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迎接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一）

　　序言

　　此前我们有几个基本判断：一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二是胡锦涛新政是实现不流血转变的最后机会;三是国内阶级斗争，将在今年由思想斗争阶段转入政治斗争阶段;四是毛派共产党人和中国左翼力量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现在看来所有这些判断正在成为中国的现实，只是不流血转变的机会越来越小，正在被政治领域的腐败势力、经济领域的买办势力和文化领域的汉奸势力所堵塞，把中国逼上了矛盾大爆发的历史道路。

　　当今中国几乎所有政治力量都认为目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通钢事件和房市股市的强行拉高套现，表明中国社会已经临近阶级大决战的前夜。考察决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现：在历史道义力量方面，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毛派共产党人和左翼力量占据绝对优势，他们拥有民生、民族和民主三面大旗中的两面半，即拥有一面民生大旗和一面民族大旗，另外还有半面民主旗帜，而右派只有半面民主旗帜。所谓半面民主旗帜，是指左派倡导大众民主，右派倡导精英民主，所以各占半面民主旗帜。可以说，民生、民族、民主这三面大旗，是决定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胜败的根本因素，任何一个政治力量只有同时拥有这三面大旗，才能被人民和历史所接受。所以，右派的半面民主旗帜注定了他们一定会被历史淘汰的政治命运。但是，在现实力量方面，代表腐败势力、买办势力和汉奸势力的右派则占据绝对优势，他们拥有国家行政力量，媒体力量和经济资源，甚至在向军队渗透，据说连首富黄光裕都在暗中联合富豪、勾结军队，试图由他们出资镇压左派。对毛派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正在成为当今右派的阶级共识。

　　通钢事件之所以成为决战前夜的历史标志，不仅仅在于她反映了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不仅仅在于她打掉了私有化改革的历史合法性，不仅仅在于她宣告了改革教已经成为与人民相对立的反动力量，不仅仅在于她把“要改革教还是要共产党，要买办集团还是要共和国”的历史选择摆到了全党全国人民面前;还在于她开辟了一条能够解决矛盾的道路和途径，并且这条道路和途径还同时堵塞了买办汉奸势力发动颜色革命的道路。通钢事件这一惊天动地的大事出现后，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借这个事件鼓噪西方民主自由，反倒集体失语、出奇沉默，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了工人阶级明确的阶级要求和阶级立场，是他们根本无法利用的，不仅无法利用工人阶级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甚至会成为工人阶级清算的首批对象。通钢事件中被打死的人既非权贵也非富豪，而是权贵富豪的代理人陈国军，毫无疑问，陈国军之死具有强烈的政治寓意和传统历史色彩，预示着当今中国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变革时期一样，狗腿子的下场会比主子更悲惨，甚至只有狗腿子单方面下场悲惨，主子反倒有许多幸免于难的选择。许许多多右派读懂了陈国军之死的政治寓意，于是如同感受到灾难降临的狗一样，立刻停止了狂吠。

　　当今中国越来越类似于遭受亡国灭种大祸的晚清末年。同样是遭受西方列强的包围和掠夺，同样是经济买办操控、媒体汉奸横行，同样是割地(外资占地)赔款(占用外汇)。甚至比那时更加糟糕的是，还增加了资源枯竭和环境崩溃的灾难威胁。包括晚清时期在内的中国历次危难，往往都表现为是国破山河在，亡国不灭种，在客观上为后人光复中华、重新收拾旧山河保留了自然基础;而当今中国的危难则是国在山河破，未亡先灭种：资源将被掏空，环境濒于崩溃，东方文化被扫荡一空，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考验。

　　不过，我们也具有那时所不具有的空前优势：第一，我们有了实现民族意志统一和民族崛起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晚清时期中国没有自己的指导思想，而是向西方学习和请教，被宰杀的羔羊向豺狼请教生存之道，结果必然是永远被宰杀。道理很简单，因为狼需要吃羊，绝不允许羊变成狼，晚清洋务运动和今天殖民经济的悲剧，就是按照狼的理论指导羊群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毛泽东思想，就是专门对付狼的理论。第二，在政治文明方面，晚清时期中国在千方百计要成为西方合格的学生，现在中国已经成为西方的先生。包括共同诉讼制度在内的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几乎都是来自于中国文革的探索。现代政治文明的专利权被西方拿走，反倒把中国变成现代政治文明的“蛮夷之地”，完全是家贼勾结外敌自毁家园的结果。第三，晚清时期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主张截然相反，那时知识分子认为外来的洋人东西太少，不足以摧毁国内制度，恨不得一夜之间全盘西化，连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都劝说青年不要读中国书，要读就读外国书;而当时老百姓则认为外来的洋人东西太多，是在掠夺和宰割中国。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相反选择，注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洋人联合起来共同镇压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洋人用武力镇压中国老百姓，中国知识分子用文化镇压中国老百姓。而现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已经和老百姓走上了同一条道路。不仅人民觉醒了，部分知识分子觉醒了，包括被称为红色权贵的那些共和国元勋后代也有许多人觉醒了，党内健康力量正在亡国灭种的大祸到来之前迅速聚集，这些，就是我们再次战胜亡国灭种大祸的优势所在。

　　这些，就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即将全面爆发的历史背景。

　　对于那些时至今日仍然在喋喋不休地重复什么“老百姓有饭吃就不会造反”的政治木乃伊，我们要大声地对他们说：“快回家去吧，你妈妈在喊你回家吃饭”。你们那些陈词滥调只适合于农民社会，而现在是市民社会。农业社会的逻辑是没饭吃才造反，工业社会则是饭多了才造反。所以才有了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的变革就一定会到来，革命就一定会爆发，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第一部分，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难

　　一，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并且还到了历史上最软弱的时候。

　　1840年以来中国只是遭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负，并没有遭受到周边诸弱的欺负;而现在则是既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又遭受亚洲诸弱的欺负，几乎到了无一个国家不敢欺负中国的地步。以至于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把中国认真地看作是一个国家了，无论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只要掌握了中国官员的腐败证据，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欺负中国。举目四望，除了俄罗斯、蒙古和朝鲜所在的北部边境之外，周边其它地方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瓜分中国领土：东面是日本在抢占中国的钓鱼岛和东海资源;南面是东南亚国家在瓜分中国南沙群岛和南海资源;西面是美国操纵的藏独和疆独在分疆裂土;即使在历史上最软弱的南宋晚清时期，中国都没有落到如此悲惨地步!特别是日本一个战败国侵占中国一个战胜国的领土，更是世界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荒谬现象，所持理由就是当初邓小平答应过他们要共同开发。力拓间谍案造成中国损失7千亿元，相当于2007年全国工资总额的四分之一，结果连个间谍罪都不敢定，无论是澳大利亚国家还是力拓公司，都把随意掠夺中国、损害中国、侮辱中国看作是天经地义，而把中国最微弱的反抗看作是天地难容。美国间谍未损朝鲜一物被朝鲜判处12年徒刑，美国又是道歉又是登门拜访，可是澳大利亚间谍损害中国7千亿，中国甚至不敢把对方称为间谍，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软弱现象，即便在晚清被日本和西方列强攻破国门的最悲惨时候，都敢于处死外国间谍。可今天居然软弱到了不仅不敢反抗西方一个国家，甚至到了不敢反抗西方一个公司的可怜地步!

　　既然连澳大利亚一个公司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欺负中国掠夺中国，作为世界霸权的美国对中国就更是不在话下，美国联邦政府对中国的要求，甚至超过了对属下各个州政府的要求。美国在强迫中国开放工商产业，强迫中国开放金融业，强迫开采中国稀有金属，强迫中国炼焦等一系列毁灭环境的举动之后，现在又强迫中国开放影视业和新闻媒体业，对于目前一党领导的中国政治体制来讲，强迫开放影视业和新闻媒体业，无异于在强迫中国政府脱掉最后一件裤衩。所依据的理由仍然是那个没有任何清晰条款、完全是一团迷雾的WTO。过去人们一直以为WTO是美欧等国单方面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现在才知道，WTO原来是内外相互勾结的产物，是西方国家和国内买办共同掠夺和瓜分中国财富的漂亮借口和法律砧板，无论掠夺中国什么以及掠夺多少，依据永远都是一个：WTO。现在，在控制了中国经济以后，又要通过影视业和媒体业控制中国的意识形态，所依据的还是WTO。WTO已成为美国约束中国的“第21条军规”，无论美国说什么，都是WTO;无论中国做什么，都违背WTO。WTO把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变成了单位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无论上级说什么都是对的，无论下级做什么都是错的。可以说，当今美国依据WTO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已经完全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宗主国对自己殖民地的要求。

　　甚至通过买办汉奸在中国建立了文化审查制度，对于那些反美批美的或是有损美国形象、有悖美国利益的文化现象，坚决予以封杀和清除，关闭抗美援朝纪念馆，按照美国价值观修改教科书;所有理论，都要按照美国的观点来解释世界;所有艺术，都要按照美国的审美来展示世界;所有教育，都要按照美国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美国在这方面的投入，超过了美国对中国其它任何一个方面的投资，任何一个充当美国政治或文化“检查官”的机构和个人，生活中永远不会短缺的就是金钱。最近一家很小的右翼组织在接受美国资金时没有依法纳税，仅税收罚款就超过一百多万。美国投入巨额资金在中国建立的这个文化审查制度，其覆盖面之广泛审查之严格，绝不亚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对民间宣传的审查有多严格，美国对中国政府宣传的审查就有多严格，甚至比中国政府的审查还要严格，因为美国审查制度是通过金钱支撑的，更加能够调动审查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中国行政审查制度自然效率更高。

　　还有，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包围越来越紧密。核武、航母和先进战机在源源不断地调往包围中国的十大军事基地;中国东部的美日韩东北亚军事同盟在不断进行军事升级;中国西部的美国中亚军事同盟在加紧增加先进战机和雷达系统;中国东南部的美国东南亚军事同盟正在形成;中国西南部的美国印度也在向着军事同盟方向发展;同时，美日还在携手进入蒙古，直接插入中国心脏区域。对中国如此不惜血本地成功包围，使得美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十多个发达国家，能够随时对中国发起军事干预和军事打击。

　　二，双循环的经济模式把中国老百姓永远锁进了贫困深渊。

　　所谓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指由对外的殖民经济循环圈和对内的奴隶经济循环圈，所组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先看奴隶经济循环圈，所谓奴隶经济循环圈是指老百姓就像古代奴隶一样，无论怎样苦干苦攒，最终结果都只能是两手空空。由于政治改革剥夺了罢工自由等工人的基本政治权利，赋予了老板可以随便砸碎工人饭碗的无限权利，再通过建立保安制度镇压工人的个人反抗，建立武警制度镇压工人的集体反抗，建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血汗工资制度;为了把工人工资压低到极限，减轻企业负担，最大限度地保障资本利润，又通过经济改革剥夺了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原有福利;失去了福利保障的老百姓为了买房、看病、上学和养老，就只能把微薄工资的绝大部分存入银行，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并且房价、药价，上学、养老的费用越高，老百姓就越是拼命存钱，存到一定程度再取出来送还给资本家，要么送给开发商，要么送给医院，反正最终自己只能是两手空空。

　　如果银行把老百姓的储蓄存款投入国内建设，至少还能扩大就业，有希望增加工人阶级的整体收入，但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中国银行没有把老百姓的储蓄存款用于国内建设，而是转换成为美国的投资和消费，用在了改善美国老百姓的生活上。美国把中国引向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独立的国民经济，而是为了发展中国殖民经济，还是那句话，狼引导羊是为了吃掉羊，而不是为了把羊变成狼。美国为了加速提高生活水平，形成了透支型消费，也就是借钱消费;既然有人透支，就必须同时有人储蓄，于是，通过摧毁中国老百姓的福利体系，把中国老百姓纳入了拼命储蓄的轨道，形成了奴隶经济循环圈。要把奴隶经济循环圈集中起来的财富送往美国，还需要再建立第二个经济循环圈，即殖民经济循环圈。

　　殖民经济循环圈是通过暴力压低工资的血汗工资制度实现的。由于超低工资让老百姓无钱可花，摧毁福利制度又让老百姓有钱不敢花，这就造成了有购买能力的国内需求越来越低;越来越多老百姓买不起的商品只能低价销往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甚至占到了GDP的四分之三，也就是说，中国生产的大部分商品都低价销往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支撑着西方22个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中国出口这些商品所得到的，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制的美元，由于这些美元放在中国手里完全是一堆废纸，并且还在天天贬值，为了避免贬值就只能购买美国国债和其它债券股票，如此一来，中国耗费资源和血汗赚取的外汇又送还给了美国;美国便把中国的这些钱或者用来改善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或者用来再投资控股中国产业，或者用来对付中国和包围中国等等。可以说，美国包围中国的十大军事基地，就是由中国养活的。如同奴隶经济循环圈把中国老百姓变得一无所有一样，殖民经济循环圈则把中国国家同样变得一无所有，即便资源全部耗光，最终仍然是两手空空。

　　可见，两个经济循环圈互相作用，功能互补，把中国的财富越来越彻底的循环到了美国。奴隶经济循环圈把中国老百姓的财富集中起来，殖民经济循环圈再把集中起来的财富送往美国，用于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消费。这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老百姓生活却越来越艰难，美国经济低速徘徊，美国老百姓生活却越来越富裕的奥秘所在。美国越来越大规模金融投机和虚拟经济，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国殖民经济基础上的。中国老百姓的灾难还不仅仅是两个经济循环圈的掠夺，在消费领域还有更大规模的掠夺在吞噬着老百姓微薄的收入，就是中国老百姓要用超过外国人十倍百倍的相对价格，购买相同的消费品。由于中国老百姓的工资被强行压低到外国人的几分之一、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水平，而中国消费市场又是开放的，这就在购买商品时，相对于劳动力价格来讲，中国老百姓要支付十倍乃至百倍的价格。美国通用汽车工人小时工资是78美元，中国通钢工人每月工资是300元人民币，相当于43美元，折合成小时工资仅有0.27美元，彼此之间相差270多倍。让双方在同一个市场上进行消费，等于是在向中国老百姓巨额收税，同时在向外国人进行巨额补贴。中国房价物价的疯狂上涨就是与此有关。

　　可以说，古往今来建立富人和洋人价格补贴机制的国家，只有当今中国，并且在购买过程中对穷人和国人收税之巨，对富人和外国人补贴之巨，都远远超越了人类基本良知和文明底线，任何一个稍有天良的人都不会建立如此人神共愤的价格补贴机制。中国改革的第一枪，就是对准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穷人价格补贴机制打响的。从毛泽东时代的穷人价格补贴机制，到现在的洋人价格补贴机制，中国老百姓完成了从天堂到地狱的悲剧转换。只是让人感到特别悲哀的是，推翻毛泽东建立起来的穷人价格补贴机制的改革第一枪，是在老百姓的万众欢呼声中打响的;同样，美国剥夺中国的所谓市场机制也是在中国的欢呼声中开始的。并且至今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认为美国在中国建立的各种抽血机制是正确的。可以断言，殖民经济循环圈，洋人价格补贴机制，十多万亿外资控制的产业资本，再加上以开发区和招商引资名义形成的现代割地赔款运动，美国设置的所有这些财富抽血机，迟早会把中国的资源彻底抽干。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架现代财富抽血机的牺牲品，本来这架财富抽血机的牺牲品应该是俄罗斯，只是叶利钦的桀骜不驯和普京强烈的民族主义彻底打乱了西方国家的计划，于是便把抽血机搬到了中国。而把抽血机搬到中国，恰恰符合并满足了中国官僚买办集团的嗜血欲望，于是，这架巨大的财富抽血机便在那阴沉雪茄烟的昏暗烟雾中疯狂开动起来，中国的财富，中国的资源，中国的青山绿水，中国的森林草原，中国的国民健康，统统变成了滚滚流向美国的无边财富。

　　美国等西方国家设立在中国的这架巨大财富抽血机，使1840年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的所有奋斗失去了任何积极意义，暂且不论其它损失，仅在外汇资产这一个方面被攫取的财富，就超过了14年抗战期间损失的总和，如果继续这样抽下去，中国很快就会成为第二个楼兰!

　　三，政治腐败达到极点，官权泛滥超越了历史上的皇权。

　　此前我们多次强调，中国历史上所有大动荡、大分裂、大混战、大流血，无一不是官权泛滥的结果;中国历朝历代的覆亡，也无一不是亡于官权泛滥。所以，中国历代政治的基本任务，亦无一不是约束官权，所谓吏治，其实就是治官，包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探索如何有效地约束官权。可是，后来为了巩固老爷子“垂帘听政”的地位，便对上削弱中央集权，对下镇压百姓民权，无限放纵地方官权;特别是为了防止改革开放发生逆转，保证家族后代安全，便采取了一个极为决绝的方法，就是和后来成千上万的各级官员捆在一起，逼迫各级官员为了自身利益，也会誓死捍卫老爷子地位，誓死捍卫老爷子家人。这个和成千上万官员捆在一起的方法，就是像孙悟空的分身术一样，克隆出成千上万个拥有无限权利的“老爷子”，让每一个地方官员，每一个单位的领导，都能够拥有无限权利，都能够随意支配属下每个人的命运。具体的克隆方法，就是实行所谓“放权让利”的官权化改革，中央向官员放权，民众向官员让利，通过这两条途径，把社会所有的权利最大限度地集中在官权手里，官权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超越皇权的至高无上的权利。

　　中国人民的灾难便由此开始了。

　　中国2千多年塔形的权利结构，变成了全息的权利机构，老爷子拥有多大权利，全国所有单位的官员就同样拥有多大权利。全国所有单位，无论是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奉行的原则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单位内部所有男人都是可随意支配的家奴，单位内部所有女人都是可随意淫弄的小妾，稍有不从，便让你下岗回家、陷入死地绝境!中国大地上任何一个处长以上的官员，权利之大都超过历史上的皇权，古代皇帝、王公大臣在狎妓嫖娼后，充其量也只能奖赏一些金银珠宝，没有一个皇帝或者王公大臣能够随便奖赏妓女或二奶一顶乌纱帽。可在当今中国，随便一个芝麻官只要高兴，就可以把“宝贝儿”从床上送到主席台上。社会糜烂到如此地步，政治腐败到如此地步，官权泛滥到如此地步，道德堕落到如此地步，人性丧失到如此地步，古往今来再无二例!中石化老总陈同海每天挥霍费用超过4万元，个人受贿超过2亿元，如果说中石化是个大单位，腐败金额大些不稀奇，那么北京中关村的一个小学校长涉案金额就高达1.6亿元，广州市越秀区一个小学校长涉案金额也是高达数千万元。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谁把贪污受贿上亿元的权利交给他们的?右派为了打倒共产党解体共和国，总是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一党专制，可是另一方面，这些右派在又在控诉毛泽东时代经济没有活力，官员连花一分钱的权利都没有。这些右派前后自相矛盾的控诉至少证明了巨额贪污受贿和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没有关系，根源就在于官权泛滥。

　　官权泛滥不仅把老百姓置于了牛马不如的悲惨地位——不是形容词，而是实实在在的牛马不如，因为牛马作为主人的财产，至少死活还有人管，而老百姓死活只要不涉及到工伤赔偿，根本就无人过问。山西黑煤窑黑砖窑会不顾工人死活，却不会不顾牲畜死活，因为累死牲畜需要花钱，而累死工人不需要花钱。同时，也把中央集权置于了名存实亡的地位，对于拥有无边权利的地方官权来讲，除了在对付老百姓方面还需要借用中央集权之外，已完全把中央集权踩在了脚下，中央集权的所有政策和指令，符合地方官权利益的便无限放大，不符合地方官权利益的便视为一张废纸，中央集权完全无能为力。中国已经完全变成了官权天下，当初老爷子就是凭借官权力量，才能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先后废掉两任总书记，并把第三任总书记变成了跟班。中国官权之所以能够对上把中央集权变成摆设，对下把百姓民权剥夺干净，就在于对内联合学者、对外联合洋权，通过对内联合学者具有了强大“道义力量”，通过对外联合洋权具有了强大政治力量，从而把官权推上了人类权利的顶端。无论是奴隶社会的国王，还是封建社会的皇帝，都无法和当今中国官权相比较，哪怕是历史上最集权的国王和皇帝，至少还有内在宗教的约束，而当今中国官员则没有任何约束。虽然他们表面上只是对公众高喊“你们算个屁呀!”其实在内心里，把中央集权同样看作是一个屁。邓玉娇案就是一个典型，本来，邓玉娇案是中央集权扬名立万、重归人心的绝好机会，诛杀巴东恶吏、表彰巾帼英雄，肯定会万众欢呼、全国拥护。对于最高当权者来讲，如此载入辉煌史册的绝佳机会，可谓是千载难逢，无论是康熙、乾隆，还是普京、奥巴马，估计任凭是谁都绝不会错过如此机会，可偏偏就是被称为集权专制的中国最高当局，却白白错过了这个机会，甚至迄今为止真的连个屁都没有敢放。为什么?就是在官权眼里中央集权不过就是一个屁，甚至连一个屁都算不上，左边官权吆喝一声民主，右边学者吆喝一声法治，对面洋人再吆喝一声改革，中央集权也就乖乖地退到了幕后。在此，官权威力展示得淋漓尽致。

　　官权天下的一大特点就是好官凭良心行善、恶官凭其能作恶，各地老百姓的生死祸福完全取决于地方官员的个人品行。对于一个单位来讲，女人保住贞洁的唯一希望，就是遇到一个不好色的顶头上司;对于一个地方来讲，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唯一希望，就是遇到一个信奉毛主席的好官。中国的官权割据状况除了没有世袭之外，在其它所有方面都已形成了基本雏型。一旦国家有难，中国将会立刻出现晚清那种东南互保局面，各省纷纷与八国联军单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把中央政府扔进后院的茅坑不管。今天重庆市与吉林省、河南省老百姓之间的冰火两重天，就是中国官权割据的生动典型。同样是共产党的官员，薄熙来在重庆清腐打黑唱红歌，让老百姓看到了中国的明天，看到了共产党的希望，老百姓如同解放初期那样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可是吉林、河南的老百姓却相反，天天笼罩在恐慌和绝望之中，电视报刊不停地喊：“国企改制绝不走回头路”，什么叫“国企改制绝不走回头路”?无非就是宣布要继续联合那些黑心老板把工人往死里整!结果是在同一个中央领导下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景象：重庆那种满天歌声的“解放区”，和吉林、河南那种黑沉沉的“国统区”。重庆的老百姓在歌唱共产党，吉林、河南的老百姓却在准备对付共产党。而北京的党中央对于如此截然相反的两种情景居然没有任何反映，既没有奖赏让老百姓歌唱共产党的薄熙来，也没有处罚逼迫老百姓准备对付共产党的其他两省官员，完全任由双方各行其是，无力做任何表态。

　　官权天下把所有权利都集中于官员手中，土地、矿山、森林、草原、企业、百姓以及属下官员等，全部如同私人资产一样由官员决定，这就必然会形成历史上最严酷的压迫和最尖锐的矛盾，面对历史上最尖锐的矛盾，由于地方官权并不直接拥有军队，这就必然会导致地方官权为个人安危而暗中投靠洋权，中国官员的财产和亲属越来越大规模地向国外转移，根源就在于此。在获得中央集权和洋权的双重保护以后，地方官权会更加毫无顾忌地压迫百姓，与老百姓形成不共戴天的生死对立，甚至在必要时候不惜毁灭国家，如同前面提到的晚清东南互保时期的官权一样。这样一来，地方官权便没有任何选择地走上了誓死捍卫老爷子的道路，可见，这完全是四川袍哥滚刀肉做法的升级版：大家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虽然方法土一些，但是却相当成功，只是苦了中国老百姓和中华民族。

　　四，主流精英在整体上背叛了祖国和人民，国家失去了内部变革的有序化和抵抗外来入侵的能力。

　　虽然当今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已经和人民走到了一起，但是这部分知识分子始终被排斥在主流之外。中国主流精英，特别是控制思想舆论领域的主流精英，已借着全球化的潮流率先走上了背叛祖国和人民的道路。当初清兵入关和日军入侵那种汉奸泛滥的现象，将会成百倍地在中国重演，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历史苦难。此前我们曾多次讲过，欧洲中世纪皇权与教权双峰并立的政治格局，在客观上把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融成为一体，知识分子成为了人民群众的天然代言人和自然领导者，无论是社会内部变革还是抵抗外来入侵，整个国家都能够统一成为强大力量。中国知识分子则相反，皇权一统和科举取士，造就了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追求，学习的唯一目的就是入仕做官。入仕成功者，从此官僚学者集于一身，和民众形成官民对立，所思所想就是如何整治人民，如同现在的官员一样;入仕失败者，要么跑去给官员做幕僚，要么跑去给地主做狗腿子当师爷，总之是成为欺压人民的各类走狗;只有被社会彻底边缘化的极少数知识分子，才会流落乡间或者教私塾，或者蹲在路边替人写状纸，由于这些被彻底边缘化的失败者传授的价值观仍然是“学而优则仕”，而其本身又什么都不是，这种自我否定自我矮化的猥琐心态，使他们与劳动人民格格不入;如此一来，中国知识分子便彻底脱离了人民群众，如同两个生物群体那样互不相融。毛泽东试图通过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途径，强行把中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知识分子也像欧洲知识分子那样，成为能够与权利和资本相抗衡的强大社会力量。毛主席逝世后，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没有理解和接受毛主席的一番苦心，反倒把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看作是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由此而对毛主席、对人民群众产生了刻骨仇恨，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怀抱。

　　主流精英投入西方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将给中华民族带来两个方面的灾难性影响。

　　其一，随时会“引领清兵入关”，勾结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围剿、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美国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所以要在中国周边设立十大军事基地，就是要阻止中国成为第二个俄罗斯，最终摆脱经济殖民地的命运。只要美国感受到中美之间的殖民经济循环圈遭受到威胁，并坚信已投靠西方的主流精英地位稳固，美国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会毫不犹豫地随时对中国进行各种打击。而中国主流精英固有的“引狼入室”和“与狼共舞”的历史传统，将会把本来还是觊觎窥伺的潜在敌人，鼓励成为公开入侵的外来势力，并且会像妓女迎接嫖客那样欢欣鼓舞地投靠外来侵略者。当初清兵一路杀到南京，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屠杀掉80万老百姓，就在80万遇难百姓的鲜血还在汩汩流淌时，清兵一张科举取士的招聘广告，主流精英立刻便从各个角落冒了出来，跨过百姓的尸体，踏着满街鲜血前去入仕做官。抗战时期更是如此，完全是日本人指挥着中国人在打中国人，仅伪军正规军的数量就超过日军两倍以上，如果当时不是有延安非主流知识分子的制约，恐怕中国主流知识精英早已像当初投靠清兵一样地整体投靠了日本人。与那时相比，当今中国更加岌岌可危，因为无论是清兵入关还是日军入侵时期，至少那时人们都以汉奸为耻，并不以汉奸为荣，连最大汉奸汪精卫都声称是要“曲线救国”，仍然宣扬以爱国为荣，而当今中国主流精英却以卖国为荣，以汉奸为荣，公开把爱国主义称为是“爱国贼”。对“爱国贼”的批判，使主流精英对祖国和人民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仇恨，其中有些人甚至已经失去了等待外来入侵的耐心，主动要求美国总统及早发动对中国的打击。中国如同一条大船，主流精英如同一群强盗，他们抢劫了船上旅客所有的财物，并且已全部搬运到了西方国家那艘船上，现在最渴望的就是把中国这艘大船凿沉，以便能够塌实放心地在西方那艘大船上继续吃喝玩乐。当掌管大船的船员要毁掉大船时，大船的厄运将很难避免。

　　其二，主流精英与人民群众的背离和对立，往往会使社会变革失去方向和秩序，陷入暴政和暴乱想交替的两难状态。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大致分为自上而下的变革和自下而上的变革两种情况，前者往往称为是改良或改革，后者往往称为是革命或暴动。无论上述哪种形式的社会变革，其方向和秩序都是由主流精英和民众的结合状况决定的。包括苏联东欧变革在内的欧洲历史上所有变革的有序性，都是由欧洲文化精英和民众融为一体决定的，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后来推翻官僚社会主义的变革运动，都具有这一共同特征。马克思曾经十分形象地把这一现象概括为：“哲学把无产阶级看作是自己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则把哲学看作是自己的精神力量”，列宁也讲过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只能从外部注入社会主义，由谁来注入?就是由先进的知识分子来注入。其实，马克思和列宁本身就是当时欧洲乃至世界最先进的知识分子，所以列宁才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最优秀文化的结晶。但是在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由于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像欧洲知识分子那样，自觉地成为社会大脑和代表社会良心，而总是和最反动的政治势力结合在一起，充当最反动政治势力的狗腿子和师爷，把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变革还是自下而上的变革，统统纳入了无序化的野蛮轨道。其中，把自上而下的变革变成了暴政，把自下而上的变革变成了暴乱，把世界历史上最温顺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变成了暴民。从而使中国社会陷入了难以摆脱的暴政和暴乱想交替的两难状态。所以，中国老百姓才会发出“兴，也是苦;亡，也是苦”的千古感叹。

　　中国改革陷入无序性、把老百姓逼上绝路，就是文化精英丧尽天良的结果。指导中国改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中国改革提供的基本原则就是“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不顾死活地最大限度榨取老百姓的血汗和生命，最大限度地降低出口欧美的商品成本，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益。要知道，这不是某几个经济学家的意见，也不是由美国培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群体的意见，而是整个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一致的共识，所以才把提出这一原则的学者推崇为中国第一经济学家。在“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原则指导下的改革，必然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暴政，所有权贵富豪都放开手把老百姓往死里整，只要老百姓不造反，无论整死多少都无所谓。通钢工人就是由此被逼上绝路的，私人企业建龙集团用12亿元购买通钢278亿元资产是否公道暂且不论，就这12亿元也是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用国有银行的钱来购买国有企业，等于是用你家的钱来购买你家的房屋，这还不如土匪抢劫来得直截了当，土匪抢劫至少还没有侮辱你的智商和尊严。不花一分钱抢走数百亿元的企业也就罢了，还威胁要通钢上万工人全部下岗。要知道，对于通钢那种钢铁基地来讲，往往是全家老少二代三代在同一个企业，一旦全家下岗，就是死路一条，男人除了盗抢，女人除了卖淫，很难找到其它活路。或许有人会说，可以搞三产服务业，这在别的地方可能行得通，但在通钢那种地方行不通，一眼望去全是下岗工人，谁给谁搞服务?对于通钢那种地方来讲，下岗几乎就等同于死亡。就是在如此情况下，通钢经理居然随便一张嘴，就让上万工人全部下岗。可见，漠视民生、草菅人命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通钢事件所代表的一系列事件，反映中国已经进入了矛盾爆发期，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将全面展开。由于同人民相对立的主流精英控制了主要社会舆论，人民群众的要求无法通过主流媒体表达出来，加之长期的严厉控制和打压，人民群众又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矛盾一旦爆发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序状态，把革命变成暴乱，把人民变成暴民，重演义和团时期的革命悲剧。这是知识精英和人民群众相背离所带给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每当中国进入历史转折时期，就会无比沉重地感受到知识精英带给这个民族的无边劫难，就会深深回想起中国老祖宗的谆谆告诫：“万戈为成，贝文为败”，贝是金钱，文是文人，一旦文人和金钱相结合，把学问当作追求金钱名利的工具，等待中华民族的就必然是劫难和失败。中华民族用牺牲整个资源和环境的代价，中国老百姓用重新背负三座大山的代价，才换来了对失败这个“败”字的深刻认识。黎阳先生说得好：中国自古文人皆文匪。文士治国，必然亡国。日本人之所以在明治维新之前劫难不断、几乎亡国，就是因为听信中国文人谎言，采用文士治国的原因，后来通过明治维新换上武士道精神，东洋三岛上一群半死不活的小瘪三，立刻成为了世界强国。

　　(待续)

　　2012-02-09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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