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哲：中国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演变实录（九）

　　第五章 “农民工”——另册劳动大军

　　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中，有两部分人最值得予以同情和关注：一是城镇下岗失业职工；二是农民工。如果说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贱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地位下降的状况，那末，工人阶级中的这两部分人更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境地，他们是现实社会生活中最困难，最贫困、最弱势、最难以得到人们尊重的人。这里，我们着重反映的是现在几乎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行业随时都能见到的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状况。所谓“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而长期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他们既不同于城镇劳动者，因其户口身份毕竟在农村而被城里人蔑视为农民(有个习惯的称呼，叫做“农二哥”);又不同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因其长期离开了土地甚至居住地而在城镇从事着非农业生产劳动。这样一种状况使其成为介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边缘化的特殊社会群体。目前这群体的人数已不少：农业部统计，2001年我国有7800万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据2003年2月12日《人民日报》，2002年，全国外出务工就业的农民工已增至8900万人。据2008年3月4日《人民日报》所载《我过农民工已达2.1亿》文国务院农民工办主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透露，我国农民工总数已达到2.1亿人。

　　2003年1月15日，《人民日报》记者从农业部获讯：农业部最新调查显示，2002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超过9400万人，比上年的8961万人增加约470万人；全年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就业的人数比上年增长5.24%。（见2003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据权威部门的统计，到2004年，超过1/3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调查显示，目前，仅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就约有1亿人。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农业户口劳动力已占57.6%。有些行业中农业户口的从业人员已占相当高的比重，如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占52.6%，加工制造业占68.2%，建筑业占79.8%。(见2004年1月20日《中国青年报》)中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说：“农民工，从他们开始走出农村传统社区的大门，以自己的行动冲破城乡分割管理制度障碍的第一天起，就预示着他们将代表中国劳动力就业大军的未来。从目前的统计来看，我国建筑业的90%、煤矿采掘业的80%、纺织服务业的60%和城市一般服务业的50%的从业人员已被农民工所取代。”(见2003年9月29日《人民日报》)这标志着我国工人阶级队伍构成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农业户口的劳动力在数量已经超过城市户口的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组织部部长郭稳才说，中国工人队伍的结构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民工的数量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主要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他介绍，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全国99%的产业工人是城镇居民;目前，在绝大部分传统和新兴行业，都能看到农民工的身影。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认为，农民变成工人，打破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以农民为人口主体的社会结构，中国正在加速走向工业化。(见2002年12月25日《报刊文摘》)

　　确实，现在不仅工业经济建设已离不开农民工了，而且倘若突然一下子没有了农民工，城市生活都难以想象。2003年4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有篇该报记者陈杰人采写的报道：

　　北京人离不开我们民工

　　正当非典型肺炎肆虐京城，记者近日无意中采访到一位健谈的民工。在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公共汽车站旁，这位自称来自湖北的陆姓小伙子请记者坐在路边的水泥墩上，聆听他在这一特殊时期的感慨。

　　“看看大街上戴着口罩匆匆而过的人群，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小陆说。

　　据他讲，4月22日，在位于北三环的某处居民楼，一位疑患“非典”的病人求救，当时有救护车到了现场，但很多人不敢接近病人，恐怕传染了自己。这时，一位40多岁的女士看到了在旁边看热闹的小陆等两位民工，女士如同看到了救命稻草，提出花100元钱请他们俩帮助抬病人。

　　“我抬完病人后，看也没看那递过来的100元钞票，就走开了，因为我觉得救人不需要讲价钱。”小陆觉得自己比那些看热闹的北京本地人高尚。

　　小陆告诉记者，近来很多民工都盘算着离开北京回家乡去，他因为帮人找临时工，这段时间看到很多北京家庭因为民工回家而深感不便。“保姆不见了，装修工人不见了，拣垃圾收废品的人也不见了……”

　　“我常想，对于城里人而言，我们民工就像空气。城里人平时感觉不到我们的存在和价值，有时还会像嫌空气太冷或者太热一样嫌弃我们的种种不好。比如说，我们坐在公交车上，售票员见我们穿得不好，就会用吆喊的口气说话，甚至我们携带一个小小的行李袋也需要购买行李票。”

　　“比如说，在地铁站，被警察开包检查的，永远都是我们民工;在收容所里，民工永远都是大部队……用一句我刚刚学会的话来说，我们就是被‘有罪推定’的对象。”

　　“或许你会小看我，说我在这个关节眼上说这话，不够意思。”小陆放缓了语气，轻轻地叹息道：“其实，这都是我平常的想法，也是很多民工的想法。但这些想法，在平时也许没人会真正体会到，所以现在和你说说。我只是希望，换一个角度想问题，用平等的眼光看待我们。”

　　“其实，我们只是出生地不同，我们离不开城里人，城里人也离不开我们。城里人能不能借这次疫情的机会，反思一下平时对我们的态度呢?”

　　是啊，确应好好反思一下了。首先值得认真反思一下的，其实应该是“农民工”这个词汇本身。本来，人类社会向近代工业化前进就是由农民变成工人开始的，诚如马克思所说：“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或从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的控制，摆脱行会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因此，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摆脱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面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3页。)农民一离开土地，进入工厂企业，从事工资劳动，就融入了工人阶级队伍之中，这是自然而又必然的规律。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就是由丧失了生产手段而只剩下自身劳动力可以自由出卖的农民转化而来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农民中也吸纳了很多人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之中，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农民工”一词于史无据，于理不通。而如今所谓“农民工”一词的创生，只能表明既要农民离乡背井，进城市、入企业做工，又不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遂使这样一支数以亿计的人群既非农民、又非工人;既要负农民的义务，又丧失了农民的权利;既要负工人的义务，又不给予其工人的权利：如此“二不象”，不过是使资本更便利地剥削这些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已。这就使农民工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他们的生存、劳动就业、职业卫生安全、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的状况均很令人忧虑。

　　农民出身、有过进城务工经历，近年来又特别关注农民工现状及其权益保障问题的郭昌盛撰写了一篇文章，以大量事实揭示了当代中国农民工公民权利现状，颇能说明些问题，故特将之录于下：

　　中国农民工的公民权利现状郭昌盛

　　目前，全国大约有1亿2千万农民工，并且每年还在以500百万的速度增长。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在第二产业的劳动力里，农业户口的劳动力占57.6%，而非农业户口，就是城市户口的劳动力反而只有42.4%了，成为了少数派。在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包括饭馆，各种商业和服务业，农业户口的劳动力占37%，非农业户口的劳动力占63%，因为第三产业，还是在城市里面的人员为主。但是在总数量上来说，二、三产业都叫工人，那么农业户口的人已经占了多数，所以说农民工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在现在的建筑工人里面，造大楼、修路的建筑工人中，农民工占整个建筑工人的79.8%.....;在电子元器件的设备制造领域，电子装配工中，农民工占68.2%;矿业占52.5%;社会服务与居民服务占55.9%;餐饮旅游业占58.4%;经销人员占58.3%。这些比例都超过50%。 在现实中，农民工始终是最缺乏保护、最易和最常遭受侵害、最为脆弱的群体，承受了许多难以言喻的不公甚或剥夺。这里，将主要分析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农民工的社会经济权利、农民工的社会权利和文化教育权利现状。

　　（一）农民工政治权利和自由

　　由于我国公民政治权利的行使必须按照户籍登记来进行，对于不具备城市户口的农民工，这一权力根本不可能在居住地即城市行使。经调查，在进城的农民工中，有的在城市已居住长达十多年，早就成为事实上的“常住人员”，在政治上，却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始终无奈地扮演局外人的角色。农民工的地位之所以低下，权益之所以受到侵害，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缺乏基本。

　　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公民需要通过合法途径运用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手段施影响于决策与管理机构以及监督政府公务。公民政治参与的状况除了受社会环境和参与对象的影响外，也与其社会经济地位、自身政治素质和政治文化有关。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从离开故土的那一刻起，实际上就自愿或被迫放弃了这一权利。不能在暂住地参加选举，更不能被选举，回户籍地参加选举或被选举的可能不是没有，而是几乎不可能有。丧失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这一公民最基本的参政议政的权利，也就失去了话语权，于是乎，数亿农民工群体，几乎哑言，没有了自己的声音。

　　据《武汉市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课题组，对农民工做了随机性获取有效问卷753份。得出的结论是农民工参与其原籍村委会选举的比例是比较低的。村委会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础，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但是对被调查的农民工而言，只有134人参加过家乡的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仅占有调查对象总数的19.3%，而没有参加过选举的则有599人，占79.5%。在参加选举的145人中，有占52.4%的人是亲自回村参加选举的;请别人代投的有23人，占15.9%;函投的有21人，占14.5%;通过其它方式投票的有17人，占11.7%。亲自参加选举比其它方式能够更为真实的表达农民工的选举意愿，但农民工却因为条件限制，而大多数不能实现这个愿望。

　　2、参与社会的管理权。城市是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地，与农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多数农民工都希望参与城市的管理。上述调查显示，有69.3%的调查对象认为，农民工应该参加城市的管理。农民工对城市参与的愿望较高也和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有很大关系。由于在城市工作生活中，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况经常发生，因此，农民工对“是否同意在打工的地方急需一定的组织或机构来代表和维护外来人员的利益”这种说法的同意率接近80%。但是与农民工对城市参与的强烈愿望相比，他们对城市管理的实际参与状况并不令人满意。在回答“是否参加过城市管理，比如社区居委会选举，参加群防(火、盗)等”时，有20.1%的人回答“参加过”，回答“没有”的则接近2/3。农民工对城市管理的参与程度过低，既不利于农民工的利益表达和保护，也不利于城市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因为农民工的公民身份问题，受学历和知识水平的影响，农民工在公务员考试、职称评定和入党、提干等方面基本上没有机会。从而也就失去了参与社会管理的根本权利。

　　3、言论、出版、结社等政治自由。农民工由于群体文化知识的匮乏，缺乏以书面表达意见和愿望的能力，享有言论、出版自由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此外，中国有无数报刊，不仅有工人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妇女群体，学生群体的读物，但是适合农民工的读物却少之又少，一时间，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地产大亨、官员政要成了媒介的主角，而数亿农民工的新闻却鲜见报道。中国有数千种报刊杂志，却独独没有农民工的杂志。从当下城市流行的印刷媒体看，晚报、早报都都市生活类报纸近二十年来发展迅猛，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有至少一至两家面向城市市民的报纸，却未听说过哪个城市创办过一份面向城市农民工的报纸;再看看城市流行的杂志名称吧，《大都市》、《都市丽人》、《地铁风》、《休闲》、《瑞丽》、《世界时装之苑》等等，它们所面向的读者显然是城市的白领、公务员等中产阶层。广电媒体中，电台的一些定位于城市听众的节目热衷于追求“港台式”的口味，投都市追星族喜好的嗲声嗲气成为时尚的播音语言;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开办对农(农村、农业、农民、农工)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这类栏目的开办率也只有40%，《相约星期六》、《玫瑰之约》、《金日有约》、《非常男女》之类的都市白领、大款、成功人士为服务对象的栏目越来越多，为城市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工服务的栏目越来越少。而新兴的网络媒体，因其高科技设施，现阶段主要在城市运行，商业网站的受众有着更明显的城市化、年轻化、白领化的倾向，虽然网络上已出现了一批由农民工、打工者创办的网站，但电脑定价和网吧计费的高门槛也不是大多数收入菲薄的农民工们能够轻易进入的。总之，当代的各种都市媒体传播的信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绝大部分是针对城市主流人群的需要进行制作的，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急需的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知识信息以及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政策方面的信息少而又少。

　　4、人身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公民参加社会活动、享受其他权利的前提。没有人身自由，也就没有其他权利自身。

　　（1）农民工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在《收容遣送条例》废止前，中国的农民工没有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可言。因为没有务工地当地户口，务工者最怕的就是碰上联防队员和警察，怕被送到某个地方去挖沙，然后被遣送回老家。在联防队员和警察眼里，外来人口是“违法乱纪者”的代名词，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现在，《收容遣送条例》虽已废止,但农民工却没有感受到更多的尊严.农民工从踏进城市那时起,就被划入了管束的对象范围.名目繁多的证件强加于农民身上.涉及到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的收费项目名目繁多,有暂住证工本费,外出就业登记证工本费及管理费,外来人口管理费,外来人口就业证工本费,婚育证的工本费、管理费、检查费、子女教育的借读费、赞助费，健康凭证的工本费、检查费、培训费、租赁私房合同备案手续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社会办学发展督导费，房屋交易费，咨询费，介绍费，车船票服务费，城市增容费，劳动力调节费等等。

　　尽管2003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就农民工进城市务工的有关问题先后发布了一系列的文件。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进城农民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有关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工作的意见》，国家农业部、劳动保障部等《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劳动保障部《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折扣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关于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的通知》等文件。但是执行起来往往会大打折扣。

　　比如，《暂住证》仍被北京等大多数城市作为对农民工管理的一大依据，并且将子女借读、务工经商、甚至租生活用房，收卫生费等捆绑在一起。

　　（2）生命权和健康权。在城市里，最重、最累、最苦、最危险的工作都由农民工做。农民工一直被视为廉价的劳动者，长期超负荷地在条件简陋、危险甚至有毒有害环境中工作，他们的生命健康权利却无人顾及。在北京等地，农民工吃的不光有变味的猪肉、注水肉、地沟油。而且还吃了许多含有致癌物质黄曲霉素的陈化粮。而国家明确规定陈化粮只能定向拍卖给有资质的企业，用于酿造、饲料加工等。这些东西却上了民工的餐桌，等于给民工的身体健康埋下了一颗炸弹。2004年9月16日，成都某建筑工地近100位民工吃午饭。最先进餐的8位民工纷纷出现头痛、腹痛、发烧、呕吐、心慌等中毒症状。许多打工多年的农民工表示，建筑工地的食堂多半是这种情况，质次价高是家常便饭。据新华社2004年11月14日一则消息称：卫生部及国家安全监管局等单位14日透露，目前职业病防治工作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其中农民工、临时工遭受的职业病危害尤为突出。2004年1—9月，卫生部共收到重大职业病危害事件报告36起，涉及中毒人数584人，其中死亡49人，中毒者大多为进城务工农民。无论是职业病危害还是各类伤亡事故，均以乡镇企业和农村个体工商户为高发，伤亡事故占总数的70%以上。

　　在广东珠江三角洲许多工厂，因营养不良及长期加班加点造成民工身体素质普遍较低，从而导致工伤事故频繁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在深圳龙岗和宝安两个区，每年有1万余件工伤事故发生，这是能看见的有形的工伤。因玩具厂、皮鞋厂、电镀厂长期使用有害化学原料，从而引起的职业病根本无法统计。有些工伤事故发生后得不到合理赔偿，许多农民工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法自理，生存权得不到保障。广东省卫生厅2003年组成联合调查组，分赴佛山、深圳、江门和惠州等外来工比较集中的地市进行职业危害重点检查，结果发现各地普遍存在有章不循、地方领导对职业危害认识不足、化学品使用管理混乱等问题。有的企业使用的化学品不标明化学成分、毒性和防护等项说明，只有代号来代替。没有任何劳动防护的农民工，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身体受损乃至中毒，有的人甚至中毒身亡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的人竟然把中毒当做感冒、头痛、贫血等病来治疗。前不久，中山市小榄镇骏利喷漆厂5名打工妹相继苯中毒，被误诊为贫血后遭到工厂解雇，最后，经多方医治无效的两名打工妹被家人送到广州医治后才确诊为苯中毒。广东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副院长黄汉林说：“我们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一些制鞋、玩具和塑料行业的厂家对职业危害严重的岗位采取轮换辞退工人、不断招收新工人的方法，从而把隐患转嫁给了社会和农民工的家庭。由于缺乏必要的安全措施，农民工在工作中有很多致伤致残事件发生。1998年，深圳市工伤鉴定人数12189人，其中90%以上为断指、断掌或断臂;工伤死亡人数80多人，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半有1人工伤死亡。

　　农民工中，也有不少因讨薪而生命受到威胁。2004年《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娱乐信报》等报道了许多起农民工讨薪被打事件。在北京旧宫镇有100多人，拿着铁棍、钢管、斧头、锤子，殴打讨要工钱的农民工，共有十几人受伤，其中有七人伤势较重。在朝阳区双井，30多名讨薪的民工被80余名手持铁棍的男子围殴，打人者还使用了干粉灭火器猛喷民工，至少32名民工被殴伤住院。

　　（二）农民工的社会经济权利

　　其中劳动权利和经济权利是农民工最需要具备的公民权利。这些权利是农民工生存的最基本保障条件。

　　1、劳动权。每个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都有获得工作和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农民工也不例外。但是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却成了农民工最大的心痛。(1)农民工的劳动就业。目前，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受到地方政策的歧视。大部分外来人员是希望在城市能较为自由地从事劳务、经营、服务等活动，以取得工资或经营收入。但是一些城市却在农民工的劳动就业上设关栏卡，限制农民工的劳动就业。以较具有代表性的北京为例。北京市在外来人员和本地居民上就具有不同的就业权利和标准。这种不同首先体现在许多就业岗位只对本地居民开放方面。根据《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规定》、《北京市劳动局关于规范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管理程序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和限制使用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的行业、工种通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北京市对务工经商人员实行总量控制。使用外地人员务工的行业、工种，以及对务工人员的文化程度、职业技术能力等要求，由市劳动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市劳动力需求状况确定，并予以公布。外来人员需要在北京务工的，首先需要办理《暂住证》，方可就业。此外，用工单位需要招用外地人员的，必须按下列规定向劳动行政机关申报，劳动行政机关对用工单位的申请进行审察，符合下列条件的，批准其招用外地人员：(一)本市城乡劳动力不能满足其用工需要;(二)符合本市允许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和工种;(三)具备向被招用的外地人员提供食宿等基本生活条件;(四)前次批准招用的外地人员合同期满并已离京。单位或个人招用外地人员，必须经过劳动行政机关指定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办理招用手续，并提交相应的文件。此外，就业歧视还体现在再就业的政策上。本市居民失去职业后便加入下岗工人、失业人员等队伍，获得失业保险和救济，可以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可以通过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鼓励再就业的措施重新找到工作。但是，农民工找不到或失去工作，是不能享受这些权利的。即使就业的农民工，也没有办法保障自身的权利，据报道，2004年，全国劳动合同平均签订率为57.1%，私营企业签订率为30.5%，相当多的非公有制企业不按《劳动法》规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黑中介与一些用人单位合伙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肆无忌惮。一些农民工说，不是我不知道签合同，而是企业根本不提签合同的事。(2)农民工的劳动环境。2004年6月30日，深圳当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这是深圳有史以来6月出现的极端高温。7月1日，最高气温又上升至37.6度，这是深圳有气象纪录的五十二年以来出现的第二个高温。而早在6月28日，深圳市气象台今年首次向市民发出了高温预警信号，根据地这一预警，各部门应当做好防暑降温准备。但深圳一家名叫百利来丝印厂的陶瓷加工厂的工人们一如既住地在上班和加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百利来丝印厂员工效益奖的奖惩办法中规定：“工人请病假扣10元一天，请事假扣15元一天;如果上班时间去洗手间，一个月不得超过20次，总时长一个月为100分钟，一个月如果超过20次，每次扣2元，总时长超过100分钟，每10分钟扣2元。”7月1日开始，一名叫王桂荣的女工出现了高烧症状;7月2日，王桂荣体温超过42度，体温计测量不了体温，医生打针时把针扎进去，抽出针来就流血，用药棉都按不住，医生说这是弥漫性的血管内凝血;7月3日凌晨两点，医生宣布王桂荣因抢救无效死亡。该企业负责人竟然表示，从来没有见过种现象，认为王不是在工厂的环境中被“热”出病来的。但欲盖弥彰的是，该工厂身上捂出痱子的数十名员工，在王亡故后被辞退。

　　2、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权利。农民工干最苦的活动，却拿最少的钱。干同样的工作，农民工却不能与正式职工享受同工同酬。农民工辛苦一年，到头来却可能拿不到钱。(1)工资低廉。虽然这些年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不断上升，但民工的工资待遇却是10年基本没有大的变动。有调查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民工月工资增幅只有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民工工资呈现下降趋势。据《新京报》报道，2004年，全国月薪名列前三位的深圳、北京、上海，平均月薪分别达到4019元、3764元、3650元。与去年相比，分别增长了3%至11%。而据2004年初国家劳动力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报告显示，全国24个城市的企业新员工的工资待遇平均为每月660元，长三角6城市的新员工平均月工资比平均数高8.5%，深圳高5.4%，东莞却整整低了16.8%。广州市将于2004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广州市劳动和社会职位局建议选择执行省的一类标准，即从510元/月调整为684元/月。另据北京打工妹之家“非正规就业农民工权益保护”课题组对北京31家大中医院调查表明，护工月平均工资769元，但由于是以日薪计算，吃住必须自己负担。而保洁工的月薪平均只有298元，而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为545元，保洁工的收入连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月330元都达不到。《新京报》报道，2004年1—10月份，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万元，也就是说，每月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300元左右。(2)同工不能同酬。同工不能同酬，在企业、国家机关和国家事业单位中非常普遍。尤其是官办组织，更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对农民工进行盘剥。干同样的活甚至干更多的活，却只能拿三分之二、甚至三分之一的工资。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湖北省武汉市，整个武汉市1.5万多名环卫工人中，临时工近9000人。近万名农民工遭遇同工不同酬。临时工正式工，他们每天干一样的活，可临时工每月拿400多元，正式工每月拿1000多元。54岁的老工人童康健，是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环卫所的一名清洁工，是所里屈指可数的“老资格”。从1981年进单位到现在，他干了24年清洁工，可还是个临时工。名分上的差异在工资待遇上实实在在地体现了出来，工资加上各项福利津贴，满打满算520

　　元。而正式工每月有1200—1500元。2003年的年终福利，正式工拿700元，临时工只有三四百元，分米分油，临时工是正式工的一半，就连加班工资临时工也只能拿到正式工的一半。而在武汉一元环卫所“临时工”中，童师傅的收入是最高的，有的临时工只有300多元。而根据武汉市出台的《最低工资规定》，劳动者的月最低工资为400多元。车站路环卫所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临时工”告诉记者，她们也干了一二十年了，至今每月工资390元。他们没签过任何合同，几乎不敢想退休金，更别提给上社会保险了。而根据国务院1989年41号令：临时工是指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下，临时性、季节性的用工。事实上上环卫所90%以上的农民工均连续干了数年。(3)工资拖欠严重。从2003年底以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经常成为闻闻的大字标题，但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建设部部长汪光焘2003年12月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称，单在建筑行业，拖欠民工的工资金额就超过400亿美元。而截至2003年底，全国共有十二万四千零五十九个竣工项目存在拖欠问题，拖欠总金额为1756亿人民币，其中政府拖欠624.8亿元，占总拖欠额的36.6%。建设总副部长黄卫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投资工程拖欠问题突出，清欠难度较大。政府投资工程拖欠的工程款主要集中在市政、教育、交通三个领域，其中市政工程式265亿元，教育工程155亿元，交通工程122亿元。时间表是：2006年年底以前基本解决经确认的已竣工工程拖欠的工程款，在2004年底以前还清;地方各级政府投资的拖欠工程款，在2005年底以前完成清欠任务。2003年以前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在2005年春节前解决。深圳的消息说，仅在2002年春节期间，全市就检查出1178家欠薪企业，涉及员工7.88万人，其中建筑行业欠薪企业占该行业被抽查总数的30%，涉及劳工3.2万人，广州市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仅据广州市总工会对2002年前5个月的不完全统计，发生欠薪的150个企业共欠薪5700多万元，欠薪最长的达4年多。

　　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三峡库区考察工作，他特别了解到当地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收入情况。当农家女熊德明说，她丈夫李建明2000多元的工钱已拖欠了一年，影响孩子交学费时，总理神情严峻，表示“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并亲自为农民工追讨工钱。温家宝总理近日在《互联网资讯择要》上，针对网络上有关广州民工讨薪遭打和被灭火器喷射的事件作出批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仍需高度重视”。

　　3、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农民工因为户籍和临时工的身份问题，基本上不能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或即使侥幸上了保险也享受不到应有的保障。根据1999年1月国务院颁发的《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主体权限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农民工连续工作满一年后失去工作的，只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不能享受城镇职工的失业保障待遇。广东省在全国率先在农民工中推行强制性社会保险。但是，据新华社记者珠江三角洲的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巧妙操作下，农民工变成了城市社保其他的“提款机”：以农民工参保名义征缴到的巨额保险费，源源不断地填充进地方社保基金，落入本地居民的口袋。同样缴纳社保金，农民工的保障待遇与本地居民却有天壤之别，甚至根本得不到保障。广东省1993年制订社会保险政策时就把农民工纳入参保范畴，到2000年扩大社保覆盖面，珠三角洲城市扩面的重点对象就是农民工。截至2003年12月，深圳市医疗保险参保人165万人，农民工占90.13万人。东莞市实行养老、医疗、失业三险捆绑参保，全市100万参保人中，农民工占70万人。广州市170万养老保险人中，有70万是农民工。国家政策规定，累计缴费15年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农民工解除劳动合同时，可保留保险关系，重新就业时接续(俗称“停保”);也可将其俱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重新就业时重新参保(俗称“退保”)。但一些地方政府具体执行中，社保政策走了样，成了“解除劳动合同必须退保”。农民工不断地变换工作单位，因此就不断地参保、退保，再参保、再退保，如东莞市2003年参保和新参保的农民工都是35万人。这样，农民工们始终无法跨过“累计缴费15年”这道高高的门槛。广东各地基本上采取养老、医疗、失业三险捆绑毋保。珠三角城市大多规定医疗保险必须终身按月缴费，在职时由单位和个人支付，退休后由养老基金支付。农民工都是青壮年，正是疾病最少的黄金年龄，高额缴纳保险费却极少报销医疗费。许多企业一年为农民工缴纳保险费三四十万元，而全厂职工只向社保基金报销医疗费四五万元。等农民工年纪大了，病痛多了，却因签不上劳动合同或达不到退休条件，而被挡在医保门槛之外，即使在职期间年年月月缴费不止，晚年同样与医疗保障无缘。一位市委书记在向有关部门和企业作“扩大社会覆盖面动员”时直言不讳地说：“向农民工扩大社会覆盖面，首先是本市自身发展的需要。”又，广东省公布的2004年缴费工资下限，东莞市是1124元/人/月，养老保险单位费率是10%，即每位参保的农民工退保，就向市养老基金“贡献”1348元。广州市是1412元/人/月，单位缴费率是20%(私营企业12%)，每名退保民工向市养老统筹基金“贡献”3388元。深圳特区是1520元/人/月，单位缴费率是8%，每名退保民工向市养老基金“贡献”1459元。有了农民工这个“提款机”，珠三角城市的社保基金运行状况迅速好转，不但社保待遇大幅提高，甚至还有节余。

　　4、农民工的休息权。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多数企业没有完全执行国家法定每周工作40小时制度，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的工作时间较长，其中私营企业职工每周平均工作50.05小时，完全执行工时规定的占15.8%，外商投资企业职工的工作时间也大大超过法定工作时间，一些用人单位不按规定给农民工支付加班工资或少给加班费。据深圳的一项调查，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日26天，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在11个小时以上。通常没有节、假日。根据珠三角地区劳动部门调查，在生产旺季，工人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将近12个小时。处于非正规部门(家政、装修、卖菜、修鞋、餐厅服务员、卖小商品)就业的农民工他们的劳动条件和权益保障状况更是令人堪忧。在受调查的1162名打工者中，约9成的农民工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3成的工作时间为12—16个小时，70%的工作时间长达16小时以上。保洁工一个月能休息8天或4天的是极少数，能休息1天的有18%，而完全没有休息的高达34%。2004年年初，东莞市劳动避会同市妇联、市总工会开展了一次全市性的劳动执法大检查。受检查企业中大部分的“正常上班”时间每天超过8小时、每月超过21个工作日。其中塘厦庆远塑胶电子厂1个月内员工的加班时间多达208.5小时，远远超出《劳动法》要求每月加班最多36小时的规定。

　　（三）农民工的社会权利文化教育权利

　　这里主要探讨农民工的社会公民身份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利。

　　1、农民工公民身份权利。我们都知道，目前，中国大陆实行的是较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员实行暂住证管理制度。一个中国公民，从乡下来到城市，在自己祖国的版图上，却只能暂住，这不能不是一个悲哀。人们要在城市生活、务工或经商，首先必须具有合法的居住权，这是前提条件。北京市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不同身份人员的居住权的规定是完全不同的。本地居民天然地具有居住权，这是一种推定权利，不需要附加任何条件，也不需要法律另外加以规定。但是与此不同，外来人员的居住权是附条件的，是赋予的，是暂时的和可剥夺的。根据《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修正)》两个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有关规定，北京市对外地来京人员实行暂住登记和《暂住证》制度。《暂住证》是外地来京人员在本市临时居住的合法证明。对未取得《暂住证》的外地来京人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其租房屋或者提供经营场所;劳动行政机关不予核发《外来人员就业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办理营业执照。《暂住证》的发放数量按计划实行规模控制，办理《暂住证》需要一定的条件和一系列的手续，违反有关规定要受到处罚。北京于2004年已对外国人和华侨、港澳台同胞取消了《暂住证》，公安部门也开始对外国人放开了《在华永久居留证》，但对于属于本国公民的农民工却仍在实行《暂住证》管理，就让人费解。

　　2、农民工的各种社会权利。北京市民享有广泛的社会权利，但是其中的许多权利外来人口不能享有。这类区别对待的权利的范围，我们可以通过《关于实施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制度的的若干意见》的规定来间接地推定。该《意见》规定，外来人口中具备特定条件，可以申请《工作居住证》，凡持《工作居住证》的在以下方面享受本市市民待遇：1、其子女在京入托、入中小学就读，免收借读费;2、可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商品房、批准上市的已购公房和存量房;按有关规定购买经济适用住户;3、按照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可以本市办理办私出国商务手续;4、可申请办理驾驶证或临时驾驶主以及机动车注册登记手续;5、可在本市创办企业，可以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申请认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和科技项目资助;6、可列入本市人才培养计划，并可参加本市有关人才、专家奖励项目的评选;7、可参加本市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资格评定(考试)、执业(职业)资格注册登记;8、可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可按有关规定在本市缴存和使用住房公积金。该规定的言外之意是说，凡不持《工作居住证》的外来人口则不能享受上述权利。根据该《意见》，符合城市功能定位和首都经济发展方向及产业规划要求的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民办非公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外国(地区)、外埠在京设立的非法人分支机构，其聘用的人员在本市有固定住所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才可以申请《工作居住证》：1、具有2年以上工作经历并取得学士(含)以上学位的人才;2、具有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相当资格、资质的人才;3、对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及特殊领域、特殊行业的紧缺急需人才。根据以上条件可得出民工群体中基本没有符合条件的结论。换言之，对于民工群体来说，上述权利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享受不到的。

　　3、农民工的教育权利。教育权利是一个公民掌握一定生产技术和知识水平，谋取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A、农民工的受教育权利。在城市各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在职职工可享有公费继续教育的机会。而农民工却基本上没有可能。北京市的一些技工学校和中专由于生源不足，规定农民工可以免试入学，接受职业教育。农民工进城最大的目标就是找一份工作，挣钱养家糊口，因此，有多少农民工能够有条件有时间入学接受教育就可想而知了。B、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这是农民工最重要最关注的教育权利。子女受教育也一直是外出打工的民工的老大难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前，在北京市的300万农民工中，6—14岁的儿童占3.6%，达10余万人，而其入学率仅为12.5%，也就是说，有87.5%的流动儿童被排斥在正规学校之外。2004年秋季，北京市实行一费制，鼓励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并免收借读费，但是一些区县和学校却让家长自愿交纳几百元到数万元的“自愿赞助费”，才能换到区县教育部门开具的入学通知书。中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高收费势必会让农民工子女失学。

　　(载2005年第1期《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如果说上录郭昌盛的文章，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从公民权利是否得到实现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中国农民工的现状，那末，刊载于《北京文学》2003年第4期的女作家胡传永的报告文学《血泪打工妹》，则充满悲愤与深情的真实描绘了一些农家少女背井离乡，到繁华的都市打工。她们挣到的钱非常有限，付出的代价却异常惨重：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自杀的，被杀的，失踪的，疯掉的……只要还有些人性、具备点良知良能的人们读读这篇报告文学，大约都会唏嘘涕泣的：

　　血泪打工妹

　　那天赶到合肥火车站时，上午9点的快列已经开走，只好百无聊赖地在候车室和广场上两头徘徊。傍晚时分，广场上的人多了起来，我打量着在周围的男男女女。突然，一双手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双手先是轻轻地搭在一个中年男人的肩上。男人看上去像是个走南闯北的生意人。他看见这双手落下时，见惯不惊地抬头笑笑，然后便若无其事地抽起烟来。这双手慢慢地往下滑，无所顾忌地顺着男人肋入摸捏。男人开始和她讨价还价，然后这双手拎起男人的行李领着男人走开了。

　　是的，这是一双卖淫女的手。

　　一会儿，又有一双农家女的手出现在我的视线中。两个学生模样的男青年拖着两架行李向我坐着的水泥凳走过来，她赶忙迎了上去。

　　问：要不要去那边歇会儿?

　　答：不要。

　　问：二位去哪儿?

　　答：去哪儿关你甚事!

　　问：很便宜的，床铺也干净……服务包你满意……

　　答：滚!

　　僵持了一会儿，这双手也往一男青年的肩上搭，还没挨上，男青年便一骨碌站起来，扬手打了她一个耳光，走开了。她抬起脸向四周瞟了瞟，我和她的目光撞上了。她突然冲我吼道：“看什么你看!妈的×!惹你好笑啦!”吼完转过身去，装成系鞋带的样子蹲下来，将本来系得好好的鞋带松开了又系上，松开了又系上……系鞋带的手一直在颤抖着。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两行泪珠个搭个地滴在这双颤抖不已的手上。

　　广场上的这两个乡下女孩，如何再能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如何再去面对一直匍匐在庄稼地里的乡下父母?如何再嫁进充满温馨的农家小院?如何回避掉村头树荫下那些鄙夷的目光?

　　带着这些困惑，我从青岛回来的第二天就去了乡下。走访的结果令我大吃一惊。一座座看似美丽的村庄已变得人烟稀少，许多农田遭到了荒芜，由于贫穷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农民们不得不背乡离井成群结队地涌进城市打工以寻求一条新的生路。城市向农民敞开的并不是两扇公正的大门，而是一口须弯了腰碰破头才能挤进去的小洞。在此过程中，农民们被打碎的不仅仅是千百年来大家一直固守着的观念和习惯，同时还有他们最为看重的人格和自尊。而牺牲最大、付出最多、受伤最深的依旧是一直作为弱者生存的乡下女人。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她们便献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冲在另辟生路的最前边。她们在历尽艰险后又回来了，有的却永远也回不来了——或自杀或他杀或失踪或伤残或堕落……在一年多的采访调查中，我听到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有关乡下打工妹的故事。

　　（一）乡土的诉说。“今年我市农民外出打工总人数达102万人(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笔者)。全市188个乡镇和1个办事处3342个行政村几乎都有劳动力外出务工，少则几十人，多则上千人，有的村青壮年劳动力全部外出，有的举家外出……全市目前耕地抛荒面积已达267万亩(何止!——笔者)，占耕地总量的4%。此次调查中发现，实际土地抛荒面积比调查统计的情况还要严重，如裕安区城南镇樊龙桥村新侨村民组37个农户，男女劳动力全部在外打工，致使村民组仅有107耕地全部抛荒……”这段文字摘自2000年12月13日《皖西日报》头版二条登载的一篇题为《对我市农民就业问题的调查与思想》的调查报告，作者为六安市委副书记。然而，作者对农民们为什么要外出打工，以及外出打工的有关现状和许多问题，没能做更深层的调查和思考。他认为农民们之所以离开土地外出打工完全是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文章写道：“打工成了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并强调：“要继续组织劳务输出，进一步开辟域外就业天地。”我在乡下跑了一年多，遗憾的是，我所耳闻目睹亲身感受来的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2001年正月初六，也就是在看到这篇文章一月后， 我去了裕安区城南镇樊龙桥村新桥村民组。正月初六按说已在初春了，初春的田野应有葱黄绿的意味了。然而，堤坝下的田地里不是长满了荒草就是裸露着光脊的泥土，眼前的庄稼地一片萧条景象。三五一群的农民，背背驮驮的，已走在去打工的路上了。大年初六就丢下了家中的儿女，丢下了堂上的父母，也丢下了地里的庄稼，一走就是一年。

　　坝下出现了一溜农家，有新砌的小楼，也有破旧的茅舍，我挑了座三间平房走了进去。一位年轻漂亮的农家女，一手抱着个吃奶的孩子，一手端过板凳。“孩子他爸呢?”“在屋里收拾哩，明天我们就要去上海打工了……”我看到她的眼圈儿红了。她吸了一个鼻子说：“她(指怀中的孩子)得丢在家里……才七个多月……可没办法，去年公公生病、死了，借的钱上半年得还清……”

　　一杯茶没喝完，女人也没走开，我的身后突然围上好几十个人。一个年轻的男人站过来问我：“请问您是不是市里派来了解情况的?是官还是记者?”

　　我赶忙否认他们的猜测。“……对了，这叫暗访，电视上放过的，快把我们的事跟她讲讲，快讲讲，不讲就没机会了……”

　　我为这些善良无助的乡亲们感到难过。他们村民组耕地有一小半都被镇政府瞒天过海卖给了城南中学，他们失却了部分土地，而摊在他们头上的各种费用却有增无减。他们从去年春上就开始上访，反映耕地被出卖负担过重的事，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让他们等候处理。年前，他们又群体出动去了区政府，信访办的人答应：等过了年派人去调查了解后再说。一双双焦灼的眼睛看着我，他们的手上还拿了一个个小本本，高低要我看看他们的“账”。

　　“这是收……看看，我都记上了，稻麦棉豆……鸡生蛋我也记上了，卖了几把得椿头我也记上了……这是支，看到了吧，好多项!我们也挨搞昏头了，哪些是该缴的，哪能些是不该缴的……小计、合计在这呐，看到了吧，倒挂!”倒挂就是是支大于收。问到他们为什么都要出去打工而让土地全部抛荒时，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还用问吗?这地还有甚种头?”

　　我又去了孙岗镇上郢村。这也是一个男女劳动力全部外出打工田地全部抛荒的村庄。上郢村民组191人，人均16亩耕地，这么多的田亩， 目前农村的耕作方式和方法来说，劳动力不可能过剩。让田地全部抛荒的原因究竟何在呢?韦书记向我派了这么一笔细账：100斤稻子45元，亩产按800斤算360元，投入工时每天按8元算账，就得去掉160元，还有化肥种子等又得去掉几十元，打水钱又得去掉几十元，七折八扣的，平了。还有上缴怎么办?

　　他还讲了这样一段令人痛心的话：“我马上也准备戆了(戆为六安土话，走的意思)，这个书记我也当够了……我成天面对的都是和我贴着筋连着骨的左邻右舍们，我成天要干的呢……要啊，收啊，搜啊，夺啊……为了催上缴，还成立了突击队、攻坚组。这些人一进村，就有人喊，土匪又来了!小孩子们唤来狗咬……如今农村干群关系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敌对关系了……老百姓都比较通情达理，刁民极少数。只要家里有，一般都愿给。有一天，我和村委会干部们去二房郢孙兰华家要上缴，她是四川人，丈夫常年有病不能外出打工，两个孩子还小，看着她家只有空荡荡的四个大墙拐子(指家徒四壁)，我连抽了三支烟也讲不出要讲的话……我是书记，不带头发言又不行，只好对孙兰华说，请你支持我们的工作吧。孙兰华先是坐在下沿一声不吭，听了我的话，一转身去了里屋，将几张叠得齐齐整整的钱拿出来朝我面前一搁，就跑到屋里放声大哭了起来。她生病的丈夫告诉我们，这几十元钱是她昨天才去镇医院卖血得来的，她几年没回娘家了，她原想用这钱来打车票的……(韦立仁讲到这里，嗓子哽住了，七尺高的汉子顿时眼水麻花)村里的青壮年全走了，出去的人很少有不带工伤回的，致残的人也在百分之二以上，而致残的人很少能得到什么赔偿。……可是不走又哪能来的钱交上缴?不走又怎么能养得了家糊得了口?最可怜的是那些姑娘媳妇们，好多女孩子被活活地糟蹋了，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召集的打工很过去的帮工又有什么区别?我这个书记是越当越混蛋了……”

　　走在上郢村的田间小道上，见到的全是荒田荒地，少有的几小块种了油菜的菜园里也都长满了杂草。我走访过的椿树镇的龙穴村，西古潭乡的陈大郢村，马头镇的感应寺村，施桥镇的大沙塘村等10个村落，情况基本相似，农民们大批外出致使耕地大片抛荒的主要原因，是农民们的负担过得，因为贫穷而不得不如此。

　　抽样调查结果，出外打工比在家种地的年收入要高出2倍多，这是否就说明;农民出去打工划算了呢?未必。在乡下，我不仅看到了村庄和田地的荒芜，同时还看到了另一种荒芜。青壮年们都走了，留在家里的多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年幼无知的孩子，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便成了关键问题。有位老人还说：“念那×簧子书甚用?反正又上不起大学，迟早还不是跟着他们爸妈一样出去打工!”正如我的诗人朋友雪女在一篇报告文学里写的那样：“土地的荒芫是现实的荒芜，而孩子的荒芜是未来的荒芜。在金传明家，我看到了老人带孩子的弊端和教育上的失败，也许这就是整个农村的弊端和失败。不识字渐失活力的老人，识字不多的年幼无知的孩子，是人生的两头，都是需要别人来关心和照顾的，而农村的现实却强行把这两种弱势人群扭合在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

　　雪女文中提到的金传明，即是我乡下哑巴三姐的儿子。他们一家除了三姐全部外出打工了，包括年已60的三姐夫。三姐一人在家既要带孩子，又要兴园种庄稼忙家务……她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残疾人啊!

　　写到这里，我的心又开始隐隐作疼，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同胞和同胞的后代，也为全部抛荒的故乡、故土、故人们，为他们的当下伤心，更为他们的未来担忧。

　　采访中，我始终特别关注我们的女性打工者。男人外出打工90%以上是因为贫穷，而女性打工除了贫穷之外，还有因为包办婚姻，重男轻女等等。市劳动局一位负责劳务输出不愿透露自己姓名的人告诉了我一件真实事情：1986年，从某老区县招收了20多个年龄在18岁左右的漂亮女孩，说是去当高级宾馆的服务员，豪华气派的专车接走了她们……一走就是十几年，没见一个人回来过，也没听说一个人成过家……做父母的在女儿踏上车门的一刹那，几乎都流了泪，有的还放声大哭，明明知道女儿是羊入虎口，却又不得不让走……

　　一走不能再回的女儿家们，在我市，在我省，在我国又何止这二十几人!

　　一位采访对象这样对我说：“什么搞活经济?还不是拿我们打工女的血、打工女的泪、打工女的肉、打工女的魂，去垫他们的基础!”

　　如果说这位打工妹的话有点偏激，不足以表明什么的话，那么一位五年来一直和我保持着文字交往的打工妹客观而又冷静的言辞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了。她在来信中说：“谈到打工的事，我有太多的话要说。不打工的人是无法理解(她们的苦衷)的。打工妹们并非像报上说的那么‘自豪’，哪个农村打工妹不是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的!家里太穷了!……有的人不理解我们，问为何不上中专大学?这太简单了，国家把学费抬得那么高，有多少农村人能上得起?到了外地打工，女孩子更是不容易，最大的难题是性骚扰。这种事很普遍。有的男人见到外地女孩子就想占便宜。……这让人想到咱们国家太不公平，农民的女儿一生下来就比别人矮了半截——胡老师，这几年，我看到了很多的社会阴暗面，体制上的不公，为什么国家不改改?的确，有的打工妹在打工时堕落了，可又有谁能理解她们的内心?我每次从电视上见到扫黄就反感。国家应该花99%的精力去治那些有权有钱的男人，而三陪女并非像报上说的都那么坏，她们实在是无出路。比如我现在打工，每月不足300元，除去吃喝生活房租，还要交什么暂住费等等，能剩几个钱?这些都好不合理……”写这封信的人是一位在河北廊坊市打工的名叫王芳芳的乡下女孩。我们一直未见过面，认识她是因为她向我负责编辑《映山红》杂志投稿，她的诗句里流露出的那份情愫很让人感动。如她在《永远的故乡》里写道：

　　乡音——用先祖的血脉

　　在心底里酿造的一坛老酒

　　无论勾兑进多少岁月，

　　开口，就是一片故乡的韵味

　　一个多么优秀的乡下女孩，却要在如此的困境中托挣扎!

　　（二）畸婚。下面是两个乡下打工妹的生平简历。

　　韩桑：六安市落雁村人，生于1976年8月，高一文化程度。18岁去广东某市打工，20岁成为二奶，21岁生子，22岁在广东遭到谋杀。

　　袁芹：六安市码头镇人，生于1975年12月，高小文化程度。20岁去河北某市打工，21岁成为“二奶”，22岁生一女儿，现失踪。

　　先说韩桑吧。韩桑是我的故乡人。故乡来人说起了韩桑，回故乡时顺道看了韩桑的父母及韩桑的弟弟。那时韩桑还没有死，但家里已为她背上了“丢脸”的黑锅。因为在外打工的韩桑没有结婚却生下了一个小男孩。韩氏夫妇虽没把我当作外人，却也不愿向我透露半点他们的女儿在外的有关情况和任何细节。正当我准备放弃这宗调查时，乡司法所小宋突然打来电话，说韩桑死了，就种种迹象分析，系被谋杀，要我赶紧回去一趟。当时我正在六安的家中等着要见的一个名叫青苇的采访对象，但谁知这一走，就永远地错过了和青菁再见面的机会。几天后回来，青苇已自杀身亡。

　　青苇原也是个不幸的打工妹，在外打工时上当受骗染上了毒瘾，当了妓女，并得了性病，后来由于对人生的彻底绝望，服毒自杀了。与此同时，又有其他打工妹在外罹难的消息传来。正是因了这些个乡下女孩子的死，我才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决心要将这次调查采访进行下去。

　　我和韩桑相见在一片松岗上。想到10年前，我在乡下三姐家见到过的小韩桑，那时她才12岁，因为长得特别好看而又穿得特别破旧，所以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的三姐虽是个哑巴，但她知道韩桑家穷，韩桑是个可怜的孩子。韩临走时，三姐在刀子的书包里塞进了几枚熟鸡蛋。韩桑站在院外的石榴树下，回过头来，感激地朝三姐一笑，笑得那么甜美那么舒心……此时此刻，我面对着的却是一座新坟和新坟后那幅令人心碎的引魂幡……

　　韩桑，迎着你父母为你竖的这幅引魂幡，你的游魂归来了没有?千里迢迢，车来车往，你找得到回乡的路吗?我知道，你今年才22岁，虚龄，和我的孩子是同龄人。我的孩子，此时正坐在大学明亮的教室里读书画画，而你却撇下了父母，当然还有一个两岁的孩子，长眠在这片荒凉的松岗上了……你的心里，藏了多少要说的话不能再说?压了多少想申的冤无法再申?

　　晚上，我就住在乡政府的招待所里，怎么也睡不着，想着韩桑的死。22岁，人生才刚刚开头!谋杀，这是多么残忍的剥夺!她若不是因为贫穷，她若没有出去打工，她若……我干脆从床上爬起来，披上衣服，拧亮了电灯，将韩桑的有关记录整理如下：

　　18岁读高一，成绩不是很好。因为家里逢上大忙季节，总要她请事假在家干活。那年夏天，本来就患有严重贫血的母亲突然流血不止，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要求立即为病人输血，没有钱买血，韩桑和弟弟韩松都要为母亲献血，可韩桑的血型和母亲不合，结果15岁的弟弟在抽血时，一下子晕了过去。韩桑连夜跑遍了所有的亲戚家，用下跪磕头的办法求借了几百元钱，她将这笔钱交给了父亲，便随市里组织的一批劳务输出队南下打工去了。

　　落脚的是一家罐头厂。韩桑干的是手工剥橘子，这种活虽不要出什么大的力气，但非常困顿人。一天十几个小时做下来，人就累成了面条，浑身软绵绵的。

　　有一天，韩桑累得头晕眼花，口渴得要命，趁没有注意时，吃了只橘瓣儿。谁知躲在暗处的监工跑来了，一只手紧紧地钳住韩桑的腮，另一只手在韩桑嘴上使劲地抽。韩桑顿时被打得流了鼻血。这还不算，月底发工资时，竟要扣掉她20元钱。韩桑就问了一句：“一只橘子能值20元钱吗?”领班的便要韩桑立即卷铺盖滚回老家去。韩桑哭了，求他不要撵她走，也不要扣她的工资，因为她家里生病的母亲等她挣钱去还债……然而，毫无人情味的领班硬是将韩桑的铺盖衣物从女宿舍的楼窗扔了下来。韩桑恨不能随着自己的衣物也从楼上跳下来摔死算了，但一想到家中生病的母亲，便忍下了，收拾起自己的东西一步一声哭地向工厂的大门口走去。正巧厂长李某从大门外走进来，一抬头看见哭着的韩桑，就随便问了一句：“怎么回事?”韩桑见是厂长，扑咚一声就跪下了，求厂长网开一面，不要把她朝绝路上撵。李某用手托起韩桑的下巴，看见这个外来的打工妹长得很美，就吩咐手下人安排韩桑留下，并把她从车间抽调到厂部营销处。

　　几个月下来，韩桑出落得更加楚楚动人了。因为她年轻貌美，他想要了她，更是因为她年幼无知，她竟给了他……他在外边给她租了一间房子，她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当起了厂长的“二奶”。19岁的乡下姑娘以为这便是所谓的爱情所谓的婚姻了。

　　在她20岁的春天里，她产下了一个8斤多重的男婴。她再次向他提出领结婚证的要求。他先说等孩子满了月，后又说等孩子盈了周。韩桑哪里知道，这个李某不仅是在玩弄了一个乡下打工妹的青春和感情，更是为了借腹生子。

　　孩子盈周了，可以断奶了。自孩子下地后便来得稀少，偶尔来了也只抱孩子玩一会儿就走的李某这一天晚上住下了，当他和她正滚在床上的时候，门被突然打开了。是用钥匙打开的。李某的妻子带了几个人一齐冲进来，将韩桑拖到地板上，好一顿拳打脚踢，并威吓道：

　　“你勾引了有妇之夫，破坏别人家庭……我要是告你，你就得坐牢……”

　　韩桑被吓坏了，跪到地上一个劲地求饶，说她不知道李某已结过婚。韩桑眼睁睁地看着李某的妻子抱着她的孩子揪着李某随众人扬长而去。第二天，韩桑就接到了工厂的除名通知。无处诉说亦无处可去的韩桑只好搭车回来了。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韩桑的父亲见人抬不起头来，恼得吃不下饭，喝不进水。有一天，他将韩桑叫到跟前，对她说：“你得回去，好歹要给你老子也是给你自己讨片脸皮子回来!”

　　韩桑更是思子心切，于是又一次南下，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

　　那天她挎了一兜东西刚转过街口，突然一辆未挂任何牌号的大卡车从街后的巷子里向她冲了过来。她一回头看见了，赶紧跳上人行道，但大卡车仍穷追不舍，她又慌忙躲到一块路标的旁边，结果这辆像是失去控制的大卡车撞倒了路标连同韩桑一起轧了过去。韩桑惨死在离罐头厂大门不足100米的地方。当时厂门口有两个目击者，他们都是外地来罐头厂的打工仔，他们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当他们认出那辆卡车就是经常要他们装货卸货的本厂大卡车时，就一路跑着喊着去找厂领导，说他们千真万确看见了，是厂里的大卡车故意要轧死韩桑的。厂长李某亲自接待了他们，一番谈话过后，两个人又都改了口，一个说他当时正在望呆，什么也没看见，另一个说他看见了，像是韩桑自个要撞汽车，汽车为避人，结果将人行道上的路标也撞了……

　　韩桑死了。韩桑的父亲瞒着妻子夜里偷跑到一个名叫沙洼的荒地里捶胸顿足，仰天长哭：“可怜的桑儿呀，老子对不起啊!你从小到大，没过上一天像样的日子，如今生不见人，死不见魂……我这是哪一世作的孽?这一辈子混成这样!让自己的骨肉抛尸他乡……”

　　韩桑的一个堂叔卖了家里的耕牛，去了乡司法所，求司法所的小宋陪他一道南下一趟，一是要帮帮查清韩桑的死亡真相，二是要把韩桑的尸骨带回来。

　　小宋后来告诉笔者：“他们(指负责调查办理韩桑案子的当地警察和法官)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根本就不把外来打工者的死当成一回事，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极力掩盖事实上的真相，想方设法回避我们，推三阻四拖延我们以把我们打发走为最终目的……追急了就是那句话，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韩桑系被谋杀，她的死只是一桩普普通通的车祸而已。至于孩子，他们根本就不承认韩桑曾生过什么孩子。他们反问我们死者生前从未结过婚，怎么会有孩子呢?我们盘桓了一个星期，结果还是不得不接受了他们的这项极不公正的裁决，抱着韩桑的骨灰回来了……”

　　自韩桑的堂叔走后，韩母便天天站在村前的一个大坝台上，朝着南来的小路上张望。只要女儿还有一口气。天天能和她说说话，对于一个母亲来说也就足够了。她将韩桑在家时睡过的床铺了又铺，蚊帐上的破洞也都补好，她甚至还拿起了多年没沾过手的绣花针，为女儿赶绣了一只花枕头。

　　韩母站在村前的大坝上，望着南方，一天数十遍地呼喊，回到家里，跪在堂屋的供柜前，一次数百个头地磕。

　　堂叔及小宋他们终于走进了她的视线内。韩桑呢?刹那间，天旋地转，她的眼睛一阵发黑，咳着嗓门大喊了一声：“我的桑儿乖乖啊……”一头栽到了坝台下，柔肠崩断的母亲从此失语，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了。这是一份多么残忍的剥夺!安葬韩桑的时候，听说全村的人都哭了，连原先指责过她的老老少少都替她喊冤叫屈。

　　韩父泪流满面地告诉我，妻子自从坝台下被抬来家6天没吃没喝，全靠打吊水度命。看见她，我几乎吓了一跳，她哪里还像个40多岁的活人!躺在黑黢黢的蚊帐内，眼眶深深地凹隐下去，脸上全是皱纹，包不住牙齿的嘴唇干巴巴的，一丝儿血色也没有了。胳膊上打着吊瓶。看见我，她从破被单抽出另一只干柴似的胳膊，一把握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苍白的嘴唇颤抖不已，身子也跟着哆嗦起来……

　　我知道，她有多少伤心的话急于要表白要哭诉啊!可是，她嗓子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来了。她用手指了指对面房子里韩桑的床。我走进韩桑的卧室，泪水一下子涌上了我的眼眶。那洗得干干净净的床单，那条打补丁的蚊帐，那绣有荷花的枕头，那双韩桑在家穿过的布面拖鞋，还有那张破旧的木桌上仍摆着韩桑尚未读完的高一课本……

　　再说袁芹吧。袁芹只读完高小便辍学在家和母亲一道下地干活了。袁芹出外打工的动机非常单纯：挣点钱回来盖房子。父亲在世时盖下的两间茅草屋因常失修，已不能遮风挡雨。看到别人家用外出打工的钱翻盖了新房，20岁的袁芹和母亲商量，她也要出支找要挣点钱回来，将两间旧屋整修或翻盖一下。母亲先不答应，后来一场暴风雨把家里的床铺锅灶都淋湿了，她才含泪应允了女儿。

　　袁芹和本村的打工人一道去了河北某市，先在建筑工地上干，没多久，工地上的活完了，她又被一家餐馆雇用。餐馆的老板郑某40多岁，妻子在本市一家企业里担任主管会计，女儿也18岁了。他之所以在好几个求职的打工妹中单单挑中了袁芹，是因为通过试用看出袁芹不仅手脚勤快，而且长相出众。郑某发给袁芹的月工资只有100多元，但他非常善于让客人心甘情愿甚至主动将小费递到袁芹手上。袁芹对客人在递小费时摸上两把捏上几下的浮浪举动非常反感和害怕，有一次还打过客人的耳光。郑某为此并不怪罪袁芹，反而劝她想想家中的母亲和母亲住着的破草房。他还帮着袁芹虽过胡乱来的客人。每当这个时候，袁芹的心就软了，为了家中的破草房为了母亲为了能多挣点钱，只要不失身，忍忍也就算了。至此，她已把郑某看成了自己的靠山和保护人。

　　有一天，郑某出门去了，店里来了两个男人，要了一大桌子菜，两瓶白酒，并点名要袁芹做陪酒小姐。一会儿功夫，不胜酒力的袁芹便被他们灌得烂醉，就在包厢的沙发上，袁匠遭到了他们的奸污。酒醒后的袁芹痛不欲生。郑某回来了，当着袁芹的面，装成怒不可遏的样子，然后又给了袁芹200元钱以示慰问。从未经过什么事的乡下姑娘袁芹根本就想不到所有这一切都是出自郑某的精心安排，郑某早就在打这个乡下姑娘的主意，只是不想承担一下女孩子初夜红的责任，才演出了这场令人切齿的丑剧。在贫穷而又愚昧的环境中长大的袁芹，把初夜红的丢失当作了一份标志的陨落，一种支撑的坍塌，她认为，一个女儿家没有了这点贞操，还能再守什么?这样，当郑某在袁芹身上施以越来越多的小关照小恩惠之后，袁芹便心甘情愿地成了郑某的“情人”，甚至当郑某直接向袁芹提出要她做他的“二奶”时，她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郑某根本就不会为袁芹母亲盖什么房子，袁芹给予他的新鲜感已渐渐失去，有好多次他转着弯儿，向袁芹提出了终止他们的关系。愚拙幼稚的袁芹却以为他在试她的忠贞，她又一次让自己怀上了郑某的孩子，她完全把郑某当作了丈夫当作了精神支柱。郑某发现袁芹的肚子隆起来，便又故伎重演哄袁芹去医院做了。这一次，袁芹高低不再答应，她说她袁芹今生今世做人是郑某的妻子，做鬼也是郑某的老婆，无论如何得为郑某生下一个孩子。郑某见袁芹八条牯牛拉不回的样子，慌了，先是来软的，后又来硬的，甚至在争吵时还打了袁芹的耳光。……

　　郑某只好将袁芹送进了妇产医院。两天后袁芹生下了一个女孩，7天后，母女可以出院了，可在此期间，郑某一直没有露面。

　　她咬着牙抱着孩子办了出院手续回到了所谓的“家”，谁知门锁换了。抱着孩子再去餐馆，餐馆的门也关了，郑某不知了去向。在远离故乡的城市里，她举目无亲。幸好她的手头上还有一点钱，从旅馆里开个房间住了下来。月子里的袁芹整天以泪洗面。哄睡了孩子，满大街小巷去找郑某。哪里能找得到?

　　袁芹只好带着尚未满月的女儿回到了花园村。房子还是那么破，破得不能再住人的屋顶下却又多了一个哇哇啼啼的私生子。村里村外的男男女女们顿时谈长论短指指戳戳。袁芹的母亲只恨自己的耳朵不聋眼睛不瞎，最后趁袁芹下地干活的时候，将自己吊死在破屋顶的木梁上。

　　我是在袁芹母亲死后十多天里听到有关消息的，袁芹对于我的造访并不感到吃惊。她将视线从酣睡的孩子脸上抬起来，只在我的脸上轻轻一扫，便又移开去，对着空空洞洞的门外，空空洞洞地看着。

　　“我的忙谁也帮不了……我都问了，那个老畜牲(指郑某)他这样待我还犯不了法——如今没有王法也就算了，可竟也没有天理!”

　　袁芹的声音有点发抖，我知道她是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不愿在陌生人面前露出她的悲痛来。没坐多久，袁芹突然问我：“阿姨这里有熟人吗?”见我摇头，她又说：“对不起，阿姨，今晚是我妈回煞的日子……我怕不能留您了。”

　　我看看空落落的破草房和孤苦令仃的母女俩，试着对袁芹说：“阿姨想留下来陪陪你行不行?”

　　吃过晚饭，袁芹哄睡了孩子，便呆呆地坐在油灯下望着忽忽闪闪的灯苗出神。她的脸颊上已失去了一个22岁的女孩儿家应有的红晕，眼角上也过早地出现了细细的鱼尾纹，肯定是由于哭得太多的缘故，她的下眼帘竟变得松肿形成泪袋了。……快天亮的时候，油灯仍在亮着。袁芹趴在放油灯的桌子上压低着声音在哭，瘦削的双肩不停地抽动着……可怜的孩子，今年才22岁啊!我伸出手为她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她仰起脸来，看看我，突然一下子扑倒在我的脚下，捶地大哭：“阿姨啊，往后我可怎么办?我可怎么办……”

　　袁芹提出要去告那畜牲，我劝她不如算了。从一个《打工》杂志上看到了这样一篇报道，题为：“法官的愤怒：我替打工的侄儿讨不回公道!”文章里写道：“一个年仅23岁的打工仔，因工伤而终身阳萎了，然而，厂方却不肯赔偿一分钱。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这名不幸的打工仔想到在家乡当法官的小姨。女法官毅然南下，决心为致残的外甥讨回公道。然而，在为期近一个月的索赔过程中，知法，懂法的女法官同样受到种种的刁难和屈辱，最后不得不以含泪妥协而告终……”可以想象得出，打工妹袁芹又如何能讨得回自己的公道?韩桑不是把命给搭上了也没讨回啥吗?我劝袁芹算了，我是设身处地替袁芹着想。

　　我感到在我的一生中，最难一的次告别怕就要算那天我跟袁芹说再见了。送我出门时，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紧紧地挽住我的胳膊，几乎要靠着我才能站住的身子微微地颤抖着——她的内心一直在哭泣。

　　前不久，袁芹的邻居告诉我，袁芹走了，抱着孩子走的。临走时去了她娘的坟上，化了钱纸，好像没哭……

　　（三）失落。今年32岁的柏家芸，漂在上海已15年了，挣来的钱一部分要寄给自己的父母，一部分要寄给孩子的奶奶，而她本人至今却连一个能容她住上三五天的家也没有。

　　15年前她虚岁17，尚未发育成熟，1.4米的个子，焦黄的头发，体型看上去怎么也还像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父母将她许给了邻村一个比她大上8岁的得有脑炎后遗症的杨姓男人。

　　柏家太穷了，穷得连一天三顿饭也吃不周全。为了在新媳妇过门时能办出几桌像样的酒席来，他们就在自己唯一的女儿身上打起了算盘。一路上她大声地哭喊着，好多次趴到地上跪在田埂上回过头来一声又一声地叫爹叫娘，求他们不要把女儿朝火坑里送……新婚之夜，人高马大的痴呆男人撕了柏家芸的裤子并将她打得死去活来。回门时，柏家芸哭倒在爷爷的膝下。爷爷已经双目失明，靠吃一口闲饭苦度余生的老人又能有什么法子来帮助或解救可怜的孙女儿呢?

　　柏家芸只得又回到娘家，一夜夜遭受着非人的折磨。下半夜，她趁呆男人熟睡的时候，偷偷跑回了娘家。柏家芸跪在爷爷面前，求爷爷无论如何要救救她，不然她只有死路一条了。爷爷摸摸索索地从一个墙旮旯里拿出一只小木匣，打开了小木匣，里边装的全是一分两分的硬币和一沓毛票。数数加加，一共是78元钱。爷爷告诉柏家芸，这是他近几年偷偷攒下的，也是他这一辈子的所有积蓄了。爷爷抖抖索索地将这78元钱装进他的烟荷包里，慢慢地用纱绳捆了，递给了孙女儿。“芸子，你这一走，我们就再也见不上了……那点钱够你出远门的盘缠了吗?芸子，世道险恶……你是个女孩儿家呀!你让爷爷死不闭眼啊……”

　　在从寿春到蚌埠的公路上拦了一辆拖拉机，跟它一道去了蚌埠火车站。又花了5元钱买了张短程车票，乘了去上海的火车。路上，个头矮小的她钻在别人的座位下边躲过了乘警的检查。

　　上海车站到了，下了车，她跟在一位卖干果的老太太身后出了检票口。她的口袋里只剩下27元钱了，舍不得花，只好饿着肚子在街上转了一天，晚上又回到火车站，在靠背椅上窝了一夜。

　　第二天，她又来到了大街上，酒店、饭馆、小卖部等挨个问去：“要不要雇人?要不要打工的?”人家不是把她当作了小偷就是当成了叫花子，“去去去!”喝狗似的。她在大上海的大街上转悠了三天，后来一家安徽快餐店答应收她，月薪80块。她感激不尽地留了下来。这家快餐店的老板正准备要加她薪的时候，她却闯了个自以为不得了的祸。她抱了一大摞盘子去洗，失手将十几个盘子摔得稀碎，她吓坏了，从地上爬起来，一声没吭拔腿就跑出了快餐店，连换洗衣裳以及一直没舍得花的27元钱也丢在了店子里。

　　她又去了火车站。身无分文的柏家芸蹲在火车站的一个角落里，绝望地哭了。两名中年妇女向她走来。两人装作很同情的样子听完柏家芸的诉说，表示一定要帮助柏家芸。就这样，上海新客站里又多了一名非法倒卖火车票票贩子。老票贩子们利用她年幼和无知，从她的身上进行二次榨取，并让她去干一些容易暴露身份的事情。

　　在柏家芸被警察抓进号子的第二天，她的爷爷咽气了。咽气前，老人瞎了好多年的眼睛突然睁开了，直直的看着站在他旁边的大孙子也就是柏家芸的哥哥说：“去找你妹妹吗，她在外头受罪呀……”

　　柏家芸从拘留所里出来，在热闹而又冰冷的大街上走着，夜深了，她实在无处可去，竟又回到了拘留所，央求警察把她关进号子里。值班的警察一阵好笑，把她当作精神病人撵了出来。

　　那天，她在一条里弄里漫无目标地走着，突然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一看，竟是几个老家人。他们也是来上海一建筑工地上做苦力的打工者，柏家芸的哥曾托过他们，若见到了妹妹让他们劝她回来。老乡们都知道柏家芸的遭遇，没怎么劝她就让她跟他们一道去了工地。柏家芸后来告诉笔者，有不少来自乡下的打工妹，一时生活没有着落，就去建筑工地上卖淫，一夜要接受好几个甚至是十几个男人的粗暴蹂躏，一个男人最多也只给了三块两块的。她曾亲眼看见几个男人为先上后上闹翻了脸，竟将一个不知籍贯不知姓名的卖淫女活活砍死。

　　柏家芸在建筑工地上没干多久便离开了，又去了火车站，重操旧业。她结识了一个名叫唐运柱的现役军人。唐运柱利用自己现役军人的便利条件，大量地购买平价火车票，然后交给柏家芸，由她转手倒卖，他从中拿提成。唐运柱因为屡犯纪律被部队除了名，他干脆和柏家芸以夫妻名义租了房子住到了一起，没过多久，柏家芸怀孕了。柏家芸的哥哥知道了妹妹的下落，于是找到了上海，当哥听说妹妹又跟人同居并怀孩子时，她生气了，将妹妹臭骂了一顿。哥哥告诉柏家芸说爷爷去世了，临终前直喊她的名字。

　　下了车，她直接去了爷爷的坟前，将78张10元钞票排开来围到爷爷的坟头上，推开哥哥的拦挡，点火烧着了……她跪在爷爷的坟前喊道：“爷爷——您用一生的积蓄78元救了我……可也是害了我呀……”柏家芸哭昏在爷爷坟堆前。

　　柏家芸又回到了上海的住处。打开抽屉一看，见自己的首饰和现金全没了，唐运柱也不见了。

　　嫂子来了上海，她以一个女人对女人的同情之心，想亲眼看看小姑子的大把钞票是怎么挣来的。

　　当她看到小姑子干的竟是这种连贼也不如的行当，身上甚至还留有才被警察拷打的伤痕时，嫂子伤心地哭了。她求柏家芸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她要带她一起回家，回家后好好找个婆家，本本分分地种地做人……柏家芸虽然理解嫂子的好意，但在听了嫂子的话后，她摇了摇头，说迟了，这几年下来，她不再是过去的她了……她不想再回去了。嫂子还注意到，柏家芸的表现越来越反常了，一个人在的时候，老是自个跟自个讲话，有时还讲的哈哈大笑，有时又讲得痛哭流涕……

　　笔者是在走亲戚时听到有关柏家芸的故事的。然后又顺藤摸瓜找到了柏家芸的嫂子。在她嫂子帮助下，终于见到了柏家芸本人，可惜我们相见是在本市的一家精神病院。她的记忆非常清晰，言谈举止也基本上正常。

　　（四）回头不见来时路。翻过一座山坡，眼前是一片坟场。坟场边有一个挖野菜的女人，女人大约三十八九岁的样子。我说我原先也是个乡下人，后来念了书，在城里有了工作，但对乡下的事还是很在意，特别是对乡下的女人打工的事。我今天来辛郢就是想听听乡下打工妹的故事，看看因打工受伤致残的乡下女人，眼下是怎么过日子的。

　　女人很认真地听着。看得出来，她听明白了。听完后她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重重地叹了声气说：“噢——是这样。像这样的事我能跟你讲三天，倒三箩，你看，你看……”我的注意力随着她的手指被眼前的这片坟场吸引了过去。十多座坟茔，几乎都是新坟，这是怎么回事?女人告诉我，她叫佟华，原先也一直在外打工，只因丈夫袁厚地老毛病犯了，今年只得留在家里。她还告诉我，眼前的这片坟茔，人们管它叫“打工坟”，地下埋着的十有八九都是因为打工死了的冤屈鬼。喏，你看那一堆，是在打工时得的血病，回家来不到三月就死了。那病我晓得，是挨胶气冲的……“还有这边，一溜5个是吧，两对夫妇加上一个开车司机，去南方找他们的一个妹子，这个妹子在打工时不见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再望望前头的两个，一个是儿子，一个是老娘，儿子在打工时让钢丝绞断了腰，瞎眼老娘听到了噩讯，上吊死了……”佟华不紧不慢地叙述着，像在讲一个遥远的传说。佟华还说，他们这里确实有不少人在外打工时断了腿，缺了指，成了残废。但这些人不愿别人提及他们的受伤致残的事，他们认为这是丑事，是因为自己笨手笨脚才招惹了祸端。他们的老板在逼他们辞工时就是这么说他们的：“别人怎么都好好的，单你出了岔?你太笨了，像头猪!”

　　“受伤的人都得到赔偿了吗?”我问。“得到了。”佟华想也没想就答上来，“工厂老板先带你上医院治，治好了一个人1000块钱让你回家。”“就1000块?”“就1000块。在医院里治病的钱也都是工厂老板的。”“那腿断了可是重伤残啊!”“腿断了给5000块。”“你们不觉得这赔得太少了吗?”“怎么讲呢……工厂老板也不想伤人，伤了一个人至少也得花上万儿八千的……”听到这里，我的心不禁一阵颤栗，多么善良而又是多么愚昧的庄稼人啊!“都做的是些什么样的活，这么容易伤人?”“打胶。”“打什么胶?干什么用的?”“说是橡胶，做皮鞋用的。”“怎么个做法?”“就是把一些破破烂烂的塑料胶皮什么的，放到一块熬。再把那熬好的胶皮剪成一条条的，装进一个模子里，模子下边是煤球炉，等模子上的胶烤黏和了，上面有个机器锤往下一轧……”“都是些什么样的厂?”“都是私人开的小厂，一家家的，黄岩那地方像这样的工厂多着哩。”

　　“我刚指给你看的那个得血病死的坟，她是在鞋厂干得最长的人。好多女人在那儿干长了，月经都不正常了。你不晓得那味有多么难闻!钻脑子钻心。”

　　我问：“厂里什么保护措施也没有吗?比如说让你们戴口罩什么的?”

　　“没有……唉!老百姓的命不值钱……”“一天要干几个小时?”“几个小时!想得到美，最少得12个小时。两班倒。不干完12个小时，没有人接你的茬儿。那娘儿俩的坟，儿子名叫张根，是个能累肯吃苦的好心人，倔见一个跟他住在一块的人病了，自个下了班又代人家的班。24个小时一天一夜!活又重，味又难闻，铁打的人也撑不下来!也只剩下最后一个多小时了，张根实在是瞌睡淹心，站着站着就睡着了。身子往机器上一靠，完了!当时他的腰上系了个皮围裙，带子是钢丝做的，一下子就缠到了机器上。机器还在轰轰地转，那钢丝眨眼之间就将他的身子勒成了两段……惨啊!齐刷刷的两段，骨头和肉全部都断了……”

　　“身子和腿离开时，他还喊了一声：‘我的瞎眼的老娘啊……’然后才死的……那么好的一个人，怎死得那么惨!”

　　我被这个惨烈的故事震撼得好半天回不过神来，“我的瞎眼老娘啊”的呼喊如响雷般在我耳边萦绕不散。要不是亲耳听了佟华的讲述，亲眼见了张根的新坟，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在乡下，我们的这些衣食父母们竟在经历着这么让人不堪面对的悲惨故事。想那繁华都市里一掷千金的腐败分子们，那些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阔老阔少们，“我的瞎眼老娘啊”的呼喊还不足以让你惊魂使你省悟吗?

　　佟华的家是三间砖瓦结构的房子，我问佟华：“这都是你打工挣来的?”佟华答道：“不打工哪能盖得起房子!光种地只能糊住一家几口人的嘴，像上缴啦，孩子上学啦，人情往复啦，买种子化肥啦……这些开销就没出处了。”

　　孩子们放学了，先来家的是个长相一般但样子挺可爱的小女孩，我笑着对她说：“想知道我是谁吗?那么先让我猜猜你是不是叫袁二方?”“我叫佟三儿。”“那袁玲玲呢?”“袁玲玲是我大姐。”“大姐还没放学?”“大姐打工去了。”

　　又是打工!我的眼神一下子落到了那只挂在墙上的旧书包，心里好一阵发酸。问三儿：“那是玲玲的书包吗?”“是的。”“怎么还挂在这儿?”“大姐临走时交代的，不要我们动她的书包……大姐的寒假作业还没做完呐，就让爸妈叫出去打工了。”我向佟华夫妇寻问袁玲打工的事。先问玲玲多大了，他们说虚岁16。我又问玲玲什么时候走的，他们说是正月初五。我说我在孩子们的卧室里看到玲玲有那么多的奖状，说明她是个很用功而且成绩很好的孩子。他们说是的，玲玲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老师们经常表扬他，听说她出去打工，正月十五大过节的，一天家访了两趟，想让玲玲回到学校里。

　　“玲玲她自己愿意吗——我是说书不念了去打工?”夫妇俩都重重地叹了声气，好半天没搭话。吧嗒下嘴说：“主要还是因为家穷……你帮我家算算账，5口人的上缴，5口人的吃喝开销，三个孩子的上学花费……眼下我又做不了田里的重活，佟华让家活拖住腿出不了门。玲玲不出去打工又怎搞?”佟华转过脸来，一脸的泪水，说：“玲玲听她爸跟她说不要再念了，打工去吧，马上就哭了，哭着求我……哭了一天没吃没喝。第二天一早，她拿出寒假作业来做，做着、哭着，做了一半，挂到墙上，又和两个妹妹讲了一阵子话，跟我们招呼也没打就出门去了……生我们的气呀!”佟华哽咽着，“自年初五走后，到今天也没来家。捎过一次信来，说她就在六安麻纺厂里干活，让我们不要焦心她。”

　　“玲玲在外打工挣得钱够不够两个妹妹读书用的了?”我问。“哪够?”佟华指了指坐在灶下的丈夫说：“他的病去年冬天犯了，住不起院，总得买点药治，一个都得好几十块。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倒不得……眼看着，二方也得歇了，跟姐姐一道打工去……实在没办法。我们做父母的无能，对不起孩子们……”

　　早上起来，天阴得很重，佟华待我出门时，递上了两包东西。一包是两边炕得焦黄的荠头蒿粑粑，一包是我昨天中午出高岗镇时在街头买的预备自己吃，晚上又送给佟华的一斤蛋糕。

　　佟华见我用嗔怪的眼神看着她，赶忙解释：“噢——这蒿子粑粑是我起大早特地做的，带回去给家人尝个味儿。这鸡蛋糕不是给你的——你不是讲一回到六安就去看看我的玲玲吗?她可是从小到大根本就没吃过这样的好蛋糕……”佟华说着说着眼睛湿了。

　　我赶紧接了蒿子粑粑，把蛋糕放下了，对她说：“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让你的玲玲吃上六安城里最好最好的蛋糕。”

　　（五）代失语者语。总感到有一份带泪的托付，在冥冥之中固执地牵引着我。我该为众多命运悲惨的打工妹做点什么？我该如何去做？扪心自问，没得出任何答案。

　　乡下那片贫瘠而又厚重美丽的土地上，长眠着我锥心思念的母亲，英年早逝的大姐和二姐。有着我永远也唱不完的童谣和淡不出的记忆。

　　那次我在故乡多盘桓了几日，归来时，又带回了另外几个随劳务输出的打工妹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也身遭横祸的不幸消息，想不到回家后，又撞上了和我刚认识不久的青苇的葬礼。青苇是一个自小生长在乡下后随父母进城因为父母离异无家可归、不得不外出打工被逼被骗而吸毒而卖淫而自杀的处轻女孩。死去的永远沉默了，活着的不可能完全失语!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我的内心世界无数次地受到良知的鞭挞和责任的撞击。这么多的乡下这么多年来仍在这么恶劣的生存空间里如此艰难而又无助地挣扎着，又有谁去真正地关心过她们，体恤过她们，设身处地地想过她们?她们自生自灭也便罢了，我们却是一次又一次地尽可能地利用她们的贫穷，利用她们的善良，利用她们的勤劳，去榨取她们的生命或牺牲她们的青春，以维系一种不合理的存在，我们还有什么值得自以为是的东西!还有什么资格去奢谈妇女解放，高唱男女平等!

　　记得2001年夏季，我一个人乔装后悄悄地溜进本市一家大型企业一个全由乡下打工妹们操作的对外全封闭式的车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就不能相信，人，竟然能如此超负荷超强度地工作。她们的双手不停地——不，应该说是飞快地将十只装满了啤酒的瓶子朝怀里一揽，用绳子一扎，提起来，码下去……我注意了一下手表，整个过程只用了三秒多种。传送带上的酒瓶源源不断地运过来，她们的全身心也就得飞快而又紧张地劳作着。一天要干上14至15个小时的活，月工资只有300元左右。这种散装普啤是极易爆炸的，现场中我就看到了好几个女孩的脸上和颈部都有伤疤，听说她们的胸部也有被炸伤的，还有眼睛被炸瞎了，腿筋被炸断了……凡是致残的女孩子都已被厂家辞退而未获分文的赔偿，因为她们不懂得如何索赔，更不知道何为诉讼。即使如此，她们仍然义无反顾地从乡下不断地涌进城里。可想而知，她们身后的那份贫穷和眼前的这份无奈是何等的不堪了。这些可怜女孩子，最大的28岁，最小的只有14虚岁。我情不自禁地从手提袋里摸出想要对准这群女孩按下了快门。车间四周站了四个监工，这四人全是年轻力壮的男人，他们都是厂里的正式职工，月工资都在1300元左右。看见我拍照，立马围了过来，先问我是干什么的，见我一时语塞，便伸手来抢我的相机，我将相机紧紧地护在怀里。他们便扯的扯，拽的拽，有人还在我的腿上狠狠踢了一脚。我知道这些打手般的监工是打人打顺手了，替那些女孩子们受一次过，我认了。然而有一件事当时让我感到震惊和绝望，至今仍令我难以平静，那就是几个男人吵吵闹闹在围攻我的时候，机器突然停了，而那些女孩子竟都站在原地动也没动一下，没见有人回一回头看看热闹，更不要说有人走过来劝一劝架了。后来我在她们的寝室里又见了她们，她们对我仍然保持沉默。据说，如果谁要是敢向外人透露了真情实况，谁就有被辞退的危险。辞退意味着一份生活来源的终结。为了这份生活来源，一个个女孩子家——一个个年纪轻轻的人放弃了自己应该拥有的多少权利和生活情趣，变得如此麻木!不让说话，不敢说话，不能说话，还有不想说话，难道真是无语可说?在这个无声的世界里，生活在最底层的女性总是承担得最多，而承担最多往往就要受伤最深，这些一无所有的女性除了让自己如祭品般地被伤害，她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母亲的眼睛一直在这个无声的世界里注视着我。母亲嫁给父亲时才16岁，头一胎生下了大哥，可大哥只活了七天便夭折了。后来母亲又生下了大姐、二姐。三姐一下地，奶奶就将她扔进了村后的水沟里。母亲刚刚满月，父亲便以两块大洋的身价将她卖给了邻村的一个猪屠户。被出卖的当天，母亲连夜出逃了，用一双曾被裹残了的半大小脚走了三天三夜，最后落到了离家200多里路的正阳关，被一家郭姓诊所雇佣，年工钱为两块大洋。母亲预支了这两块大洋，托人捎给了父亲。她用差不多是自卖自身的办法保全了自己无爱的婚姻，算是赎回了一个女儿家所能有的最卑微的人格和自尊。那年母亲19岁。

　　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乡下打工妹的血。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条令人辛酸的打工道上，走着的女孩子却不知为什么是越来越多了……

　　这几年，有关反映农民工各方面状况及其所遭遇到的问题的报道实在太多了。下面仅就我们收集到的资料略作归类，分成数节录载于下，从中当可感知到当代中国农民工的真实状况，而从这里又可从一个特定视角反映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由主人沦变为雇佣劳动者这样一种社会地位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