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的长篇力作《黑与白》,我是上半年六月底收到,读过很久了,具体情节颇有些淡忘,但深刻的印象却历久弥新。仿佛成语“牝牡骊黄”讲的古人看千里马,已经忘了颜色,甚至雌雄都忘了,但却牢牢记住了:这是一匹出色的千里马。
我不是专门研究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下文学的,我研究的主要是现代文学,即1949年之前大约半个世纪的小说戏剧。从我自己的知识结构来讲,我最喜欢古代文学,最想做苏东坡。可是后来为什么选择了现代文学,选择了学习鲁迅呢?说得高大上一些,是为了国家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因为现代文学是古今中外的交汇点,研究苏东坡的人不必研究鲁迅,而研究鲁迅的人,不但必须研究苏东坡,还要研究苏维埃也。说得个人化一些,是因为总有一些势力不让我过苏东坡的生活,为了过上苏东坡的生活,我必须先像鲁迅那样去战斗,打扫出一片相对干净的空间,摆放下一张相对安静的书桌——书桌上还有一碗东坡肉。
由于文学史的自然延伸和个人兴趣,我也零散地关注一些当代文学,对当下文学作品也写过若干评论。因此,我从近代现代当代这一百多年文学史的角度——这三个代,翻译成外语都是一个词,这是中国独有的时间概念——来粗略地谈一下我对《黑与白》的认识。
中国近代文学发轫于晚清的民族危机,这与古代文学具有本质的不同。晚唐文学也好,晚明文学也好,都不是因为中华民族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近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在我个人看来,就带有“照妖镜”的性质,因为必须照出妖来,才能找到我们民族的病根,给予准确有力的疗救。
韩邦庆1894年出版的《海上花列传》,很多学者视为现代小说的发端。此书可以说就是一个国家文化面貌的象征,通过写一群妓女和嫖客,写出了晚清上海社会的光怪陆离。作者说:“此书为劝诫而作”。一对兄妹从农村来到上海,一个当了妓女,一个成了妓院的打工仔。作品不仅辛辣讽刺了畸形社会的百态,还在故事背后蕴含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可惜小说是用吴语方言写成,限制了传播范围。张爱玲以打通雅俗的艺术直觉认为,此书应该是世界名著,她晚年花费巨大心血,翻译为国语《海上花》。无独有偶,几十年后,拥有最多读者的新文学作家老舍,其代表作《骆驼祥子》,写的是一个正直健康的农村青年,来到北京这座“大城”,被各种妖魔鬼怪污染吞噬的故事。原著中虎妞的丑恶形象,如同一个令人恐怖的女妖,把主人公祥子身上最后一点“干净气儿”都给毁灭了。
《海上花列传》轰动后,更加轰动的就是问世于1903年的“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不约而同,用旧小说笔法,写出了晚清末世黑白颠倒的罗刹世界。因此,鲁迅给予了高度评价。
进入五四文学革命后,以鲁迅《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品,更是把旧社会的吃人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鲁迅本人可以说就是一位照妖大师,一切妖怪鬼蜮在他笔下都难以遁形。我的一系列解读鲁迅小说的论著和讲课,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帮助学生和读者,看清那些妖魔。
到了30年代以后,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加上老舍曹禺等优秀作家,共同描绘出了一幅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生动画卷,形象参与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通过这些文学及其传播衍生,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有了深刻而清晰的认识,共同觉悟到,不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明天。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文学,不仅写出了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写出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英勇奋斗,也写出了革命队伍和解放区内部的种种黑暗,表达了对革命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忧虑和预见。例如赵树理,既是党的文化干部,又是农民的代言人,他坚持描写革命政权内部的坏人,表达对革命事业的忧患,坚持把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为这种坚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一传统,延续到从解放区文学成长起来的整个当代文学。
从1949年开始的当代文学,其主流从来不是公知们所污蔑的歌功颂德文学,而是充满着批判和反思,以更宏大的视野,写出了从古到今中国人民的奋斗史。从三红两闯(创),青山保林,到样板戏和浩然,当代文学不仅努力塑造了一系列英雄人物,而且写出了各种公开的敌人和隐藏的敌人,写出了好人与坏人之间,凡夫与英雄之间互相转化的可能性。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当代文学整体上依然保持了惩恶扬善的优良传统,尽管也有一些政治认识上的错误,也有一些盲目学习外国文学的扭曲,但一方面仍然保持了批判精神,另一方面,由于几十年文学教育的普及,批判艺术也普遍得到了提高。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重要作家,包括颇有争议的,可能存在这样那样问题的作家,例如王蒙,张贤亮,张承志,贾平凹,张洁,莫言,余华,王安忆,王朔,徐则臣,毕飞宇,麦家,迟子建,杨志军,李洱,范稳等,不论他们的立场偏左一些,还是偏右一些,都通过各自的叙事风格,努力追索社会之妖,时代之妖和民族之妖。
在这支队伍中,曹征路和刘继明是以鲜明的社会主义立场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格外引人注目的两位。从21世纪文学的大环境来说,他们似乎有些生不逢时,他们不但在作家队伍中显得孤独,而且在大众媒体上尤其缺乏掌声。但是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他们毅然举起了投枪。
身处这种局面,在党的20大和建党百周年前后,刘继明先生花费五年时间,推出了我个人认为是他创作高峰的《黑与白》。我前不久与刘继明见面时开玩笑说,你这本书涉及的敏感内容太多了。不像陈忠实的《白鹿原》,删掉过分的色情描写,就可以拿去获奖。《黑与白》如果删掉那些敏感内容,就成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
但是,《黑与白》真正的价值并不在那些敏感话题和内容,正如刀郎的《罗刹海市》,也许跟“中国好声音”那档节目有关,但绝不仅仅是讽刺“中国好声音”,而是写出了黑白颠倒美丑扭曲的现实世界,因此才赢得了数百亿的点击量,引发了一场全民文化狂欢。
《黑与白》首先描写了80年代以后数十年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全景。同时,又以倒叙和补叙的手法,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写出了一部扑朔迷离的百年中国革命史。从而使得作品的基调,不是简单的批判和愤慨,不只是辛辣的讽刺,而是充满了沉重的叹息和思索。如果说我们儿时接受的革命史教育,很像是一部捉妖打怪史的话,那么《黑与白》给我们呈现的是,这些妖怪不仅仅存在于明显的敌对阵线,而是从一开始,就钻进了革命队伍的内部,并且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发展,随着革命的壮大而壮大,而且还能传宗接代,青出于蓝。可以说,《黑与白》找到了革命事业多灾多难的内部根源,成为中国照妖文学的一座崭新的灯塔。
《黑与白》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和历史的复杂性,从而也就展现出了革命和改革的复杂性,客观上证明了鲁迅的立人思想的英明——鲁迅给自家兄弟三人改名为树人,作人,建人,包含的思想是,只有先树立新的人,才能建设出新的国。鲁迅认为,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才是血——没有真正成熟的革命的人,就没有真正成熟的革命的事业。小说中的正面形象非常令人感动,但他们不是没有缺点的。最重要的缺点是对革命的复杂性重视不够,对革命在胜利之后还可能翻盘,缺乏足够的警惕。而一百多年来,对革命胜利之后还会复辟,保持预见和警惕的只有两个伟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鲁迅早就预见到革命胜利之后可能是阿Q们的天下,阿Q革命的目的,就是报私仇,抢财产,选女人。但鲁迅仍然坚定不移地支持和投入革命。毛泽东认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道路更艰苦也更伟大。可惜他们当年都缺乏知音,我们今天悟到了他们作为先知的伟大,我们也不过是事后诸葛亮。
十天以前,我跟刘继明在一场纪念毛主席130周年诞辰的会议上相遇,我说到曾经组织粉丝阅读《红岩》,我提出了一个假设。假如《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听从党组织的警告,那天晚上没有回家,那么他就不会被捕和叛变,随着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他很可能成为西南地区的重要领导。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一贯表现积极,善于观察动向的甫志高,很可能把江姐和许云峰等人打成右派,而他自己不断升迁。在文革中,他也可能受点委屈,或者被批判为走资派,住几天牛棚。但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他可能就会东山再起,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个形象与《黑与白》中的宋乾坤,恰好构成“互文”,很可以进行一番对照。甫志高被捕叛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他形左实右的投机本质,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危害,却是具有必然性的。我们可以想一想,革命队伍中,存在着多少没有被捕,没有叛变的甫志高。他们由于自己的人脉和行政能力,掌控了很多重要的权力和地位,可以翻手为黑,覆手为白。幸亏在文革等运动中,对这些革命队伍中的妖魔鬼怪,有所打击和震慑,使得中国至今尚未四分五裂,尚未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旗帜依然飘扬,天安门上依然高挂着毛主席的画像。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出于他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剥削阶级思想,已经攫取了巨量社会主义财富的这些利益集团,一天不彻底消灭社会主义,从而抹平自己的原罪,他们就一天不会收回自己的魔爪。他们会利用革命过程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失误和挫折,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继续颠倒黑白,最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入万劫不复之深渊。《黑与白》照出了这些妖孽,真是古人说的犀燃烛照,真切入神。
从艺术上看,《黑与白》规模庞大,气势恢宏,结构大开大合,时空变幻自如,仿佛唐宋八大家文章的骈散结合,张弛有度。小说从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到文革时期,改开时期,跳跃穿插,整齐中显灵活,既有草蛇灰线,又有满天花雨。作者在后记中说,《黑与白》“至少有四、五个以上的叙述主线,每条主线都像一个屏风,每打开一扇屏风,都仿佛打开了一个世界。”作者的这个比喻是很贴切的,这种结构方式,使得有些章节可以彼此调换位置,互相补充又互相映照,这不仅是艺术上的一个创新,也充分表达了历史和人性好像迷宫一样的复杂多变,柳暗花明。作为一部120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巨著,读起来既流畅又凝重,禁得起细读和重读,表现出作者高超的结构驾驭能力。
在人物塑造上,《黑与白》表现出极高的现实主义水平。首先能够做到班固评价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控制主观感情,如实描写。正面人物不采用聚光灯,反面人物不加以漫画化。用刘继明自己的话说:“我忠实地记录下了我看到,经历和思考的一切。”作品中有十个以上人物都栩栩如生,特别是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史和演变史。像宗达,宋乾坤(黄鹤),宋晓帆,宗天一,王胜利,王晟(王成),洪公子洪太行,洪雁北,陈沂蒙,骆正,杜威,巴东,顾筝,栗红(许可),郎家父子郎永良郎涛,武大师武伯仲,老校长俞解放,田芳田青青姑女,程国军,梁天(宗小小)……都显得既丰满又可信。例如高层红二代洪太行公子,文革中抄了自己中学老师的家,还把老师的一条胳膊打残废了,但他在北大荒兵团奋斗了八年,为了防备苏军入侵,在零下30多度的雪地趴了一夜,后来两腿因此残废。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改开后,凭借四通八达的人脉,操纵政治经济,个人生活也骄奢淫逸。他坐着轮椅出入的残废形象,可以看作是一些红色二代的象征,他们胸中波动过革命的激情,也曾经为正义事业做过贡献,但是由于骨子里的贵族观念,使得他们逐渐背叛了父辈的初心,在灵魂上永远坐着轮椅站不起来了。
很多读者都注意到了宋乾坤这个独特的形象。可以说,这是刘继明先生对中国文学人物画廊的一个独特贡献。刘继明自己把他叫做“两头真”,他既是真实的革命者,也是真实的破坏革命者,可以说已经突破了刘再复先生几十年前作为文学理论家发明的“性格组合论”,因为这样的人物塑造,不是来源于闭门造车的理论思考,而是来源于对历史,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犀利的洞见。
《黑与白》的语言功夫也纯熟老到,叙事节奏把控自如,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引人入胜,日记书信等各种超文本插入,既增加了真实感,又变换了叙事角度。帮助作者达到了书写“一份时间的证词”的创作宗旨。总体上呈现出鲁迅指导沙汀艾芜时所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值得单独一论的是小说中的两性关系描写。两性关系在文学中,既可以展现人物性格的深层隐秘,也可以形成某种政治意喻。比如骆正对白雪,王晟对田芳的纯洁爱情,树立了他们正直高洁的人格,也映衬了他们的单纯。栗红与郎涛、巴东等男性的两性关系历程,一方面同步着改开时代崇洋媚外追逐物质的节奏,另一方面也是人物由迷茫走向逐步觉醒的见证。巴东娶了权贵之女洪雁北之后的性无能,则意喻着从低层爬入权贵家族的所谓个人奋斗成功者,只能是权贵家族的工具和奴仆。以气功大师面目出现的骗色大师武伯仲,从民国时代一路骗到改开时代,国共通吃,则意味着野蛮低俗的原始人性,始终潜藏在一切正义事业乃至一切历史事件的背后。而武伯仲这样的骗子,居然也有对真正爱情的珍惜,他对詹大小姐的感情是真挚的,一直持续到老到死。他也有着作为一个坏人的孤独和对善良的渴望。而宗达迷案的背后,书中重要人物之一的宋乾坤,一是对宗达的英国妻子安娜十分艳羡并最终得手,二是他当初投身革命,本来就是因为自己看中的女同学被父亲夺爱娶为第五房小妾,他貌似大义灭亲的革命举动,实质上隐含着强烈的个人私欲。这些处处有着生活实例的两性关系描写,深化了小说作为照妖镜的主题,留给读者带有震撼性的思索。
作为一个比较挑剔的文学批评者,我对《黑与白》也有几点自己的细部的意见。第一,可能是出版原因,校对上略有粗疏,偶有错字和人名印错等,虽然不到万分之一,但加起来可能也有十几处以上。第二是王成的名字,上大学后自己改为王晟,这个弑父细节对人物性格很重要。但晟这个字,多数情况下读作sheng,只在姓氏中读cheng,主要人物的姓名中有多音字,可能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不知作者有没有考虑过,可以补充说明,我开玩笑说,不如改为“胡澄”的澄。第三,关于大江市的解放历史,从书中的种种描写不难看出,大江就是武汉,许多情节就是根据武汉真实的历史写成的。武汉三镇是1949年5月16日,由于四野渡江后大兵压境,国军19兵团宣布起义而和平解放的。现在书中写成是二野经过血战攻克的,可能不太必要,如有可能,是否调整一下更好?比如可以把王胜利和骆正相识的战斗故事,换到另外一个地点。
说到历史事实,再补充一点对作者的敬佩。作者写80年代的校园生活,写大都市风貌和小城镇风情,都以丰富而准确的细节作为支撑,例如诗歌音乐,牌匾广告,乃至照相机的型号和饭馆的菜谱,都能唤起读者真切的回忆。还有宗达的自白书,一看就知道作者对瞿秋白《多余的话》有过深入的琢磨。可见作者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小说家和诗人,也是严谨细致的学者,因此这部情理交融的巨著才写了五年。
最后借用张爱玲评价《海上花列传》的思路,我认为《黑与白》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大收获,早晚有一天,也会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家族。因为它对历史的挖掘,对人性的拷问,都远超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
祝刘继明先生,永葆创作青春。祝黑白颠倒的世界,还会被人民再颠倒过来。
2023年12月25日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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