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东明：再谈人性

　　人性问题，表面看上去，包罗万象、囊括万千，可能一时半会、一两篇文也说不清。

　　如今，现代网络为我们提供了收集信息、汲取智慧的重要场合。

　　在各个平台上，大家五花八门的言论、七嘴八舌地讨论，颇有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势头，当然这是乐观的预期。各种表象化、同质化、虚无化的泛滥观点也不可小觑。

　　这表现为，当人们谈论到人性问题，什么贪婪、懒惰、自私、无节制、患失患得......一时半会，举例论证、逻辑自洽，好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那么，人性就真的如这般“抽象”么?

　　为此，我们首先还是得从“人”入手，“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论断。

　　人跟社会关系密不可分，那么“人性”呢?

　　当然如此，人性也同社会关系息息相关，“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具有阶级性”，同时，人性主要是由后天环境决定、塑造的，如告子所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

　　所以，我们可以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两方面入手去认识人性。

　　对于前者，社会关系，主要体现在不同阶级、不同阶级立场会有不同的“人性”，“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阶级立场决定阶级观点”。

　　比如，早年“江西共青团”的一微信推文，其中提到了“巴黎公社”、“暴徒暴动”。这是一个典型例证，于1%精英阶级而言，革命运动就是暴徒暴动，革命就是“反阶级”、“反人性”;于99%人民大众而言，革命运动就是正义利刃，革命正符合人性，就是阶级性的体现。这就是说，革命阶级有革命的人性，反革命阶级有反革命的人性。

　　对于后者，社会存在，不同社会背景、不同社会存在会塑造出不同的“人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私有制社会导向弱肉强食、自私自利，公有制社会锻造人人平等、公平正义”。

　　(1949—1976的)新中国对比(1840—1949的)旧中国的改天换地就是典型例子。在旧中国，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社会险恶、生灵涂炭，两极分化、腐败横行，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低到极点，导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精神羞辱成为当时的经典写照。这一切，到了新中国，都被社会主义体制的逐渐确立洗刷而去。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广大群众荡涤了旧中国的污泥浊水，实现了新中国的风清气正。一切欣欣向荣，甚至“六亿神州尽尧舜”。

　　这就是说，不同社会关系、不同阶级立场会产生不同的人性，这就是人性的“主体差异性”;不同社会背景、不同社会存在也会塑造不同的人性，这就是人性的“时空差异性”。

　　所以，也可以说，人性就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的内在产物，人性就是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的内在反映。

　　综上，人性的本质就是在某种社会关系下对特定情境(社会存在)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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