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办?百年后列宁教我们摆脱大梦之魇

　　去年夏天，瓦依那乐队的一首《大梦》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

　　我已经六岁，走在田野里，一个不小心，扑倒在水里，该怎么办?

　　站在春风里，大声哭泣，该怎么办?

　　我已十八岁，没考上大学，是应该继续，还是打工去，该怎么办?

　　我已三十八……柴米和油盐，学校和医院，我转个不停，赚不到更多钱，该怎么办?

　　我已五十八……年小的孩子，常年在外地，年迈的母亲，什么已记不起，该怎么办?

　　我已七十八，突然间倒下，躺在病床上，时间变很漫长，该怎么办?

　　我已八十八，走在田野里，看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春光正灿烂。

　　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你会怎么办?
 

　　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一度开启了单曲循环，沉浸在了这首歌的歌词与曲调中，默默流下了眼泪。

　　不过，对于歌曲所呈现的悲怆的宿命感，却是我不喜欢的。

　　“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你会怎么办?”放下执念，人生就真的能圆满吗?恐怕不过是自欺其人、自我安慰。

　　这首娓娓道来的歌曲，与其说是唱尽了我们的一生，不如说唱出了各个年龄段的人们在这个经济危机叠加“后疫情”的时代，所面临的苦楚与辛酸。

　　毕竟八十八年，足以跨越三个不同的时代，而不同时代人们的生命体验不过是时代在每个人身上的投影。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或许变得更好，或许变得更坏，这决定了不同人生阶段的每个人的人生处境，不过反过来也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选择。

　　所谓宿命的轮回，不过是吃人的制度造就的罢了。

　　苏维埃士兵冲向了战场，涌上大路的工人群众也加快了脚步。于是，每一处战场都汇集了自发前来、热血沸腾的人群。人民委员赶来接见他们，给他们指派职位，或者分配任务。这是他们自己的战争，为了他们自己的世界。总指挥官也是由他们选出来的。在此时此刻，人们抛开杂念，万众一心。

　　记者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中，用纪实的手法向世人展现了曾经做牛做马的俄国工人和农民站立起来那一刻的情景。类似的一幕，32年后又发生在东方的一个古老国度。

　　“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

　　因为无数人的流血牺牲，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展望的，最终变成了现实。

　　宿命的轮回最终被打破!哪怕74年后“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因为革命的遗产尚存，新沙皇也不可能再像旧沙皇那样肆无忌惮了，这才是“历史进步”的完整含义。

　　《大梦》每个段落都以“该怎么办”结尾。该怎么办?身处痛苦与彷徨的我们不知道答案，词作者同样不知道答案。所问，无非是一声没有希望的慨叹，更是一种无力的宣泄。

　　《怎么办》却是列宁所作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尽管这篇文章是与工联主义、经济主义的论战，指出了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的重要性，为当时的俄国工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并非用来回答《大梦》中的个体所面临的迷茫与彷徨，但列宁在其短暂的一生却在不停地回答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1870年4月22日，列宁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市。

　　1887年8月，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年底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捕并遭放逐。翌年加入费多谢耶夫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逐渐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1889年，列宁随全家迁居萨马拉，在一年半时间内完成了大学四年的课程，于1891年以校外生资格通过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考试，获得优等生毕业文凭。

　　1893年8月，列宁来到圣彼得堡组织和领导马克思主义小组活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影响工人运动的错误思潮作斗争。而就在这一年春天，列宁写下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

　　从1918年开始，列宁的身体已经失去了健康，工作和写作变得严重困难;至1923年，列宁基本失去了语言的表达能力以及写作能力。

　　1924年1月21日，列宁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时年未满54岁。

　　列宁的生命短暂而充满锋芒，更令人称奇的是，从1893年写下第一篇文章，到彻底失去表达能力的1923年，列宁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为无产阶级留下了6000万字的充满着真理光辉的著述，而在此期间，他除了坐牢、流放、逃亡，无数次差点失去生命，还要启迪工人、领导革命和建设国家。

　　要知道，与列宁寿命相近的大作家鲁迅先生，只写作了1000余万字的文字;90多岁的高产作家金庸老先生，一生也只写了1000万字。只此一隅，我们不难想见在列宁身上有怎样的勤奋、不屈的战斗精神。

　　这样的列宁何曾有时间去悲观、去彷徨呢?而列宁更加不相信宿命。

　　在俄国际共运史上，曾经有另一种形式的“宿命论”，修正主义者拿历史必然性来否认人在历史中的重大作用，认为人不过是历史的被动的工具而已，从而瓦解了无产阶级的斗志;

　　而在俄国历史上，民粹派同样歪曲了历史必然性，指责历史决定论说成“宿命论”，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依靠道德高尚的知识分子和英雄人物、用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对人民进行号召或对统治者进行呼吁就可以改变社会。

　　对此，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屏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

　　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绝不认为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自觉的、有组织的斗争社会主义也会自然实现——因而它不是宿命论，也不认为仅仅依靠一小撮政治活动家的“英勇”斗争就能推翻资产阶级，而必须教育和组织广大工人阶级——因而它也不是唯意志论。

　　“该怎么办?”当我们感到困惑时，不仅应该立刻跳出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自怜自哀，以宽广的胸怀把自己的命运与亿万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应该去认真读一读列宁留给我们的那些大写的“怎么办”!

　　1905年革命失败后，一家自由派报纸在谈到群众的情绪时说，现在俄国谁都不会再想照马克思的学说进行革命了。列宁反对这样说法，他引用了一位织布工人信中的话说道：“你们等着吧，1905年还会来的。这就是工人的想法。”

　　处在困境中的无产者们也终将有一天会庄严地宣布：“你们等着吧，1917年还会来的。”

　　“同志们，你们必须要记住：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胜利。还有另外一条路，死亡。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纪念列宁同志逝世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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