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五一国际劳动节：「调休」阴影下，失真的工人阶级节日

　　每逢假期，调休必然登场，民怨必然沸腾，但是沸腾依旧无碍调休一次又一次的登场。

　　这是近日法国媒体对中国五月份社会假期设置的嘲弄：

　　法国人确实在这方面有资格嘲笑我们，至少在五月份。

　　看看人家的今年五月假期安排——

　　5月1日放一天(周三)，然后周四周五搭桥，连着周末一起放5天;

　　5月8日二战胜利日，5月9日耶稣日，5月10日又是周五，搭桥连着周未又是五天;

　　5月20(周一)是圣灵降临节，加上周末，再次搭桥，三天小假期。

　　没有调休。

　　还记得半年前出炉的2024春节放假安排吗?

　　和韩国人撕天撕地Chinese New Year or Lunar New Year，结果我方竟然在公元2023年公然数典忘祖……

　　老实说，这一次就中华文化层面的伤害恐怕更要胜过调休制度对工人阶级群体的损戕。

　　所谓落实“带薪休假”更是一句完全暴露政策制定者脱离群众、不察现实的何不食肉糜式表态。

　　施政方似乎完全不了解民间落实《劳动法》的真实境况——你不给我放假却让我自己去请假?连法定的周末和节假日打工人都早已难以完全享受，你还让打工人去自行向资本家们申请现在不受法律规范的除夕假?

　　君不见江西某国企领导公然叫嚣的“取消周末论”?

　　君不见某财阀高层“控诉”年轻人假期睡觉?

　　不禁让人想起1863年《恩格斯致马克思》所语：

　　人民被侮辱了，这就是不幸。

　　以及列宁在《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中的话：

　　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关心”，而饥饿者在关于一小块面包的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

　　对一小块面包“冷淡和漠不关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说这个人已经永远不愁面包、永远不缺少面包，他牢牢地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党性不过是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

　　1

　　看到一则奇葩言论：

　　这个言论属实有趣，看来“维稳”真的会上瘾，急火攻心地想镇压舆论，结果维稳维得把脑子都给维没了……

　　很明显，关于群众呼声不断的“八小时工作制”，维稳派已经开始尝试浑水摸鱼了，对此必须给予驳辨。

　　虚假的八小时工作制：所有「机构」一刀切朝九晚五。

　　这在一些西方国家往往可以看到，也是许多国人在海外旅游或定居时经常吐槽的地方，“一到下午三点，哪哪哪都没人了!”

　　真实的八小时工作制：所有机构的「人」一刀切朝九晚五，但日班夜班会有轮岗值班，且夜班时薪会得到一定补偿，保证社会机构本身会24小时运转、全天候应对突发情况。

　　这才是中国真正「人口红利」概念得以正确利用的境况，不论是“八小时”还是“红利”，都得到了它应该被付诸现实的对待——而不是现今无论是镜花水月的八小时，还是不996/007不罢休的“血汗人口红利”之双重残酷现状。

　　把人当人，才是人民的红利;把人当机器甚至牲畜，那是统治集团与既得利益群体的红利。

　　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一语中的：

　　只要工人们还依旧是工人、而他们的敌人还依旧是资本家的时候，即使工人们把他们的雇主“扼住脖子”但国家并不站在当中，工人们也得不到什么，甚至比用结成团体和罢工的方法所获得的还要少得多。

　　同样无须证明，以竞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资产阶级国家，由于它的整个物质基础，不能容许公民间除了竞争以外还有任何其他的斗争，而且一旦人们要“互相扼住脖子”，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却不是以“精神”的身份，而是用刺刀武装起来出现的。

　　包括像这种词条，都是典型的久居庙堂、不察民情、脱离群众的脑袋才能想出的宣传语言：

　　一句话：制定政策的人可能真的不知道如今的年轻人在资本的牢笼中「请假」有多么的困难。

　　说一个美国的故事。

　　John Charles Beale，一个美国小干部，1948年生人，自2000年起开始担任美国环保局EPA的高级政策顾问。他的履历极为光鲜，比如刚加入不久就获得环保局杰出服务金奖(EPA最高荣誉)。

　　John还有名校背景，念书时就给前国会议员做实习生;服过兵役，当过军医，退伍时获荣誉士兵称号，之后在普林斯顿念MBA，又在纽约大学读了法学院，一路开挂。

　　这一切的一切，除了让他领到二十万美元的年薪，成为别人口中的传奇——但是，即便如此，这样的精英在「请假」的道路上想要畅通无阻，竟然也需要编排各种借口。

　　每当他想要休息几天，John就告诉周围领导和同事：“我是FBI的秘密间谍，要去执行秘密任务了。”

　　任务是什么?不能说;去哪儿?国家机密，你知道了就摊上事儿了。

　　从2000年起到2011年退休，John利用伪造的FBI秘密间谍身份总共累计旷工了两年半多的时间，还顺带为自己谋了不少福利。

　　直到这个谎言2013年终于被拆穿，John被判处监禁和罚款，这个用了长达十三年的请假理由才被拆穿。

　　在请假艺术史上，John也算得上是个真正的legend。

　　然而，法庭上法官问他“请假的这些日子你到底干嘛去了”时，John的回答震动了全美打工人：

　　我也没干嘛，就是钓钓鱼，养养花，晒晒太阳，看看书。没什么特别要做的，只是不想上班而已。

　　如此回答，也是我们曾经的呐喊：

　　2

　　不得不说，现存的调休制度实在是反动，不论官定还是资定。

　　看似一口气放五天假、七天假、八天假，但统统会在前后的周末双休中找回来。

　　等于是“借你的双休，来补足我设立的法定假期额度”。

　　可问题是，这双休也是打工人本就法定的自有假期，你这一“借”，归还否?“借”的时候，商量否?

　　最典型如2020年的国庆，所谓“国庆中秋八天假”貌似连放八天，但实际只是由于重合而已，同时还要前后找补。

　　再比如今年的春节，连续放七天假，但其中两天本就是周末，两天是调休，法定假期其实只有三天——且过完年，就连续上七天班!

　　四川省人大代表、甘孜文旅局局长刘洪此前就有建议：

　　四川率先试点，将春节假期实际延长至九天。从中国的休假情况来看，也有空间这么做。

　　如果剔除周末的双休，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法定节假日平均为11.7天，而我国以11天排在并列33位，属中等水平，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持平。超过了澳大利亚、美国、德国、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低于荷兰、丹麦、瑞典等高福利国家，也明显低于日本、越南等国家。

　　但是!考虑到中国带薪年假和周末双休执行得极不友好，我国打工人的实际假期必然是低得多的。

　　从工作总时长上看，2018年中国人均全年工作时长达2100个小时，仅次于墨西哥的2225个小时，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工作时长。

　　2022年11月，英国《卫报》曾做了一个有关“全球各国劳动时间”的调查，中国高居世界第一，每周工作时长46小时，每天工作时长9.2小时，是世界上人均工作时长最长的国家之一，相当于英德法等国家1950年代的水平。

　　而英国人平均每天工作时长6.5小时，“最懒”的法国人则为5.2小时。

　　曾经我也觉得法国人动不动就上街、不好好工作奋斗、真是吃饱了撑着……但是现在，我已是越来越觉得当年的自己真是“背叛了工人阶级”，真可谓掉进了旧社会蒋记国民政府的资产阶级专政PUA话术里：

　　给同志们展示一本新中国出版的旧书《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的部分内容，不要忘了我们的人民政权是通过反对什么、推翻什么、战胜什么而建立的：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曾有建议，在劳动法立法层面引入“离线休息权”，提高企业隐形加班违法成本。

　　离线休息权，指劳动者在法定或约定工作时间之外，拒绝通过数字工具进行工作联络或处理工作事宜的权利。

　　真巧，又是法国，在2016年即已经在劳动法典中提出了离线权，即“断开工作网络连接从而不接受雇主指示和提供工作的权利”。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权益是可以不靠斗争就能够坐享其成的——尤其，是从统治阶层那里。

　　不仅是开篇令人震惊的今年5月份的法国“密集假期”，包括“带薪年假”这也是法国作为“革命老区”其工人阶级一步步争取来的——1936年6月，迫于工人斗争压力，法国政府通过法律规定，所有职工只要在一家企业连续工作满一年，便可享受每年十五天个人带薪假期，这标志着职工带薪休假制度的正式建立。

　　之后在许多国家，带薪休假的具体条款在各国劳动合同中均有明确规定，例如包括假期天数、休假安排、薪资支付等。还有许多国家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带薪休假公约》(第144号公约)，该公约要求成员国为工人提供至少连续四周的带薪休假。

　　而当前中国，假期前后对双休日进行克扣(本身所有的所谓“三天假”都会克扣双休)，这种操作放在996/007的大背景下着实让人崩溃：原本就已然996的状态，却又因为小长假的“寻补”而继续进一步攫取压榨双休。

　　为了促成五天假、七天假的实现，反而让长假前后的996更恶化了一个层次，直接堂而皇之地变成了007：“辛苦点，下礼拜给你一连放五天……”

　　这就是在劳资双方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均不平等的情况下，关于时间的分配权、假期的操控权完全为资本所控。

　　请一定记住列宁的历史重诲：

　　自由派资产阶级总是一只手搞改良，另一只手又收回这些改良，使之化为乌有，利用这些改良来奴役工人，把工人分成一个个集团，使劳动者永远当雇佣奴隶。

　　因此，改良主义，即使是非常真诚的改良主义，实际上变成了资产阶级腐蚀和削弱工人的工具。各国经验证明，工人相信改良主义者，总是上当受骗。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往往被表面上的让步所欺骗。

　　于是修正主义者就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事实上已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资产阶级策略上的转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猖狂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岐弄成公开的分岐。

　　3

　　2021年8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法联合发布了十个超时加班典型案例，提示用人单位违法行为风险，促进依法规范用工，明确劳动者维权预期，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

　　这样可以真正解决问题吗?

　　哈蒙德夫妇曾尖锐指出过：

　　上层阶级希望劳动者只具有奴隶的价值，工人应该是勤勉的、专注的，永远不要考虑自己，要只对主人忠诚、依附于主人。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在国家经济中最适当的地位就是过去种植园经济时代奴隶所处的地位。我们平时赞赏的人类美德。到了奴隶身上就成为了罪恶。

　　列宁亦有评论：

　　期望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有公正的科学，正象期望厂主会公正对待应不应该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加工人工资的问题一样，是愚蠢可笑的。

　　参与《劳动法》论证与起草工作的董保华教授，对该法如今的实施现状持鲜明反思态度：

　　现在的《劳动法》处于一个不被很好执行的状态，总结来看就是高标准、窄覆盖、宽执法。

　　向历史望去，2006年时《劳动合同法》第一次审稿对全社会公布，在纸面上它是一份侧重于劳工群体的法律条文，但是瞬间引发了资本家群体的群起攻之。

　　华力集团董事长汪力成第一个站出来：

　　这么重要的一部法怎么没有征求浙江企业家的意见呢?

　　随后是深圳某科技集团总裁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发表观点：

　　劳动合同法是‘未富先娇’——名义上是在保护劳动者，实际上劳动者(利益)的源在哪里?是在企业身上。中小企业运营成本已经非常高了，新法让成本进一步加大。

　　2006年4月23日，在上海关于《劳动合同法草案》的研讨会上，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徐婷婷直接威胁：

　　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

　　再然后就是洋大人亲自下场讨伐，欧盟商会上书全国人大：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会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再再然后又是美国商会：

　　这样的做法，会让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消极起来……

　　群情激奋之时，“教父”柳传志出来添柴加火“稳定军心”：

　　《劳动合同法》我们看了以后，其实还是很紧张的。我们还是太注意照顾现有企业里面员工的利益，而这种东西，实际上对于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实际上这么做，还是会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引起问题。

　　博弈的结果，《劳动合同法草案》进行了十一个方面的重大修改，其中八个方面是考虑了资本方的意见。

　　全国总工会对此评价：

　　不得不做出一些倒退性让步。

　　而媒体人杨军当时的评论很直白：

　　参加博弈的仅仅是几百名专家与一些被邀请咨询的异常活跃的企业家代表，劳动阶层本身并不在博弈过程当中。谁来代表劳动者的利益?

　　恩格斯这样描述过19世纪英国的工厂：

　　工人是禁止携带自己的钟表的，对于时间的定义也成为了资本家的特权。工人的工作时间要以工厂的时钟为准，而资本家和他的监工们往往会常常在时钟上做手脚：上班时先把时钟拨早一些，下班时又把时钟拨晚一些，通过增加工作时长剥削过多的剩余价值。

　　这与今天利用所谓的调休制度对假期设置进行干预操纵、剥夺工人阶级的休息权，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对于超时劳动，马克思有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其本质上生产了剩余价值。工人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资本家，所以工人只完成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是不够的，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为资本自行增殖服务的人，才是生产工人。

　　加班的本质就是对劳动力效益所做的打破劳动契约的强征强收，它在本就处于生产资料不公平的私有制环境里进一步压榨了工人阶级的血汗成果，造福了资本家阶群，亦拉大了劳资双方的差距，从而使得话语权、议价权等也在潜移默化中日复一日地形成阶级之间的鸿沟。

　　事实确实如此，这种制度到了20世纪的美国变成了“泰勒制”;到了21世纪的全世界(包括中国)变成了“科学管理”、“优化资源”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之美名。

　　美国学者尼基尔·萨瓦尔在《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中指出：

　　从1980年代起，硅谷的办公室氛围被不断神话并被全美(乃至全球)视作榜样。在科技创业者们的刻意引导下，这种办公室氛围有意地挪用了斯坦福等大学的校园生活方式，对自发性的强调，对娱乐性的压倒性关注，兄弟会般的氛围，这一切都在消解着旧有的——或者用硅谷人的话说，过时的——对工作和闲暇的区分。

　　这一切被包装为企业文化贩卖给员工，让员工相信自己“是在从事一项自由、自主又有创造性的工作，长久工作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

　　与此同时，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在硅谷兴建包罗万象的园区，如贵族校园般为员工提供包括免费食物、日托、医疗、健身在内的一切服务和生活便利——总有“工贼”认为这是大公司为员工提供的慷慨福利，但实际是变相“怂恿”员工花更多时间在办公室里工作，甚至将全部的个人生活都托付给公司。

　　如今，这种企业文化也已蔓延至中国资本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资本家领袖胆敢公然侃侃而谈“996是福报”。

　　996到底是不是福报，马克思说得很明白：

　　资本主义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其本质上生产了剩余价值。工人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资本家，所以工人只完成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是不够的，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为资本自行增殖服务的人，才是生产工人。

　　4

　　劳动日的长短是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斗争的力量决定的，无产阶级曾为了缩短劳动时间维持生存的权利，同资产阶级展开顽强斗争——这个斗争从英美开始，随后遍及资本主义世界。

　　1866年美国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国际代表大会召开，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提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战斗口号。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八小时工作制首次在国家层面立法颁布;1919年，刚成立不久的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第一号公约即规定了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八小时，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

　　在旧中国，我国无产阶级为争取缩短劳动日，也曾进行长期的斗争。

　　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争取八小时的工作目的决议。

　　1924年，中国共产党又把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和年节、星期日的休假日以及限制童工年龄与工作时间，列为工人最低限度的要求。

　　在工人阶级坚持的斗争下，资产阶级不得不颁布限制劳动日的国家法律、将劳动日限制在一定长度内。

　　工人阶级为争取缩短劳动日而进行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斗争毕竟是一种经济斗争，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无产阶级的地位。

　　无产者要获得彻底的解放，必须把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否则，就只能一步步沦为鱼肉。

　　1999年9月，调休制度被正式引入中国，彼时的雏形是依据1909年英国财相贝洛克·斯恩·马歇尔对于假期设置的设计，其初衷就是防止工人单日劳作时间过短、期望拉高单日工时以提升效率。

　　2008年，入世七年，在“世界工厂”“人口红利”的助推下，进一步增加了中秋、清明、端午的调休方案，中国劳动者的加班时长也逐步奔向世界前列，同时假期天数也逐渐落至末尾。

　　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五天;已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年休假十天;已满二十年的，年休假十五天。

　　而且，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但是实际生产生活中，这些贯彻落实得如何，列位心中有数。

　　更别提那些非休假的工作日其骇人的加班文化(且大多是没有加班费的)……

　　目前中国人均全年工作时长达到2100小时，仅次于墨西哥的2225小时，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工作时长——“996”、“5+2”等已是见怪不怪，劳作者们不仅很少能陪伴自己的家人，身心也到了极度疲惫的状态。

　　以今天宏观层面的舆论观察，似乎还要求打工人为这个赏赐的五天假、七天假感恩戴德，并相当义正辞严、理直气壮地提醒你：“一口气放这么长时间的假，别光想着休息!在家要常看看钉钉、企业WeChat、飞书……”

　　这属于温水煮你的同时，还当着你的面明目张胆地往你屁股底下加柴火。

　　集中时长加班所造成的身心两方面的伤害，这难道可以通过一口气睡个五天五夜找补回来吗?

　　人非机器，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身体积累的debuff(不良状态)如果不及时驱散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经济学人》曾援引一项针对一万名亚洲科技公司员工的匿名研究，结果显示：疫情期间他们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提高30%，生产力却仅仅提高18%，还引发了病假率提高、离职率上升、精神压力、育儿负担加重等系列问题。

　　这简直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调查中的时空穿越：

　　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

　　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样有害，可是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当我引用官方文献、政府报告书和议会报告书来确定杀人的事实的时候，这一点就得到了证明。

　　更何况，就利益层面，这小长假也不是让你单纯休息的，而是让你出门去消费、去贡献GDP的。

　　制定假日安排的是一个叫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的跨部门机构，其办公地点设在国家旅游局，主任和副主任分别由旅游局局长，副局长担任......

　　一切不言自明。

　　哪怕门外人山人海、各个景点水泄不通，你也必须消费。

　　否则，从拉动内需的角度你就是一个没有价值贡献的人。

　　所以，在“经济至上”的思维下，2021年杭州的某些人士竟然做出为了保住五一假期旅游流量而瞒报金钱豹逃出动物园的可怖行径。

　　在资本的眼里，人不为人，不过就是一群“消费者”罢了，给你调休“凑长假”之目的也在于此。

　　可是那些端坐高台的人似乎忘了，人们并不是不愿意消费、放松、逛街、吃喝，但这些理应置于规律性的周末双休中，而不是挤破头、让人窒息的五一/十一/春节小长假。

　　根据清华大学假日制度改革课题组的调研，“黄金周”制度自实行起，其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调休对旅游业的促进只是一种“黄金幻觉”。

　　影响旅游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如果居民的收入水平不变，无论是旅游性消费还是其他各类消费都会保持相对稳定。

　　同时，这种假期安排对于旅游业(从业者)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每年只有那么几个“黄金周”火爆异常，在极其集中的公共假期里，他们无限制的透支身体(因为这是一年中为数不多的挣钱时刻)并且大批量的进口囤积货物，但是待到假期结束，一切归于冷清，那么这种冰冷的大多数，这些旅游业的从业个体们又该如何维持生计?

　　通过调休创造出“黄金周”，仅仅只是让人们在旅游消费时间上更集中，对全年旅游收入增加并无实质性贡献。

　　最后的最后，工作时创造的价值和休息时消费的回馈全部归了既得利益者，一切的代价则丢给自己的身心承担。

　　5

　　2022年年初因字节跳动而被舆论关注的“猝死潮”，正应了19世纪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的话：

　　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

　　2022年字节跳动的人命案发生时，已经是当月国内引发关注的第三起年轻员工过劳猝死的新闻了。

　　在2022年过年期间，B站一名员工因大面积脑部出血去世的新闻就刷爆了网络，紧接着2月16日，上海尤安巨作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一名26岁的设计师也因加班过度在出租屋内猝死。

　　频发的猝死新闻是这个过劳时代的一个重要切面，它犹如一面镜子照射着千万打工人在资本面前羸弱的话语权。放大而言，是对自我生命控制力的丧失。

　　在“只有拼命向前跑，才能够留在原地”的现实——至少是资本所教育与告知的现实面前，不论健康的重要性如何被强调，仍然会源源不断的有人被牺牲。

　　前年在字节跳动不幸去世的吴同学，是字节视频架构部门的图像算法工程师，一份网传的吴同学在字节git代码管理系统的提交记录显示：他从前年1月29日开始，多次凌晨三四点还在提交代码，2月9日当天更是从凌晨三点连续提交至中午12点。

　　更令人抓狂的是这个系统使用的是协调世界时(UTC)，显示时间再加8小时才是北京时间，所以其实工作时间是正常时间，不是凌晨加班。

　　包括字节跳动成立不到一年就启用的美国硅谷十分流行的OKR系统(代替常规的KPI系统)，也让员工头疼不已。

　　字节员工制定OKR有两种方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前者指在高层提出某个目标(即O：objective)之后，各团队依次设定自己的目标任务;后者则是在团队的一般成员提出目标之后，部门负责人统一对下属的O进行认定和总结，最终形成自身的O。与此同时的，是字节每半年会依此对员工进行一次绩效评估，要求上级、同组成员、跨部门同事，平均10-20人参与，结果包含8个等级：F(不合格)、I(待改进)、M-(符合预期-)、M(符合预期)、M+(符合预期+)、E(超出预期)、E+(超出预期+)、O(卓越)………

　　这种炼狱模式及其酿成的悲剧，一年前引发了互联网大厂员工的广泛共情。

　　根据善诊最新发布的《2021年度企业员工健康白皮书》显示，针对员工健康，全行业有74.9%的企业为员工提供了多个体检套餐或可选的检查的项目，但这些项目仍然不能满足员工的健康需求，而在体检一项上，全行业的实际完成体检比率仅有66.7%。

　　在检测结果上，全行业人均体检指标异常数为8.4个。金融及保险行业员工人均异常指标数最高，达10.0个;高新科技行业人均异常指标数最低，为7.4个。

　　列宁在《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中有过指出：

　　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罢了。

　　在一个实质性没有工会也没有任何区域性工人组织的情况下，目前的劳资局面很让人无语，早已失去集体庇护的工人阶级是没有议价权和话语权的。

　　甚至，他们压根连多余的、去进行“团结”的时间都没有，连发一条“我今天好累啊”的动态都没有时间。

　　他们只是机器。

　　马克思有语：

　　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的表现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旦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异化的劳动，仅仅是为了生存的牺牲与折磨。

　　可是异化了的劳动，底层阶级根本逃脱不掉，除非坐等饿死。

　　所以那些鼓吹“你讨厌996你可以辞职啊”的声音，在资产阶级处于垄断状态的时下是很幼稚的，初中的教科书就已给出过现状描述：

　　工人看似有签订契约的自由，但是他们不受雇于这个资本家，就得受雇于那个资本家，饥饿的威胁使他们无法摆脱被资本家雇佣、受资本家剥削和压榨的命运。在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所谓雇佣双方的契约自由，对于工人来说，是徒有虚名的。

　　几乎无解之困题。

　　按照红杉资本董事长迈克尔·莫里茨的说法：

　　如果你是穷人，生活会极其艰难。你是‘中产’阶级，生活还是极其艰难。那意味着你必须接受对的教育，最终到苹果、谷歌工作才行。

　　这其实就是现在韩国人的现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最终进入有“SKY”之称的韩国版“清华北大”(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再为为数不多的高收入岗位(拿到十大财阀里有限的offer)开始新一轮厮杀……

　　其后果无需多言：

　　双休和放假这些让工人休息的时间是什么?表象是为再生产提供蓄力，本质则是一份人权的落地，是民本之自由的一部分。

　　工人理应享有休息与定义休息的权力，因为自由一旦被禁锢，对于规模化生产也是弊大于利的。

　　这也是诸多行业眼下产生“内卷”的缘由之一，所以我说现下这种调休制度实为反动。

　　恰如阶级的固化、社会流动性的丧失，不仅仅是个道义问题，更是个生产层面的政治问题。

　　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均达到一定程度(任你消费主义宣传如何蛊惑、如何洗脑，穷人也没钱消费你的产品了)，定然由于需求跟不上生产而爆发经济危机——这和封建社会土地兼并达到临界点、必然爆发农民起义，是一个道理。

　　渴望正常的上下班时间，要求尊严对等的劳资关系，期待充足的与朋友/爱人/父母相处的生活时长，盼望房价物价之于自己的收入不至于如喜马拉雅般高不可及，愿景到了退休年纪就能够安享晚年——这些，放之四海皆为一个正常人、正常社会之基本，唯独在今日中国要被定义为“躺平”“废柴”“摆烂”……真乃荒谬。

　　早在2015~2019年期间，冰岛就进行了一项试验，招募了2500名不同领域的员工，让他们每周工作时数由40小时减少至35~36小时，且工资不发生变化。

　　实验结果发现，这些员工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在好转，也较少对职业感到倦怠。

　　这样的尝试其实也是有传统的，可追溯到1842年，当时伦敦出现了一个名叫“早打烊协会”的组织，他们主张除了星期天之外，星期六也能够让大家早点下班。这样一来比较人道，二来大家星期六早点休息，可以做点自己家里的事，休整一下，养好精神，从而能够在星期天严肃地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那个时候一周只休息一天，为了宗教祷告)。

　　一番拉扯之下，很多工人开始在星期六不认真工作，要么旷工，要么上班“摸鱼”。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老板不得不逐渐让步，允许工人星期六早点下班休息。

　　结果却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效果：英国的休闲娱乐产业开始出现。大都会的劳工阶层，晚上有了空闲，能够去剧院看杂耍、魔术、马戏团表演、剧场表演等，今天的伦敦西区人爱去剧院看演出就是这样发展而来的。

　　这样反而从另一方面促进经济新形态的产生，到最后，休假对经济并没有造成想象中的损失。并且，虽然看似工作时间减少了，工人们的工作效率却得到了提升。

　　1914年，福特汽车创办人福特，率先主张将工人的工作时间从九小时缩到八小时，在当时的英美资产阶级当中很少有人这么做。到了1926年，他更率先规定全公司周六休息，“周休二日”就这样开始了。

　　为什么福特要这么做?其实他很精明。福特发现，如果让工人们休息多一点，固然减少了工作时间，但是他们的状态和精神都会更好一些，效率提升，他反而能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还是要提法国：2000年的情况，法国职工工作时间从每周39小时减少至35小时后，失业率由高于欧盟整体的10.2%下降至最低7.1%。

　　2022年，英国61家企业和近三千名工人参与了一项历时半年的实验，在保留原有工资的前提下减少工时，每周工作四天，休息三天。

　　实验结束后，其中56家公司(占92%)选择不恢复五天工作制，继续试行四天制，18家公司决定永久改为四天工作制。

　　然而!我国的《工人日报》去年2月24日针对西方的这一“乱像”，竟然发表评论文章《少上一天班，究竟“香不香”?》，称：

　　尽管近年来全世界四天工作制试验的节奏明显加快，但现在要下定论或许还为时尚早。尽管在多国试验中收获了一片叫好声，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肯定地说，四天工作制一定‘没问题’。

　　《工人日报》?我建议赶紧改名吧，毕竟这种数典忘祖之事这份报纸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所谓“躺平”，并非自暴自弃，而是在认清社会现实、特别是明晰了今天各行各业门阀割据、上升通道狭窄之后，选择了认命，而不再愿意为既得利益集团贡献更多于自己无益的「剩余价值」。

　　很多人自我标榜“躺平”，实为一种无奈。

　　正如如果没有三年前“骑手质疑饿了么变相降加班奖励”、“饿了么被曝为留骑手过春节而画大饼”、“外卖员吐槽1000元订单配送费仅5元”、“饿了么猝死员工被爆每天被扣3元”………诸如此类种种的极端压缩成本、拔高强榨剩余价值的行为，会有2021年3月份饿了么骑手们的全国性大罢工吗?他们会去停止劳动、停止生产吗?

　　你若问饿了么为什么不多招点人、不停止众包模式而完善劳资关系(匹配所有的险金社保)?

　　人家资本家面对这种问题，估计能翻你一天一夜的白眼。

　　四年前的货拉拉事件同理，你质问货拉拉平台为何不安装摄像头、不提高安全维护成本，货拉拉大boss估计要被逗乐：“还不如等到死了人，我届时再赔个钱划算呢!”

　　此前的滴滴顺风车莫不如此。

　　包括汽车巨头福特公司，曾经有过内部计算，没有投入安全设备的话，公司因为赔偿事故遇难的损失为$49.5 million，而投入安全设备、修复安全隐患的总成本则为$137 million——资本果断选择了前者。

　　同理，饿了么同样不会“傻了吧唧”地多招骑手、多发奖金、多缴社保，它必须把骑手数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既能让骑手不得不疯狂闯红灯，又能让闯红灯带来的死人风险被降到一个资本可接受的赔偿范围，最终实现GMV和利润的最大化。

　　大不了，还可以发明一个“请消费者宽容骑手”的戏码，发动无产阶级斗无产阶级，而资本则立于不败之地、两头坐收渔利。

　　前三十年，国家的口号同样是“奋斗”，但奋斗是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受到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威胁”，而今天来自政策与职场的一系列PUA奋斗论，已经让奋斗者们很难再有兴趣和勇气去创造下一代了。

　　毛主席那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国工人节衣缩食积累了三十年的巨大财富，在“入世”前后如开闸洪水一般看似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伴随着90年代末的私有化，众多矿山、煤田、钢铁厂、汽车厂被以白菜价卖给民营野蛮人和外资洋大人，曾经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看起来交给了国家以“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名义上储存下来，但实际上送给了柳传志、张明杰这样的人，乃至今天的众多“民营企业家”。

　　两弹一星、核潜艇、大寨、杂交水稻，这些确实是无产阶级科学家和最广大工农与劳动人民群众用貌似996模式干出来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造福的是谁?

　　是全体中华民族的国运福祉，它永葆了中国的边境安宁和外交地位的抬升——而不是某一家财阀或资本家的私人账户。

　　前三十年，叫做“劳动人民身先士卒当家作主”;如今之境况，叫做“被剥削阶层甘为奴役甘为仆狗”。

　　所谓：“宁当国家的一颗螺丝钉，不做资本家的一株韭。”

　　用私有制逻辑，去套述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的奋斗岁月，这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对艰苦年代里那些奉献青春不求回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乐观主义精神最卑鄙的侮辱。

　　侮辱一个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美化和粉饰另一个制度;正如消除自己对一个制度的恐惧，是为了助长自己对鼓吹另一个制度的勇气。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不缺为国家奋斗献身的人，那个遍地王进喜、满目焦裕禄的时代还依稀历历在目，直至弄到今天这步90/00后群体性反感加班、憎恶调休、痛恨PUA洗脑的田地，罪不在这些年轻一代。

　　不生不育就是最好的非暴力不合作表达，“奋斗者们”在今天已难再有兴趣和勇气去“为国家”创造下一代了。

　　如今中华大地之局面，配合我们曾经走过的那段阶级长征路，恰如其分地应证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几近两百年前(1835年)对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评语：

　　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泛出了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文明在这里创造了奇迹，但文明人却把这儿又几乎变成了野蛮人。

　　跋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的话可谓振聋发聩：

　　与工人对立的已经不是个别官吏的个别不公道，而是国家政权本身的不公道。

　　这个政权把整个资本家阶级置于自己庇护之下，并发布对这个阶级有利而大家都必须遵守的法令。这样，工厂工人同厂主的斗争，就必然变成反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反对以资本剥削劳动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结构的斗争。

　　因此，工人的斗争就具有社会意义，成为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反对一切靠他人劳动为生的阶级的斗争。

　　要终止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只有采取一种手段，就是消灭劳动工具的私有制……只有这样，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斗争才能结束。

　　为此，就必须使政权即管理国家的权力，从处在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影响下的政府手里，或者说从直接由资本家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手里，转到工人阶级手里。

　　这就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这就是工人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条件。联合起来的觉悟工人应该向着这个最终目的奋勇前进。

　　党的建立、党的成长、党的执政都是来自于工农阶级的庶民，因而保障“权力来源阶级”的权益同样实在维护党自身的威信。

　　正如保障“民众参与政治运动”与“一党领导一切”理应是相辅相成、彼此共生的，互相捍守着对方与自己的合法性。

　　像列宁1917年11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演说：

　　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

　　毛主席更是有指：

　　应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介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工人罢工自由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时刻宣示本阶级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地位，用以警醒那些不事劳动、高高在上、只会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和把权持章的尸位官僚。

　　2021年五一前夕，一则#北京一处级干部体验做外卖小哥#的新闻刷了屏，不论这位领导出于什么目的，但从他的反应和发表的感想来看：① 现在阶层之间的差距确实很大，高层对底层依然存在误解，比如外卖这个拿命换钱的职业竟然依然在很多人眼里以为是个不错的行当，以为可以轻轻松松月入一万;② 这个活动对于这位领导的启示和触动，从他的抒情来看应该是真实的。

　　所以，建议这样的活动多开展起来，把领导干部高耸的目光重新拽到黎明百姓中来，把领导干部肥大的屁股重新拽到工农阶级中来。

　　1919年，青年毛泽东曾高呼：

　　既有人倡言“不许”，即是好现象。由一人口说“不许”，推而至于千万人都说“不许”，有低声的“不许”，推而至于高声的很高声的狂呼的“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

　　如果还是回到大的宏观角度而论，「阶级的自由」如果被锁缚，「阶级的文明」如果被压制，那么必将羁绊这个阶级的前进步伐，后果无疑是毁灭性的，也就是那句耳熟能详的预判：“白匪军的卷土重来、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

　　何为出路?恐怕仍需以列宁导师的观点为导：

　　资产阶级利用自由，是为了高枕无忧;无产阶级需要自由，是为了更广泛地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无论有教养的人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个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专横势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当这种斗争减弱下去的时候，工人所争得的成果立刻就开始被夺回去。俄国的革命证实了国际歌中的一段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回顾一下1921年夏天的南湖画舫，我们党的纲领吧：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第二年的9月初，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和领导下，以“安源工人俱乐部”为组织核心，发动举行了大罢工。

　　时年29岁的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安源后，在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研究罢工事宜时指出：

　　斗争中要有勇有谋，口号要提得‘哀而动人’，争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

　　在安源路矿，近百年前的一万七千名工人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一致决定举行大罢工。

　　四十五年后的1967年1月，毛主席又用极简的语言道出了人类政治文明最深彻的哲学：

　　大风大浪也并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今天的条件下，发扬大民主，只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打掉那些束缚群众手脚的清规戒律，打掉那些千奇百怪的旧框框，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革命就是无罪，造反就是有理!

　　这句话的背景是上海“一月革命”的胜利，上海市民、革命群众在沪上建立了一个如巴黎公社般雄伟的组织。

　　这个组织，由毛主席亲自建议命名为“革命委员会”，这在老人家看来是又一次“庶民的胜利”：

　　这样好，以前是解放军解放人民，现在是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解放军从旁协助!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日，应当重塑和强调认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以及干群关系的扭转方向。

　　列宁曾在《五一节》中说：

　　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击溃千百万日益觉悟、日益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工人们的每一次失败都推动更多的战士参加战斗，都促使更广大的群众觉悟过来，走向新的生活，准备新的斗争!

　　只有战斗，只有不断深化自我革命，才能在增量上夺取、在存量上守护属于工人阶级的权益。

　　全世界劳工万岁，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