱拿过来给大资本，把99%的钱拿过来给1%，这样做，不仅会加剧两极分化，加剧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而且会激发起人们更大的不满，造成社会更大的动荡。这个特点决定了当今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政府在新一轮危机面前完全手足无措，甚至连一个纸上谈兵的解决方案都没有，只能是被动地等待和消极应付，同时希望中国等外部力量能够帮助他化解部分债务危机。依靠西方国家自身的力量，已经不可能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双重危机了。

　　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把人类带入了危机死路，所以目前全球才掀起了反对私有化改革的政治浪潮，就在我们现在论坛举办的此时此刻，全球爆发了席卷整个美欧、波及80多个国家、1千多座城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当今世界反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要求共同富裕的大众民主运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已经造成了世界大危机，在全球已经掀起了反对私有化浪潮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不顾时代变化，不顾历史潮流，如同鸵鸟般埋起头来，继续探讨和推行私有化发展道路，则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如果说在二十年或三十年前，大家研究如何把国企私有化，如何把它分解掉，搞所谓“国退民进”的私有化改革，还是一个认识问题，那么今天再提国企私有化，就不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国际垄断资本立场上的一个基本立场问题。道理很简单，当前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规模极其庞大，中国民间私人资本根本无力私有化国有企业，能够私有化国有企业的，只能是国际垄断资本，私有化的结果只能是外资化，由外资控制中国经济领域和社会财富。对于这个问题，甚至不需要多少经济学专业知识，稍微具有正常智商和判断力的人，都不难理解当今中国国企私有化意味着什么。

　　许多人总是搬出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奇思妙想，作为坚持国企私有化的理论根据，这就涉及到了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西方主导文化，是否具有历史普适性的问题，涉及到当今世界大危机，究竟仅仅是一场经济大危机和社会大危机，还是同时也是一场西方文化的大危机？当今世界正经历着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由分散化发展向一体化发展，由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由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过程，这个社会历史转变过程，比前两次历史转变——蒙昧社会向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意义更加伟大。社会历史的这一伟大转变，决定了当今西方国家的危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危机，也不仅仅是一个99%对1%的政治危机，而是更加深刻的文化危机，是西方文化统治的危机。由于危机的根源是西方文化，所以不可能像以往危机那样，可以从西方文化内部找到出路，而只能从西方文化外部找到出路，或者说只能从东方文化中找到出路，这就意味着东方文化将取代已经主导世界5百年的西方文化而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未来世界一体化的主导文化和主导价值观。以东方文化为主导的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整合交融，将成为21世纪社会历史转变的主要内容。所以，在东西方文化转变已经成为世界大潮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仍然把西方经济学那些被淘汰的理念奉为经典，继续作为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不可接受的了，因为这条道路已经走不通了。

　　我们说，当今资本主义已经把人类社会带入了死路，并且带入死路的根源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主要是根源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两个根本特点：

　　第一，源于西方文化对世界和生命本质的理解。西方文化把生命理解为单纯的物质现象，把感官需求和感官享受理解为人类幸福的全部内容，用动物世界的兽性法则来管理人类社会，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双向危机。一方面，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由于把人的需求全部理解为物质感官需求，所以便单纯采用物质产品来满足，造成商品中实用性成本越来越低，虚荣性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多有限的自然资源被消耗在与人类正常需求无关的虚荣性满足上，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生态的巨大破坏。本来，生命的本质是一个精神现象，人类不同层次的需要，应该用不同的东西来满足，物资资源仅限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人类的精神需求则需要由精神和文化产品来满足，而不应该采用物质手段去填补人们的社会欲望。人的社会欲望是无限的，是有限的自然资源根本无法满足的，如果强行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无限的欲望，必然会造成资源和环境的崩溃。有些人经常用马克思关于衣食住行的话来为“经济中心论”进行辩护，其实，马克思的话并没有错，是这些人理解错了，马克思只是说人首先需要解决衣食住行，然后才能从事其它社会活动，但是并没有说人只需要衣食住行，人活动的全部内容就是衣食住行。

　　另一方面，就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把生命理解为单纯的物质现象，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则具体表现为把人看作是资本的一部分，看作是资本的一个要素，如同机器设备一样，只是实现利润的一个工具，如同桌椅板凳一样，只是一个普通的物件，而不再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种从根本上对人的漠视和冷漠，在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反映得最为明显。由于把人看作是资本的一个要素，因而便把资本竞争的法则，当作普遍的社会管理法则，强加于整个社会，用动物世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来管理人类社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制地变成了狼与狼之间、兽与兽之间的关系，从而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兽性化发展，这是当今社会各种问题的文化根源。最近广东省一个小女孩先后被两辆汽车碾压，周围路人不管不问，就是人性堕落的表现。有人总是说是中国人道德堕落了，其实不是，中国人道德并没有堕落，而是兽性化管理法则逼迫的结果，按照兽性化竞争法则形成的法律法规，打击人性、保护兽性，造成做好人的风险成本越来越高，一般老百姓根本承受不起做好人的风险成本，于是大家都越来越越不敢做好人，整个社会陷入了人性危机。

　　本来，人类社会应该采用人性法则进行管理，人性法则与兽性法则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兽性法则是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结果只能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也是资本主义竞争法则的核心内容；而人性法则是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社会主义竞赛法则，不仅不能搞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而且还要以强助弱、互帮互学，共同发展。如果说在工业社会的殖民主义时代，西方资本主义这套兽性竞争法则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存在的，谁能够适应这套兽性法则，谁就是赢家谁就是狼，谁就是发达国家；那么，在世界一体化发展的今天和未来，在整个人类社会将形成地球村的未来社会，继续实行这套兽性法则，则已经与世界一体化发展趋势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要求用以人为本的东方和谐文化，取代弱肉强食的西方竞争文化；要求用社会主义竞赛法则取代资本主义竞争法则；以此来保证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发展。这是社会历史进步的客观要求，是世界一体化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基础。

　　这是就整个社会而言，世界一体化发展要求必须用人性法则取代兽性法则。另一方面，就具体个人而言，更是需要彻底废除兽性法则，创造属于人类的幸福生活。人的幸福应该是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之外，如同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成为一个纯粹的人，成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只有在这种崇高追求中，人才获得到真正的幸福，如同佛家所说的大自在那样。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的所谓“理性人”、“经济人”，则是把人永远锁定在动物性的感官满足状态，哪块骨头肉多，就争抢哪块骨头，到死都不可能得到满足，自始自终都会挣扎在欲望的煎熬之中。

　　所以我们说，在社会历史转变的这个关键时期，中国提出要转变发展方式，具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意义，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也就是一个适应21世纪整个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是一个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主义竞赛法则取代资本主义竞争法则的过程。这就是我们讲21世纪必然是中华民族复兴、东方文化复兴和社会主义复兴这三大复兴运动的世纪的根本依据。

　　第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把人类社会带入死路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建立了超越以往封建特权的资本专制制度。当今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必然要捍卫资产阶级的利益，捍卫资本统治的地位。资产阶级革命并非是消灭了封建特权本身，而是以资本特权取代了封建特权；并非是废除了封建世袭制本身，而是以资本世袭制取代了封建世袭制；并非是推翻了封建等级制本身，而是以资本等级制取代了封建等级制；并非是废除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而是以资本人身依附关系取代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总之，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消灭任何封建社会不合理的权利关系，而只是全部承袭了以往皇权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并且就其专制程度而言，甚至远远超过了封建皇权。比如资本主义把原来皇帝才享有的三宫六院，变成了数量超过三宫六院成千上万倍的街头妓院，特别是资本主义把资本本身变成了一种真理标准，变成了一种价值观，无论一个人做什么，作恶程度有多大——无论是杀人，抢劫还是强奸——只要以资本为工具，通过资本来实现，就不仅不属于犯罪，不会遭到任何惩罚，甚至还属于某种荣誉，得到法律和舆论的双重保护。

　　如果说在实体经济时代，对资本的放纵还不会威胁到社会存在基础时，那么在虚拟经济时代，这种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资本特权将会威胁到社会经济存在的根本基础。因为它可以通过现代证券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在短期内把整个社会公众的财富剥夺干净，如果它要洗劫一个国家，则可以十分轻松地让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财富在瞬间蒸发。由于现有法律制度是放纵和保护资本的制度，即便是为了整体资本的利益具有某些方面的约束，也仅限于是对实体资本的约束，而对于虚拟资本则没有任何约束作用，特别是对于以场外期权为代表的私人权益资本而言，几乎是没有任何约束地可以为所欲为，加之虚拟资本市场上那些金融大鳄又控制了市场上绝大部分金融资产，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上数十万亿美元金融资产的百分之九十控制在十大金融机构手中，他们可以在一夜之间蒸发掉这些金融资产而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这些金融资产的最终所有者却是包括成千上万家庭的普通投资者以及成千上万个企业投资者。可见，如果说在实体经济时代，建立和维护资本超越一切的统治地位，受害者只是无产阶级和普通大众，那么，在虚拟经济时代，继续允许资本不受任何约束地超越一切，受害者则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和普通大众，包括中产阶级、一般工商业资产阶级等，也都是受害者。这就是华尔街革命所讲的99%与1%之间的矛盾，就是1%精英对99%人民大众的财富剥夺和财富蒸发。但是，在虚拟资本市场上，1%精英对99%人民大众财富的剥夺和财富蒸发，并非是由政策或一般性制度因素决定的，而是由资本统治决定的，根源于资本统治本身，根源于资本至高无上的伦理地位，根源于资本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颠倒。所以，要想再像以往对付生产过剩危机那样，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来解决，是根本不可能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彻底否定资本在经济、政治和伦理等领域里的绝对统治，彻底否定资本的价值观，恢复资本的原罪性质，而这又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根本不允许的。虽然借用了中国文革政治文明的美国共同诉讼制度，试图恢复资本的原罪性质，废除资本至高无上的伦理地位，但是也仅仅限于公共权益资本市场这个极其狭小领域，根本无法撼动整个社会资本的绝对统治地位。这个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决定了美欧等西方国家，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根本不可能解决目前的危机。这将是21世纪资本文化解不开的一个死结。

　　可见，当今美欧危机不再如同历史上生产过剩危机那样，仅仅是根源于生产方式，仅仅是根源于社会制度，而是根源于西方文化，根源于西方政治文明。这就是我们讲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我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的根本原因。当今西方国家的危机，就是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东方文化的伟大复兴创造条件，只是大家不要误解，这决不是说我们要趁乱复兴，要趁西方之危复兴，而是说要解决当今西方危机，要解决当今世界纷争，需要东方文化，需要用东方人本主义文化取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

　　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东西方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文化的竞争，目前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此前中央提出文化强国的思想，提出要实现文化发展和物质发展相平衡，提出要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任务，就说明当今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当然，要实现文化强国，当前最最重要的是文化自信，自信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是21世纪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自信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仅仅是中国单方面的梦想，同时也是世界文化更新和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伟大梦想一定能够实现。近代以来我们中国人曾经有过三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就是中国人民要站起来，这个梦想在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实现了；第二个梦想，就是要在上个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个梦想由于道路的偏差，没有能够实现，我们只能把不幸落空的第二个梦想和第三个梦想放在一起去实现了；第三个梦想，就是目前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以华尔街革命为代表的世界大众民主运动，也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

　　目前世界大众民主运动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运动，是在虚拟经济和网络社会基础上，整个世界历史向社会主义回归的运动。一个股票，一个电脑，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它们是改变当今世界历史的两把双刃剑，既是1%精英掠夺99%人民大众的工具，又是推动世界历史转变的伟大力量。它们将推动人类实现千百年来的伟大梦想——共同占有社会财富和共同享有民主权利。现代证券市场的发展，正在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共同占有社会财富的实现方式，这次波及80多个国家1400多个城市的华尔街革命，只有一个统一要求，就是要求实行共同富裕，而没有要求实行公有制，原因就在于为现代证券市场已经使社会公众越来越成为投资主体，已经能够自发地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问题，所以人民只要求实行共同富裕，而没有再提公有制问题。美国老百姓手里的股票市值早已超过十多万亿美元（并非是股市总市值），再加上员工持股制度那部分数量庞大的股票，估计至少已经相当于美国社会的总产值，这就意味着从逻辑上来说，美国整个社会的总产值已经落入美国老百姓手中。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股票把原来统一的所有权，分割为最终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两部分，虽然财富的最终所有权在归老百姓所有，但是这些财富的法人财产权却控制在1%（其实并不到1%）精英手中，他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随心所欲地支配这些财富，随时随地会把这些最终所有权属于公众的财富蒸发掉。这就是目前爆发华尔街革命的历史背景。

　　虽然极少数精英集团在利用现代证券市场的双刃剑作用，大肆掠夺和蒸发大众财富，但是，投资主体的公众化，以及由此形成的资本社会化和公司公共化，在客观上推动企业向着人文关怀的方向发展，向着原来我们企业办社会的方向发展。刚才有人发言中忧虑地说，现在国有企业办社会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又出现了私人企业办社会的新问题，许多私人企业都办起了幼儿园托儿所，在向我们原来国有企业的方向发展。其实，这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历史大潮，是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在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上的反映。今天特别是未来的企业，已经不再仅仅是老板获取利润和工人获取工资的地方，而是包括普通员工在内的每一个人一生主要的活动场所，他的事业、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他的梦想，甚至包括他晚年的回忆，都与所在的企业联系在一起，企业已经构成他人生的主要内容。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是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场所，是一个员工能够归依的温暖家园。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现代人权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现代西方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改革最没有人性的地方，就在于把企业单纯定义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把员工单纯看作是创造利润的工具，而不承认企业员工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现代企业文化所要求的人文关怀与资本的本性之间是相对立的，而这些恰恰是我们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天然优势，这也是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中，中国国有企业发展更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崛起过程中，国有企业能够带向世界的现代企业文化和现代政治文明。

　　我们现在从上到下都在喊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靠什么？第一是靠东方文化，第二是靠国有经济。虽然文化是第一位的最根本的因素，但是文化不可能自己走出国门，它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力量，借助于一定的物质载体。以往欧美国家的崛起，以往西方文化的扩张，是通过战争，通过侵略，通过殖民主义暴力手段推向全球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不能走帝国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复兴是要带领世界所有国家走共同发展的道路，是要在国际上实现所有国家的共同发展，在国内实现所有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第一代共产党人坚持不变的政治追求，也应该成为未来中国崛起过程中始终不变的历史追求。对这个目标始终如一的不变追求，决定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不能通过军事手段，不能通过侵略战争，而只能是和平崛起。和平崛起既是我们的愿望，也是世界历史的大潮。我们在提出中华民族复兴的那一天起，就同时提出了这种崛起是和平崛起。只是在此之前，我们面对美国十大军事基地的包围，面对美国的岛链封锁，面对美国不断操纵中国台独、藏独和疆独等分裂势力，面对美国不断制造颜色革命的阴谋等各种恶劣环境，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曾经感到过十分迷茫。现在，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席卷美欧的大众民主革命，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希望，看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条件。因为世界人民起来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能够改变历史，人民能够制止战争，这就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和平崛起仍然有一个东方文化走出国门的问题，仍然有一个借助于物质力量和物质载体的问题，我们不能借助于军事手段和战争手段，就只能借助于国有企业，借助于国有企业的世界性发展，依靠国有企业的世界性发展，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东西方文化的重新整合，实现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各国人民的共同发展。

　　现在，为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正在世界各地创办大量的孔子学院，旨在推动东方文化的广泛传播，这很有些类似于当初为传播西方文化而走向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会。但是，单靠孔子学院推动东方文化的传播和复兴，显然是不够的，当初西方文化的传播也并非是单靠基督教完成的，而是由基督教和战争手段这两只手完成的，是通过宗教和战争两条腿走路实现的。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复兴同样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孔子学院，另一条腿是国有企业。为什么只能是国有企业而不能是私人企业？道理很简单，因为资本无祖国，私人企业的老板和资本随时都会转移到国外，与中国完全脱离联系，如同现在中国富豪外流大潮一样，老板人走了，财富也带走了，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几十年白干了。所以，中华民族复兴的任务只能由国有企业来完成，越来越多的人们正在把国有企业称之为“共和国的长子”，就是因为国有企业要担负起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任务，如同家里的长子一样，是支撑起家庭希望的脊梁。我们国有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参与世界资源配置的过程，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当今中国能够向世界提供的最核心文化，就是共同富裕和大众民主，这也是当今世界发展最根本的历史要求，而这两条又恰恰是中国国有企业原有最根本的文化优势，特别是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最能体现大众民主时代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由此决定了中国国有企业的世界性发展的根本优势，以及在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的中坚作用。

　　总之，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中国国有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如果再与美国员工持股制度这一同样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企业制度结合起来，就会既能够实现企业的民主管理，又能够实现企业的共同占有。这将是中国崛起对世界政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而完成这个伟大贡献的主要力量，就是我们共和国的长子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