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九尾狐妖祸中华

作者:张宏良  更新时间:2014-09-11 08:17:04  来源:民族复兴网  责任编辑:石头

九尾狐妖祸中华
——从“郑胜利现象”看中国精英集团历史本质

张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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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天济律师事物所高级律师(合伙人)郑胜利,日前发表了一篇宣言:《张勤德现象”值得警惕-----兼评张勤德利用两篇文章诽谤他人名誉的法律后果》,宣布要替被批评的所有“西山会议派”打官司,追究批评西山会议的张勤德的刑事责任。还公布了他所在的北京天济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和邮箱地址,呼吁参加西山会议的所有“著名人物”委托他代理诉讼,尽快将敢于批评他们的张勤德绳之以法,投入监狱,以儆效尤。现在有多少高官和名流在和郑胜利联系不得而知,但是利剑已高高悬起,在警告整个社会,批评精英集团是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是要被投入监狱的。

        关于这位郑大律师的个人品行,舆论已有许多评论,包括发表他宣言的网站编者按中都有一针见血的揭露,在此就不再说什么了。并且理论争论应该只对事物本身进行分析,哪怕对方是个十足的恶棍也不应该进行人身攻击。在此只是有些疑惑,不明白郑胜利为什么要隐匿他北大教授、北大学院院长等真实身份,只说是高级律师,甚至连他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老板身份都隐匿了。北大教授,学院院长,政协委员,律师事物所老板------,这些头衔是何等荣耀,为什么要隐藏起来,只称自己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律师呢?        郑胜利在隐藏什么呢,不会是敏感于他的“知识产权”专业吧,搞知识产权的所谓精英们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是大家都看的十分清楚的,他们为国际资本攫取中国资源出了多少力,流了多少汗,从国家和民族的巨大损失中自己捞了多少,这恐怕是他们自己想起来都心惊肉跳的巨大数字!发达国家的所谓知识产权,说白了,就是揣着一本菜谱到你家去吃饭,吃完以后还要你付他钱。这本来是发达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付中国的一个工具。就在中国加入WTO前夕,美欧等国操纵WTO突然设置了一个“知识产权局”,目的指向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对方中国。可是令人奇怪的是,作为中国知识精英的那些法学家们,不仅没有为中国出主意想办法如何应对发达国家的掠夺,相反,却紧密配合美欧等国际资本及时打起了知识产权的旗号,不仅要求我全盘接受国际资本的规则,甚至要求我国全面放弃我们已有的规则,即所谓和“国际接轨”。结果,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经济学法学界精英集团的配合下,国际资本以此为手段,把中国财富增长的越来越大的部分,甚至是出口利润的绝大部分拿走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才提出了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郑胜利是不是为此隐藏他的身份我们不得而知,并且我们今天也不想讨论大规模的“国际接轨”运动给中华民族造成的负面影响,这是需要专门文章论述的。对于郑胜利个人财富上的卓越成就,我们也姑且接受时下精英们流行的说法,这位郑大律师或是郑大学者或是郑大院长或是郑大委员,完全是凭借其学识和能力成为新一代富豪的(之所以称其为富豪,是因为郑胜利公布的办公地点富华大厦,其豪华程度远远超过世界首富微软公司中国研究院的办公地点)。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从“郑胜利现象”反映出的中国精英集团的历史本质。

       如同郑胜利概括的张勤德现象一样,郑胜利文章反映出的则更是目前中国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权且采用郑胜利的逻辑,就称为郑胜利现象吧。所谓“郑胜利现象”,是指中国所谓精英阶层特别是经济学法学界出现的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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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社会属性来讲,他们是一群没有固定身份、社会属性很难界定的多性人(类似于生物学上的所谓“杂种”),集官、僚、学、商于一身,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就像这位郑胜利一样,你说他是什么?北大教授应该属于学者,学院院长应该属于官员,律师应该属于师爷,政协委员应该属于政治幕僚,合伙人(即老板)应该属于商人,估计可能还有什么公司独立董事、学会协会理事(甚至有些人还兼有黑道身份)等,这些本来互不相干的身份都有,如同八爪章鱼,触角伸向了社会每一个利益位置。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现象,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同样从未有过的极其可怕的严重后果。

        其一,是构成了对以分工为基础的人类文明进步的破坏和反动。文明的进步表现为分工越来越细,人的身份越来越具体,中国现在的精英集团可好,向后跨越几次历史大分工,把社会分工中所有的利益位置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这种跨越社会几大分工从而占有社会所有利益位置的极端疯狂的贪婪行为,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即便是封建社会的皇帝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这就是为什么以西山派为代表的精英集团既不要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要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其它任何社会制度的奥秘所在,因为自古至今,无论是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没有出现也不会容忍这种现象,所以他们对历史上任何制度代表的人类文明都坚决排斥,而把他们这种极端荒谬的现象起了个十分动听的名字:“中国特色”。就这点来讲,张勤德说他们搞资本主义,的确是冤枉了他们,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切进步和文明,统统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而坚决排斥。这种极其荒谬的资源配置现象虽然实现了精英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却是以整个社会的文明退化和秩序混乱为代价的。这些年来之所以社会弄的不三不四,学者不像学者,商人不像商人,官员不像官员,名流不像名流,甚至白道不像白道,黑道不像黑道------,其根源就在这里。

        其二,是突破了人类社会所有道德底线的约束。历史上从皇帝到百姓,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利益和约束的统一,现在的官学商等多种身份的集于一身,却在单方面集中这些身份权利的同时,摆脱了这些身份附属的义务和约束,形成了权利和约束、利益和风险相分离。在官员同行面前,他们拥有学者、商人的优势和退路,可以不用遵守官场规则;在商人同行面前,他们拥有官员、政治幕僚、学者专家等多种身份,可以不用遵守市场规则;至于在学者面前那就更可想而知了,他们既可以凭借权利和资本两个武器随意创造学术成果,也有能力有条件随意占有任何人的学术成果,不顺从就通过“改革”整死你,“改革”在这些人的嘴里已经成为整人的代名词和同义语了。由于多种身份可以使其超越任何一种身份的约束,这样一来,人类历史上各个社会、现实社会中各个领域所有的规则秩序便荡然无存,进而突破了人类所有社会的道德底线。这就是目前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崩溃,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始终建立不起来的根本原因。

        这位郑胜利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典型说明,郑胜利宣布要替中国40多个省长部长富豪名流打官司,谁都能看出是一种一石多鸟的市场炒做行为,既能扩大影响又能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顶级精英变成自己的客户资源,同时还能讨好一下自己的上级——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在郑胜利自己开列的委托代理名单中)。如果郑胜利只是一个一般律师我们可以不去理会,问题是郑胜利还是北大教授,如果这个案例被搬到课堂上去,将会对我们的学生我们的青年产生何等负面影响。这种把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争论用来进行商业炒做的行为,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发国难财,是人类历史上各个社会各个国家包括他们最崇拜的现代美国,都被视为是最恶劣的行为,去年进驻遭受飓风袭击的新奥尔良市的美国国民警卫队就接到命令,对乘机发国难财的人格杀无论。目前中国奸商不可谓不多,但是敢于突破这个道德底线,用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进行商业炒做的人并不多,这些“多性人”之所以敢如此的肆无忌惮,与他们的多种身份有关,可以说,多种身份本身就是对现代社会道德底线的突破,大家知道,一代球王马拉多纳,敢于用气枪射击记者,却不敢去其它俱乐部兼职踢球。为什么?单一身份使他无法规避巨大职业风险。我们稍微仔细观察一下周围就会发现,凡是具有单一身份的人,无论是官僚、商人还是学者,甚或是黑道人物,他们承担的风险都是无法规避的,是没有退路的,这就使他们往往都有一个不敢突破的道德底线,所谓“盗亦有道”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是多种身份却使他们敢于把任何一个领域的道德底线踩在脚下,对他们来讲,任何一个身份的风险和约束都是附属的,能够随时剥离的,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王硕小说中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敢于突破任何道德底线的随意行为,最终使他们喊出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流氓恶棍都不敢公开喊出的口号:“做学问就是应该不讲道德!”“学者就是不应该替老百姓说话!”现在郑胜利又补充了一条:替老百姓说话就是应该被送进监狱!这样的教授,能培养出说邱少云“那样的傻瓜再也不会有了”的学生,也就不足奇怪了。发表郑胜利文章的网站编者按中有句话说的十分深刻:“随着郑胜利律师文章的出笼,中国右派专政的时代可能已经到来。左派已经是势单力薄了,左派早已是强弩之末,财大气粗的右派这时还要踏上一只脚,这种做法已经孕育着专政的意味。”这就是几十年他们来妖魔化人民领袖、妖魔化人民革命,甚至连历史上人民起义也不放过妖魔化的真正历史用意和历史结局。可惜善良的人们总是在失去一切时才明白对方的真实面目,所以尽管善良的人们是多数,但是受侮辱受损害的永远都是善良的人们。

        其三,多种身份还助长政治腐败、社会腐烂和商业造假,并且把知识和学术变成了附属权贵的“二奶”。在精英集团的推动下,中国的腐败愈演愈烈,已经从政治领域流向学术领域,商业造假更是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惊人程度。其中,精英集团推动的多种身份是腐败和造假的一个直接原因。多种身份的官员,既有学者的退路,又有商人贿赂上司的资本,这种情况会逼迫那些单一身份的官员只能通过自己捞取钱财来建立退路和获取贿赂上司的资本,以弥补单一身份的劣势。这样一来,精英集团不仅自己突破了道德底线,也逼迫那些单一身份的官员不得不跟随其同时突破道德底线,否则就肯定要被淘汰。近年来落水贪官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是因为贪婪,而是为了安全,为了建立退路。这就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能为社会捐助、敢于冒险抗灾、敢于见义勇为,却不敢不贪的根本原因。至于商业上的伪劣假冒则更是与此有关,官员身份使他们能够占有市场有形资源,学者身份又使他们拥有舆论无形资源,平等竞争也就不复存在了,那些单一身份的商人要想活下去,就只能选择要么贿赂官员要么制假售假,除此之外根本没有别的出路。多种身份的弊端就在于让其中每一个身份都丧失了真实功能,官员丧失了官员功能,商人丧失了商人功能,学者丧失了学者功能。这些丧失了真实功能的官员商人学者,本身就是一群“伪劣假冒身份”的人,既然人都是伪劣假冒的,物又怎么可能会是真的!可见,人的伪劣假冒是物的伪劣假冒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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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把知识和学术变成权贵的“二奶”,则是他们对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祸害。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对知识分子的彻底摧毁,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