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解决了吃饭问题

兰考往事--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www.56.com/u37/v_MTM3NDUyMjQy.html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难题

 

　　1949年，中国在经历了8年抗战、3年内战后，经济确实到了“崩溃的边缘”。1949年中国有56147万人口，当年粮食总产11318万吨，人均粮食仅有209公斤，油料产量256万吨，人均0.46公斤。即使全部折算成热量，也只有2000大卡。如果去掉因喂养牲畜和造酒以及工业用粮，人均可摄入热量不足1500大卡。

　　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总体上非常低。即以民国时期最高年份的产量为标准，也不足以让新中国5亿多人吃饱穿暖。(见表3-7)　　

　　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1952年，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剿匪工作基本完成，国内社会安定，经济生活恢复。而且，1952年风调雨顺是个丰收年。但是却并不能让人乐观，离温饱还有很大距离。1952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多数已经超过解放前最高，由于解放后社会安定，人口增长迅速，大多数人均产量甚至低于解放前最高年份。(见表四)　　

注：粮食和油料内容同表3-7

 

　　人口将迅速增长的预期让一些专家担忧。1955年7月，马寅初先生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认为解放后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每年增长22‰以上。如此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他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提交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讨论。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虽然马寅初的看法在大跃进期间遭受批判，但这个主张在当时得到了毛泽东和政府的赞同，并成为一贯的国策。

　　“人口众多”、“一穷二白”是当时共产党对中国状况的基本判断。虽然从毛泽东开始各级干部对前途都信心满满，但对实际困难情况是清楚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是世界上大农业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最频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侧，气流是从西向东流动的。这就形成中国与欧洲不同的气候特性。

　　欧洲主要农业区大致分三种气候类型。

　　包括不列颠群岛、法国和中欧的西部，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比斯开湾沿岸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的气压形势都是南高北低，基本上受大西洋气团控制。冬季温和，夏季凉爽，气温年较差小，大多数地区年降水量在600—1000毫米之间。降水量季节分配较均匀，西部秋、冬两季稍多，东部夏季稍多。

　　中东欧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主要受极地海洋气团控制。降水量受地形影响较大，平原地区一般为500—600毫米。

　　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大部，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大部和散布在地中海中的各个岛屿属于地中海气候。地中海地区所处的纬度正好是大气环流的过渡地带;北面是西风带，南面是信风带，夏季时副热带高压北移，地中海地区在亚速尔高压控制下，天气晴燥少雨。而冬季副热带高压带南移，亚速尔高压退缩到大西洋上，地中海地区受西风的影响，气旋活动频繁，降水较多，气候温和。

　　欧洲总的气候特征是比较稳定：温带海洋气候区主要受大西洋气团控制，地中海沿岸天气环流是规律性的，冬季湿润夏季干燥很稳定。只有中东欧除了受大西洋气团影响外，还受极地气团影响。但是，毕竟这两个大洋距离不远，对降水影响不是很大。

　　中国与这个地区的差别是，中国属于大陆季风气候。主要由西南暖湿气流和西北冷空气团两个气流控制的。冬季主要受西北冷空气控制，夏季主要受西南气流控制。来自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从中国川藏、云南方向向东北上行，来自大西洋、极地冷气团在受到西北帕米尔高原、天山的阻隔后，从阿拉山口以北涌进中国，沿着河西走廊向东南。在两股气流大约在宝鸡以东、中国最主要的农业区相遇。而潼关以东主要是平原，很少有因地形隆起形成的锋面降水。主要靠这两股气流冷暖交汇形成降水。中国的主要农业区，尤其是华北、华中地区基本是这两个气流所控制的。

　　问题在于，印度洋、阿拉伯海与大西洋、北冰洋远隔上万公里，由这么远的气流发生地相汇的位置和结果就很不确定。西南暖湿气流强了，降水就会在黄淮流域长期停滞，造成华北华中涝灾，南部中国少雨。西北冷空气强了，降水就会长期压在长江以南地区，形成严重涝灾，同时北方发生旱灾机会就高。我们可以从每天中央台天气的天气形势中看到这种现象：一个自西南向东北的降水带不断在长江中下游南部与河北中北部见徘徊，除了台风偶尔扰乱一下。两股气流推推搡搡，你来我往，有时几十天就发生强弱转换，有时候几个月势均力敌，但连续一年，甚至三五年的情况也有。上个月还在抗洪，这个月就要抗旱还算是幸事，要是连续两年交汇区不在华北，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就会出现持续干旱。这是中国主要农业区频繁发生旱涝灾害的主要气候原因。

　　另一个问题依然与中国处在欧亚大陆东部有关。大风自西向东刮了数亿年，西北部干旱区的黄土刮向东部，形成颗粒很细，堆积厚度数十甚至上百米的黄土高原。并在太行山以东形成冲击平原。虽然这个原因让中国人拥有了数十万平方公里的黄淮海平原，拥有了世界最大的农业区之一，但含沙量世界第一的黄河确实是最容易泛滥的河流。

　　因此，就中国主要农业区来讲，天上两条龙，地下一条龙，搅得“周天寒彻”，灾害频繁。

　　正是中国比较特殊的气候特点，使中国农业自然灾害频繁而且严重。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所谓“水利事业”，更多的是与如何避免水“害”有关而不是如何获得水“利”。虽然西高东低的地形具备形成自流灌溉系统的条件，但中国古代自秦汉在四川盆地修建了都江堰灌溉系统[3]和关中盆地的郑国渠灌溉系统，整个华中华北再都没有像样的灌溉系统形成。这与古埃及、两河流域的灌溉农业形成鲜明对比。

　　这个情况不仅中国人知道，艾奇逊也明白。

　　薄弱的基础，恶劣的条件，复杂的环境，中国人怎样才能迅速摆脱饥饿呢?

　　第二节 最后一口烧饼

 

　　有两句关于农业的话在中国先后流行。一句是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句是改革开放后的“焕发了农民种田积极性，中国从此解决了吃饱问题”。当然现在普遍的看法是前一句是荒唐的，后一句是切实的。不过仔细品味一下应该知道，这两句话实际是一个意思：人的精神作用决定了粮食产量。差别无非是“一心为公”的精神力量没有“一心为私”的精神力量大而已。

　　种过田的人都知道，精神虽然重要，但对粮食增产起的作用并不大。不是胆子大了，积极性高了，粮食产量就能增加。如果还要找一句类似意义的话，那就是“揠苗助长”了。

　　真正提高粮食产量的只有以下几个因素：扩大和改良土壤、提高耕地的灌溉和排涝能力、增加肥料尤其是现代肥料的供应、培育和推广良种、适度的密植和兼作，提高复种指数、应用科学技术消灭病虫害影响、加强大田管理、在耕作、播种、收获、储存时应用机械技术。说透了，就是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不向这八个方面的努力，干劲儿再大，精神头再足，一点粮食也不会多打！

　　有这样一个老故事：一个人饿了，到街上买烧饼吃。连吃四个还觉得没饱，就买了第五个。等到最后一口烧饼填到嘴里，觉得后悔了：“早知道第五个烧饼就能吃饱，前面四个就不买了!”

　　现在关于中国人吃饱了的“传说”，基本与这个故事差不多。如果按1982-1983年，也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完成的时期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算是吃饱了，可以把这360公斤分成72公斤一个的5个烧饼。那么：

　　1949年的人均209公斤相当于还没吃到3个烧饼。

　　1959年的人均252公斤粮食相当于吃了3个半烧饼。

　　1970年人均289公斤粮食等于吃到4个烧饼。

　　1975年的人均306公斤相当于吃到4又四分之一个烧饼。

　　1979年的人均340公斤粮食相当于吃到4.72个烧饼，也就是差四分之一个烧饼还没填到嘴里。

　　等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结束的1982-1983年，把最后一口烧饼填到嘴里，我们叹了一口气：

　　“早知道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么有效，前面的努力不是白干了吗?”

　　中国人吃饱的道路上有飞跃，有反复，但毕竟是一步一个台阶走过来的。(见图3-10)

 

　　图3-4 1952-2008年中国人均粮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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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意识选点，1968-1980年的集体经济时期，人均粮食虽然有所增长，但年均增长只有1.6%。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1981年到1984年，人均粮食从325公斤增长到390公斤，并在1983年一举越过温饱线。年均增长6.3%，这是个超高增长速度。自然让人感觉到是“积极性”在起作用。

　　但这种划分方法不属于对农业产量分析的合适方法。如果取集体经济时期的1977-1979年数据(也是低点到高点)，年均增长6.8%，比承包制推行的那几年速度还高。1969-1971年的年均增速也达到6.0%。

　　由于气候原因，中国粮食产量大多5年左右经历一次丰年和歉年的波动。两三年中从低点到高点的增长并不说明问题。分析农业数据趋势通常用5年滑动平均(把前后各两年加起来的算术平均)数据。

　　上图人均粮食增长曲线呈现这样一个特点：50年代迅速从解放初的200公斤左右提高到280公斤左右，但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出现反复，下降到250公斤左右。六十年代中后期恢复到解放初期水平后，开始了一个清晰的持续增长曲线，一直持续到世纪末。新世纪初有反复，并在最近恢复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水平。用五年滑动平均计算这个走向更加明显。其中1968-1987年(与滑动平均线重合)是个基本平直的快速上升曲线，19年人均粮食增加104公斤，年均增长1.75%。1987-1998年增速略有放缓，年均增长0.94%。世纪之交发生一次重大滑坡，2003年只有人均334公斤。此后所谓“七连增”、“八连增”是在2003年谷底上发生的。

　　客观地而不是因为一时政治需要看待中国人从饥饿走向温饱的过程，就不能不正视这组数字。就必须研究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人均粮食发生了一次跃升。不研究，不正视这次跃升的原因，既不是对历史的负责任态度，也不利于目前中国农村和农业问题的解决。

　　客观对中国解决温饱的过程进行描述，应该是：

　　中国在六十年代后期进入了一个持续30年的人均粮食快速增长通道，并在八十年代初突破了温饱线，持续增长到世纪末。其中六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后期速度尤其高。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提高了增长速度，但并不明显。

　　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后期中国人均粮食产量逐年上升，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的粮食总产在不断上升，而且一般情况下人口增长速度会趋于放缓。因为只有粮食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人均粮食才能增长。

　　第三节 粮食增长靠什么

 

　　中国粮食产量从解放初的11318万吨迅速增长到1958年的近20000万吨。1952-1958年(1952年前属于恢复期)年均增长3.2%。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及恢复期后，1965年恢复到1958年水平。此后开始了一轮快速增长。1998年达到51230万吨的高点。1965-1998年年均增长3.0%。在长达30多时间年均增长3%是个很高的数字。1970-1995年，世界粮食产量从12.13亿吨增加到18.84亿吨，年均增长1.8%。[5]

 

　　图3-11 1949-2008年我国粮食总产（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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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实现粮食持续增长一定有内在原因。我们肯定不能仅仅从精神角度来探讨，只能按世界粮农组织说的那些：耕地的增加和改善、水利条件的改善、农业技术的投入和应用。用毛泽东总结的话是八个字：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其中最重要的是耕地的增加和土壤改善，化肥的应用、水利条件的改善和良种的培育和推广。下面我们分别探讨一下这些方面有哪些改变。

　　土：

　　土对增产来讲包含两层内容，一是耕地面积的扩大，二是土壤条件的改良。

　　朝鲜战争结束后，共产党立即着手“铸剑为犁”，将大批部队转为建设兵团，对东北和西北进行了大面积垦荒。随后在60年代又组织大批城镇知识青年到东北插队。到改革前，仅这两个地区新增耕地达到500-600万公顷[6]。农业学大寨时期，开荒造田达到高峰。围湖造田和开垦荒地也进行的轰轰烈烈。虽然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有影响，但在人尚未肚子发愁的时候，没别的选项。

　　1953年全国查田定产，测出全国耕地面积为10853万公顷，1957年统计为11183万公顷。“六五”期间国家组织多个部门核查土地，综合数据为八十年代初我国耕地面积为13250-13790万公顷。

　　美国国际环境及发展研究所与世界资源研究所合著的《世界资源：1987》估计：中国耕地面积1950年为10800万公顷，1960年为11700万公顷(年均增长0.80%)，1970年为12700万公顷(年均增长0.82%)，1980年为13400万公顷(年均增长0.54%)。这些数据与中国普查数据接近。也就是说，前30年是一次中国规模最大的垦田运动，耕地面积从解放初的16.2亿亩增加到1980年的20.1-21.0亿亩，净增3.9-4.8亿亩，增长24-31%。净增加的这些耕地不仅为中国实现比较高的粮食总量奠定了基础，也为九十年代以来大规模建设用地提供了空间(目前耕地面积为18.26亿亩)。

　　中国有大面积的盐碱、沙荒田，而且大量耕地在山区和浅山区。解放后，国家对黄淮海、宁夏等地区通过灌淤方式对上亿亩耕地进行了土壤改良，使长期低产田变为中产甚至高产田。1964年后，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人的做法就是现在的“小流域治理”的基本模式。大规模的学大寨运动也是一次全国性的小流域治理运动和低产田改造运动。大量山区坡地被改造为梯田后，抵抗水旱灾害能力大幅上升。“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经过多年、多点的观测统计，发现对于10年一遇的洪水，梯田的平均减洪率是林地的1.82倍，是草地的3.51倍；对于20年一遇的洪水，梯田的平均减洪率是林地的2.16倍，是草地的3.77倍。[8]

　　耕地面积扩大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大量低产田被改造为中产、高产田，这是实现粮食持续增长的基础。这个成就至今为中国人享用。

　　水：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多旱多涝的中国农业区，长期缺少灌溉和排涝条件是农业单产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缺少水或者庄稼被浸泡，再好的良种，再多的肥料也白搭。

　　解放后，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就开始了。在当时，水库是抗旱排涝主要手段。解放前解中国只有大型水库6座，大中小水库1223座，总库容估计200亿立方左右。到1976年底，我国建成大型水库302座，中型水库2110座，小型水库82000多座，水库大中小水库85400多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是解放初期的21倍。这些水库至今是中国农业抗旱排涝的基础(八十年代后兴建的主要是以发电、防洪为目的的巨型水库)。

　　同时，以水库为中心的灌区体系开始建立。从七十年代开始，一些没有灌区体系的平原地区开始通过打机井方式实现灌溉。据当时的水利部长钱正英回忆，文革时期，中央投资水利建设，每年打三十多万眼机井。七十年代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年七八百亿元，而每年水利总投资就达一百多亿元人民币。[9]中国灌溉面积在这一时期迅速增加。(见图3-12)

 

　　图3-12 解放以来有效灌溉面积及机灌面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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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78年，我国有效灌溉面积达到4497万公顷，接近世界总灌溉面积的四分之一。灌溉密度(灌溉面积占实际耕作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灌溉密度为13%)。从1952-1980年的28年，灌溉面积年均增长2.94%，此后28年年均增长0.95%。我国农业灌溉条件基本是在前三十年奠定的。

　　水利史学者，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徐海亮所著《《“三五”至“五五”期间的水利建设经济效益》对1966年-1980年期间的中国水利建设成就，有很专业的描述：

　　“统计说明，从60年代到80年代末期，无论是全国还是水利建设大省，对于水旱灾害的成灾率而言，1966年到1979年相对是最低的。西北以干旱为主的几省区成灾率变化趋势也完全一致。这一变化规律，显示了水利建设的起伏变化趋势，也从另一角度佐证了本文研究时期（1966-1980）水利建设对稳定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突出贡献。”

　　徐海亮教授的研究与江西樟树市芗溪村村民胡细珍的看法一致：现在我们“用的还是大跃进的水，种的还是学大寨的田。”(人民日报)

　　肥：

　　“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对数千年实施精耕细作的中国人来讲，土肥的使用已经到了极限。粮食实现大幅度增产，关键在于化肥的施用量和使用的科学性。“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曾公布过一个数字：全球化肥施用的增产作用达到40%”。[11]中国农业大学王兴仁教授认为目前化肥对粮食增产的作用达到50%。[12]有农业专家推测的每吨化肥科学施用可增产粮食8.84吨。[13]

　　化肥施用量取决于化肥生产能力和进口能力。五十年代中国基本没有化肥生产能力。文革开始后，我国大力发展小化肥产业。到文革后期，几乎各县都建立了小化肥厂，10年间化肥产量增长70%。一直到几座大化肥投产后的1978年，小化肥还能占到全部化肥产量的40%。尼克松访华后第二年，我国就进口化肥大型成套设备8套。1978年中美建交接后着引进13套大型化肥设备。这些设备先后在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先后建成投产。同时，中国在文革后期开始进口化肥。(见图3-13)

 

　　图3-13 中国化肥产量及施用量[14]

　　

　　可以看出，中国化肥生产和施用量的显著跃升期是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也是中国人均粮食大幅跃升的阶段。两者之间显然有高度关联。

　　种：

　　良种的培育和推广是在土、水、肥条件确定后对粮食产量，尤其是单产影响最大的因素。良种应用需要两个环节，一个是培育，一个是推广，缺一不可。我国小麦、水稻、玉米良种的培育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60年代取得突破性成果，70年代形成品质好产量高的两种体系。此后这些良种虽然继续改进，但对粮食单产增长影响已经减弱。

　　60年代河南省偃师县几个高产小麦系列开发成功并进行了大面积推广。全国小麦单产迅速从1965年的亩产68公斤增产道1979年的143公斤，年均增长5.45%。1979年李振声的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研究，培育出的“小偃55-6”小麦获得成功，并迅速推广1.5亿亩。小麦单产从1979年的143公斤增长到1986年的203公斤，年均增长5.13%。(此后到2009年小麦单产年均增长2.04%)[15]。

　　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水稻良种在六十年代就发挥了作用。中国水稻单产从1949年的126公斤增加到1979年的283公斤，年均增长2.73%。七十年代中期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培育成功，并迅速得到推广。到1986年，我国水稻单产继续攀升到356公斤，年均增长3.33%(此后到2009年亩产432公斤，年均增长0.84%)。[16]

　　解放初玉米不是我国主粮，良种玉米培育较晚。1979年，山东李登海成功研制出紧凑型玉米"掖单2号"，亩产高达776.6公斤，创造了我国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很快又破了世界记录。1965-1986年，我国玉米单产从101公斤增长到247公斤。年均增长4.82%。李登海先生80年代后期成立种子公司推广他的良种玉米。我国玉米亩产2009年亩产达到327公斤，年均增长1.22%[17]。

　　由于良种的培育和推广，中国各类谷物单产到七十年代就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比多数发达国家还要高。

　　密、保、工、管：

　　八字宪法中的“密”开始主要指密植。因为此前中国谷物种植下种量偏低，小麦每亩下种不足10斤(现在为15-20斤)。后来，“密”所包含的兼作、套种等内容开始重要起来了。60年代开始，农村大面积推广兼作、套种技术。加上后来农膜的应用，中国耕地的复种指数大幅提高。1952年我国农业复种指数为131%，1978年继续提高到151%，这接近让耕地面积增加15%(2000年我国复种指数达到158%，提高4%)。

　　防止病虫害是大田保护的主要内容。中国化学农药产量从1949年接近零的生产量，到1966年就达到19.3万吨，多数病虫害都得到防止。1979年达到53.7万吨的历史最高点。(见图8)

 

　　图3-14 1952-2000年化学农药产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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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墒是北方农业大田保护的另一重要内容。中国通过中耕锄地来保墒有3000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最早的农学论文《吕氏春秋.任地》论述到“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锄头自有三寸泽”的农谚流传已久。尤其是人均耕地缩减为三四亩的近代以来发挥得更精细。中国有句农谚：“锄三省一”——锄三遍可少浇一水。有人做过实验，放弃“松土保墒”可加大“1/2的棵间土壤蒸发”，或者“1/4的田间总腾发”。在九十年代前，频繁锄地是保墒的基本措施。(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后锄地基本消失。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今年来北方频繁发生干旱的重要原因。)[19]

　　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城市化程度一直很低，所以农业机械化推广一直比较慢。尤其在改革开放前，所谓农业机械化主要体现在耕地和机灌上。利用畜力的比例还很大。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952年的18万千瓦发展到1980年才有14746万千瓦。改革开放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农业机械应用水平大幅提升，2008年达到82190万千瓦，基本摆脱了畜力。

　　通过垦荒、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大量应用化肥、培育和推广良种等方面的努力，中国农业从资源条件、生产条件、工业品支援和农业技术应用等各方面都得到快速发展，中国粮食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平均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