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比较人民的两个儿子？

2010年10月

　　从10月20日开始，中央电视台连播电视剧《毛岸英》。

　　看了几集后，网民留下了肺腑之言：毛泽东不愧是人民的伟大领袖，毛岸英不愧是人民的好儿子。从这些留言中我就联想到，邓小平先生也曾自诩是人民的儿子。那么人民的这两个“儿子”到底怎么样呢?他们各自的马列水平、功劳、人品暂且不谈，只把他们各自写的信拿来比较一下。

　　毛岸英的信只以他写给表舅的信为例。邓小平先生写的信很多，不一一列举，只以几篇公开发表的《邓小平为儿女写信求助汪东兴》为例。本转引入不加任何评论，把这个权利留给广大的网友。同时，也可以把大家熟知的毛泽东的儿女情和邓小平的儿女情比较一下。我想人民自有公认。

　　2010年10月

毛岸英写给表舅父的信

　　三立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你们离开三福旅馆的前一日，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次日再打电话时，旅馆职员说你们已经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本想复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却把他的地址同信一起丢了(误烧了)，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望告。

　　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舅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舅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性，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使“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舅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舅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舅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收到了。事情已经转组织部处理。但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地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候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了。因为此事经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复。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已开始工作了吧，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经碰过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

　　祝你健康!

　　岸英上 十月二十四日

　　张宏良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7

　　张宏良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l010

　　关联阅读：

邓小平为儿女写信求救助汪东兴

　　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说：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为了大女儿的婚姻问题，为了大儿子和小儿子上学的问题，他多次给毛泽东写信。后来，他又给汪东兴写信。能为儿女们想到的、做到的，他都竭尽全力去做了。

　　为儿女们的事写信

　　1970年2月9日　，邓小平在给汪东兴(196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信中写到:

　　“12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1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乐可知。本来，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邓林和邓楠)也回来聚一下，她们没有请准假。好在他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

　　“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28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使在工厂顶班劳动八个小时，也似有困难的。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

　　“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的奢望了。”

　　“从今年1月份起，中央给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205元。1月份，曾请省革委会负责同志向你请示，这个数目是否是我们今后长期的固定的生活费用，未见复示。前几天，又收到2月份的，还是205元，我们当即了解这是新的规定。我们当照此规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当然坦率地说，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九口人之家(我们夫妻，我的继母，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们供给的)是不无困难的，因为除邓林已有工资外(她本人病多，最多只能自给)，我的大儿子，邓朴方在医院每月需要35元左右(吃饭25元是医院规定的，抽烟及零用约10元)，两个大学生每月30元左右，三人即需约90至100元。我们在南昌的三个人，只有100元开支。此外，我的小女儿毛毛、小儿子飞飞在公社劳动所得，只够吃饭，其他需用也要适当补助。再者，我们还得积点钱作为孩子们回家的路费(路远，每人来往约需100元左右)和回来时的伙食费(回家来总要改善一点伙食)，以及每年总要补充一点衣物、日用品。这样算来，当然是紧的。但是，党既然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自当从我们自己用的100元中，每月节约二三十元，积起来作为他们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费。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

　　“小孩子回来一次花钱太多，也很不容易。将来希望能先将毛毛调到能够靠近我们一些的地方。”

　　1970年9月13日　，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了儿女们的事：“我和卓琳的情形，同过去告诉你的完全一样，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晚上，读书、学习、看报、听广播，还做些家务劳动。除了去工厂外，未出院门一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的生活日用，由黄同志和一战士帮助，所以没有什么困难。劳动成了我们最大的一种需要，虽然在盛暑，我们也坚持到工厂。在自己院里，还种了点菜蔬。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个小孩通信。在医院的大儿子邓朴方，据说治疗方面有一点进步，过去非用人工挤掏，不能大小便，现在能自己小便，勉强能大便了。这使我们很高兴。他的生活由中央办公厅直接照顾(据说每月30元，伙食25元外还有5元零用，很好了)。大女儿邓林仍在河北宣化，他们学校还在搞运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如果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夫妇仍希望你能给以帮助(上次信提及此事)。其他几个孩子，都在农村劳动，一个在山西忻县，一个在陕北富县，一个在汉中宁强县。”

为大儿子治病写信

　　1970年9月，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说组织上认为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决定出院，由一护理人员送来南昌同他们一块儿生活。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太突然了。儿子病情究竟好转到什么程度、是否还需要继续治疗、送到这里他们有无能力照顾等，使他惶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写信给汪东兴，向中央求助。1970年10月17日，邓小平给汪东兴的信：“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已可以自己小便，虽还很困难，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运，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三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几岁了，我67岁了。卓琳虽只有55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高血压较严重(最近低压又由100上升到116，高压180)，心脏病也在发展。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朴方)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以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 又在301医院继续治疗几个月后，组织上认为邓朴方的病情确有好转，但考虑到邓小平所反映的实际情况，没有送往江西。从三0一医院出院后，送进了北京社会救济院。邓小平疼子之心甚切，得知此消息后，邓小平毫不犹豫的，立即提笔，再次给汪东兴写信。 “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当然，把他接回来，我们三个老人在护理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上床下床都要有人帮助搬动的。如果组织上能批准我们，有一个人帮助我们买买东西，做些杂务，同时护理一下邓朴方，那我们是非常感激的。如果组织上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那我们夫妇也愿意自己照料邓朴方，因为这是我们不应回避的事情。不管领导上是否批准有一人帮助我们，我们决心请示组织上照上次的决定，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恳请领导批准。如果领导上批准，请早告诉我们，以便我们好作准备，免得临时仓促。静候你的指示。邓小平的一片爱子之心跃然纸上。历尽周折，1971年夏天，邓朴方终于获准到了江西。

　　为子女上学写信 1972年，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被分别安排进两所大学学习，令邓小平和家人喜出望外。4月22日，他再次提笔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东兴同志：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我们的情形一切照旧，不过我的继母三天后就要去天津帮助我的妹妹生产和带小孩，她七十几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几年来，在我们家里很劳累，所以我们劝她去天津一时期，比较松动一点。她走后，两个孩子上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照顾一个残废的大儿子。因此，我暂时不能去工厂劳动，必得在家里做事(卓琳身体也不好)。我们想请一个人来帮助做做饭，特别帮助照顾残废人，已向领导提出，据说找人不易，工资较高(30元以上)，且看找的结果如何。没有别的，就怕我和卓琳有一人生病就难办了。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卓琳说：“因为我们的事连累了孩子们，今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些。”

　　(转引自《甘肃科技报》 2010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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