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迎接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三）

　　二，西方国家利用海外利益机制操控中国利益集团，是人民陷入苦难的外部原因。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所有苦难，无不与西方帝国主义有关，西方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苦难的一个重要根源，甚至是头号根源。当今中国人民之所以在持续30年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依然贫困，就在于创造财富的绝大部分都被西方国家占有了，西方国家不仅占有了中国人民劳动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还把属于中国人民子孙后代的资源和环境也变现成为消费品，美国近些年所形成的能够透支未来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消费体系，就是完全建立在透支中国资源的基础之上，就是以牺牲中国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为代价的。当初是八国联军掠夺中国，现在则是二十多个西方发达国家联手透支中国，二十多个发达国家约十亿人口超过中国数十倍的高消费，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廉价商品支撑的，是建立在掏空中国资源和毁灭中国环境基础上的。1840年以来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瓜分中国的梦想，已经完全实现，甚至在大规模透支中国未来资源方面，完全超出了西方国家最初的梦想。仅从外资规模超过中国GDP(总产值)一半来看，或者仅从美国占有中国超过十万亿人民币的外汇资产来看，其经济损失都远远超过了1840年以后的战争赔款总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战争赔款总额13亿银元，按现在价格计算相当于300多亿美元，14年抗战直接损失大约1000亿美元。

　　如此大规模的财富损失之所以没有激发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是因为虚拟经济改变了财富的存在形式，财富的转移和掠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而老百姓被掠夺一空仍然没有感觉;而当初是在实体经济条件下，财富直接以物质形式存在，看到八国联军和日本鬼子把中国财富一船一船地运走，自然会激发起中国老百姓的强烈反抗。虽然现在也还是把中国财富一船一船地运走，但是却起了个名字，叫贸易，在运走中国货物的同时，给中国留下了一堆废纸片。并非原始土著民族的文明中国，之所以能够接受西方国家用一些废纸片换取自己数万亿、数十万亿，甚至数百万亿的物质财富——仅2万亿美元的结存外汇就意味着中国至少300万亿人民币的物质财富被运到了西方国家，送入了成千上万个西方家庭，是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海外利益机制，利用这个海外利益机制，与中国精英集团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把中国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越来越大规模地变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财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殖民经济庄园——“中美国”，就是海外利益机制作用的结果。

　　“中美国”概念的发明者、美国学者弗格森在解释“中美国”的含义时比喻道：“中美国类似于男女组成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男人挣钱，女人花钱；挣钱的这个男人就是中国，花钱的这个女人就是美国。中国生产，美国消费，这就是中美国”。可见，把13亿中国人民在整体上变成美国的奴隶，就是“中美国”的基本功能。在“中美国”这个新型殖民经济体中，美国精英集团吃肉，美国老百姓喝汤，中国精英集团啃骨头，中国老百姓饿着肚子干活。可以说，“中美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数百年殖民史上最成功的杰作，成功就在于不仅实现了不费一枪一弹地占有对方财富，而且能够让对方如同失身孕妇急切盼望着嫁给流氓一样，急切盼望着把财富全部送给自己。从前年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中国经济媒体和经济部门始终就是一个主题：如何扩大出口，把财富送往美欧等发达国家。如果单从他们研究和工作的方向来看，已很难辨别他们究竟是中国的经济媒体和经济部门，还是美国的生产和后勤管理部门。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功操控中国媒体界和经济部门向着自己需要的方向发展，奥秘就在于这个海外利益机制。

　　在中国建立海外利益机制，是西方国家在世界一体化和经济虚拟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的殖民掠夺方式，已成为当今西方帝国主义掠夺和瓜分中国的主要方式。1840年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先后有三种方式。一是直接侵略和占领中国，如同当初八国联军和日本帝国主义那样，这种方式容易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军队很难站稳脚跟;于是绝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便选择了第二种掠夺方式：在中国培养代理人瓜分中国。由于这第二种方式带来的军阀混战让中国人民根本活不下去，便在毛主席领导下推翻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西方代理人统治，走上了民族独立道路。在武力统治和代理人统治两种方式全部失败以后，西方国家总结教训，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每一个西方国家都在中国各自找一个代理人，彼此厮杀引起中国人民反抗，而是西方国家以美国为首联合起来，在中国找一个西方国家的共同代理人，于是，便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建立起第三种掠夺方式：建立海外利益机制。

　　所谓海外利益机制，就是通过暗中收买、直接雇佣、项目合作、课题经费、企业注册、接纳黑钱、海外持股、亲属定居、子女发展、贿赂提成、人权保护、名利分配等五花八门的一系列手段，把中国主流精英的利益与中国国家可以分割开来，再通过子女亲属在西方国家定居或加入当地国籍，以及财产和资本向西方国家转移，把中国主流精英的利益和西方国家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在研究、咨询和决策过程中，自然而然地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上进行选择，不带有任何犯罪因素地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围猎的对象。并且整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表面上都合理合法，其中没有任何哪怕是十分细小的犯罪情节，整个国家利益就是在这种合理合法的情况下被让渡给西方国家的。西方国家根本无需直接指挥和具体操纵，只需要对那些表现特别优异的精英给予同样合理合法的各种奖励就可以了，比如巨额课题经费、巨额独立董事费、以及令人羡慕的各种头衔等等。可见，海外利益机制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是一架自动运转的无形机器，所有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政策，从开始立项、研究、再到咨询、决策的整个过程，完全是合法公开的进程，其中每一个精英都在自觉地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服务，但是又没有任何一个人接受来自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具体指令（在此暂不考虑间谍因素），即使把整个决策过程全部放到国家安全部门直接监督之下，也将没有任何办法。此前我们在谈到这方面的金融安全时曾经特别强调，对于海外利益机制的防范，唯一有效的防火墙就是爱国精神，还有就是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此外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效防范，这就是国内外主流精英拼命妖魔化爱国主义、妖魔化群众运动的一个根本原因。为什么说人民群众直接监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人民群众监督实行有罪推定，每一个主流精英都要证明自己没有损害国家利益，自然就能够废掉海外利益机制的基本功能。中国之所以无法在美国建立海外利益机制，让美国主流精英为中国服务，道理就在于此。如果仅就这一点来讲，也就是说仅就国家这个层面来说，毛泽东对美国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中国的影响。正是因为美国尝到了毛泽东的甜头，才会操纵中国主流精英拼命妖魔化毛泽东，防止中国也同样尝到甜头。

　　在中国内部自动运转的这个海外利益机制，最初只是推动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向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后来逐渐扩大到能够推动中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向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最终甚至发展到连一些具体经济政策都要首先考虑美国利益。所以，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关心程度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在内的许多美国官员，都曾十分严厉地警告中国，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将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影响，所谓实质性影响，就是中美决裂，进入战争或准战争状态。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力培育下，中国内部自动运转的海外利益机制越来越强大，最终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政党化的海外利益集团。虽然这个海外利益集团没有像政党那样具有公开的组织纽带，但是却通过利益纽带异常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牢牢控制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精英集团。这个主流精英集团为了捍卫自身的统治地位，把中国牢固地锁定在“中美国”的奴隶地位上，十分本能地严酷排斥任何形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无论是政界、商界、学界，还是媒体界，任何一个人——无论多么有才华——只要沾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就只能是死路一条，所有成功大门都会对其彻底关闭。一旦这个自动运转的庞大机器发生故障，美国会立刻出手维护，保证这架庞大机器的运转自如。最近两年来，由于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出卖祖国和仇恨人民，在网络上遭受到民众的愤怒声讨，美国立刻出面，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一位“带头大哥”，推上了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名利顶端。此举就是在警示中国社会特别是警示中国知识分子。只有跟着美国走才是功成名就的正路，其它都是歪门邪道。可以说，在这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对美国本土的控制。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主流精英被打造成为海外利益集团的唯一国家，在中国被掏空耗光以后，会不会再有下一个国家我们不得而知，但在今天的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国家的主流精英，会站在别国立场上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中国之所以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遭受如此不幸的国家，究其原因，大概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世界一体化发展形成了世界范围内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再分配，由西方发达国家精英集团主导的这个利益再分配过程，把全世界精英集团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了，造成发展中国家精英集团的利益与本民族的利益形成了分离和对立，必然使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集团走上损害本国发展的道路。这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悲剧，中国之所以特别严重，是因为中国最有条件成为西方国家的“国际厨房”，所以率先成为西方国家围猎的对象。这是中国形成庞大的海外利益集团，不幸沦为“国际厨房”和“国际奶牛”的世界背景。

　　第二，中国历史上从未有机会对背叛祖国的汉奸进行过大规模清算和镇压，造成了汉奸空前泛滥。这是中国形成庞大海外利益集团、肆无忌惮地卖国毁国的历史根源。此前我们曾多次谈到，历史上中华民族所有亡国灭种的大祸，无一是亡于外敌，几乎全部是亡于汉奸，并且历史上所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最终都是被汉奸买办镇压的，直接被洋人镇压掉的很少。“反清灭洋”的太平天国是被汉奸买办镇压的，“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同样是被汉奸买办镇压的。在毛泽东之前，由于历史上历次反侵略、反汉奸的斗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根本就没有镇压汉奸买办的机会，这就造成了中国的汉奸买办不仅是政治上经济上的胜利者，同时也是文化上的胜利者，进而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汉奸文化、买办文化。比如长期以来对曾国藩、李鸿章等的歌颂，就是汉奸文化、买办文化泛滥的表现，这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文化大革命是对汉奸文化、买办文化的唯一批判，可是却被作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控诉了30年，江青因此而被判处死刑。结果不仅没有对汉奸文化、买办文化形成实质性打击，反倒给汉奸文化、买办文化提供了欢呼胜利的发展机会，使文革后汉奸文化、买办文化达到空前高峰，甚至“汉奸”、“买办”已不再是贬义词，而是继“老干部”、“知识分子”之后，成为第二批被平反的历史对象。汉奸文化、买办文化的空前发展，把中国推入到了一个以汉奸为荣、以买办为荣的政治文化变态时代，为西方国家控制中国精英、打造海外利益集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特殊条件，这个特殊条件是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具备的。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从未有过清算汉奸、买办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抗战胜利。但是，由于当时蒋介石在积极收编伪军和汉奸准备打内战，国民党接受大员的极端腐败又使他们与汉奸沆瀣一气，从而错过了清算汉奸的唯一历史机会，而蒋介石本身的买办身份使他更不可能清算买办。所以，二战后中国的汉奸、买办是所有同盟国中唯一没有被清算的邪恶势力。如果当时中国也像法国对付法奸、苏联对付苏奸那样，当今中国绝不会有如此众多的汉奸买办，即便是有，其中有许多人也会战战兢兢、夜不能寐。二战胜利后，法国处治法奸那种恐怖情景，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会让所有后来人闻之丧胆，把那些女法奸脱光衣服剃成光头，拖到公众场合任凭公众随意处罚。这种超越任何地狱酷刑的极端暴虐情景，莫说是亲身经历一次，即使看到一次，也足以让绝大多数人发誓以后宁可选择死亡，也绝不会选择法奸。可见，不仅法国的民主制度，包括法国的政治伦理，都是通过暴力均衡建立起来的。与法国同类相比较，作为汉奸买办，生在中国是无比幸福的，即使在被他们控诉为最残暴的文革时期，也不过就是开个批斗会、拔拔麦子而已。中国右派之所以把文革批斗会控诉成为人类历史最惨无人道的行为，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并不是控诉文革，而是怕中国老百姓也走上欧洲老百姓的道路，所以才把批斗会设置成为惨无人道的行为底线。

　　第三，中国改革教的历史本性，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投靠西方帝国主义，这是中国海外利益集团形成的根本原因。如果仅仅是世界一体化的全球利益调整和中国历史上汉奸从未被清算这两个因素，还不足以形成如此庞大的海外利益集团，还不足以把整个中华民族都变成了“中美国”的庄园奴隶。把中国推入经济殖民化深渊的根本因素，就是改革教的兴起和发展。我们提出改革教的概念，就是要把那些从民主派到走资派再到卖国派的官僚买办势力，与共产党区分开来。这些官僚买办势力是共产党内形成的恶性肿瘤，但是他们并不是共产党本身，如同肿瘤不是人体本身一样。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就是要切除生长在共产党体内的这个恶性肿瘤，而不是要打倒共产党，这就是毛派共产党人与极端右翼势力的根本区别。极端右翼势力的目的是要打倒共产党，其实打倒共产党也不是终极目的，他们的终极目的是要解体中华民族，以保证美国等西方国家能够永久性控制中国。即使没有共产党，即使换上国民党以及其他任何一个政党，只要是能够统一中国的政治力量，他们都会照样反对。我们这里所说的极端右翼势力，其中就包括这个海外利益集团。

　　改革教的形成和发展，应该说是中国革命的必然产物。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阶级发展也不成熟，迫使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形成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的性质又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中国革命的内在矛盾：必须让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用城市无产阶级的眼光看问题。而这是几乎难以调和的历史矛盾，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逻辑是首先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而农民革命的历史逻辑是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首先解放的是自己。战争年代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建国以后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绝大多数党内官僚如同历代农民起义成功后一样，要求好好地坐天下;而毛泽东则要求继续往前走，让老百姓坐天下;这样，彼此之间的矛盾便越来越尖锐，越来越难以调和。当时矛盾主要表现在如何处理党群关系上。毛泽东认为，只有把共产党放在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这个党才能保持先进性，避免演变成为另一个剥削集团;刘少奇则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人民群众的政治力量，完全可以通过自我修养保持先进性，根本不需要由人民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本《论修养》，把和尚参禅打坐那一套搬到了共产党内;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外，还有人主张一种保持共产党先进性的方法，就是用武力强迫人民群众承认共产党具有先进性，这实际上是对《论修养》的一种补充，也就是当共产党脱离群众，群众不再承认共产党先进性时，就用武力对付群众。由此，开始把四川袍哥的黑道文化注入共产党内，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历史悲剧，后来借改革之名不顾天理人伦地敢于突破一切文明底线，就是这个黑道文化泛滥的结果。指导中国改革的所谓“猫论”“摸论”“不争论”等，无一不是具有黑道文化的色彩。

　　正是在这个黑道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刘邓之间的官权联盟，从五十年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到后来的四清运动，把毛泽东发动群众监督共产党的所有运动，无一例外地全部变成了整群众的运动，直到后来文化大革命初期，仍然在采用白色恐怖手段镇压群众。在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共和国不可避免地要滑向剥削社会的强大历史逆流面前，毛泽东没有顺应强大的历史逆流，没有像美国华盛顿之流那样，通过与精英集团联手杀戮人民而博取精英集团的世代歌颂，而是坚决选择与人民站在一起，掀起了向官权阶级宣战的第二次大革命。由于受历史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历史还不具备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国家权力、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成熟条件和成熟形式，所以毛泽东把第二次革命确定为是“政治大演习”，既然是演习，就不是要也不可能彻底剥夺官权阶级的统治地位，而是要也只能是为后人开辟和留下一条将来——也就是今天——摆脱亡国灭种的历史出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于当时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来讲，这是生命有限性和历史无限性之间不可克服矛盾的必然选择，只有对人民充满亲人感情的毛泽东才会做出这种选择，每每念及此处，便忍不住热泪长流。好在人民是最有良心的，无论那些主流媒体和邪恶分子如何妖魔化毛泽东，人民仍然顶着政治、舆论等各种高压，如同怀念亲人一样地怀念毛泽东。

　　后来，随着毛主席去世，人类历史上第一场民权与官权大决战的革命失败了。只是这场革命失败后人民遭受的灾难，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失败后的灾难。因为在此之前的所有革命，都是有组织的社会政治集团之间的对决，诸如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国民党领导的辛亥革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革命失败后被镇压的只是那些革命者或革命党。而文化大革命则是全体中国人民与官权阶级之间的大决战，胜利的官权阶级找不到具体的政治集团报复出气，所谓红卫兵造反派只不过是镇压老百姓的一个政治符号，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政治集团，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符合这个政治符号。如此一来，便把打击报复的矛头对准了全国老百姓，打着改革旗号开始了对老百姓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全面剥夺。城市改革第一炮，先打掉了毛泽东建立起来的穷人价格补贴制度，宣告了大锅饭和铁饭碗的非法性;同时全面剥夺了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等老百姓的基本政治权利。接下来第二炮打掉了老百姓的大锅饭和铁饭碗，6千万工人被赶出工厂大门，数百万妇女被逼良为娼，在占有工人工厂的同时，还占有了他们的妻女，同时满足了官权阶级占有更多财富的心理要求和占有更多女人的生理要求。官权阶级一片欢呼，深圳等许多大城市树立起了邓小平的巨幅画像。第三炮打掉了老百姓的福利保障制度，老百姓被压在了住房、医疗、教育等三座大山之下。第四炮则通过房市股市汇市等金融信用制度改革，打掉了老百姓对未来所有的美好希望，把老百姓永远锁定在了一无所有的贫困位置上。接下来改革的大炮还会轰向哪里，谁也不知道，老百姓只能在惴惴不安的恐慌中被动等待。由于如此全面彻底地掠夺的对象并不是某一个社会集团、某一个社会阶层或者某一个特定区域，而是全体中国人民，而经过文革的官权阶级又十分清楚民众崛起的伟大力量，这就必然会造成大肆抢劫的官权阶级产生历史恐慌，因而需要寻找一个更加强大的力量作为靠山，需要同时安排好安全可靠的历史退路。而能够满足他们这种需要的只有洋人，于是便自然投入了洋人怀抱。美国等西方国家又恰恰需要控制和享有中国资源，于是便一拍即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海外利益集团，把中国推上了毁灭道路。

　　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中国海外利益集团，之所以在把中国推向毁灭道路，完全是由他们各自利益决定的，并非来自于他们的主观意志。一方面，作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工业化发展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在人类还没有找到新的发展方式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既要享受工业化的成果，又不愿意消耗本国资源和污染本国环境，就只能向其他国家转嫁矛盾。而中国是最适合转嫁矛盾的国家，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选择毁灭中国。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官权阶级来说，他们复辟后没有像其他国家的精英集团那样，给老百姓留有活路和进行安抚，而是选择了镇压、掠夺和妖魔化等积累仇恨的方法，在把老百姓逼向极端。特别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历史自信，不相信自己有能力长期占据统治地位，随时准备拔腿逃跑，所以才会出现抓紧时间大捞特捞、并且边捞边向国外转移的罕见现象。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投靠洋人，不惜毁灭中国，此外同样没有其它任何选择。只要稍微关注一下中国的政治生活就会发现，今天那些向共产党叫板、要求共产党下台的所谓民主人士，无一不是当初八十、九十年代的改革人士；今天他们控诉共产党的所谓罪行，无一不是当初他们提供给共产党的改革理论；并且中国改革教所有的主将长老，上自包括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邓氏三架马车”，下自包括许多靠改革成名的专家学者，目前几乎齐刷刷地公开站到了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的立场上。特别是今年海外发表的《赵紫阳回忆录》和那个《国庆前夕老同志谈话》，公开宣称中国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就是要符合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要求。这些人都曾担任过共产党总书记、国务院总理和人大委员长，是中外皆知的中国改革派领导人，连这些人都成为了海外利益集团成员，中国又怎么能够逃脱陷入殖民经济循环圈的悲剧!

　　当初江青说他们是从民主派到走资派，他们把江青拉出去判了死刑，现在看来，他们不仅是从民主派到走资派，并且还最终成为了卖国派，走完了从民主派——走资派——卖国派的完整历史过程。目前，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省部级以上的改革教主将在纷纷公开他们的叛党叛国立场，其实是在进行第二次历史投机，他们第一次投机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成为了高官显贵，子女后代才能在中国发大财，在美国拿绿卡。现在，他们又把官权阶级和改革教制造的所有罪行全部扣到共产党头上，企图通过制造共产党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再次投机革命，像叶利钦等人那样成为新的民众领袖。只是他们再次投机革命的梦想，被通钢工人阶级彻底粉碎了。通钢工人阶级起来首先清算的就是走狗代理人，陈国军是建龙集团的代理人，那些改革教主将是西方帝国主义代理人，是西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掠夺中国，并把中国推向毁灭的走狗和工具。一旦中国人民起来，等待他们的下场绝不会是成为叶利钦，而只能是成为陈国军。

　　海外利益集团是当今中国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第一问题。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反侵略斗争的失败，无一是败于外地，全部是败于汉奸;当今中国所有灾难中最大的灾难，就是经济殖民化的灾难，并且所有灾难都是于此相联系，可以说是其它所有灾难的总根源。海外利益机制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斗争的根本方向和根本性质，以往中国历史上所有政治斗争，世界历史上其他所有国家的政治斗争，其共同特点就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成为国家和民族的领导力量。可是，中国海外利益机制的形成，海外利益集团的出现，却把政治斗争的目标转向了毁灭国家；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目的不再是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而是要把国家变成西方国家转移各种工业化弊端的毁灭性场所。甚至连传统的殖民地都够不上，传统殖民地最多就是贫困和劳作，而不会发生资源枯竭和环境崩溃等巨大生态灾难。如果说以往中国的政治斗争，是大家都在争当中国这艘大船的船长，那么现在则是要把这艘大船当废铁卖掉，甚至干脆要炸毁这艘大船。对于生活在这艘大船上的13亿中国人民来讲，当前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保住这艘大船，彻底粉碎海外利益机制和海外利益集团，否则，其它所有事情做得再好，都将没有任何意义。

　　要粉碎海外利益机制和铲除海外利益集团，并防止以后再次出现类似叛国集团，所有中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还是各行各业、各党各派，都必须达成一个颠扑不破的统一共识，就是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在任何条件下绝不允许任何人勾结外来势力插手中国事物。这必须成为绝不允许有任何例外的一个政治铁律，必须成为任何人都不能突破的一条政治底线。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突破这条政治底线，对其的处罚也将同样不再有任何底线，将不再受处罚手段、处罚范围、处罚方式以及处罚时效等一切方面的限制。“别维年科下场”必须是所有叛国者的最终下场(别维年科是俄罗斯叛国者，获得英国国籍一个月后被处死)，绝不能有任何例外，哪怕是踏遍天涯海角、搜尽世界每一个角落，也必须将叛国者缉拿归案，不方便缉拿归案者将就地正法。2006年俄罗斯叛国者别维年科在英国被处死后，至今俄罗斯上千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政党勾结美国等西方势力损害俄罗斯国家利益。中国也必须这样，并且中国更有条件这样，因为全世界华人是家，包括大陆在内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华人，都绝不愿意看到也绝不能够接受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被毁灭，无论他是哪个国家的国籍，也无论他怀里揣着哪个国家的居留卡，更无论他在世界什么地方，一旦祖国有难，所有华人都会立刻成为中国人，众志成城地围绕在祖国母亲身旁，为祖国母亲分忧解难。中华民族的伟力就在于此，中华民族能够历尽劫难、饱经忧患而绵延发展的最深厚根源，也在于此。可以预料，当包括大陆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了解到买办汉奸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劫难后，在世界范围内对这些买办汉奸的追捕，将成为全世界华人大团结的一个伟大的历史契机，到那时，今天这些耀武扬威的买办汉奸，将会如同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落入全球华人大追捕的天罗地网之中。到那时他们就会知道，在世界一体化的地球村时代，想通过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方法来逃避人民和历史的清算，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条路是绝对走不通的。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自己和亲属遭受到更加严酷的惩罚。

　　虽然中华民族是具有无限包容能力的民族，中国人民更是十分善良的人民，但是从现在起，这种包容和善良绝不再适合于叛国者。中华民族可以包容任何事物、任何文化，甚至任何主义，但是唯独不能再包容叛国者;中国人民要永远对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群保持善良，但是唯独不能再对叛国者保持善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可以宽容所有人，包括那些曾经是敌人的人，但是唯独不能再宽容叛国者。因为汉奸买办是能够制约中华民族崛起的唯一力量，只要彻底解决了这个力量，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必将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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