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平等问题与可持续发展

　　编者按：本文系清华大学汪晖教授于2015年11月14日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的“2015年促进可持续发展论坛暨中国滋根成立20周年”上的主题报告发言整理而成，经作者授权，请勿私自转载!　　

　　今天我选这个题目讲一讲平等的问题，其实平等的问题跟发展的问题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因为讨论发展，到底什么是发展，为了什么目的来发展，这是发展研究当中最基本的问题。

　　刚才叶敬忠院长也说了发展主义，实际上它就是一套信仰，信仰背后有很多物质支撑，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把发展等同于一般而言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式，在过去主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到今天金融化、虚拟化是它的核心。很早以前就有人说，如果土地、劳动力、货币这三项要素都流动起来了，都到了市场里面完全流动的话，社会的大灾难就不远了，社会的大危机就很近了。

　　也就是说，在今天金融化和资本化的时代，所有这些要素所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所以一方面我到这里来看到很多老朋友很高兴。但一想过去二十年，总是这些人不断地在说，我们看到这些变化，虽然一方面我们看到社会的意识有很多进步，但是发展主义的危机和后果，可以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深重。所以有时候不免有一点点，我多少觉得有点说不清楚的感觉。但是不管怎么说看到很多前辈，像杨贵平老师还在孜孜不倦多少年如一日的坚持，我自己也很受鼓舞。也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我作为一个外行也愿意来说一些话。

　　我过去做过一点关于平等的理论性的研究，我们这个促进可持续发展论坛其实是面对现实的论坛，如果我讲的过分理论化也不合适。因为过去这几年，我也是滥竽充数参加政协的工作。所以我跟好几位朋友一起合作，把我们平时讨论的问题，通过政协的渠道把它放进去。大体上也都涉及跟我平时思考的问题有关。

　　去年跟杨贵平老师合作，他们长期做的调查，关于撤点并校的教育问题，我一直在做，尽管效果是非常不清楚的。虽然问题都承认，但是状况的改善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还在更加严重化。

　　我们都知道今天的社会面临着很严重的问题是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公正。不平等的问题是中国的严重问题，也是全世界的严重问题。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增长模式的痼疾，它不是个别的现象，不是个别人腐败，是整个方式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但是讨论平等跟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实要追究起来不简单，为什么?很多时候对于平等的诉求，常常又是和追求发展的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很多人都说我们只有经济增长了，我们把面包做大才能达到平等。换句话说，平等这个理念不一定都是对发展主义的批评。

　　因此，有一个如何把平等的问题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重新挂钩和结合的关系。我结合过去我接触到的案例讨论一下平等不同的方面，平等有不同的面像。今天可持续发展成为我们迫切任务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平等价值、命题本身做出再界定。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要丰富化、深化，使得它跟我们思考发展模式的问题结合起来，而不是旧的平等观念。

　　什么是旧的平等观念?我把旧的平等观念大体上分为三个主要的类型。第一个类型大家在我们社会里面讲的最多，就是机会平等。今天机会平等的问题仍然是问题，我们知道社会关系固化，有特权，他的子女容易升迁，容易得到财富，这就是机会不平等。机会不平等最严重的表现，在我们社会里面其实都落在普通的劳动者身上。尤其是农民和进城以后的农民工，我们都知道农民工的问题呼吁了这么多年。最近这三年，我每年都跟几位一起合作做提案和报告。其中一个项目是集中在建筑业农民工的问题上，我们都知道过去这些年，我们不但有《劳动法》，也有《劳动合同法》，但是这些法律经常就像是一纸空文，80%多的建筑业农民工没有签署《劳动合同法》，签署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连合同都不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们的工伤事故、他们的劳保、他们的许多社会保护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这是典型的机会不平等。

　　也就是说，不是经济剥削的问题，这是超经济剥削的问题，因为你连基本的合同都没有。呼吁了这么多年，每次呼吁得到的回复倒是很积极的，都承认这是严重的问题，住建部、劳动人事部、最高人民法院，每次回应之后不是说没有效果，但是效果是很有限的。我经过多年的摸索，才慢慢明白他们大概希望等到这波城市化走不下去了，建筑业自然地下降了，也就把这代人消化掉了，这是以人为代价的，以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为代价不平等的发展。我们都知道房地产基础建设，建筑业是经济拉动的主要动力。但是这一批人所受到的，在今天所承受不平等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如果仅仅在机会平等的意义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是仍然不够的，因为马克思过去也说过，像这样的机会平等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平等，为什么?他所诉求的就是平等的商品交换。也就是说，劳动者把自己当成商品劳动力，在劳动市场上相对平等的交换，这就是《劳动合同法》实质的内涵。这不仅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在欧洲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会对它提出补充性的措施，过去这些年无论在世界范围内，在机会平等的旗帜下，不平等大规模的发展。一方面是强调机会平等，但是机会平等的旗帜下大规模的发展出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这也造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为什么?即便从发展和增长的意义上，我们经常听到经济学家说消费不足，就是大规模的人口无力消费，又产生出生产过剩，做基本经济学的我们都了解一点，都知道这个状况。

　　正因为如此，过去几十年发展出了第二代平等观，强调再分配。我们最近讨论的很多，我们讲医疗改革，劳动保护的全覆盖等等这些问题，在再分配当中才能体现。再分配最要害的条件是改变初始的条件，在市场条件下，大家基本的条件没有。你需要再分配来进行调解，所以最低的保障制度，医疗保险等等再分配制度就出来了。到六七十年代提出的正义观，就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即便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再分配的体制。

　　所以今天的很多人，特别是《21世纪资本论》出版以后，很多人注意到过去的社会体制的竞争，冷战时代社会体制的竞争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社会里面，社会福利国家的两种体制的竞争，其实是某一种相互学习的过程。它的再分配内容都包含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

　　前两年读到李中清先生的访谈，说到我们曾经有四十年的时间，有40%的大学生——我们的精英，来自于农村，工农的无产阶级家庭。可以说中国革命之后翻天覆地的平等性的变化，这是通过国家和社会体制的变迁，在中国当然是生产关系的重建，来形成的一种不完全是在分配意义上。在西方来说是在分配的意义上，在中国来说是要重组社会关系。

　　我们过去批评社会主义体制，有很多批评有道理。当然也有很多批评不公平。比如说我们过去批评单位制，我们讲单位制是控制的机制。如果单位只是变成生产机构的时候，它很容易变成生产和控制的机制。但是单位在它形成的初期，在它形成的过程中需要再造社会关系，在一个单位里面，它不仅仅是生产和工作的单位，它还是生活和交往的空间。

　　所以在一个意义上，当然这个尝试在今天出现了很多，如果大家去看富士康这些车间，你一看就知道那里面没有人的关系，只有劳动的生产关系，没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场所里面不允许社会关系，一定要把它排除出去，才能达到最高的效率。我们在今天经常讲，要把生产过程、经济过程嵌入到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里面去，嵌入的某一种形式是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尽管它出现了问题、毛病，这个实验的某一种意义比通常说的再分配，其实是要更深刻的，因为它要重组生产过程。尽管这是一个失败的，今天看来，在当时不见得是完全失败的，中国工业化的过程温铁军教授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工业化、劳动密集，这么多劳动力有那么大的热情，持续提供中国工业化过程的动力，这是有它的社会关系组织模式造成的。

　　但是这样一种再分配，在西方来说再分配模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过去也包括在扶贫个过程当中，它也是再分配的模式，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援疆、援藏，也可以说是再分配的模式，但是这个再分配的模式，集中在政府和大的资本集团进行投资。经济过程直接投入到地区去，而在社会里面的复杂文化、族群生态关系之间的关系常常是没有得到充分解决的情况下，就以发展的模式注入进去，这也造成了对当地的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的扭曲和破坏。所以，一方面你做了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些后果、社会冲突和矛盾，恰恰是在再分配的名义下产生出来的。

　　因此，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我觉得提出了修正的平等观念，后来在联合国扶贫项目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就是提出了能力的平等，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如果你讨论平等的话，要讨论什么的平等。讨论能力平等的前提，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考虑：一是针对一个问题，再分配主要涉及的是物的方面。也就是说，他只是再分配物。可是人的能力培养怎么办?如果只是为了结果的某一个平等，贫困地区的人如果自己没有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其他的资源，使得他们有这个机会的话，他们很难获得进一步、真正全面发展的机会。因此他们提出了对第二代平等观的批评，提出了新的平等的方面，这当然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讨论的乡村教育问题，可以说是能力平等的重要方面。乡村教育里面涉及的问题是多面的，前几年我也跟其他人一起合作，做过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研究)。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不平等，如果只是注目在大学高考上，你是看不出不平等的前提。如果你从幼儿教育，从小学一二年级的教育，观察师资培养和校舍的状况，你就知道不平等从出生不久就确定了。谈不上机会平等，因为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因为在那个地区，从幼儿教育开始没有好的幼儿园，国家的再分配不是说没有，但是在过去有计划经济的分配，今天是流动性，没有这样的。即便有些老师，幼教师资到了这些地区去，去了很快就走了。现在我们绩效评估的办法，也并不鼓励当地乡村教育长期的坚守。

　　所以在这些地方如何就地培养从幼儿园开始的师资，能够提供更多的条件和时间给他们不同于平常的评估办法，才有可能改善基础性的条件，才能讨论所谓能力平等的前提，否则，能力平等也是不存在的。

　　联合国后来思考可持续发展和平等问题、扶贫问题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对能力的平等，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说到底，能力平等对人的平等的诉求也都是在市场条件下提出的，它的基本标准是在市场条件下提出的，只有在你进入到竞争性的关系当中，你能不能获得平等条件为前提。所以虽然批评了第一代、第二代平等观，就是物质主义的方向，要强调能动性。但实际上它的能动性背后，还是包含了物化。因为说到底，什么样的能力才叫能力呢?

　　比如说，过去这几年，我几乎每年都去新疆和其他的民族地区。你观察到在这些地区的不平等现象是什么样的现象呢?在这些地区的不平等现象常常是，我把它概括成为族群关系的阶级化。社会冲突本来是阶级性质，社会不平等。但是它的分界常常以族群为分界，本来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造成的不平等，在任何地方三农问题、城乡差别、贫富差别，在民族地区都存在。但是往往到了那个地方就变成了中心问题，我把它往往叫做族群问题的阶级化现象。

　　除了我们通常说的不平等之外，我们以能力平等作为一个尺度，我们发现它的限度在哪里。 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的市场经济，我们的经济关系，通常有宏观的，大家不用说，比如说在商业交往当中，你要会说普通话或者说英文，你会说英文得到更高的工资，你会说普通话，在民族地区是就业最基本的条件。可是在什么意义上界定能力呢?我们到民族地区常常发现，我们发现民族地区很多少数民族的学生或者是年轻劳动者，他们都会说多种语言，他们懂相邻少数民族的语言，当然他们也懂普通话，也会说自己的语言，当然它的汉语不如汉族的同学说的那么好。所以，就语言能力而言，就个人能力而言，其实他比大多数汉族的同学要高，因为他懂多种语言。但是它的多种语言的能力，不能被计算为能力，是因为它不能在商品市场上，作为商品来交换。换句话说，这个能力只有变成商品才能计算为能力，这是他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他所说的能动的、主观、强调能力的方面，还是包含着物化的方向。

　　怎么来纠正这个方向呢?我觉得今天我们需要讨论发展主义里面，需要新的平等观，这个平等观不仅是指，刚才叶敬忠老师特别提到，不只是对自然的征服，马克思的见解，对自然的征服就是对人的控制的形式，你控制自然，你征服自然的过程，发展的过程，同时是控制人的过程，你要把人从这个过程当中解放出来需要新的不同的平等观念。我用过一个中国的语词，大家听起来有点奇怪，有点拗口。晚清的时候，章太炎——中国了不起的思想家——鲁迅的老师，他在研究庄子的时候，跟西方的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一个新的平等观，这个平等观他把它叫做“齐物”平等，以不同的东西来作为平等的前提。他这个理念很重要的思想，不仅是指人的平等，而且是指物的平等。

　　比如说语言和语言之间，这是人吗?这是某一种东西，你也可以说它是不可鉴的，它是一种物。这个之间的平等，这是背后的文化多样性问题。人在一定意义上只是自然世界当中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人也要放到物的层面思考物的世界，这是他所说的齐物平等很重要的意思。

　　在这个意义上，新一代的平等观需要讨论，不但要讨论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需要讨论不同的范畴，不仅是旧的人跟自然的关系，一讨论人跟自然的关系，难免是人和物的二元论。只有把人重新放入到物的世界内部去，从物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变迁的世界，一个完全不同的平等的概念才能产生出来。这样的产生，我们把它叫做多样性的平等，它既是指生态的多样性，(也是)区域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但是这个多样性和平等之间如何找到它们之间可以操作的方式，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重大命题。

　　为什么?在历史上，多样性常常是跟差异，也就是说常常是跟不同和不平等相关的。你跟我不同，生来不同，男女不一样，所以有男女的不平等；人跟物的关系不一样，所以有人对物的占有；我们人和人有阶级和门第的差别，所以是不平等的。因此，怎么样把差异性和等级性区分开来，保持着我们对平等基本的价值追求，我觉得这是从晚清的时候章太炎开始就在思考的基本问题。章太炎那一代人之所以要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是看到了当时西方的工业化、城市化和民族国家发展中，以绝对的增长和发展，以富强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社会后果，才展开的反思。那是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展开的思索，这个思索没有完成，到今天我觉得还需要继续展开，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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