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我们不需要自我牺牲精神了吗？

　　近日，安微发生一起女高中生轻生溺亡事件，引起社会热议，有舆论认为警方施救不力，有舆论认为警方已经尽力，引起争论本属正常，也不值得大惊大怪，但央视主播针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其影响力确远远大于事件本身。

　　这条主播评论是：挽救一个生命，不应该以牺牲另一个生命为前提。

　　这条评论的冲击力巨大，据说阅读人次达1.7亿，一时占据微播热门话题榜眼。

　　这条评论有没有道理呢?是有道理的，毕竟生命都是宝贵的，没有谁可以规定用一条命 去换另一条命，也不可能去预定这样一个前提。但是，你又怎么去评价中华民族源渊流长的另一种现象呢?比如舍生取义，比如见义勇为，比如视死如归。

　　这条评论，如果发自民间，是不为过的。但它出自国家最高媒体之口，起到一种引领作用，是一种舆论导向，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和警惕。

　　主流媒体明确发出此种引发巨大争议的价值导向，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至少是很难见到的。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大量存在着诸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私利性文化，但也不乏舍己为人、甚至舍生取义的精神流传。

　　正如先秦圣哲孟轲所言：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所言：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道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先生认为“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

　　正如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所言：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

　　中华民族的绵延不绝，全靠着这类中国的脊梁的支撑。

　　毛主席曾在延安干部会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说：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

　　这一类的人们，当着他们前仆后继去奋斗牺牲的时候，他们自己可曾预设过可能失去生命的前提?

　　共产党人夏明翰，出身官宦人家，这位“夏府少爷”却追随毛主席参加革命，被捕后历尽酷刑，威武不屈，临刑前执行官问他有无遗言，他大喝道：“有，给我纸笔来!”，他挥笔写下了大义凛然的“就义诗”：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开始战略转移，陈毅率部在深山老林坚持游击战，在梅岭被围困20多天，生命危在旦夕，陈毅视死如归，手书“梅岭三章”，其一为：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毛主席为了中国革命也多有牺牲，1959年3月13日，他在接见美国著名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和夫人和美国作家斯特朗时，谈到自己的家庭，他说：

　　“拿我的家庭来说吧，我们兄弟三个，两个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妻子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妹妹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弟弟的独生子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大儿子在朝鲜战争中被打死。现在，只剩下我自己和另外一个儿子。我的家庭这种情况，说明中国成千成万的家庭有多少人被杀害。但是，共产党是杀不尽的，只会越来越多。我们家里的人少了，但是在全中国却出来了更多的共产党员。”

　　毛主席就是中华民族的“舍生而取义”精神所教导出的这样一个脊梁，一座巍峨的山峰。他追寻这种精神，最终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把这种精神宏扬到极致，把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完成了一桩人民解放的大业。

　　1913年，毛主席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所记“讲堂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哲学家之言曰，人以未来为重，或曰以现在为重，此颉德、杨朱所以背驰于东西而不相谋也。”

　　颉德，是一名英国社会学家。梁启超曾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这样介绍他：“颉德以为人也者，与他种动物同，非竞争则不能进步。……而此进化的运动，不可不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即人群)，不可不牺牲现在以利将来。”杨朱，是战国初哲学家，他主张“贵生”、“重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侵夺别人。孟子抨击他“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此时尚以“康梁”为人生楷模的毛主席，在思想上自然倾向了“利他”的颉德。

　　1915年秋，毛主席发出“征友启事”，署名二十八画生，意欲结交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耐艰苦，有决心，直至能为国牺牲的朋友。他开始在自己周围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同完成社会改造的事业，“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具有为国牺牲的精神，是他择友的标准。

　　1919年6月，新文化革命的先驱陈独秀被捕，引起群激愤。毛主席在《湘江评论》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他认为陈独秀是因为宣传科学和民主而得罪了社会才遭逮捕的，这是一种至高的精神，他说：

　　“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1929年12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了新分子入党的五个条件，其中之一为“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

　　1937年11月1日，毛主席在《我们的时局和方针》中指出：

　　“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

　　1938年3月12日，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说：

　　“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郝梦麟将军等数十万人就为着这个而牺牲了。”

　　1938年4月9日，毛主席在为抗大学员作《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报告时，他寄语广大学员说：

　　“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遇到困难便动摇退缩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的，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所以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 现在你们牺牲升官、 发财及吃小米饭、 爬清凉山的初步决心是有了，但没有最后的决心是不够的，你们更要有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牺牲自己贡献生命的决心!”

　　1938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的演讲，他讲到对敌战斗中的牺牲观点时说：

　　“部分的相当大量的牺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牺牲的观点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对。李服膺、韩复榘等逃跑主义者的被杀，是杀得对的。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是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我们曾经严厉地指斥了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拥护严格纪律的执行，就是因为只有这种在正确计划下的英勇决战，才能战胜强敌;而逃跑主义，则是亡国论的直接支持者。”

　　1943年7月2日，毛主席在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称颂了中国共产党在执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所进行的顽强斗争，他说：

　　“二十二年中，全体党员和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道，为着实现此种纲领与政策，为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举行了轰轰烈烈英勇顽强的斗争。不管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难，他们总是坚决前进，绝不徘徊，绝不畏缩，终于使全国人民从黑暗中找到光明，从绝路中找到生路。 二十二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 我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

　　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因炭窑崩塌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发表演讲，他说：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

　　在1945年4月开始召开的中共“七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点，它在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建设新中国的正确的纲领和策略。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冶报告及重要的口头报告，他指出：

　　“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在“七大”闭幕词中，毛主席提出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这句口号激励着千千万万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没有千千万万勇于牺牲的人们所汇集而成的洪流，没有踏着先烈的血迹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要挖掉那两座大山是永难完成的事业。

　　他们都是人民的英雄。

　　1949年9月30日，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毛主席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尚未来得及医治战争的创伤，又不得不进行了另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抗美援朝。

　　1951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毛主席同周世钊、蒋竹如谈到抗美援朝战事发展情况时说:

　　“我们志愿军的武器不如敌人，大炮都少，飞机更没有上前线，但常常打胜仗。这是因为志愿军战士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到这个战争是为支援被侵略的朝鲜而战，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因此奋勇杀敌，敢于牺牲。可以说，这次战争我们打的是品质战。”

　　毛主席所说的“品质战”，就是一种精神之战，就是中华民族的勇于牺牲的伟大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勇救落水儿童的罗盛教，以胸堵枪口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违纪的邱少云，抱着炸药包冲向敌群的杨根思，哪一个英雄的身上都有着感天动地的牺牲精神的闪光，抗美援朝能够打败美帝野心狼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舍生忘死的品质。

　　中国人的这种视死如归的品质一百年来首次震惊了世界。

　　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书中给予了这样的赞誉：

　　“在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多次受到西方列强的凌辱，但是现在，中国军队第一次打败了西方军队，而且，这场战争是中国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力量之间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常规战争。这场战争也许比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还有许多反对共产党的中国人也怀有这种感情。长期以来受到耻笑和嘲讽的中国士兵在战斗中证明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给美军的这一教训也发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正如1905年日本出人意料地战胜了俄国从而标志着日本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并刺激了整个亚洲的民族主义感情)一样，中国的军事胜利也震惊了西方的军事首脑，并庄严地宣告了新中国将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国家。它使1949年毛泽东的这一自豪宣称更加有力：“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

　　1953年8月26日，毛主席在签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创办的训词，他在训词中说：

　　“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这在你们的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可忘记的。”

　　1959年 6月，毛主席写下《到韶山》的七律诗，其中写道：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毛主席时代，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最张扬的时代，几千里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自我牺牲”的精神会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尤其是在被马克思称之为“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清朝以来，“牺牲精神”的严重缺失，差一点导致了亡国灭种的民族命运，是中国民主主义的先觉分子，是毛主席那一代时代先锋，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掘出来，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力挽中国民族于颓势，让中国人民挺起了胸膛，昂起了头颅。

　　毛主席时代，是英雄主义时代，人民崇尚英雄，处处响彻着英雄的赞歌。这样的时代，是人民最安全的时代，是民族最安全的时代，因为人人都愿意为了他人的利益做出牺牲，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甘于做出牺牲。人人都是一座高耸的山峰，人人都是一副挺直的脊梁。这样的国家和社会，任何敌对势力都会心生敬畏而不敢越雷池半步。

　　然而曾几何时，情况悄悄起变化。

　　有一股不良的风气悄然兴起，牺牲精神开始被人们质疑，先烈开始被人们淡忘，英雄开始被污名，英雄主义的美篇开始从课本里“撤架”，人们开始崇尚精致的利己主义，人们不再羞于谈论私利了，反而是振振有词了，而自我牺牲的精神却常常被莫名惊诧了。

　　难道中国人真的不需要牺牲精神了吗?

　　当央视主播发出“挽救一个生命不应该以牺牲另一个生命为前提”的评论时，能经得起历史和先烈的拷问吗?

　　美国西点军校曾经这样评论抗美援朝：

　　“中国军队在毛泽东的统率之下竟然成了一群狮子。中国军队在韩战中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明有效的战术，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假如有一天不得不打的话，我们只能祈望那时的中国军队不再有太多的毛泽东色彩。”

　　从西点军校的这段评论中，一方面可以发现他们害怕的是毛泽东色彩。什么是毛泽东色彩?视死如归的气概就是，自我牺牲的精神就是。

　　另一方面还可以发现，我们的危险并没有远去，“假如有一天”并不总是一个假设，它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变成“有一天”。

　　否定牺牲精神，淡化英雄主义，从本质上看，就是否定革命，就是在去毛泽东色彩。

　　而一旦这样的目的达到，历史的悲剧将会重演，历史将重新步入黑暗时代，虽然那些幼稚主义的人们不愿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但它的发生是不会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一个人做不到自我牺牲那样的境界，起码应对这样精神保持应有的敬畏。央视主播的评论，它发出的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它引起非常大的呼应，更令人深感忧虑，没有英雄和脊梁的牺牲和担当，国家将置危险之中，人民将置危险之中，民族将置危险之中!

　　这是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逆流，这种虚无主义游戏，已经走到了悬崖边缘，当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