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二）

 

　　6.密谋（一）

　　黑妮回到了家，隔着花枝看见从她伯父房里窗子上飘出来袅袅的烟丝，猛然想起叫她打听的那些事她却一句也没有问。她不说自己忘了不应该，反转来在心里却埋怨道：“唉，真是坐在家里没有事做，穷打听!”

　　这时又听到二伯父房里有客人说话的声音，黑妮把脸贴到窗户缝上去，刚瞧见了坐在炕对面的任国忠的脸，冷不防二伯母便在西廊上叫起来了：“黑妮!啥时候回来的?”

　　黑妮离开了窗户，向她伯母冷冷的一望，鼻子里悄悄的哼了一声，走回了自己的房。她鄙夷的想道：“这些人，真是，有什么了不得，值得这么鬼鬼祟祟!”

　　钱文贵用两个指头捻着他的胡须，把眼睛挤得很小，很长，从眼角里望着那小学校教员。任国忠抽了一口烟，便又继续说他刚才说到的那些新闻：

　　“……报纸上也登载了这号子事，说是孙中山的主张，平安镇都已经闹得差不多了。财主家的红契都交出来了。咱涿鹿怕也逃不脱。凡是共产党八路军管的地面就免不了。”这时钱文贵的眼睛就更眯成了一条缝，他说：“那当然，这是共产党的办法，不，是……是叫政策!这个政策叫什么?呵，你刚才说过了的叫什么呀?呵!这叫做‘耕者有其田’!是的，‘耕者有其田’，很好，很好，这多好听，你叫那些穷骨头听了还有个不上套的!嗯，很好，很好……”停了一会，他又接下去说道：“不过，唔，天下事也不会有那么容易，你说呢，老蒋究竟有美国人帮助。”

　　任国忠赶忙说道：

　　“是呀!嗯，共产党总是说为穷人，为人民，这也不过只是些好听的名词，钱二叔，你没有去张家口看一看，哼，你说那些好房子谁住着?汽车谁坐的?大饭店门口是谁在进进出出?肥了的还不是他们自己?钱二叔!我说，如今又是武人世界，穿长褂子的人吃不开了。”他说完后便把眼睛极力去搜索着他对面的那张脸，看有些什么反应。

　　钱文贵抖了抖他的袖子，弹去他白竹布短褂上的烟灰，鼻子里笑了一声说：“本来么，一朝天子一朝臣。老任，你莫非有什么憋屈，哈……你是小学校教员，你应该‘为人民服务’呀，哈……”

　　他这一笑，有些僵了起来的任国忠忍不住说道：“咱横竖是一个靠粉笔吃饭的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是看别人颜色，就说不上有什么憋屈。不过，总觉得有些闹得太不像话了，你看，咱们教员要受什么‘民教’领导，这也不要紧，钱二叔!你也是知道的，什么‘民教’，还不就是李昌那小子么?李昌那狗王八蛋的，识几个大字，懂得个屁，却不要脸，老来下命令，要这要那的……唉!”

　　“哈……”钱文贵仍继续着他的笑，“李昌自己原有八亩地，地是不怎么样，去年闹斗争，分得了二亩，如今是十亩地，他和他老子，还有那个童养媳妇，三口人过活也差不离了。可是他们还算是贫农。你呢，你有几亩地?呵……你是个不劳动的!”

　　“咱一个月赚一百斤粮食，什么也没有了，可是这一百斤粮也不是好赚的，过去读书花的本不算，一天到晚和那些顽皮孩子胡缠，如今还是现学打霸王鞭，学扭秧歌……别人爱的就是这一套下流货呀;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咱却为一百斤粮食受尽了李昌的气，嗯!”

　　“哈……一个月一百斤粮食，那不就结了，管他们共产也好，均地也好，保险闹不到你头上，跟咱一样，咱就不怕他们这一套。比方咱春上分了五十亩地给儿子，如今咱们是三户。咱这一户只剩下咱老两口，加上黑妮，三个人，只十几亩地了。一年能收个十来石粮食，穷三富五，咱顶多就成了个不穷不富。他们爱怎么样闹，就怎么闹去吧，咱们就来个看破红尘，少管为妙!”

　　这个乡村师范的毕业生到暖水屯来教书已经两年了。越来越觉得自己是鹤立鸡群，找不到朋友。开始还和李子俊来往，后来觉得那位没落的地主太无能。还有个刘教员应该是相处得来的，可是他的程度不如他，还不要紧，他却靠着会巴结村干部，成天带着小学生唱那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或者写标语，喊口号，他就因为会闹这些而被信任，而显得比任国忠还高明起来了的样子，这却使任国忠心里不服气。因此慢慢地任国忠就只有钱文贵是个可谈的对象了。有时更觉得是一个知己，一个了解他的才情，可以帮助他的心腹人了。当他听到有什么消息的时候，总爱来和钱文贵谈谈，以排遣自己的抑郁。这里也没有什么希望，也没有什么冀图，甚至有时反而更为空虚的走了回去，但总有些安慰。这天他又带着一种高兴而来，但钱文贵对这新闻却表示冷淡，无所动于衷的，任国忠便觉得有些不自在。

　　没有风的夏天，又是中午，房子里，也觉得很闷热，钱文贵叫老婆又沏了壶茶。任国忠挥着蒲草编的小团扇，仰头呆呆的望着墙上挂的像片，又望望几张美女画的屏条。钱文贵体味到对方的无聊，便又递过去一支太阳牌烟，并且说：“老任!俗话说得好，‘寡妇做好梦’一场空，老蒋要放过了共产党，算咱输了;你等着瞧，看这暖水屯将来是谁的?你以为就让这批泥浆腿坐江山?什么张裕民，他现在总算头头上的人，大小事都找他做主了。哼，这就是共产党提拔出来的好干部!嗯，谁还不认识，李子俊的长工嘛!早前看见谁了还能不哈腰?还有什么农会主任，那程仁有几根毛咱也清楚，是咱家里出去的。村子上就让这起浑人来管事，那还管得好?如今他们仗着的就是枪杆。还有，人多。为哈老是要闹斗争，清算没个完?嘿，要这样才好拢住穷人么——说分地，分粮食，穷人还有个不眼红，不欢喜的?其实，这些人也不过是些傻瓜，等将来‘国’军一到，共产党跑了，我看你们仗谁去?哼，到那时候，一切就该复原了，原来是谁管事的，还该谁管。你，咱说，老任，说文才，全村也没有人能比得上你，就说你是外村人，不好管事，总不会再白受这起混蛋的气呀!”

　　“二叔真会说笑话，咱是个教书匠，也不想当官，管事，不过不愿看见好人受屈。二叔，话又回到本题，这次土地改革，咱说你还得当心点。”

　　钱文贵看见他又把话逼过来，便仍然漾开去：“土地改革，咱不怕，要是闹得好，也许给分上二亩水地，咱钱义走时什么也没有要呢。不过，为咱们这些穷人打算，还是不拿地的好，你在学校里有时候是可以找找他们和他们的子弟，聊聊天，告他们不要当傻瓜，共产党不一定能站长!嗯，这倒是一桩功德。”

　　任国忠听了觉得很得劲，他现在有事可做了。他会去做的，也会做得很机密。不过他总觉得钱文贵把事看得太平稳了，他还得提醒他：“张裕民那小子可鬼呢，你别以为他看见你就二叔二叔的叫。还有，说不定什么地方会钻出一个两个仇人的。”

　　“嘿……放心!放心!咱还能让这么几个孙子治倒?你回去，多操心点，有什么消息就来，报纸上有什么‘国’军打胜仗的地方，就同人讲讲，编几条也不要紧，村子上也还有懂事的人，谁还不想想将来!嘿……”他边说边下炕来，任国忠也穿好了鞋子，心满意得，从炕桌上又拿了一支太阳牌烟，钱文贵忙去划火柴，这时他们都听到对面房子里的帘子呱啦的响，两人不觉交换了一下眼色，而钱文贵便大声问：

　　“谁呀?”

　　“二伯，是咱，”答应的是黑妮的声音，“咱赶猫呢，它在我屋子里闹得可讨厌。”

　　任国忠不觉的又坐到炕沿上，钱文贵明白这年轻人，明白他为什么常到自己家中来，总想扳拉自己，但他却对他使眼色，并且说：“不留你了，孩子们该吃过午饭上学了，有空再来。”他掀起了日本式的印花纱帘，任国忠只得跨了出来，这中间屋子里供得有祖先和财神爷，红漆的柜子上摆设着擦得发亮的一些铜的祭器。听得对面屋子里有纸扇撕拉撕拉的响。钱文贵随即又掀起到院子里去的竹帘。两人一同走了出去，一股火热的气息直扑到身上。几只蜜蜂在太阳下嗡嗡的叫着，向窗户上撞去。钱文贵直送到骑楼下，才又会意的交换了一下眼色。

　　7.妇联会主任

　　就在这闷热的中午，趁着歇晌的空闲，顾涌的儿媳妇跑回娘家找她嫂嫂董桂花去了。嫂嫂住在村西头的一间土房里，用高粱秆隔了一个院子出来，院里还有一株葡萄，房小院窄，可是倒收拾得干干净净，明明亮亮。

　　董桂花也刚送饭回来，正在灶头洗碗筷。她小姑站在她旁边喘气，用神秘的眼光望着窗子外边。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么?”董桂花一手拉着她姑娘，两人便都踅过身来挤着靠在门边。“唉，我劝过你哥，你看他拉下了十石粮食的窟窿去买了五亩葡萄园子，唉，早知道就不该买那些地。”因为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她心里不知想哪一头的好，好像这消息可以使她得着什么似的，同时又怕失去了什么。她在铅丝上拉下了一条破毛巾，揩了揩脸上的汗，坐在一张矮凳上，打算再从头来仔细思索。

　　她不知一时从哪里想起，她姑娘也没有时间和她研究，匆忙的又赶回去了。她关心她的兄嫂，他们除了这所小院和新买的五亩地以外，就只剩一屁股的债。而嫂嫂又成了村干部，他们把她拉出来当了妇联会主任，这在她看来，也很倒霉。

　　这位妇联会主任在四年多以前从关南逃难到这里，经乡亲说合，跟了李之祥过日子。李之祥图娶她不花钱，她看见他是一个老实人，两相情愿的潦潦草草的结了婚。她是一个快四十岁的女人，很俐洒，配这个三十多岁的光棍也就差不多。两人一心一意过日子，慢慢倒也像户人家了。旁人都说李之祥运气好，老婆不错。她是吃过苦来的人，知道艰难，知道冷暖，过家有计算，待人和气，西头那一带土房子的人都说她好。去年暖水屯解放了，要成立妇联会，便把她找了来，她说她什么也不懂，又不是本地人;可是不成，她便被选上了。村子上有什么事的时候，村干部就要她去找人开会。后来又办了识字班，她都很负责。

　　姑娘走了后，她仍旧坐在矮的小凳上，望着院子里的天空。天空上一丝云彩也没有，是一块干净的蓝色。她感觉到也许有风暴要来，终有一天暖水屯又要闹腾起来，人们又像发了疯一样。她回忆着去年，今年春上，那个时候她是多么辛苦啊!她一家一家的去找，男人们都在骂妇女落后，可是妇女呢，总说“咱知不道嘛!咱听不精密。”开会的时候，谁也不张口，不出拳头。她也不懂什么，可是不得不站在台阶上喊，叫。可是后来呢，有些人家分到了地，她们也没分到，只得了些粮食，吃不到四个月就光了。就算买了五亩便宜地，可是却欠着十石粮食啦，那还是村干部们给的面子。现在呢，现在又要闹起来了，她觉得这对她会是件好事，要是能把窟窿填上那才好，可是……——她正要仔细的再去想一想的时候，妇女识字班的上课钟当当的响了起来。她立即站起，梳了一下头发，用夹子牢牢夹住，把身上穿的那破蓝布衫也脱了，换了一件新做的白洋布衫，锅里的碗也顾不上再洗，带关了门，扣上一把锁，匆匆的便朝识字班走去了。她很想找个人谈谈，把这消息告诉他。

　　识字班设在许有武家里的大厅上，这所大院已经在去年就分给六七家没房的人住下了。房子很好，原来有很多精致的摆设，如今却破破烂烂，乱七八糟，留下很多桌子放在厅子里上课。这时才到了几个年轻的妇女，她们挤在一道瞧一个绣了花的枕头，接着又津津有味的去谈到丝线绒花的市价，她们完全不可能注意到她们妇女主任不安定的心情。

　　人越来越多，到处都叽叽喳喳。吃奶的孩子也抱着来了，她们又要哄孩子。后来黑妮也来了，黑妮是她们的教员。她一到识字班，于是她们就开始识字了。也有人在后边悄悄的谈些别的。

　　董桂花呢，她孤独的坐在一旁，她要告诉她们一些什么的欲望消失了。她一个一个的去找寻，她才发现还留在班上识字的，坚持下来了的一半都是家里比较富裕的人，那些穷的根本就无法来，即使硬动员来了，敷衍几天便又留在家里，或者到地里去了。只有这些无忧无愁的年轻的媳妇们和姑娘们，欢喜识字班，她们一天来两三个钟头，识三四个字，她们脱出了家庭的羁绊和沉闷，到这热闹地方来，她们彼此交换着一些邻舍的新闻，彼此戏谑，轻松的度过一个春天，而夏天又快完了。这时只有董桂花这妇联会主任一人是显然的同她的群众有了区别，她第一次吃惊自己是如何的不相宜的坐在这里。她虽然还不算苍老，不算憔悴，却很粗糙枯干，她虽然也很会应付，可是却多么的缺乏兴致呵!

　　她陡的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不懂得她为的是什么?这些年轻女人并不需要她，也不一定瞧得起她，而她却每天耽误三个钟头坐在这里。从前张裕民告诉她说妇女要抱团体才能翻身，要识字才能讲平等，这些道理有什么用呢?她再看看那些人，她们并不需要翻身，也从没有要什么平等。她自己呢，也是一样，她和李之祥是贫贱夫妻，他们也很安于贫贱，尤其是多少次濒于饿死的她，有现在的日子，也就该满意了，当然他们并不能满足，他们还有希望，他们欠了十石粮食的债，他们还需要一点点财富，他们最怕的是秋后还不了债，日子就要过得更操心更坏，如今她坐在这里有什么好处呢?唉，张裕民吹得多好，他硬把她拉到这妇联会来，他老说为穷人做事，为穷人做事，如今为了个什么穷人，连自己还要更穷了呢。

　　“丰，丰是丰富的丰，丰富就是多，就是有多余的意思。衣，就是咱们穿的衣服……”黑妮用手指着黑板，从她的嘴唇上发出带着银质的声音。

　　“咱哪里有什么多余的衣服，他妈的，去你的吧。”董桂花站了起来，对平日本来有着好感的黑妮，投过去憎恶的眼光。她走出了院子。

　　董桂花第一次很早的离开了识字班，心里好像吃饱了什么一样的胀闷，又像饿过了时的那样空虚。巷子里没有什么人来往。一两只狗吐着舌头趴在那里，她又不愿回家去，她打算去找周月英，她是羊倌的老婆，又是妇联会的副主任，却好久不来识字班，她觉得她的话羊倌老婆一定会欢喜听的，她们彼此会很了解。

　　8.盼望

　　由顾涌赶回了大车而引起的一些耳语，慢慢的从灶头，从门后边转到地里，转到街头了。自然也有的是从别方面得到了更丰富的更确实的消息。他们互相传播，又加入一些自己的企望，事实便成了各种各式，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说“共产党又来帮穷人闹翻身，该有钱的人倒霉了”!当大家歇晌的时候，他们仰卧在树荫下，遥望着河那边的平原，向往着那平原上燃烧着的复仇的火焰。他们屈指数着那边有名的坏人名字。当他们听到某些恶霸被惩罚的时候，当他们听到去分散那些坏人家财的时候，他们并不掩藏他们的愉快。

　　他们村子上曾有过两次清算，有些人复了仇，分得了果实，但有些人并不满意，他们有意见，没有说出来，他们有仇恨，却仍埋在心底里。也有人感谢共产党，但也有埋怨干部们，说他们欠公平，有私心，他们希望再来一次清算，希望真真能见到青天，他们爱谈这些事。一伙一伙的人不觉的就聚在一团，白天在地里，在歇晌的时候，晚上在街头巷尾，蹲在那里歇凉的时候。

　　同时也还有一些另外的集团，他们带着恐惧，这些人都是属于生活比较宽裕一点的，他们怕的是打倒了地主打富农，打倒了富农打中农。他们也常三五成群，互相交换些新闻，盼望得到一些较好的消息。天呀!只不要闹得太厉害就成了!他们总是小声的谈话，一看见有新人加入，便扭过头去敲烟锅，把话题又扯到天气上去，或者扯到妇女身上。这一个短时期，他们所有人都变得敏感了。只要区上一下来人，或者村子上不见了张裕民和程仁几个人，他们便传开了，说暖水屯要闹开了，干部都去开会受训了，他们便早早的从地里回来，想方设计去打听消息，他们心里着急的想：“假如有什么事一定要发生，那么，就让它早些来吧!”这热的天气显得多么的闷人呵!

　　和这些议论同时而来的，谣传着火车又不通了。国民党又调来了许多师，许多兵，这些军队都是有许多美国的大炮，这些炮比日本的还好，八路军连见也没见过的大炮。那个叫什么马杏儿(马歇尔)的美国官，本是来调解，要国民党“改编”共产党，现在也不满意共产党了，要讲和已经没有希望了。美国又运了许多许多的什么坦克、大炮、飞机，还帮国民党办军官学校。共产党怎么也打不过，他们的枪就不行，兵也少，八路军就站不长，说不定哪天就背着小包袱走了。咱们暖水屯还得重改政权，那些闹红了的就得当心他们的脑袋，除非你拚了家不要，当八路军去……——这些谣言谁在讲着呢，好像又都是老百姓自己，他们并不愿意共产党吃败仗，他们就怕八路军站不长，可是他们却又悄悄的散播着这些谣言。

　　张裕民和程仁都到区上去过，回来后也没有什么动静，他们自己仍旧下地去，老百姓便又安定下来了。又当着是锄第三遍草的时候，下过雨，草长得真快，他们忙也忙不过来，于是他们便又专心到他们的谷子地、秫子地、高粱地、麻地，他们的果木园、菜园。他们像蜜蜂似的嗡嗡了一阵，他们猜疑，他们害怕，他们热望，不安定，他们起过各种各样的心，可是像夏天的阵头雨一样，一会儿就过去了。他们盼望了一阵子，没盼到什么，他们又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到他们经常的劳动中去了。

　　快乐、忧愁，都变成了平静。谣言呢，没有人听，也没有人讲了。通不通车，离暖水屯还远着呢。“中央”军来不来，有八路军挡着呢。再说，“中央”军也是中国人，咱们劳动吃饭，又不想当官掌权，咱们还是做咱们的老百姓，庄稼人。如今这里是太平的天下，今年雨水很好，庄稼果木都长得不坏，还是等着即将到来的，丰收的秋天吧。

　　9.第一个党员

　　离现在两年以前，还是一九四四年春天的时候，刚过了旧历年不久，在一个落雪的晚上，在日本人政权底下当甲长的江世荣披着他新买的羊皮短袄，独自轻轻的溜出了他家的大门。风仍旧很刺骨，他缩紧了头，露着两个小眼张望着，街上没一个人影，他悄悄的走到寡妇白银儿浑名叫白娘娘的门口。门还没上闩，他轻轻的托开门走了进去。看见西屋里灯光很明亮，他在院子里不觉的停住了脚步，听见骰子清脆的正在一个磁碗里滴溜滴溜的转，一个粗暴的男人声音在吼着：“靠，靠，二三靠呀!”同时一个沙嗓子也在喊：“三变六，三变六，哈……七点，七点!”骰子停了。一阵子喧哗，接着是数钞票的声音，人影在窗子上晃动。这个寡妇不只做着女巫，并且还招揽一些人来赌钱。江世荣急步朝静悄悄的那寡妇住的上房走去，他立刻闻到一种习惯的他认为特别好闻的气味从那有着棉门帘的房子里喷出来。

　　白银儿正横躺在炕上，就着小灯在收拾那些吸烟的家具，看见闯了进来的甲长，忙坐起身来让座。她接过了那件新羊皮衣，做出一副惊诧的亲热的神情，说：“呵，还在下雪?冷么?快上炕来暖一暖!你没有上西屋里去?天冷，来的人少，就几个穷鬼在那里。”

　　江世荣把帽子也脱了，抹那沾在皮毛上的水，他坐到了暖炕上。白银儿在炕头的小灶上端过一把茶壶，满满的倒了一杯浓茶，并且会意的说：“让咱来替你烧一口。”

　　江世荣就势躺了下去，却问道：

　　“张裕民在西屋里么?”

　　“他刚来一会儿，又不知在哪里喝了酒。”

　　“你去，你去把他找来。”他接过了那根细签子，蘸了点膏子。放到灯火苗上去，白银儿会意的便走出去了。

　　当白银儿再回来的时候，长得很结实的张裕民走在她的前面跨进房来。他敞着棉衣，拿着一顶旧的三块瓦皮帽，预感着有什么事要发生，却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呵!三哥!快上炕，来!咱替你烧一口。”倒是甲长先招呼起来了。张裕民更看出这里面有讲究。　　“不，这个东西咱不来，咱抽纸烟。”张裕民跨坐在炕沿上，一个脚盘着，一个脚蹬着，头靠着墙壁，从怀里掏出自己的纸烟来，并且顺手把白银儿递过来的一根烟送回到烟盘里。

　　江世荣不得不坐起身，拿过刚刚落到盘子里的那支烟，在烟灯上接上火，赔着笑脸说：“哈，三哥!咱们都是自己人，咱们什么不好谈……——哈哈，你也来这里玩，哈哈，这两天运气怎么样?”　　张裕民也就半真半假的笑说道：“这两天运气不好，闹肚子痛，别人都说白大娘的白先生灵验，咱来找白先生瞧瞧，不知道是真灵假灵，哈……”

　　炕对面柜子上正供得有一个红绸神龛，在朦胧的灯底下，静静的垂着帘帷，好像摆出了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气，白银儿装做没有听见的样子，扬着头伸手从神龛旁边拿过一支水烟袋，点燃纸媒，靠着柜子咕噜咕噜的抽着水烟。

　　“说正经话，三哥!咱有件事，要请你帮个忙，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这时甲长把脸拉正了。

　　“成，你先说吧!”是张裕民爽朗的回答。

　　江世荣递了个眼色给白银儿。等她走出去之后，他才咳了一声嗽，把最近一件为难的事告诉了张裕民。

　　打上月他就收到了一封从八路军那里寄来的信，这是封很有礼貌的信，但等不到他去报告日本人，八路军的人就到他家里来了。这些人年纪不大，可是厉害，一阵软，一阵硬，说得漂亮，他们说你当甲长也不能全怪你，时势所逼嘛，不过，你既然是中国人，就应该有良心;咱们也只向你们村上借点粮，数目不多，你要能行，那就好。假如你要丧尽良心，串通日本人来收拾我们，那也行，咱们也不杀你，咱们也只去据点里报告声你通八路就成，据点里还有咱们的人呢。江世荣听了这番话吓得不成，怕这些人杀他，满口答应一定交粮，还先写了个字据，好容易等这群人走了，他才像捡得了一条命似的。可是怎么办呢?去报告么，不行，自己写了亲笔字在人家手里。不去报告么，又怕日本人知道了杀头。他找钱文贵商量，钱文贵说，这是唬人的，不用管。为什么要怕他?

　　可是八路军的信又来了，跟着又来过人。他不得不应付他们。可是钱文贵还啃住了他，说他通八路，要去大乡里说呢，他不得不拿钱送给钱文贵。也不得不收集了几石小米，几斗白面，送给八路军去。但这差事有谁能办呀!又要机警，不能让据点知道;又要胆大，这是去见那杀人放火的八路军呀!事情要办得不好，起码也得坐牢监，谁也怕惹下这是非。他想了好几天，才想起了张裕民来。张裕民刚刚和李子俊闹了别扭，辞了工，手边正紧得很;这人又胆大心细，能办这件事，所以他这天特别到白银儿这里来找他。当江世荣述说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把八路军渲染了一番，说送粮食去也是应该的，是替村子消灾少难，要不，八路真的来烧房子杀人怎么办。

　　静静的听着，一声也没响，张裕民心里已经明白了甲长的企图，而且盘算定主意了。可是他不说，只顺着答应：“呵，”“有这么回事么?”“是呀!”“唉，”“这真做难呀!”“……”“只有你，三哥!只有你才能办，你就辛苦一趟吧!缺什么，都有咱，咱们哥儿们，还能让你吃亏!”甲长单刀直入的提出了问题。

　　“嘿……”接过了另一支烟，张裕民摇了一摇头，说：“不是咱不帮忙，实在咱办不了这差事，咱是个粗人，一个大字不识，嘴又笨，这送粮食看着不打紧，可是，哈，这就好比两国相交。不成，不成，村子上能说能行的人多着呢，你点兵点错啦!要是差个粗活，扛锄头，抬木料，拉犁，咱张裕民帮你几个工倒是不在乎的。哈……”

　　江世荣又叫白银儿整了酒菜来，她也坐在旁边陪客，又帮助恭维他。张裕民心里怪好笑的，因为他一听说这差事心里就很乐意，趁机会去拜访一下早已闻名的八路英雄，是可以满足他的年轻人的豪情的。人家都说共产党什么杀人放火，他就不信这一套，他一个光杆，什么也没有，也不怕，梁山好汉还替天行道咧。但他却得装做出不愿意去的样子，他知道江世荣这起人都不是些好家伙，有了事就会把祸害全推在他身上，并且他想在这个时候落得搭搭架子。江世荣没有办法，给了他亲笔信，盖了私章，还给足了路费，并且把张裕民的舅父郭全也找了来，当面立下了保，如果出了事，叫江世荣花钱买人，这样，张裕民才算勉勉强强的答应了。

　　当天的晚上，张裕民披了江世荣的新羊皮袄，赶着两头大骡子，向南山出发了。第二天的夜晚，他到了一个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找到了他要找的人。八路军穿得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腰上插了杆短枪，露出一角红绸子。他们待人很和气，很亲热，很大方。他们说他辛苦了，倒酒给他暖身体，擀面条给他吃，同他谈这样谈那样。他很注意的看他们，听他们，他觉得这些人很讲义气。打日本，反汉奸是天经地义啦，他们又打富济贫，这全对他的劲。他们讲平等讲义气，够朋友的。于是，他就告诉他们一些村上的事，他向他们骂江世荣，说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村上的一个“尖”，要他们多提防他。

　　这一次的旅行给他很满意的印象，但他向江世荣却谈得很简单。掩蔽着他的心情，江世荣就不得不屡次屡次来求他，从此他就和八路混得很熟了。他自从八岁上死了父母，和刚满周岁的兄弟住到外祖母家去以后，他就从来不知道有什么亲爱一类的事。他成天跟着他舅舅郭全在地里做活。舅舅是个老实人，像条牛，生活压在他头上，只知道受苦，一点也不懂得照顾他。他们的关系，是一同劳动的关系，像犁跟耙一样。外祖母也无法照顾他，常常背着他兄弟到邻村去讨吃。

　　因为舅舅收得的粮食都交租了，即使是好年成，他们也常常眼看着别人吃肉，吃白面，吃小米，他们是连几顿正经高粱饭也难吃到的。他就像条小牛似的，只要有草吃也可以茁壮起来。他长到了十七岁，于是他自己立了门户，他拿自己的工资来养活着他兄弟。那瘦孩子就担负着捡柴，烧饭等等的事。这一切只使他明白一个道理，穷人就靠着自己几根穷骨头过日子，有一天受不了苦啦，倒在哪里，就算完在哪里吧。他是一个在暴日寒风中锻炼大的人，有一把好力气，有钱的人都愿意找他做活，他靠着两个臂膀也就生活下来了。

　　可是这次他遇到了八路军，他不觉的在他们的启示和鼓励之下同他们讲起了过去的生活。这些从来想也不愿去想的生活，如今回忆起来，向他们描述的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难受，感觉到委屈。这是如何的困苦，如何的孤零零，如何的受压抑和冤屈呵!但他却得到很多安慰，第一次找到了亲人似的，他觉得他们对他是如此的关心，如此的亲切。当一个人忽然感到世界上还有人爱他，他是如何的高兴，如何的想活跃着自己的生命!他知道有人对他有希望，也就愿意自己生活得有意义些，尤其当他明白他的困苦，以及他舅舅和许多人的困苦，都只是由于有钱人当家，来把他们死死压住的原因。从此张裕民不去白银儿那里了。

　　他本来也是最近因为辞了工心里烦闷才去的。假如他心里又觉到难受的时候，他就去找朋友，找那些年轻的穷小子，告诉他们他看见的八路军同志们。他以能认识他们为夸耀，他也学着八路军同志们去挑动他们对生活的不平：为什么穷人的命这样苦，是不是天生的要当一辈子毛驴?在这年的夏季，暖水屯因为他开始有了共产党员。接着他发展了李昌，和张正国。在这年的冬季他领到了一支橛枪和一支土枪，他们秘密的搞起民兵来了。八路来村子上的次数，也就比较多，有时就去找甲长，江世荣不能不保护他们;有时就住在西头，民兵会替他们放哨。

　　但工作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开展的，村子上有出名的八大尖，老百姓恨这些人，却又怕这些人。江世荣就是这八大尖里的一个代表，他因为会巴结他们，他们才要他当甲长，如今已挣到了一份不错的家私。他借日本人压榨了老百姓，又借八路军来勒索，村子上也许还有比江世荣更阴险的人，但现在只有江世荣最出面。八路同志曾经帮助过张裕民他们布置过减租减息，向老百姓宣传，在背底下他们也赞成，可是不敢出面闹。直到一九四五年夏天的时候，才发动起一个改选村政权的大会。在一个夜晚，民兵和八路军的同志们突然封锁了村子，放了哨，集合了全村的老百姓在学校里开大会。老百姓看见江世荣被绑着，便胆大了，又因为是黑夜，认不清面孔，他们就敢在人群中说话。他们第一次吐出了怨恨，他们伸出了拳头。

　　江世荣被打倒了，他们选了赵得禄，赵得禄是个穷人，能干，能应付日本人，赵得禄自己原来怕当村长，怕村子上的旧势力来搞他，但看见那么多人举他的手，他又高兴被选上。他当了村长，他就在八路军的区干部的帮助之下，和张裕民几人商量着应付了日本人，日本鬼子一点也不知道这村子上的情况，还满相信他。村子上的几个有钱有势的人，也被他们分别看待，团结他们，也孤立、分化、威吓住他们，就连许有武、钱文贵他们一时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从此暖水屯的老百姓当了权。不久，就是一九四五年“八一五”，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投降了，抗联会主任张裕民在村子里便公开的成了负责的人。他领导了两次清算复仇，穷人们有事便来找他，大家都高兴的说：“他可露脸了，他给八路军教成了一个能干人。”

　　有些人心里瞧不起他，谁还不看着这穷孩子长大的呢，想跟他过不去，可是见了他倒更凑上来叫“三哥”，为什么是“三哥”，连他自己都不明白这来历。也许因为他伯父有过两个儿子，但他伯父和他叔伯兄弟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逃荒到口外去了。一直也没有回来，也没有过音讯。在过去也很少有人叫他三哥，除了有人要找他做活，或者他的赌友在他赢了钱的时候，但现在这称呼似乎很自然和很流行了。

　　10.小册子

　　张裕民和程仁曾经到区上拿回了一本石印的小书。这是县委宣传部印发的。他们两人都识字不多，到了夜晚便找了李昌来，三个人挤在一个麻油灯底下逐行逐行的念。李昌还把一些重要的抄在他的小本上。他那个小本子抄了很多珍贵的东西，入党的誓词，做一个党员的起码条款，如：一，死活替穷人干一辈子;二，跳黄河一块跳，异口同音，叫我怎办就怎办;三，要交党费;四，凡不在党的，不管父、母、妻、子，该守秘密的事，也不能告诉他们……——都写在上边。每当碰到有什么为难的问题，李昌便去查他的小本子，常常就可以在那里边找着答案。这个有雀斑的，不漂亮的年轻党员，是个爱说话而且有唱歌天才的小伙子。

　　他们三个人一道研究这本“土地改革问答”，却各有各的想法。总是容易接受新事物而又缺乏思考的李昌，他越念下去越觉得有兴趣。他常常联系村上的具体人物来说明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是中农;应该打击谁，应该照顾谁，愉快的笑不离开他的脸。在他心里不断的涌起对党的，对毛主席的赞叹，他忍不住叫了起来：“这个办法可好呀，这样才把那些有钱的人给治下去了，穷人真真的翻了身嘛!”他对于本村的土地改革觉得是轻而易举，有十足的把握。程仁呢，因为春天他参加了做“合理负担”，他对于本村的土地比较熟悉，他又把那个户口册子拿了来翻阅，那上面登记得有详细的土地数字，他对于成份的鉴定特别细心。他常常说：“天呀!李大海有三十亩地，你能说他是富农，或中农么?他那个地是什么地呀，给人也没有人要的嘛!”或者就是说：“别看刘振东地少，一个青壮年，三亩好水地呀!”或者就又说：“李增山论地是贫农，可是他有手艺，他又讨了老婆，老婆还穿着新棉衣呢。”

　　他觉得土地的分配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问题，要能使全村人满意，全村都觉得是公平的才算把这件事做好了;如果做不好，会反而使自己人闹起意见来，反而不好做工作了。这里只有张裕民说的比较少，他只考虑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他们究竟有多少力量，能够掌握多少力量，能否把村子上的旧势力彻底打垮。他深切的体会到要执行上级的决定，一般的是容易做到，因为有党，有八路军支持着，村子上的人也不会公开反对。但要把事情认真做好，要真真彻底铲除封建势力，老百姓会自觉的团结起来，进行翻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总觉得老百姓的心里可糊涂着呢，常常就说不通他们，他们常常动摇，常常会认贼做父，只看见眼前的利益，有一点不满足，就骂干部。同时张裕民也觉得：又只有靠近他们，自己才有力量，可是他们又常常不可靠，忽东忽西的。要完全掌握住他们，张裕民清楚还是不可能，因此他对这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虽然抱着很高的热忱，却有很多的顾虑。他只希望区上会早一点派人来，派一个得力的人来，能把这件大事好好的办妥。

　　不久，离他们七里路远的孟家沟也开了斗争恶霸陈武的大会。陈武在这一带是一个有名了的“胡髭”。谁要在他的地里走过，谁都得挨揍，他打人，强奸女人，都只是家常便饭。他买卖鸦片，私藏军火，也是无论什么人都知道的。当他们开大会的那天，暖水屯的村干部全体都去参加了，还去了一些老百姓。在那个大会上有四五十个人控诉他的罪恶，说到一半就忍不住冲到陈武的面前唾他，打他，妇女也站出来骂，挥动着戴手镯的膀子，劈头劈脑的去打。

　　暖水屯的人都看痴了，也跟着吼叫，他们的心灼热起来，他们盼望着暖水屯也赶快能卷入这种斗争中，担心着自己的村子闹得不好。张裕民更去向区上催促，要他们快派人来。老百姓也明白这回可快到时候了，甚至有些等的不耐烦了。果然两天之后，有几个穿制服的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到了暖水屯。

　　11.土改工作小组

　　这正是八月中旬，照旧历来讲是过了七月半不几天的一个傍晚，从区上来的几个人打东北角上的栅栏门走进村来。区工会主任老董走到合作社去找张裕民，还有三个穿得比较整洁的年轻人，像是从县里或省里下来的。他们走到小学校的门口，卸下了背上的背包，拭着满头大汗，走过去，走过来，一会看看街上贴的标语，一会张望那正要散学了的学校的内部。坐在对面树底下谈闲天的人，便都悄悄议论起来。他们都狠狠的打量他们，想窥测出他们是些什么人，究竟有些什么能耐。

　　刚打地里回来的人，也远远站住了朝这边望。那个最惹人注意的，生得身材适度，气宇轩昂的一个，做出一副很闲适的态度和他旁边一个小孩开着玩笑。那孩子不习惯在生人面前说话，便绷着脸走开了。那个儿小些的便朝合作社走去，并且回过头来问：“老乡!张裕民在合作社么?”只有那个瘦个子倒仍站在小学门口，他和着里面的歌声，轻快的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张裕民走在老董的前面，后边还跟着李昌和刘满两个人，他们一拥就拥到了这边，抢着把背包往肩上一扛便招呼着向南街走去了。那个瘦个子赶忙来抢背包，不留心脚底下一块石头，他踢着往前扑去，冲出去了好远，好容易没有让自己摔下去，站住了脚。他望见街上的人都望着他，便朝大家憨憨的笑了。大家也就都笑了起来。他又赶上去抢背包，可是李昌刘满他们已经走了好远。他们边走也边呵呵的笑，瘦个子就嚷着：“咳，咳，让咱自己拿吧，咳，这哪行，这哪行!”张裕民把他们带到韩老汉家里。老汉家的西房正空着，老汉是个勤苦的人，他在今年春天加入了党，这房子是张裕民在春天提议分给他的，也是许有武的家财。房子很干净，又清静。他的儿子刚打山东复员回来，只有一个八岁大的孙子正上学，张裕民也为的是区上下来什么人，好安置在这里，叫老韩烧点茶水，照顾门户都很方便。

　　李昌像个主人似的，一进屋就让大家上炕，他用着热情的眼光打量着几个来客，他惊奇的拿起一把绑在背包上的胡琴。“这就是村支部书记张裕民，又兼村的武委会主任，过去是抗联会主任。”做过三十年长工的老董介绍着。他回头又介绍土改工作组的同志们：“这是文采同志，是工作组组长，这个瘦子是胡立功同志，那小个是杨亮同志。”他又从怀里掏出一封介绍信给张裕民，这是区委书记关于这三位同志的组织介绍信，它说明他们代表区委会在这里执行土地改革的工作。

　　他自己也参加这个小组工作。

　　“你们这里有多少党员呀?”文采同志即刻用着一个调查的口吻来问了，也没有注意到杨亮阻止他的眼色。

　　张裕民却只说：“同志们肚子一定饿了，先烧饭来吧。韩廷瑞，你帮助一下你爹，赶忙烧饭;刘满，你到合作社去称几斤面来!”他也不答复杨亮要求去吃派饭的请求，并随即自己也走了出去。他到韩廷瑞的房里拿出一盏高脚的麻油灯，点燃了灯，他又向老董说：“你们先休息一会，我出去就来。”他丢下这群刚来的人，快快的跑走了。这时房子里还剩下一个李昌，他舍不得走开，拿出了那二胡，一面调着弦，一面就问胡立功：“你会唱梆子么?”文采走到房门口张望，黑了下来的院子里很寂寞，对面厨房里又拉开了风箱，水气在灯光下升腾，孩子、女人、老头都挤在一个屋子，忙忙碌碌的很热闹。他又转过身来找老董谈闲天，极力想抹去适才他对于张裕民所起的不良的鬼鬼祟祟的印象。

　　老董伏在炕桌上在写些什么，这个老长工在三年的党的工作中学到了能写简单的信。他的学习精神常被人称许，他也很自得，在他的挂包里是不会忘记带着那盖了区工会公章的信纸信封和他自己的私章的。只要有机会他就写信，如同只要有机会他就要长篇大论的讲演一样。

　　晚饭做好了的时候，张裕民才又走了来，他只默默的坐在旁边抽烟，杨亮又说到以后不能吃白面，也不必自己烧，最好大家都去吃派饭，并批评他不该这样费事。文采看见他敞开的胸口和胸口上的毛，一股汗气扑过来，好像还混和得有酒味。他记起区委书记说过的，暖水屯的支部书记，在过去曾有一个短时期染有流氓习气，这话又在他脑子中轻轻漾起，但他似乎有意的忽略了区委书记的另外一句更其肯定的话：

　　这是一个雇工出身诚实可靠而能干的干部。

　　吃过了饭，按照杨亮和胡立功的意见，先了解这村的情况，区委书记和老董虽然曾经简单的说了个大概，究竟还模糊。张裕民和李昌也赞成这意见，正准备说开去，可是文采同志认为人太少，他决定先召开村的干部会，并说明这是走群众路线。张裕民和李昌只得到街上临时四方去找人。过了很久，来了村副赵得禄，治安员张正典，民兵队长张正国，农会主任程仁，村工会主任钱文虎，支部组织赵全功，李昌是支部宣传，连张裕民一共是八个人。只有村长没有来。村长是谁呢?却恰恰是去年打倒了的江世荣。在今年春天，他们又在赵得禄的提议下把他复了职，他们的理由是要他来跑腿办事，说他是有钱的人，误得起工，只要不让实权落在他手上就行。这意见村干部都以为很合理，于是便这么办了。

　　八个人都没有什么准备，心里很欢喜，一时却不知怎么说，加上这几个人都还陌生，也怕说错话。像张正国这种老实人，只觉得腼腆和拘束，他蹲在房门口，连炕也不肯上。他的心是热的，也有许多想头，就不会说，也不打算说，他自从参加了暖水屯的民兵工作，就认定水火都不怕，他是出力卖命的，却不是说话的。

　　爱说话的老董在这小小的会议上传达起土地改革的意义，他每次说话总是这样的开着头：“土地改革是消灭封建剥削大地主……”接着便说要去掉三怕思想，跟着话便说远了，连什么加拿大工人罢工，意大利水兵……，不知道什么时候听下的故事都说出来了。听的人完全不懂，他也不觉得，反津津有味，若不是文采同志阻止了他，他怕要把这一晚上的时间都占去了。文采同志想挽救会议的沉闷，尤其觉得首先应该把干部的思想搞通，于是他接着逐条的解释着晋察冀中央局关于执行土地改革的指示，这些几乎他都背熟了的。

　　他们谈得很晚，一直到他们相信在座的人都全部明了才停止，并且文采同志决定第二天晚上要开群众会，各种群众团体可以同时开会，传达政策，这几个新来的同志可以分别出席。这个通知是要在明天早晨老百姓上地里去之前就要发到的。文采同志的意见是至少一个星期，最多十天要结束这个工作，因为平绥路的局势很紧张，国民党时时要动枪刀，不得不赶快。

　　人都走了之后，张裕民还留在这里，似乎有些话要说。文采同志没有注意到，只再三向他指示着：要面向群众，要放手;说党员太少了。对这些批评，张裕民也不置可否，都接受了，他还想说什么时，却看到他们很疲倦，大声的打着呵欠，只得退了出来。在出来时他告诉他们，他已经放了哨，并说明在后院的院墙外边有一条通西头的小巷，那巷里全住的是自己人，还交待着他们，这村子不容易出事情的。

　　他走了后，文采同志给了他一个结论：“这人胆子小，还有些哥老会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